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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4月26日，贝聿铭出生在广东。
其祖上贝家是吴中的名门望族，原籍浙江兰溪，明代中叶迁居苏州。
贝家族人中人才辈出：
清朝中期的贝慕庭为吴中巨富，与戈、毛、毕姓人家合称为当时的“苏州四富”；
颜料大王贝润生是贝聿铭的叔祖；
其祖父贝理泰是清末著名的金融家，父亲贝祖诒则是中国银行的行长。
青少年时期的贝聿铭在苏州和上海居住，2006年苏州博物馆开放之时接受媒体采访，自18岁离开故土的他一口吴侬软语仍然十分流利。
1935年，年轻的贝聿铭如同彼时大户人家的有志青年一样远渡重洋留学，不过他没有遵从父亲的希望学习金融，而是进入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建筑系。
30年代的宾大建筑系弥漫着古典主义的氛围，这令期望接触新思想的贝聿铭大失所望，遂转学到麻省理工大学。
在波士顿的日子里，贝聿铭将自己泡在图书馆中吸收各种现代主义的思潮，而其中他最为崇拜的就是勒·
柯布西耶。
1935年11月，“男神”柯布西耶造访麻省理工大学。
贝聿铭后来回忆道：
“和柯布在一起的两天，可能是我建筑学习生涯中最重要的日子。
”
二战期间，贝聿铭曾在美国空军服役三年，1944年退役后进入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他当时的导师，正是包豪斯的创始人沃尔特·
格罗皮乌斯（WalterGropius），同学中则有后来惠特尼博物馆和纽约联合国大楼的设计者马塞尔布劳耶（MarcelBreuer）。
有意思的是，贝聿铭在哈佛大学的毕业设计，是一座位于上海的艺术博物馆，他后来自己也承认，1946年的这个设计和时隔60年后苏州博物馆有着某些相似之处。
从地产公司到校园建设
毕业后贝聿铭短暂留校担任助教，不久就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进入当时地产大亨齐肯多夫的齐氏威奈公司担当建筑师。
去到这样的地产公司，经常要面对城区重建、低成本改造这样的项目，在通往建筑大师的路上，这并不算一个很好的起步。
后来贝聿铭也曾经遗憾地表示，“在齐氏威奈的12年一定程度上推迟了我在创意方面的发展，然而，这段经历增进了我对于都市开发的深入了解。
与他的设计才华同时体现的，还有贝聿铭善于沟通和说服的能力。
早在1949年贝聿铭设计并落成的第一个项目海湾石油公司办公大楼之时，因为预算紧张，他就跑去同佐治亚州大理石公司的老板说，贵公司的产品在纽约被广泛使用，销量很好，但是仅仅用作卫生间的隔墙。
如果你们愿意供应石材，我就在新设计的写字楼中大量使用。
要知道，当时大理石多作为砖石建筑的饰面材料，而贝聿铭则将4英尺的石板作为墙体。
1960年，贝聿铭离开齐肯多夫的公司自立门户，纽约大学广场的设计标志着他十年城市重建时代的结束，进入了更大建筑美学发展空间的校园建筑项目。
60年代，他为自己的母校麻省理工大学设计了三座楼，不过，在这里，贝聿铭遭遇了一点麻烦。
因为设计的错误，某一栋教学楼的塔楼门有时因为风力无法打开，后来不得不改为开放式的景框。
这个阶段，贝聿铭也曾经感慨，“我的思维好像因为一直做低成本住宅而变得僵化，很难打开思路。
从肯尼迪家族的青睐到普利兹克奖
美国导演伍迪·
艾伦1971年曾自导自演一部颇为荒诞的电影《傻瓜大闹科学城》，主角大闹的那座科学城就是贝聿铭1961年-1967年在科罗拉多州设计的美国大气研究中心。
这座建筑很大程度上还受到路易斯·
康的影响。
由于研究中心位于未开发的风景区，所以建筑的尺度感很难把握，贝聿铭从印第安土著的房子中得到灵感，让整个建筑融入自然，又极具现代感。
