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美学研究专家曾祖荫.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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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美学研究专家曾祖荫

中国古典美学研究专家曾祖荫

　　中国古典美学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经几代学人的辛勤耕耘与努力探究，已逐渐走向成熟与完善，可谓著述颇丰。

然而多数论述，或是一次“匆忙的历史巡礼”，或是“粗糙的随笔札记”，往往没有构建在一定的体系之上。

其中能从东方美学的角度，审视其独异于西方美学特性的论述则更寥寥可数。

曾祖荫老师关于中国古典美学的研究便是这为数不多者之一。

　　曾祖荫，湖南益阳人，1933年出生。

1949年在地方任职，后转入部队工作七年。

1957年由部队考入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196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此后长期从事文艺理论的教学与研究，曾讲授《文学概论》、《古代文论方法论》、《毛泽东诗词选讲》等多门课程，并担任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副系主任、系主任等职，于1988年晋升为教授。

1989年因教学成绩突出，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

　　自毕业留校起，曾祖荫老师便致力于中国古典文艺学及中国古典美学的研究，经过数十年不懈的努力求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其中对中国古典美学的研究尤为出色。

多数研究者对中国古典美学的探讨，常常拘囿于历史的线索，以时间为序逐一介绍由先秦至清末的美学潮流、流派以及古代名家的美学思想等，最终往往成为一种对中国美学知识谱系的“历史巡礼”，对中国美学的民族特征缺乏深入的探索，更难以在这个美学领域中拓展新境界。

有评论者甚至戏言：

“什么是美学史？

就是美学家的历史。

”即便如此，曾老师却常常能立足于中国古典美学不同于西方美学的民族特色，不迷信西方美学的绝对权威，以东方美学的视角来考察中国古典美学，并进一步构建了较为完善的美学范畴体系。

　　早在80年代初期，曾老师便开始了自己的研究，无论是与彭立勋老师合著的意在引导初学者的《西方美学与中国文论》，还是独著的用于课堂教学的《中国古代美学范畴》及《中国佛教与美学》等，都有意识地着眼于本民族的文学及美学特性，进行阐释与生发，并在著述的过程中形成了建立中国古代艺术范畴体系的初步构想。

经由多年笔耕不辍的努力研究，这个构想在《中国古代艺术范畴体系》一书中得以实现。

书中认为“中国古代艺术范畴体系乃是元范畴‘道’随历史分期发展向二级本质（范畴）转化，并由第三子范畴（具体艺术范畴）从意动、形态、价值等三个层面上的展开所构成的审美心理――思维之网。

道与艺术形象的对立统一，是贯穿中国古代艺术范畴体系发展史之始终的基本矛盾。

”

　　在构建中国古代艺术范畴体系的基础上，曾老师又将目光投注到中国古代丰富多彩的艺术门类中，对书法、绘画等艺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不仅查阅了大量的书法绘画论著，更认真地进行了书法绘画实践。

多年的理论研读与艺术实践，使曾老师在几易其稿后，终于写成《中国古典美学》。

这本书可说是曾老师毕生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如该书提要所言，这本书“是从东方美学的角度，概括并叙述中国古典美学的特点和历程”，它“没有采用以美学家为纲的结构方式，而是把美学史的叙述和艺术作品的叙述适当地结合起来，把一般美学理论的分析和美学范畴的分析适当地结合起来，并立足于中国古代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中国古代美学传承不绝的特有持续性，揭示其辩证发展轨迹和历史逻辑，阐明中国古代美学史的基本发展规律”。

这本书不仅论述了中国古代美学理论的优秀传统，更具体生动地展现了中国古代丰富多彩的文学、绘画、书法等各门艺术的美学魅力，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与掌握中国古典美学。

　　在中国古典美学研究之余，曾老师对古代小说序跋部分的注释工作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谈及注释，多数人总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其不及鸿篇巨制有价值，然而，若投入其中，则知注释绝非易事。

曾老师对此便深有体会。

他对笔者回忆说，当时就有一个注释耗费了数月时间也未能解疑，后来在友人的提醒下才注释出来。

凭借这种认真求实的态度，曾老师参与了《中国历代小说序跋辑录?

