社会心理学的演化一种学科制度视角.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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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学的演化一种学科制度视角

方文：

社会心理学的演化:

一种学科制度视角

方文  2005年10月8日14:

06  《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学科发展史是学科理智史和学科制度史的双重动态史。

本文尝试从学科制度的视角分析社会心理学的学科发展历程。

以之为出发点，作者认为:

跨学科社会心理学的式微，其主要原因是暂时的学科制度创新，受到既定正统的学科制度的挤压而丧失了其合法性;作为统一的美国社会心理学学科诉求的失败，源于其社会心理学的理智分裂和学科制度分裂之间的交互强化;社会心理学的主流历史话语的建构，则源于学科制度精英在学科制度中同时也是在学科理智发展中的符号霸权化过程;而欧洲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壮大，则是欧洲社会心理学的理智诉求和学科制度建设之间良性互动的结果。

文章的结论是:

学科制度视角在学科理智视角之外为学科进展提供了基本的分析框架、策略和工具。

   关键词　学科制度　跨学科社会心理学　三种社会心理学　欧洲社会心理学　历史话语

   作者 方文，1966年生，哲学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在北大、牛津或敦煌石窟，在昨日、现时或明天，作为学者，其肉身虽受限于具体场景而呈现出不同的面向，但其精神脉动则是同质的。

这是学者的命定。

他们宿命地隶属于一种跨越时空的理智共同体（intellectualcommunity）。

每个个体的血脉点滴地融于其中，从不间断永不停息。

在这种共同体中有:

同质的追问:

人的存在、困境及救赎之道;同样的求索动力:

单纯的好奇心和完善人类物种生存境况的实际功用诉求;同样的元方法律令:

超越理智—情感二元对立的永不停息的批判、反思和怀疑;同质的评价准绳:

简单的完美;同样的英雄系谱:

柏拉图、孔子、康德等;同质的原型:

孔子学堂和柏拉图学园;同样的深层语法Π论说方式，尽管各有各的方言。

这种理智共同体的气息和生命，作为人类智慧活动所蕴涵的人文理念或人文精神，在每个学者身上流淌;而它的质地则像胚胎发育一样，在缓慢地流变、分化和完善。

殆至19世纪初，伴随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它获得了崭新的存在形式即现代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community）。

尽管在这一共同体内部存在着符号资本或符号资源的霸权或分层，但概而言之，它是种种具有独特尊严和合法性的独立学科的集合体。

而特定学科的独特尊严和合法性的建构则有赖于其理智进展和学科制度的完善。

不过，迄今为止学科理智进展的视角受到广泛的重视，而学科制度的视角却受到致命的忽视。

本文尝试以社会心理学作为个案，构造一种学科制度的分析视角，以之来观照社会心理学的百年进程，并由此对困扰社会心理学学科发展的一些基本论争进行评价和解释。

一、学科制度:

制度精神和制度结构

   学科制度，是规范特定学科科学研究的行为准则体系和支撑学科发展和完善的基础结构体系，我们把前者称之为学科制度精神（theethosofdisciplinaryinstitution），后者称之为学科制度结构（theinfrastructureofdisciplinaryinstitution）。

（一）学科制度精神

   勾画或梳理学科制度精神，我们必须深入研究:

（1）全部人类智慧活动史所蕴涵的人文理念或人文精神;

（2）界定作为规范科学活动过程普遍原则的科学阶层或学者阶层独具品质的精神气质;（3）与之对应的可以测度的操作细则（方文，1996）。

   1.智慧活动的人文理念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构造了一个意义深远的洞穴比喻。

洞穴中的“囚徒”心满意足地生活在黑暗之中，把墙上的阴影当成真实的实在;而哲学王，惟一见过太阳的智者，则处在一种尴尬的窘境之中:

道出真相，引导众人走出洞穴;同时又有被众人视为疯子的危险。

通过对柏拉图的现代阐释，可以剥离出哲学王（或学者）两种命定的品质:

天生的使命感——运用智慧追寻现象背后的真谛，以造福于人类;天生对现状和既定秩序的理性批判和怀疑精神，以及对更为理想境况不懈追求的信念。

前者使他获得尊严，而后者则使他往往处于殉道者的地位。

   整部智慧活动史为柏拉图的深刻洞悉提供了令人沮丧的注脚。

学者阶层成为人类历史上受难深重的阶层。

当人类把荣耀和溢美之词虚伪地抛给前世受难的天才时，往往又毫不留情地对现世的天才进行打击和折磨，同时又毫不吝啬地将一些沽名钓誉的伪天才或伪学者尊为偶像。

我们不能寄希望于长时段历史的公正，应当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使人类脱离自己强加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的启蒙运动（康德，1991），构建更为公正自由和民主的社会成为现实的可能。