1963年，时任美国总统的肯尼迪被刺杀，他的家人决定在波士顿修建一座私人图书馆以表纪念。
关于这座图书馆的建筑师选择有个广为流传的段子，说同贝聿铭竞争的还有密斯·
凡·
德·
罗和路易斯·
康，不过密斯不可一世、态度倨傲，康则满脸伤疤（小时候遭遇火灾），穿着邋遢，只有贝聿铭事先整理了办公室，放上杰奎琳喜欢的花草，西装革履地接待了她，最终获得了这位“拍板者”的青睐。
1964年，当杰奎琳·
肯尼迪对外宣布由那时还没什么名气的贝聿铭设计肯尼迪图书馆时，他的名字一下子成为了字谜和竞猜游戏的热词。
肯尼迪图书馆
这个好的开始却没能让项目善终。
贝聿铭的初稿发布后，波士顿当地的社区成员（被一些人称为“布莱托街的精英”）认为图书馆会破坏当地社区风格。
也有人觉得它会引来大批游客，影响当地居民生活。
最后，图书馆不得不被移址到了一处垃圾填埋场，原本的设计也只能向新的地理位置做出妥协。
贝聿铭后来将这个项目称为“最大的遗憾”。
美国国家美术馆东馆
真正将贝聿铭推到建筑界大师一级上的项目是美国国家美术馆东馆。
项目的位置处于国会大厦脚下，宾夕法尼亚和国家广场交汇成的梯形场地上。
贝聿铭曾说过，“如果没有规律和约束，那么空间的丰富度和可能性只会带来一团混乱。
”在这个项目中，贝聿铭开始寻求他在技术和对空间运用上的突破，之后很多项目中运用的手法和材料都可以在这里初见端倪。
他延续使用了原馆粉红色田纳西大理石，第一次采用具有精美完成面的清水混凝土浇筑结构构件。
他打通了地下的空间连接，这种手法在之后的大卢浮宫改建中令整个项目焕发新生。
而他在这个设计中初初探索了光线的丰富变化以及形态空间的神秘性，令贝聿铭开始思考，如果可以探索拥有无限灭点的弧角，是不是就可以创造更多的精彩空间了——这个想法成就了后来的达拉斯音乐厅。
摇滚名人堂与博物馆
1983年，贝聿铭获得了普利兹克奖，获奖词是这样写的：
贝聿铭给予了我们本世纪最优美的室内空间和建筑形体，他作品的意义远远不止于此。
他始终关注他的建筑周边的环境。
他拒绝将自己局限于狭隘的建筑难题之中。
他的作品涵盖政府、文化和低收入住宅。
他对于材料的娴熟运用达到了诗一般的境界。
通过他的敏锐和耐心，他将不同兴趣和领域的人们吸引在一起去创造出和谐的环境。
这一年，贝聿铭刚刚接下卢浮宫大改造计划没多久，那“惊世骇俗”的玻璃金字塔尚未对公众展开真颜，他后来为人所津津乐道的众多博物馆项目，此时才正要逐一登上历史的舞台。
大卢浮宫计划
提到贝聿铭的新卢浮宫，大多数人一瞬间能想到的都是金字塔，可是对于这个耗时10年的项目来说，一座竖立在拿破仑庭院的玻璃金字塔仅仅是整个大卢浮宫改造计划显现出来的小小一角。
始建于1204年的卢浮宫原为法国王宫，1791年才正式作为博物馆。
在改建之初，时任法国总统的密特朗就这样说过，“几朝历史重叠于此，奠定了卢浮宫作为重要符号的地位。
自腓力二世的堡垒到第二帝国的翼楼，法兰西正是在这里诞生的。
当时作为博物馆的卢浮宫，入口处无法承接日益增长的参观游客、展陈与研究空间极为不匹配、许多政府部门在历史的演进中将办公空间占据于此，尤其是财政部所在的黎塞留楼，是计划中特别希望清理出来的。
贝聿铭要面对的，不仅仅是重塑这颗法兰西之心，还有贯通历史与现代的、平衡形式与功能的任务。
据说贝聿铭十分拒绝参加建筑竞赛，他认为如果几位建筑师进行公平竞争，意味着评选过程中，业主和建筑师需要尽量少接触，不可避免地早期设计就会流于概念设计。
卢浮宫的项目，密特朗总统便亲自拍板。
贝聿铭设计的金字塔作为进入地下大厅的交通节点，重新设计了通畅清晰的流线，令出入卢浮宫的人流都会在这里汇集，空间变化丰富，并且将自然光通过这样一个极具现代风貌的玻璃体引入地下空间。
不过，新卢浮宫在现在有多受欢迎，贝聿铭当初在法国就受到过多少的非议。
