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什卡特里娜飓风来临时的抉择 卡特里娜飓风.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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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卡特里娜飓风来临时的抉择卡特里娜飓风
【布什:
“卡特里娜”飓风来临时的抉择】卡特里娜飓风
“卡特里娜”飓风是一场名副其实的世纪飓风。
它所损坏的领土面积与整个大不列颠的面积相当；它产生的垃圾达到了以往任何一次飓风的9倍；它是75年来造成遇难人数最多的一次飓风。
数据显示，飓风摧毁了30万所房屋，造成了960亿美元的财产损失，打破了之前所有飓风的纪录。
一 “谁在负责新奥尔良的安全?
”20__年9月2日星期五，我的这句提问打断了空军一号会议室里喧闹的讨论。
“州长负责。
”雷・纳金市长指了指黑木会议桌对面的凯瑟琳・布兰科州长。
所有人都把头转向了这位路易斯安那州的女州长。
她愣住了，表情疲惫而不安。
“我想应该是市长负责。
”她反驳道。
此时，飓风“卡特里娜”已经在墨西哥湾岸区肆虐了四天。
这一时速超过120英里的飓风席卷了密西西比州的海岸线，它引发的洪水漫过防洪堤涌入了新奥尔良。
这个城市80％被淹，受灾人数超过了45万。
新闻里充斥着哄抢和暴力事件的报道。
事后的统计显示，“卡特里娜”飓风是美国历史上造成最惨重经济损失的自然灾害。
事实上，它不仅是一个单一的灾害，而是一组三合一的天灾人祸。
它们由一个横扫墨西哥湾沿岸的风暴、一场因为溃堤而在新奥尔良引发的洪水及这所城市内爆发的大规模暴力行为和犯罪事件组合而成。
尽管在灾难发生时和灾难过后，我们见证了很多令人感动的无私行为和英雄事迹，但是“卡特里娜”留给世人的印象更多的是混乱、无能，以及老百姓对政府的失望。
严重的错误出现在了各个层面，从没能提前疏散新奥尔良的居民，到地方安全部队的形同虚设，再到沟通和指挥体系的崩溃。
作为联邦政府的领导人，我应该更早地认识到当地救灾能力的不足并及早进行干预。
我一向认为自己善于做出果敢而正确的决断。
但是在“卡特里娜”飓风袭来的那几天里，我没能做到。
并不是说我没能做出正确的决定，而是我花了太多的时间来做决定。
灾后我13次访问新奥尔良，每一次都向受灾群众表达了我真挚的同情和帮助他们重建家园的决心。
尽管这样，很多居民，尤其是来自非洲裔社区的居民，仍旧觉得他们的总统并不关心他们。
正如“卡特里娜”飓风远比单纯的自然灾害严重，这种误解所产生的影响也远比物质上的破坏要可怕。
它动摇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激化了美国社会和政府的内部矛盾。
它也给我的第二次总统任期蒙上了阴影。
在“卡特里娜”飓风刚刚过去的时候，人们激烈地讨论这场灾难，指责他们认为应该对这一事件负责的人。
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的情绪逐渐冷静下来，我们也可以更加清醒地回过头来思考造成这场浩劫的原因，救灾工作中的成功与失败，以及最重要的：
我们能从中吸取怎样的教训。
二 我们从20__年佛罗里达系列飓风中学到的重要一课，就是未雨绸缪的重要性。
当我们知道“卡特里娜”将要在新奥尔良登陆后，我将联邦紧急情况管理局警戒级别调到了最高。
政府预先准备了370万升的淡水，460万磅的冰块，186万份食物，以及33支医疗队。
这也是联邦紧急情况管理局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救灾预备。
军方也做好了救灾准备。
我们在“9・11”后新设立的北方司令部的总司令蒂姆・基廷将军将救灾部队部署到了墨西哥湾地区。