   在科学共同体的制度化过程中，作为理智共同体中的业余爱好者的学者阶层，被职业学者阶层所替代和超越。

虽然其所蕴涵的导师及殉道者的角色在不断地淡化，但它所特有的使命感和批判意识，仍作为不竭的人文脉动，注入现代形式的大学理想之中。

   在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商业化的巨大压力下，大学（及其相关机构）是保障纯粹理性存在合理性的最后神殿。

大学能提供自由探索的空气;它明示重要与不重要之间的区别;它保护传统，不是因为传统就是传统，而是因为传统提供了在极高水准上进行讨论的模式。

“我从未想过大学是为周围服务的一个部门;正相反，我始终认为社会是为大学服务的。

……如果没有大学，所有理性生活的美好结果都会跌回原始泥泞中，永远不能脱身”（布鲁姆，1994）。

大学因此必须站出来捍卫孤立无援的纯粹理性，恪守智慧活动的人文理想;它应该、也有能力保存伟大的思想、伟大的行为和伟大的人物以对抗流俗，并使不竭的批判怀疑精神得以滋养。

   2.科学活动的精神气质或普遍原则

   智慧活动的人文理想，贯注于制度化的科学活动中，构成作为职业的科学阶层独具的精神气质（theethosofsciences），或者规范科学活动的普遍原则。

依据默顿的经典阐释，四种制度化的道德律令即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共有主义（communism）、无私利性（disinterestedness）和组织化的怀疑精神（organizedskepticism），构成科学活动的精神气质（Merton，1990）。

   3.普遍原则指导下的操作细则

   智慧活动的人文理想，以及与之相关的科学活动的普遍原则，可以理解为普遍的道德律令。

以之为出发点，我们可以在具体的科学实践中推演出具体的操作细则（方文，1996）。

普遍原则是文化免疫的（culture2free），具有全球性的特征;而操作细则是文化负荷的（culture2laden），它依文化变式的不同可能有所变异，具有本土性的品格。

   智慧活动的人文理想，科学活动的精神气质和普遍原则指导下的操作细则融入确定的学科制度精神之中;特定学科的理智进展，有赖于学者将这种精神内化为自己的道德准则，以及对科学研究中的作伪行为的社会监控和惩戒。

（二）学科制度结构

   学科制度结构是学科合法性建构的另一个要素，也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学科制度结构，是支撑学科研究的物质基础，它至少包括四类基本范畴:

职业化和专业化的研究者及他们赖以栖身的研究机构和学术交流网络;规范的学科培养计划;学术成果的公开流通和社会评价;稳定的基金资助来源。

下面分别述之。

   1.职业化的研究者

   研究人员的职业化和专业化，是特定学科合法性建构的基本指标。

通过他们诚实有效的创造性劳动，特定学科在经验材料和理论建构方面逐渐积累丰富的材料，一种新的学科认同和职业身分或角色，在科学共同体内部同时在学者心智中呈现出来。

他们开始被称为诸如社会心理学学者。

   职业化的研究人员，必须栖身于确定的研究机构如大学系科或其他研究机构中，才能开展其研究活动。

研究机构为研究者提供一种基本的社会身分或社会标识范畴。

不同研究机构中具有同样社会标识范畴的研究者，建构独特的学术交流网络如学会。

这种网络小至区域性，大至全球性，成为无形学院（invisiblecollege）（Crane，1972）。

   2.规范的学科培养计划

   科学研究是没有止境的智慧苦行，它需要一代一代的学者寂寞而辛苦的劳作和不竭的传承。

规范的培养计划，即规范的博士后、博士、硕士、本科和继续教育计划，一方面履行特定学科的社区服务功能，另一方面则为学科的发展训练和培养源源不竭的后备人才和新鲜血液。

科学之门类似于地狱之门;就其真谛，她应该能够对一切有抱负的天才开放，而不论个体的社会或生理特性。

在独特的校园文化场景中，借助导师—学生之间、学生—学生之间的痛苦而刺激的互动过程，精神活动得以激发和积累，智慧传统得以分享而流布，相互竞争而合作的学派得以生成。

   导源于相互竞争和对创造性成就的公正评价，学者和其栖息的研究机构，又呈现出确定的声望等级和功能分化。

规范的培训计划，因此又成为学者及其机构的声望和成就的一个指标。

只有学术成就卓著的学者和机构才会被赋予培养博士后和博士的资格。

学术创造性的竞争，因而也是学者和天才学生在不同机构不同国家之间的竞争。

   3.权威出版物Π

   学者/机构之间的竞争，是对科学发现优先权（scientificpriority）的竞争，文本载体是其唯一的评判指标。

优先权并不认可个体大脑中的抽象思想，只关注能够在科学共同体内部传播、评价和分享的文本载体。

科学发现的优先权，以及与之相关的命名权（theeponymouslaw）即科学发现的财产权，导致对科学研究独创性制度的认可，以及在学术积累基础上的竞争与合作。

权威出版物的重要意义因此凸现出来，它包括学术期刊、学术会议论文集、专著、教科书及其衍生物。

   依据确定的匿名审稿制度，学术期刊中的科研报告和学术论文，刊载着最新的独创性的思想、方法和技术，在科学活动中占据中心地位。

依据引文指数和影响因子等文献计量学的指标，科学期刊被置于金字塔一样的学术声望等级结构中。

因此，每个学科都有自身的“旗舰期刊”（flagshipjournal）。

它反映特定学科重要的研究进展和前沿热点，预示着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

因此，旗舰期刊和一流学者之间呈现出相互优化的态势。

一流学者借助旗舰期刊积累其符号资本，扩大其学术影响，巩固其学术霸权;而旗舰期刊则因吸引和发表更多一流学者的优秀成果而维护和提升自身的霸主地位。

此外，学术会议和研究专著，也反映学科重要的理论和经验进展。

   特定学科内，在研究基础上获得广泛共识的概念框架、方法体系和经典研究案例，作为学科内核，构成学科教科书的主体内容。

因此，教科书作为学科发展成熟程度的重要指标，是学科知识传承和学科认同形塑的主要媒介。

特定学科的潜在研究者，首先是通过教科书而获得有关学科的直观感受和基础知识。

并且，不同年代权威教科书的内容变迁，实质上负载着特定学科理智演化的重要信息。

   4.基金资助（researchsponsorship）

   学术研究，至少在初期是一项费钱的事业。

稳定的基金资助，是其健康发展的重要制度保证。

但不同的基金主体有其特定的研究兴趣和意识形态偏好，可能会干扰研究的正当过程。

1960年代初的卡米拉项目（CamelotProject）的丑闻，已经引发学者广泛的反思和警觉（注1）。

因此，如何广泛地动员社会资源以资助学术研究，同时又保持研究的相对独立性，从而建构基金资助和学术研究之间的良性互动，则需要学科制度和其他社会制度之间完善的相互沟通。

   总起来看，学科制度精神，较之学科制度结构，更容易传递、移植和建立。

学科制度精神，是跨学科共享的和内在强制性的;而学科制度结构，可能因学科本质的差异而呈现出特异性。

另一方面，在学科制度中，其研究者作为社会行动者，具有多重认同，尽管学者认同是其基本的和突出的认同特质。

因此，学科制度，必然和其他的社会制度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

其后果是科学研究的价值—中立预设经受着严重挑战。

二、学科制度视角:

主流社会心理学的基本问题分析

   下面，笔者将从学科制度的视角讨论困扰社会心理学的一些基本难题。

（一）暂时制度创新:

跨学科社会心理学的兴衰

   卡特莱特论证道，在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史中，如要列出影响最大的一个人物，那肯定是希特勒（Cartwright，1979）。

希特勒的上台以及他所导致的国际社会动乱，对美国社会心理学有两大直接影响。

第一，纳粹的排犹政策导致大批天才学者群体的跨国转移。

因为勒温、海德尔等杰出学者的加盟，美国社会心理学中行为主义的霸主地位开始瓦解，一种认知主义的研究框架和路径开始产生革命性的影响，由此形塑了当代社会心理学的主流形态。

第二，战争环境为社会心理学者和其他社会科学学者提供了独一无二的社会实验室和研究场景;社会心理学者开始获得“社会工程师”的社会角色。

   二战期间和战后几年，社会心理学曾经历短暂的跨学科研究的繁荣时期。

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一大批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和其他学者一起被政府招募，受军方资助，投入到一系列与战争有关的社会问题的研究中。

研究项目涉及人员管理（humanmanagement）和士兵招聘（soldierrecruitment），敌方和己方士兵的士气（morale）及其调控，宣传战和心理战（psycho2war），德国和日本的民族性格（nationalcharacter），战略轰炸对敌方的影响（Herman，1996）等。

具有不同理智渊源、方法偏好以及被不同制度分割的社会心理学者，因而有机会和其他的学者如人类学者、社会学者和政治学者一起，在问题—中心的跨学科项目研究中得以发挥独特的才智。