文言笔记小说序跋部分》、《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选注》等书的注释工作，为读者阅读古代小说序跋答惑解疑。

　　除已出版的各种学术论著外，曾老师在《文学评论》《语文教学与研究》《文史哲》《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等核心期刊上也发表了多篇文章。

或是大胆质疑，如针对王元化的论文而写的《对“拟容取心”说>的商榷》，便在尊重原文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或是中肯书评，如《鞭辟入里富有新意――读徐涛》，对徐涛所编之书进行了中肯的评价；或是诗词鉴赏，如《杜甫赏析》，以优美的语言展现其独特的艺术鉴赏能力；或是漫论札记，如《乐心说漫论》、《“宇宙意识”考――关于闻一多与中国古典美学的札记》等篇，虽名曰“漫论”、“札记”，却无一不是严谨而富有条理的独到思索。

自然，曾老师更多的仍是关注东方美学、思考古代文论的文章：

如《美是人生真理的亲证――泰戈尔的美学思想》《关于中国古代艺术范畴体系的构想》《“文以气为主”向“文以意为主”的转化――兼论中国古代艺术范畴及其体系的本性》《意境与民族审美传统》等多篇论文，或是探讨异国美学思想的源流，或是展望民族美学体系的构想，都立足于本民族乃至东方美学的独特性进行阐释，展现出独到新颖的研究视域。

曾老师富有创见性的学术视角，在《怪异：

明清启蒙美学之特征》一文中更为突出。

文章对“怪异”这个颇有特色却鲜有人论的美学范畴进行了独到的思考与辩析，从“怪异”一词的由来谈到明清启蒙思想家的“怪异”言行，从文论谈及书论画论，追本溯源，论证严密而不失新颖，内容深厚而不失趣味，更进一步地丰富了中国古代美学范畴。

　　从1961年毕业留校任教至退休，曾老师用了三十余年的光阴在古代文论等课程上辛勤耕耘，授业解惑。

回忆起自己的教学生涯时，曾老师无限感慨，深叹身为人师的种种不易。

虽则不易，曾老师却能以身作则，不仅教学认真负责，更始终以亦师亦友的态度对待学生。

谈及曾老师的教学心得，有三个关键词可概括之，即“认真负责”、“平等相待”、“授之以渔”。

　　与笔者的交谈过程中，曾老师一直谦逊地认为自己“谈不上研究”，且教学也不及其他老师。

而当说到认真负责的教学态度时，曾老师却一改自谦，甚至不无自豪地说：

“认真确实做到了，我只承认这一点。

作为一名教师，第一，我不扯谎，实事求是，不懂的地方，弄懂再教。

不懂愣说懂，这传给学生贻害无穷。

第二，我要讲的课事先准备好，甚至每个字的注音，包括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声调，我都查字典查准，不含糊其辞。