海岸警卫队的直升机也已经准备就绪。
在相关的各州，超过5000名国民警卫队员已经厉兵秣马。
其他州的警卫队员也做好了应邀支援的准备。
与后来各界指责的情况相反，国民警卫队员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人手不足的情况，不管是因为伊拉克战争还是任何其他原因。
周二一早，在“卡特里娜”登陆的第二天，我被告知此前收到的报告是错误的。
新奥尔良的防洪堤决口了。
大水从庞恰特雷恩湖涌入市区，给这个“盆地”盛满了水。
大约80％－90％的市民已经被安全疏散，但是还有数万人留在市区，包括住在下九区这样地势低洼地区的许多贫困和老弱的居民。
尽管这个城市急需救援物资，但是我们首先考虑的是救人。
我后来一直在反省，我当天怎么做才能扭转这种命运。
我始终坚信自己不在新奥尔良降落的举动是正确的。
如果我这么做，部分救援人员将被从救灾现场抽调出来，这显然是不对的。
更好的做法也许是在距离灾区以北80英里的州府巴吞鲁日市的机场降落。
在那里我可以跟州长共商救灾事宜，并让灾民们感觉到国家的支持。
我在巴吞鲁日降落并不能拯救任何人的生命，但它能对我的公关工作产生积极效果。
对于总统来说，公关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当人民正遭受苦难的时候。
在1965年飓风贝齐袭击新奥尔良的时候，林登-约翰逊总统星夜从华盛顿赶到了灾区。
他打着手电筒来到了第九区的一个临时避难所里。
“我是你们的总统，”他对住在那个拥挤而昏暗之地的灾民们喊道，“我来这里是为了帮助你们。
”不幸的是，我没能像他那样。
三 周三下午，我一抵达白宫就在内阁室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商讨救灾措施。
“每个部门都要向前推进，”我对工作人员说，“想方设法挖掘你们的资源。
”我在玫瑰花园发表了一份声明，介绍联邦政府所采取的应对措施。
运输部已经增派卡车运送物资。
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派出了医疗团队和遗体处理人员。
能源部启用了战略储备石油，以预防可能出现的油价暴涨。
国防部紧急向灾区派驻了巴丹号军舰和安慰号海军医疗船。
前者负责搜救生还者，后者将提供医疗服务。
联邦紧急情况管理局大幅增加了运往灾区的救灾物资数量，并为无家可归者搭建了临时避难所。
事后我们才知道，上述措施的组织和跟进工作存在严重不足，导致许多救灾措施被延误或没能完成。
这些后勤措施是必要的，但是它们跟美国人民在电视上看到的景象相比，显得杯水车薪。
在电视画面里，灾民们在乞求淡水，许多家庭被困在天桥上，还有人站在屋顶上，高举一个写着“救救我!
”的标语。
许多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在说着同一句话：
“我简直不相信这是发生在美利坚合众国的情景。
” 雪上加霜的是，除了飓风和洪水，我们还要应对第三个灾难：
新奥尔良市内的混乱和暴行。
抢劫者砸碎橱窗，哄抢枪支、衣物和首饰。
救援直升机为了躲避枪击而不能降落。
纵火者在市区内四处焚烧建筑。
当地警方无力维持秩序。
尽管有很多可敬的警察仍在坚守岗位，还是有不少人因为个人的事务而擅离职守。
更有甚者，有的警察甚至加入了罪犯的行列。
当我在电视里看到警察背着大彩电走出商场的画面时，我感到深深的震怒。
一出人间悲剧正在“超级穹顶”上演，这里成为了数以万计的难民的临时避难所。
三天之后，屋顶开始漏水，空调停止了工作。
上下水卫生系统也被中断。
各种令人发指的暴行开始见诸报端，包括强奸和谋杀。
处于混乱和沟通不畅中的政府根本就没法了解具体的情况。
我们过了好几天，才得知还有数以千计缺水少粮的灾民滞留在新奥尔良会议中心内。
既然警方无力维持秩序，唯一的办法就是派更强大的部队过去。