在对历史遗产委员会的“老家伙们”公布金字塔方案的会议时，尽管预料到会遭受猛烈的抨击，当时的翻译还是吓得“没有敢翻译出他们所骂的那些话”。
指责无非集中在外国建筑师的身份、对历史环境的破坏，或许还有法国人天性中喜欢对新事物批评一番的传统。
甚至有作家联名写信给总统抗议，抗议的理由竟然是，新卢浮宫的建设计划破坏了我们每天的遛狗路线，签名者中有米兰·
昆德拉，还有尤涅斯库。
项目最终的实施，得益于贝聿铭用一个1：
1的模型直观展示了他设计的合理性，也是总统与文化部在多方奔走周旋的结果。
1989年，卢浮宫重新开放。
博物馆：
文化、历史与在地
贝聿铭在2012年出版的全集自序里曾经这样说过：
我最感兴趣的，一直是公共项目，而我认为最好的公共项目，就是博物馆，因为它是一切事物的总结。
卢浮宫关乎建筑，但更是对一个文明的表达。
我总能从博物馆的建造中学到很多，如果不学，我就无设计。
从我在哈佛大学时期师从格罗皮乌斯的第一个项目，到我最近的作品，博物馆一直都是我的主题，不断地提醒着我，艺术、历史和建筑确实是合为一体、密不可分的。
这段话很好地解释了贝聿铭在90年代以后，走向不同国度和文明，以博物馆设计来寻求新的突破。
这一长串的名录中包括：
日本滋贺县的美秀美术馆、卢森堡大公现代美术馆、德国历史博物馆、苏州博物馆和卡塔尔多哈的伊斯兰艺术博物馆。
在这些项目中，贝聿铭试图去深入挖掘每一种文化所自有的建筑语言，同时坚持现代主义的几何图形风格。
在他看来，历史和传统，不是新的建构的桎梏，反而是灵感的源泉。
比如美秀美术馆的项目中，贝聿铭虽不通日语，但是和业主小山美秀可以用汉字交流，一次两人提及古文名篇《桃花源记》，讲到文字中描述的空间历时体验，一拍即合，遂有了后来长长的隧道吊桥和出人意料的入口。
又如贝聿铭最后的大规模建筑作品伊斯兰艺术博物馆那样，建筑师将博物馆置于滨海大道延伸出来的人工岛上，整个建筑富有浓郁的伊斯兰韵味，却仍旧忠实于几何图形所能带来的无限可能性。
在故里的实践
路思义纪念堂
贝聿铭基本上是一位西方建筑师，不过他在故乡也留下了几座十分精彩的设计。
最早就可以追溯到1963年落成的台湾东海大学路思义纪念堂。
这是贝聿铭在齐肯多夫手下接下的第一个独立项目。
他结合了中国古代寺庙房顶的金瓦和西方哥特式大教堂尖顶的特色，做了一个造型十分别致，屋顶和墙面合二为一的设计。
香山饭店
1982年完工的北京香山饭店是贝聿铭正式“回乡”的作品。
这个设计融合了自然元素、文化传统、悠久历史于一体。
他试图找到一种绝对中国的建筑表达，却又不用到中国传统的建筑细节和主题。
不过成品有点两边“不讨好”，西方人认为这个建筑有些“后现代”，中方则觉得它“太中国”。
香港中国银行大厦
1989年和2001年完成的香港中银大厦和北京中银大厦算得上是贝聿铭对祖上特别是父亲的回馈。
在香港，贝聿铭面对的是1.3亿美元并不宽裕的预算，和选址边上诺曼·
福斯特建造的汇丰银行。
贝聿铭劝说业主改变了选址，采用复合材料拼接技术，用混凝土固定了所有的结构组成，使得其结构钢筋的使用只占到传统技术的65%。
贝聿铭认为，结构上的纯粹才会收获纯粹的美，这个项目是最好的体现。
贝聿铭在苏州博物馆工地上
2006年完工的苏州博物馆很大程度上受到贝聿铭小时候在狮子林居住经历的影响。
他回忆起自己和堂兄弟们在狮子林玩耍的情景，假山中的山洞、石桥、池塘和瀑布都带来无穷的幻想。
整个博物馆仿造江南民居的样式，山水庭院、池塘、片石假山、小桥、八角亭、竹林则借鉴了苏州园林的手法，主要的选材为灰泥、石材、瓦片。
北墙之下是建筑师独创的片石假山，据说是从山东采石场运回了四五十块石头，加工排布而成。
一位圆滑的现代主义大师
在路易斯·
康的儿子为父亲拍摄的一部纪录片《我的建筑师》中，曾与贝聿铭有过一段这样的对话：
你的成功率很高？
是的。
但可能是因为我更加耐心，因为我是个中国人。
假设我说，某个业主不喜欢我的设计，我不会在意。