在这一时期，重要的理论模型、经验资料和研究技术得以构筑出来，其中具代表性的有斯托弗的美国士兵研究（Stoufferetal，1949—50），霍夫兰的劝说和沟通研究（Hovlandetal，1949）以及阿多诺的权威人格研究（Adornoetal，1950）。

   在战争时期，超越既定的学科制度堡垒，暂时性的学科制度创新成为现实;社会心理学者有机会在跨学科的项目研究中发挥独特智慧，并取得卓越成就。

于是，在战后，一系列社会心理学的跨学科研究和培养项目，在挑战既定的学科制度分割的背景下纷纷建立起来。

1946年，哈佛大学组建了新的研究机构社会关系系，它包括四个基本方向:

社会心理学、临床心理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

以帕森斯为首任系主任，社会关系系容纳相关领域的一流学者，如社会心理学家奥尔波特（G.W.Allport）、人格心理学家默理（H.A.Murray）、人类学家克拉克洪

（C.K.M.Kluckhohn）。

不过，社会关系系在20多年后即告解体，当时只是低级教员的霍曼斯在1974年成为社会关系系解体后重建的社会学系首任系主任（Homans，1984）。

密歇根大学于1946年在社会心理学方面组建了心理学—社会学的联合博士项目;但由于心理学家在其中占据主宰地位，该项目在1967年也被迫解体（Newcomb，1973）。

哥伦比亚大学1961年成立了跨学科的社会心理学系。

但少数教员在新系成立后不久，又尽力靠近心理学系，8年后社会心理学系最终解体（Jones，1998）。

   社会心理学跨学科的研究团体和研究机构的最终衰微，主要不是因为理智关怀或社会关怀的差异，而是源于既定学科制度的路径依赖或惯性。

在跨学科的机构中，研究者无法轻易地重建自身的学科认同和身分认同，面对主流学科制度的霸权，他们往往处于边缘地位;同时，由于被界定为学术越轨者，跨学科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往往无法在分界森严的权威出版物上发表;他们也较难获得经费资助。

而其学生，尽管具有较宽广的知识和技能训练，但因既定的学科制度在整个社会制度中的巨大影响和刻板印象，他们在人力资源市场上还是处于劣势。

被迫的暂时学科制度创新，不敌既定的学科制度惯性，而丧失其合法性。

（二）学科制度分裂:

三种社会心理学

   在经历战争期间和战后的快速发展之后，社会心理学从1960年代末开始，饱受“危机话语”的折磨。

所谓的危机，实质上是社会心理学内外交困所导致的学科信心危机。

就社会因素而言，社会心理学无法应对在冷战背景下所激发的剧烈的社会冲突和社会问题，如越战、学生运动和种族冲突;就学科理智因素而言，实验的方法霸权和实验方法的外在效度（externalvalidity）或生态效度（ecologicalvalidity）的缺乏，导致社会心理学者对整个学科理智进展的怀疑和批评（方文，1995，1997）。

社会心理学到底是一门统一的学科、亚学科还是交叉学科?

如何消解或调和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和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之间的敌意和冲突?

   豪斯在影响深远的论文中声称，社会心理学已经分裂成三种相互孤立和漠视的社会心理学领域，每种社会心理学各有其理智诉求、历史意识和学科制度基础（House，1977）。

第一种是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PsychologicalSocialPsychology，PSP）或实验社会心理学。

它的中心主题，是研究个体内在的心理过程和外在的社会行为如何受社会刺激或社会情景的影响;其方法定向是微观的，主宰性的方法偏好是实验程序;其研究者栖身于大学心理学系或相关机构，是美国心理学会（APA）的会员;其权威期刊是《人格和社会心理学杂志》（JournalofPersonalityandSocialPsychology）（注2）、年刊《实验社会心理学进展》（AdvancesinExperimentalSocialPsychology）和《社会心理学手册》（HandbookofSocialPsychology）。

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在美国社会心理学的整体学科图景中占据绝对的主宰地位。

   第二种是符号互动论（SymbolicInteractionism）。

它主要研究在实际的社会情景中社会行动者面对面的互动过程;其方法定向也是微观的，主宰性的方法偏好是自然情景中的观察和常人方法学（ethnomethodology）。

其研究者栖身于大学社会学系或相关机构，是美国社会学会的会员;其权威期刊是《社会心理学季刊》（SocialPsychologyQuarterly）（注3）。

   第三种是心理社会学（PsychologicalSociology），或被称为社会结构和人格研究（SocialStructureandPersonality），或者是情景社会心理学（ContextualSocialPsychology）。