截至周三下午。
新奥尔良已经驻扎了大约4000名国民警卫队员，还有援兵正在紧急赶赴那里。
但是在州长指挥下的国民警卫队似乎也面临着寡不敌众的情况。
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这一问题，那就是向路易斯安那派驻现役部队，并将他们和该州的国民警卫队共同纳入联邦政府的指挥体系内。
第82空降师的战士们已经整装待发，我也准备好了向他们下达出发的命令。
但是我们面临一个问题。
1878年通过的《地方保安队法》明确禁止现役军人在美国境内开展执法行动。
以唐・拉姆斯菲尔德为代表的军方人士反对我动用第82空降师。
《地方保安队法》对现役军队的限制有一个例外。
如果我宣布新奥尔良处于暴乱状态，我就可以依法向那里部署联邦军队。
上一次《叛乱法》被推行，是在1992年父亲派兵平定洛杉矶暴乱的时候。
当时，是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皮特・威尔逊要求联邦政府这么做的。
《叛乱法》还可以在州长反对的情况下生效。
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为了执行最高法院废止小石城中央高中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判决，不惜出动101空降师与阿肯色州州长奥瓦尔・福伯斯对抗。
星期四早上，飓风登陆的第四天，安迪・卡德正式向布兰科州长和她的团队提出由联邦政府接管救灾工作。
但是这位州长不愿意将权力交出，这让我的处境非常为难。
如果我不顾她的反对动用《叛乱法》，那么全世界都将目睹一个共和党的男性总统以叛乱的罪名架空一个民主党的女性州长，而这又是发生在一个非洲裔移民聚集的城市。
这将会引发极大的争议，甚至引发灾难性的后果。
要知道路易斯安那州位于南方的腹地，几百年来这里的人对州自治权的问题一直非常敏感。
我决定在第二天亲自出面，说服州长改变主意。
这是我当上总统以来感觉最受挫的时刻。
我全身的直觉都在告诉我，我们需要将联邦军队部署到新奥尔良去平息暴力事件，加快重建工作。
但是我却被一位不顺从的州长、一群不愿配合的五角大楼官员及一条早已不合时宜的法令拦住了去路。
我真想无视他们而坚决采取行动。
但是在当时，我担心这样做将引发一场宪政危机，甚至有可能带来一场政变。
四 周五早上7点，飓风登陆的第五天，我在战情室召开了一次全体“卡特里娜”飓风相关内阁官员出席的会议。
“我知道你们都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我说，“但是这还远远不够。
我们需要尽快恢复新奥尔良的秩序。
决不能让混乱的局势继续失控。
” 我们乘坐空军一号抵达了亚拉巴马州的莫比尔，并在那里会晤了鲍勃・赖利和黑利・巴伯两位州长。
面对灾害，这两位出色的领导人采取了有效的疏散措施，与地方政府密切合作，并且迅速展开了灾后重建工作。
我们的下一站是密西西比州的比洛克西。
两天前我的飞机曾经在这里的上空飞过，但是当我看到地面的狼藉景象，还是吃了一惊。
我步行穿过了一片废墟，到处是破瓦残砾和被连根拔起的树木。
放眼望去，已经看不见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建筑物。
我看到一个男人坐在一大块混凝土上，身前有两块小石板。
我意识到这块混凝土是一所房子的地基，而那两块小石板原本是房子的门阶所在。
旁边有一台严重变形的电器，看起来像是他曾经的洗碗机。
我坐在他身旁，问他情况如布什与密西西比州比洛克西的一名男子坐在一起。
这里曾是该男子家门前的台阶。
何。
我原以为他会向我哭诉他所拥有的一切都成了废墟。
但他却说：
“我很好……我还活着，我母亲也还活着。
” ’ 我被他的精神和乐观态度打动了。
我在灾区的很多人身上都看到了这种精神。