我会换个日子再来，我觉得路就不会这样做。
路也许就会一直强势反驳，他如果因此找到业主，那就是因为真的有共鸣，那就会是永远的业主。
我想这不是我能做到的。
否则，我就会……比他失去的业主更多。
我想你的建筑更多样，在成功率方面你厉害多了。
多，不代表着成功。
不是吗？
有三四件代表作，要比五六十栋建筑强多了。
要的是质量，不是数量。
这其中大概有圆滑世故的贝聿铭有意向康表示敬意的原因，但是也从一定的角度显示出，贝聿铭近70年的职业生涯，善于沟通和耐心温厚为他赢得了业主的信任，也带来了更加多的项目。
批评贝聿铭的人总觉得他没有著书立论，缺乏理论体系，或是多数作品流于平庸，大量重复自己的设计。
但是将他放置在这漫长的历史中，不论是前期对于现代主义手法娴熟流利的运用，还是后期对不同地域文明的探索追求，都显示出一位大师对于设计半个多世纪的求索。
去翻看他的作品集，我们大概很难觉得这些建筑能够和革命性这样的词挂起钩来，它们很基础，只是不断地以创造性的方式去精雕细琢那些业已存在的东西。
贝聿铭“小女儿”苏州博物馆发文缅怀贝聿铭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屈畅
2019-05-1709:
34
北京头条客户端
当地时间5月16日，华人建筑师贝聿铭去世，享年102岁。
据介绍，贝聿铭是苏州人，也是苏州博物馆新馆设计者，生前常常称苏州博物馆新馆为“我的小女儿”。
17日上午，苏州博物馆官方微博发布缅怀文章称，苏州博物馆是贝聿铭百年建筑设计人生的心血凝结，是留给苏州人民最为珍贵的礼物，更是他最心爱的“小女儿”。
“我们震惊于噩耗，更深怀感念。
感恩贝老为苏博付出的全部心力，感恩贝老为观众带来的艺术惊叹，感恩贝老为每一位苏博人激发的骄傲和努力。
”苏州博物馆表示，贝聿铭先生虽已离去，但凝聚他生命之光的苏州博物馆将永远铭记和怀念。
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去世:
2019-05-1708:
49
中国青年报
苏州美术馆供图
2019年5月16日，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去世，享年102岁。
他的作品享誉世界。
他曾经登上《时代》杂志封面，也曾出现在美国总统肯尼迪、法国总统密特朗、首次访美的邓小平身旁。
他65岁生日宴会的举办地点是人民大会堂，主办人是当时中国的两位副总理。
贝聿铭花了一个世纪的时间，把自己设计的建筑种在4个大洲、10个国家的土地。
在美国，他喝红酒、吃西餐，也读《论语》《老子》《孙子兵法》。
他用工整的小楷给家人写信，还永远记得日本入侵满洲里和上海的年份。
在接近百岁生日的时候，他回到故乡。
走过贝聿铭100年的人生，慢的话要一个小时，快的话，只要一分钟。
2017年4月26日，贝聿铭即将迎来他的百岁生日。
整整一个世纪的时光，被浓缩在苏州美术馆3个不大的展厅里。
从入口到出口，墙壁上的贝聿铭渐渐从黑白变为彩色，从静态变成动态，从模糊变得清晰。
他的眼角渐渐下垂，头发变得稀少，在最后一个展厅，他的脸上已经满是褐色的老年斑，手里拿着拐杖。
但自始至终，他都穿着笔挺的西装，领带系得整整齐齐，鼻梁上架着一副圆框眼镜。
这张东方面孔曾经出现在纽约《时代》杂志的封面上，旁边的大标题写着：
贝聿铭的魅力，也曾经出现在美国总统肯尼迪、法国总统密特朗、首次访美的邓小平身旁。
贝聿铭花了一个世纪的时间，把自己设计的建筑种在了4个大洲、10个国家的土地。
如今，在接近百岁生日的时候，他终于回到了故乡。
北京香山饭店，贝聿铭设计。
视觉中国供图
他的故乡就在苏州美术馆往东不到两公里。
如今游客熙攘的狮子林，100年前曾是贝聿铭祖辈的宅邸。
上个世纪30年代，他随着银行家父亲到过广州、香港、上海，十几岁的贝聿铭在苏州度过了3个夏天。