它致力于研究宏大的社会结构（如组织、职业、阶级、阶层和宗教等等）和社会过程（如都市化、现代化、社会流动和移民等等）对个体特质和行为的影响。

其方法定向是宏观的，主宰性的方法偏好是大样本的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其研究者主要栖身于社会学系和相关机构，主要是美国社会学会的会员;其偏爱的权威期刊是《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

   三种理智诉求不同的社会心理学导致了与其相应的不同学科制度的建立和逐渐完善，而这种状况又强化了学科理智和学科意识的分化和差异。

其结果是三种社会心理学日益呈现出相互漠视相互孤立的境况;统一的社会心理学的诉求到目前为止还是幻象。

   （三）学科制度精英:

符号霸权和学科历史话语的建构

   学科历史的编纂，是学科认同和合法性建构的重要手段，也是学科历史意识的主要载体。

但编纂学科理智史，学者必须面对学科历史编纂学的认识论问题，无论是隐含的还是凸现的;对这些认识论问题的态度和立场，左右学者对学科历史材料的取舍及其解释。

这些认识论问题包含一系列的二元对立:

学科发展的动力，是伟人的创造还是时代精神的影响，即伟人说——时代精神说（greatmen/womenvs.zeitgeist）;学科的进展，是其内部理智演化的自然逻辑还是外在的社会需求的激发，即内因说——外因说（internalismvs.externalism）;如何合适地评价学者的理智贡献，是依据特定的历史情景还是今天的意识形态的主流倾向，即厚古说——厚今说（histori2cismvs.presentism）;学科的演化，是一系列的研究成就和研究传统的连续累积还是不断的断裂过程，即连续性——断裂性（continuityvs.discontinuity）;概而言之，学科的演化，是一系列失败的记录还是理智进步的庆典式的狂欢，即批评史——庆典史或辉格史（criticalhistoryvs.ceremonial/whiggishhistory）。

这一系列的二元对立，作为学科历史建构的认识论框架，潜藏在历史话语的叙述之后。

   美国主流社会心理学的历史话语的建构，与杰出的社会心理学家奥尔波特和权威出版物《社会心理学手册》密切相关（Danziger，2000）。

《社会心理学手册》初版于1954年，第二版于1968年，第三版于1985年，第四版于1998年，已经成为主流社会心理学发展的最为权威的晴雨表，它涵盖特定时期社会心理学在学科历史认同、理论建构、方法体系、研究主题和未来趋势方面的最新进展。

而奥尔波特为《手册》初版所撰写的卷首论文“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历史背景”（Allport，1954），已经成为主流社会心理学的标准、正统而权威的历史解释文本。

它作为卷首论文，又被重新收入第二版和第三版《手册》中。

主流社会心理学的界定、合法化过程和书面学科史亦即社会心理学的历史解释权，通过奥尔波特在三版《手册》中的长篇论文以及它的长时期的巨大影响，终于获得话语霸权。

这是学科制度结构对学科理智进展的形塑和再生产过程。

   所谓社会心理学，对奥尔波特而言，乃是致力于理解和解释个体的思想、情感和行为，如何受他人实际的、想象的和隐含的存在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奥尔波特追溯有关人性的社会本质的社会哲学思辨和社会经验论的历史流变，以之作为社会心理学的理智前史和渊源。

然后，他建构了社会心理学的“诞生神话”（theoriginmyth），这就是1897年特里布利特（Triplett）有关社会促进或社会助长（socialfacilitation）的实验研究。

从而他主张，只有实验程序被引入有关人类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的研究中，才标志着现代社会心理学的正式诞生。

其胞兄F.H.奥尔波特1924年出版的以实验研究为基础的社会心理学教科书，被认为是第一本现代社会心理学教科书（Allport，1924）。

    通过奥尔波特对社会心理学的学科界定和学科历史的厚今论式的梳理、表述和论证，社会心理学认识论的逻辑实证主义和方法论的个体主义获得正统和权威;作为研究策略的方法体系的异质性，被同质性的实验程序所取代;而学科理智进展的连续性和学科知识再生产得以合法化;学科的诞生神话得以确立。

在学科制度结构中，通过对奥尔波特的正统历史话语的表述、传承和再生产，主流的实验社会心理学的学科认同和历史话语得以制度化和合法化。

但在社会心理学学科演进过程中，所谓异端的观念、受压制的思想、寂静的过渡，作为沉默的大多数，溢出学科历史的视野而丧失话语权。

充满激动人心的冲突、焦虑、断裂和错误的学科动态史，被简化和切割为平滑、柔和和累积的学科制度中的符号霸权史。

政治史中的精英史和强权史，因此以变异的形式，潜入理智史中，印证了福柯有关知识背后权力运作的深刻洞悉。

三、欧洲社会心理学的学科制度建构

   直至197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