我们的最后一站是新奥尔良。
在那里，我在空军一号上向布兰科州长提出了由联邦政府接手救灾工作的请求。
尽管我反复催促她给我答复，但她却显然不愿就这一问题做出回答。
我再继续求她也不会有用，因为这位州长实在是顽固不化。
当晚我回到白宫后，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了安迪・卡德。
他和白宫律师哈丽雅特・迈尔斯忙了一天一夜，终于在律师和五角大楼的合作下，找到了一条将联邦军队派往路易斯安那州的途径。
这是一个有意思的方案：
由一名中将负责指挥路易斯安那州内的所有救灾部队。
关于现役部队的问题，他向我报告，而关于国民警卫队的问题，他向布兰科州长报告。
这种双轨制的指挥体系既满足了我们的需要――建立明确的指挥体系，并用现役部队保障城市的安全，又照顾到了州长。
快到午夜的时候，安迪给布兰科州长发了一份描述这一方案的传真。
第二天上午，飓风登陆后第六天，一个电话从巴吞鲁日市打到了白宫。
州长拒绝了这一方案。
我被彻底激怒了。
我花了整整三天的努力来劝说州长，但这却完全是在浪费时间。
上午10点，我来到玫瑰花园，宣布我将向新奥尔良派驻超过7000名没有执法权的现役军人。
我对那里的形势实在是太担忧了。
如果他们不幸被卷入了交火，我愿意承担责任。
但我坚信，派出权限不足的部队，总比不派部队要强。
这支“卡特里娜”联合特遣部队的指挥官是身高6英尺2英寸（近1.9米），不苟言笑的拉斯・奥诺雷将军。
这位在南路易斯安那土生土长的克里奥尔人后裔，一生中经历了数不清的飓风，并且他对墨西哥湾的居民也非常了解。
奥诺雷将军完全符合这个岗位的所有要求：
常识，良好的沟通技能，以及果敢的决策能力。
他迅速获得了当地民选官员、国民警卫队军官和地方警察局领导的信任。
一位记者的摄像机捕捉到了这样的画面：
当一组由国民警卫队员和警察组成的队伍准备全副武装地进入会议中心发放食物时，奥诺雷向他们大声喊道：
“把武器放下，该死的!
”这位将军自创了一句座右铭来诠释自己的行事风格：
“人不能因愚蠢而裹足不前。
” 尽管我们没能使用法律让联邦政府强制接管救灾工作，奥诺雷将军却凭借自己的坚强意志和人格魅力做到了这一点。
早知道他在没有得到我足够授权的情况下也能取得这么好的成效，我真不该浪费时间讨论法律问题，而应在几天前就派出这支没有执法权的军队。
五 9月5日星期天，飓风登陆第八天，我对墨西哥湾地区进行了第二次视察。
奥诺雷将军在巴吞鲁日迎接我，并向我汇报了救灾行动进展。
搜救工作已经基本结束，“超级穹顶”体育馆和会议中心里的难民已经全部撤离，城市里的水正被排出。
最重要的是：
我们的部队一枪未发就恢复了社会秩序。
为了给遭遇“卡特里娜”飓风的灾民募集捐款，我撮合了一对让人难以置信的明星组合：
父亲和比尔・克林顿。
实际上，“卡特里娜”的募款活动已经是他们俩的第二度合作了。
在20__年12月东南亚海啸发生后，他们就曾经在我的力邀下出山，携手为海啸灾民募集了超过10亿美元的善款。
这两位前总统――我称他们为“41号”和“42号”――在周游世界募款的过程中建立了友情。
父亲走出了1992年选举失利的阴影，跟他的老对手拥抱在了一起。
让我感激的是，比尔也对父亲尊敬有加，这让我对他开始产生好感。
当我邀请他们为遭遇“卡特里娜”飓风的灾民再进行一次募捐时，他们马上就答应了。
母亲后来给我打电话时开玩笑说：
“看来你让父亲和你的同父异母弟弟重逢了。
” 在那一周的周日，飓风登陆的第十四天，我第三度造访墨西哥湾地区。
我乘直升机降落在停泊于密西西比河上的硫黄岛号海军军舰上。
第二天上午，我们登上一辆10吨重的军用卡车在新奥尔良市区巡视。
特勤局对此非常紧张。
自从1963年肯尼迪总统遇刺事件之后，已经很少有总统搭乘敞篷的汽车在大城市里穿行了。
何况我们一行还要躲避横七竖八的电线，在路面的积水上行驶。
城里的房屋实际上都还处于废置状态。
有的房屋墙上喷着字，标明了对这间房屋进行搜救的日期，以及在屋里发现的尸体数。