认真这一点我确实做到了。

”曾老师不仅以认真自律，对学生的要求亦是如此。

培养古代文艺学研究生的首要之事，便是让他们认真研读郭绍虞先生主编的《历代文论选》，将书中的每个字读清读懂。

曾老师的认真负责还在于不止步于课堂教学，而能从教学中引发进一步的思考。

如对“中国佛教与美学”的研究正是在讲授《中国古代美学范畴》这一课程时，意识到不知佛教源流则难将中国古代美学讲透，因此查阅了大量的佛经典籍。

佛教的经书典籍大多艰涩难读，加之译本芜杂，研究起来实非易事。

而曾老师却能克服种种困难，完成了《中国佛教与美学》一书的写作，并用于课堂教学，为学生在佛教与美学的影响关系上疏疑解难。

　　“平等相待”、“亦师亦友”是曾老师一贯提倡并努力追求的师生关系。

他引韩愈《师说》中的文句谈道：

“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

这是古代的师生观，同样也适用于今天。

老师和学生之间应该建立起一种平等的学习关系。

做学问，的确是闻道有先后，我比你们年长，知道的当然比你们早一些，但这不代表你们以后不知道。

所以，在学术上不同意老师的观点甚至批评老师，都是可以的，而且应该提倡。

面对学生的质疑甚至批评时，老师不能居高临下，要平等地和学生交流。

”在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曾老师便是努力追求并实践这种平等相待的师生关系的。

不仅课堂教学如此，曾老师还认为写文章也应如此，作者与读者之间虽不能像师生一样，对坐交谈，但作者也应以一种平等对话的文风与读者交流，不以高者之态说教，也不可贬斥他人。

因此，曾老师尤为称赏胡适平易近人、如同对话的文风。

同样，在自己的文章或学术著作中，曾老师也总以谦和商榷的笔墨论述自己的学术观点，用语平易却又切中肯綮。

　　此外，曾老师更注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与研究问题的方法，提倡“授之以渔”的教学方式。

与笔者谈到“授之以渔”时，曾老师讲述了一个吕洞宾的故事用以说明。

故事说的是吕洞宾路遇一个身无分文的穷人，因十分同情穷人的遭遇，便用手指“点石成金”。

当吕洞宾将金子送予穷人时，穷人却出乎意外地想得到能“点石成金”的手指。

说完故事，曾老师微笑地向笔者挥动着食指说：

“学生也应该像穷人一样，向老师要‘手指’啊。

因为有了‘手指’，你才能通过自己来获得源源不断的知识。

老师讲授的知识就像吕洞宾所给的金子，毕竟是有限的。

”曾老师在课堂教学中，就实践了“授之以渔”的教学方式，有意识地培养学生自行研究的能力。

为此曾老师还特别开设了《古代文论方法论》等课程，重点讲授研究学术问题的方法，以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让学生用自己的“手指”去获取知识，开启智慧之门。

　　凭借这种认真负责的教学态度，平等相待的师生观念以及注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教学实践，曾老师在1989年被授予全国优秀教师的荣誉称号，而这项荣誉也是对曾老师教学成绩的最佳证明。

　　因为曾老师在军队里工作多年后才进入中文系学习，而真正接触并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艺学及美学也在入学之后，故与笔者交谈时，每每戏称自己是“半路出家”。

虽然如此，曾老师却也在中国古典文艺学及美学领域里努力求索了近半个世纪，做出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谈及治学经验，也有三个关键词可以概括，那便是“夯实基础”、“追本溯源”与“辩证思维”。

　　由于入学较晚，曾老师比一般学生更努力读书，常常夜读书籍至凌晨一两点，可谓求知若渴。

大学时代的勤奋苦读，让曾老师对古文熟知成诵，这为日后的古典美学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曾老师对笔者回忆说，与彭立勋老师合写的《西方美学与中国文论》一书，正是凭借自己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熟悉写成的。

据曾老师的描述，可说是“信笔成篇”。

当笔者问到如何治学时，曾老师认为基础非常重要，学术研究一定要建立在深厚的基础上，切忌泛泛而谈。

他还以做饭为例说：

“谈到做学问这个问题，你一定要有一个根基。

基本功不扎实，就做起大课题。

这就好比说，你只有二两米，却用来做二十人的饭，那怎么做得到？

中国古典文学本来就博大精深，典籍繁多，应当要具备扎实的古文基础才能深入研究。

”而曾老师在中国古典美学领域中的研究便始终以夯实基础为前提，如他在著述《中国古典美学》这本书中的元代艺术时，原本对散曲了解不多，却绝不含糊其辞或一笔带过，而是在认真研读了几大卷散曲古籍后，方始动笔。