相比起外滩上的高跟鞋、旗袍和锃亮的小汽车，狮子林静谧的生活是传统儒家式的宽袖长袍和敬祖尊长。
这几乎是他与故乡相处的全部时光。
在苏州度过了最后一个夏天之后，17岁的他赴美国求学，从此远离故乡。
站在巨大的“柯立芝总统号”上，看着岸上站着几十个前来送行的亲朋，他并不伤感，只是觉得幸运，“有机会亲眼目睹一个新世界”。
对他来说，大洋彼岸就像巴斯特·
基顿和查理·
卓别林的电影一样充满活力与乐趣。
巨轮渐渐驶离外滩港口，他万万没想到，下一次踏上故国的土地，将是40年后的事了。
在美国，他喝红酒、吃西餐，也读《论语》《老子》《孙子兵法》。
华盛顿国家艺术馆，贝聿铭设计。
1940年在麻省理工学院他的本科毕业设计是为战时中国建一批简易的书报贩售亭，上面写着“国魂”。
他在东西方两股文明力量之间游走，事务所合伙人亨利·
考伯称他为“文化意义上的男扮女装者”。
在经济大萧条的美国，建筑也在悄然进行着革命。
建筑师们开始拒绝古典建筑繁复的理念，倾向于清新简明的线条和成本低廉的材料。
贝聿铭在哈佛大学的老师格罗皮乌斯是德国包豪斯建筑派系的创始人，他鼓励并倡导年轻建筑师设计一种具有社会意识的建筑，相信这种低成本的住宅将改变19世纪以来人们拥挤的生活，并将随着工业化迅速普及全球。
这种建筑理念是贝聿铭事业的起点。
上世纪80年代，他将一个玻璃和金属结构的金字塔带到了巴黎卢浮宫。
也将光线引入原本昏暗陈旧的宫殿，当代的阳光重新照在了千百年前的藏品上。
然而，当他把金字塔的设计方案提交给当时的“历史文物古迹最高委员会”时，对方直接对他进行了羞辱：
“贝先生，你这个东西是什么破玩意儿？
它看上去很丑，像一颗很便宜的钻石。
”身边的翻译噙着眼泪，甚至无法完整地传递对方的意思。
几乎所有的法国主流媒体都在讽刺这个中国人为卢浮宫带来了“一个毁灭性的巨大装置”。
幸运的是，法国总统密特朗对他表示了完全的信任和支持。
他明白，只要这个人支持自己，方案最终就能存活。
当地时间2019年3月18日，法国巴黎，卢浮宫金字塔亮起灯光，庆祝其建成30周年。
它由华裔美国建筑师贝聿铭设计。
从开始设计到最终完成，金字塔用了13年。
开幕后，参观新卢浮宫的人绕着拿破仑庭院整整盘了两圈。
为了让人们从金字塔内向外望时景色不会变形，他几乎找遍了全世界的玻璃材料，工匠说“没有那种材料”，他总是说“再找找”。
在建造美国国家美术馆东楼的时候，工人们从未造过尖角型锋利的楼体，建议他削掉锐角，保持墙体稳固，他笑眯眯地说：
“我想试试。
在后来回到卢浮宫进行一场讲座时，他说：
“建筑师要坚持自己，如果成功了，很好，如果不成功，就再试一次。
”说完从容地笑了，眼睛在圆圆的镜片后面眯成一条缝。
在承接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的项目时，选址四周是棕红色的落基山脉，为了让建筑与自然融为一体，贝聿铭日夜在外考察，通宵进行设计。
但前15张手稿都不尽如人意。
有一次，行走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佛得角的一座顶部平整的山上，他意外发现了13世纪印第安人的建筑遗址，这些建筑的形状和颜色与周围的环境浑然一体，整个环境就是建筑物的一部分。
回到项目工地，他马上安排工人把附近山中开采的石头压碎，加入混凝土中。
然后手工敲琢墙面，暴露其中的沙石，使其与周围山色和谐一致。
从远处看，这座建筑已经与背后的山脉融为一体。
从那以后，他再次从现代主义的故乡出走，并且脚步坚定。
“我不属于任何流派，也没有投入任何建筑运动。
”贝聿铭说。
曾与贝聿铭共事过的中国建筑师林兵回忆，在设计苏州博物馆时，他曾经让大家在一大片灰白色的模型中寻找已经设计完成的博物馆，如果没找到，就证明他的设计成功了。
“建筑风格的国际化是有限制的。