我看到不少人在迷茫地四处漫步。
在他们旁边，有一群邋遢的流浪狗在觅食：
它们身体上的咬痕清晰可见。
这生动地展示了适者生存法则在这所城市里的体现。
9月15日，飓风登陆第十八天，我再次回到新奥尔良，在黄金时间向全国观众发表了一次电视讲话。
我希望能抓住这次演讲的机会，向大家解释我们犯了哪些错误，承诺解决这些问题并且引导灾区民众和全国人民放眼美好的未来。
我列举了一些具体的重建措施：
确保灾民得到他们所需要的经济援助；帮助人们尽快从酒店和临时避难所搬到永久性房屋里；由联邦政府出资清理城市垃圾，并重建道路、桥梁和学校；提供税收减免政策，帮助城市商业恢复，促进当地劳动者就业；加固新奥尔良的防洪堤，以应对未来的大风暴。
我继续说道：
“9・ll”的可怕经历已经过去四年了，美国人民有权利要求一个更加高效的应急机制。
联邦政府没能尽到这一义务，作为总统，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并将责无旁贷地解决这一问题。
为此，我已展开对这次政府应对飓风灾害工作的全面检讨，并要求每位内阁部长都参与其中。
我们的政府将从“卡特里娜”飓风中吸取教训。
我履行了自己的承诺。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我协调国会为灾区提供了1260亿美元的重建资金，这是美国历史上数额最高的自然灾害重建款。
我决定新设一个岗位，让同一个人既负责协调各项重建工作，又能确保这笔钱能被合理使用。
六 在“卡特里娜”飓风过后，我在认真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如何才能更好地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灾难?
我特地向才华出众的白宫国土安全首席顾问，曾在纽约市检察院任职的弗兰・汤森请教这个问题。
她明确表示，美国一直以来由州和地方官员负责领导应急救灾行动的传统仍然是最有效的机制。
她也对联邦政府参与救灾的方式提出了一些改革建议。
我们推出了一些新的机制，包括帮助各州和地方政府提前疏散群众，设立备用通讯系统，成立全国安置行动中心及时发布情况。
我们还建立了一整套程序，以便在各州和地方救灾人员招架不住时，迅速向灾区提供联邦支援，包括部署现役军人。
尽管新奥尔良的社区正在复原，密西西比的房屋正在重建，但是对于亲身经历过“卡特里娜”飓风的人们来说，完全恢复是不可能的。
尤其是对于超过1800位飓风死难者的家庭，以及数以万计在飓风中失去家园和财产的人来说。
我并非想辩称自己在“卡特里娜”飓风期间没有犯下任何过错。
我应该早点催促布兰科州长和纳金市长疏散居民。
我应该在飓风登陆第二天从加利福尼亚直接返回华盛顿，或是在第三天在巴吞鲁日停留一下。
我应该用更多行动表达我对灾民的同情和帮助他们的决心，就像我在“9・11”后所做的那样。
我自己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是没能及时派出现役部队。
从飓风登陆第三天开始，我就已经知道联邦军队对恢复秩序的必要性：
如果我能重新做出抉择，我会在第一时间派出不具备执法权的第82空降师。
我当时犹豫，是因为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太多的恶性暴力行为，我担心没有执法权的战士们在面对犯罪分子的狙击或是各种暴力行为时无法还击。
我们事后才知道，这些暴力行为被媒体过分渲染了，其原因是承担着巨大工作压力的记者们热衷于让24小时的滚动新闻充满爆炸性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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