　　学术研究不仅要基本功扎实，还要善于追溯学术源流。

曾老师以列宁的《论国家》一书为例，说到列宁正是在书中对国家的起源进行了周密的考证后，才能深入透析地揭示国家的本质与特征。

而针对笔者所学的现代文学专业，曾老师亦提示应从近代文学入手，不可局限于“就现代文学论现代文学”。

比如研究五四时期的文学思潮，应追溯其与中国近代启蒙思潮的内在联系，才能以历史的观点来看待“打倒孔家店”等过激主张。

追本溯源也是曾老师一以贯之的学术研究方法。

《中国古典美学》这本书，便是从中国古典美学思想尚处于萌芽状态的时代――巫史艺术时代写起，认为审美意识发源于原始社会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在原始艺术中得以体现。

这种写法独异于一般美学论著以美学家为纲的结构方式，对更好地认知美学源流有极大助益。

早期成书的《中国佛教与美学》，也是在充分了解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的缘起后所进行的研究，书中深入地探析了佛教的由来以及对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影响。

　　曾老师在强调基础知识与思想源流的同时，又再次说明思维方法的重要性。

曾老师甚至认为思维方法是学术研究的“灵魂”，他说道：

“思维方法不对头，那写出来的文字都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都是形式逻辑的东西，不可能深入。

这就好比一个人缺少了灵魂，徒具形体而没有实质。

”曾老师又进一步举例说明，尤为提倡辩证全面的逻辑思维方式：

“说到距离，一般的思维，会说是由某地到某地的一段路程，比如说一公里。

可是，如果以辩证的思维方式来看距离，我们就可以说距离是起点和终点的矛盾运动。

再比如说你是个女同学，这是一种表述，如果说你是生与死的矛盾运动，就又是一种辩证的思维方式了。

没有这种思维方式，看问题容易一般化，难以创新。

”曾老师不仅在《古代文论方法论》课堂上讲授辩证思维方式的培养，更将这种思维方式运用到具体的学术研究之中，如《中国古典美学》一书中就辩证地论述了“雅”与“俗”两个美学范畴的动态发展过程。

为培养辩证的思维方式，曾老师称赏恩格斯的观点，提倡看三本书：

黑格尔的《美学》《小逻辑》以及马克思的《资本论》。

培养研究生时，曾老师给学生的必读书目中就有这三本。

奈何“言之者谆谆，听之者渺渺”，多数学生都未能按照老师的要求，看完这三本书。

　　此外，曾老师还提到对古代文学的研究还要“入得其中，出得其外”。

“入得其中”即要具备扎实的古文基础，追本溯源进行深入研究。

“出得其外”则是说研究古代文学的目标指向应是现实生活，不能固守其中。

因为长期研究古代文学容易厚古薄今，不能对现实问题做出合理的判断，而一味迷信圣贤之说。

曾老师关于学术研究的经验之谈让人茅塞顿开，受益匪浅。

　　虽然，曾老师在中国古典美学领域笔耕不辍，著述颇丰。

但他却并不止步于此，而提倡“博学广知”及“活到老，学到老”的终身学习观。

他认为文理互通，认知全面才能做出好学问来。

如今已七十七岁的曾老师，正乐此不疲地学习用Photoshop编辑图像。

这种乐于求知、好学不怠的态度让年轻一辈的我们深感惭愧。

惭愧之余，更要努力向曾老师学习。

　　在与曾老师的交谈中，笔者能深深地感受到他的谦逊和蔼。

两个多小时的对话里，曾老师始终以真诚平等的态度讲述自己的教学体会与治学经历：

回忆起往事时，时而会心一笑，时而感慨长叹；讲到自己的著作时，时而侃侃而谈，时而沉思良久。

当笔者告诉曾老师在图书馆中未找到《中国古典美学》这本书时，曾老师当即便从自己的书架上取下一本新书来，并郑重地签上名赠予了笔者。

在树影婆娑，泛着墨香的小小书房中，这样一番真诚平等，亦师亦友的对话，笔者将毕生难忘。

　　罗燕玲，女，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