世界各地的气候、历史、人文和生活各不相同，而这些因素应该是建筑表现得很重要的一部分，世界各地的人原本就很不一样。
”贝聿铭说，“建筑就是真正的生活。
这种异乡人的疏离感让他在建筑界显得特立独行。
曾跟他一样获得过普利兹克奖的美国建筑师菲利普·
约翰逊在纽约“四季烧烤馆”举办过几百次宴会，和其他建筑师一起进行无休无止的辩论，但从没想过邀请贝聿铭。
“他不鼓励你把他拉进来，进行建筑方面的讨论”。
耶鲁大学建筑学院院长罗伯特·
斯特恩说：
“他从来不合作。
他这人很冷漠。
对于任何有争议的观点他从来不表态。
贝聿铭给人的感觉是，他总是坐在那里盘算下一步该做什么。
跟随贝聿铭几十年的助手说：
“贝聿铭交游甚广，但他把自己的私人生活包裹得严严实实，能透过层层围墙、重重密室真正了解他的人寥寥无几。
即使是我，也不得不承认，我对贝聿铭一无所知，虽然我与他相识已有30多年。
德国历史博物馆，贝聿铭设计。
中美关系缓和后，他终于在1974年回到了故乡。
在中国各个城市之间访问时，每当他和美国建筑师代表团进火车站，人们总是一边让路一边齐声鼓掌，一眼看去，都是灰色或蓝色的中山装。
他的儿子贝定中曾回忆，当时他们穿着色彩鲜艳的滑雪衫，有一天碰上赶集，他们的车被一辆满载干草的马车堵住了去路，“顿时，上百人把鼻子贴到车窗上往里看，好像我们是外星人。
回到上海，贝聿铭发现原来的上海俱乐部变成了海员旅店，国泰饭店变成了和平宾馆，英国领事馆变成了友谊商店，贝家原来的豪宅变成了一家医院。
老的国际饭店还在，在他中学时，每天放学后他都要呆坐在粗壮的梧桐树下，看当时24层的“远东第一高楼”是怎么建起来的，那是他梦想的起点。
即便是贝氏家族在中国的亲戚，同样对他们充满好奇。
贝聿铭的女儿贝莲说：
“他们对我们不会讲汉语感到很恐惧。
我们只能傻乎乎地朝他们微笑。
事实上，我们并没觉得与他们有多大联系，我们成长的环境截然不同，无法理解他们所经历的一切。
贝聿铭再一次成为异乡人，这次是在自己的故土上。
当时的中国建筑大多是千篇一律的筒子楼，只有三四层高，没有卫生间和厨房，楼道里经常烟雾弥漫，每天早晨上厕所要排队。
陪同参观的中国官员解释说：
“一个挣扎着要为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提供居所的共和国根本没有时间考虑精致的建筑设计。
那些奢华、富有特色的建筑还不是经济基础薄弱的中国所能承担的。
“中国的建筑已经彻底走进了死胡同。
建筑师无路可走。
庙宇和宫殿的时代不仅在经济上使他们可望不可及，而且在思想上不能为他们所接受。
”贝聿铭在之后的采访中说，“我希望能尽力找到一种新方式，那是形成一种崭新的中国本土建筑风格的唯一手段，是中国建筑复兴的开端。
“建筑必须来自人们的住宅。
”他认为中国园林建筑中院落与室内空间无法回避的相互渗透，观赏路线从幽暗僻静到豁然开朗的布置，都是中国建筑应该继承的精髓。
苏州博物馆新馆，贝聿铭设计。
如今的苏州博物馆，人流均匀地分布在各个角落。
人们经常把镜头对准建筑本身，而不是展品。
有人一直对几年前看到的一幕念念不忘：
那是一个深秋，透过一扇六角形的窗子看出去，一颗成熟的石榴即将落地。
在过去的100年里，他的建筑承载了太多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生活。
从二战结束、种族暴动、冷战，到城市复兴、商用航空业兴起、现代大气科学诞生，再到新中国崛起、新加坡建国、肯尼迪遇刺、中国香港回归、德国统一……他见过太多形形色色的生活了，100年来，他被不同的生活裹挟、感染、浸润，然后用玻璃、钢筋、线条、艺术影响着更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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