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发展理论到政策过程理论中国政治改革研究的中层理论建构探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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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发展理论到政策过程理论中国政治改革研究的中层理论建构探讨
从政治发展理论到政策过程理论——中国政治改革研究的中层理论建构探讨
近些年来，中国政治改革的理论研究在相当程度上受政治发展理论以及替代理论的影响。
然而，该理论在分析发展中国家政治变迁中所存在的方法论的局限和理论体系的缺失较少为人们所认识。
尤其是在中国政治改革的研究中，政治发展理论所设置的理论假设、分析框架、和变量关系都被想当然地沿用于对中国的实际政治描述和解释中来。
因此，有必要对这些理论的基本内容和观点进行批判性的评述，以比较和总结中国政治改革理论的疏失和方法论的局限，寻找更可靠的理论分析工具。
一、政治发展理论的缺失与替代理论的意义
从上个世纪50-6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家们试图运用特定的分析框架和概念工具，以及西方民主国家的发展经验，来比较分析不同发展形态和程度的政治变迁和适应的问题，并期望最终建立普适性理论体系。
然而，这种努力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和挑战。
面临众多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政治体系的不同发展经历，以少数国家经验性研究建立起来的理论解释、分析范式和测量指标不断被其不完善性和局限性所困扰。
这也造成了对政治发展宏观理论研究热情的减退。
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政治发展宏观理论不断遭受方法论和经验研究方面的批评，已经很少再有人从事宏观政治发展理论的探讨。
不少研究者将兴趣转向了第三世界的发展和区域研究，转向对特定文化区域发展战略的探讨，而着重点也从政治发展转向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与政治制度的关系等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课题，一些有别于政治发展的替代理论也相继提出。
政治发展理论的困境在于它所追求的理论普适性目标和有西方中心论之嫌的价值体系。
从一开始，政治发展学者们就想建立一个能够用来分析解释所有特定社会政治发展现象和规律的宏大理论，这一宏大理论不但要能够自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而且能够具有理论诠释（interpretation）的意义。
[1]政治发展的宏大理论试图从动态和静态两个层面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
从动态的层面，政治发展被定义为政治形态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或者从传统阶段向现代阶段的变迁过程。
不管是将这种发展阶段分为传统和现代的二分法，还是传统、现代化和现代的三分法，政治发展都被认为是方向已定、目标明确和不可逆转的政治现代化过程。
这种传统-现代的发展观试图将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特征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特征进行区别，并从这些差异中归纳出彼此不相容的政治形态，以前者的政治特征作为后者应该追求的发展目标,并以此建立政治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
这一发展的理论框架在寻求其理论解释上的普遍意义的同时，也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具有道德价值判断的观点，即把西方现代政治体系看作是成功经验和优势体制的楷模，并将其介绍和推广到其他的发展中国家。
从静态的层面，政治发展理论试图通过建立一整套测定指标来衡量特定时期的特定社会政治发展的程度。
尽管各位学者提出的测定指标的表述和归类各有不同，但被多数人所认同的指标明显具有西方政治系统的特征和价值观的烙印。
例如，白鲁恂提出的衡量政治发展的三个标准包括：
1）平等原则以法律形式被普遍接受的程度；2）行政效率、理性与世俗政策取向等要素的行政执行能力回应和满足人民需要的程度；以及3）政治组织和行政组织的职能分化、专业化和组织之间整合的程度。
又如欧尔森提出的政治发展的五个变量则包括：
1）行政能力，即官僚体制的功能、效能和利益整合程度；2）立法功能，即立法机关利益整合功能和文人控制政治的程度；3）竞争性政党组织利益整合功能和稳定程度；4）实行宪政的程度，即领导人公开甄选和行政部门自主的程度；5）公民影响力，即民选代表、反对党和团体的存在以及新闻自由的程度。
这些标准的设置，无疑是建立在对西方政治民主体系的理解之上的，其中许多标准与非西方民主政治体制的经验和现实无关。
从研究途径和价值取向的角度来看，政治发展理论更多地是建立在多元主义理论价值的基础之上的。
这一理论在美国有着深厚的思想根基和政治现实意义，并在价值取向上符合美国自由主义民主体制的现实需要。
多元主义以及新多元主义以社会为中心，认为社会政治力量在政治中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而国家的作用则是协调来自社会的各种不同的政治要求和利益要求，尽可能的达到一种平衡和合理的政治输出和政策结果，以维护政治和社会的稳定。
因此，社会团体、政党、选举、利益表达、利益整合、政治过程以及相应的民主政治文化特征和政治制度安排成为政治研究的主要内容。
这一理论视角通过伊斯顿的政治系统理论、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主义、达尔的民主理论以及其他许多美国着名的政治学者的理论阐述，形成了美国现代政治学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成为了现代美国自由主义民主政治体制的思想基础。
政治发展理论在多元主义理论基础上形成了与之配套的概念、规范和研究途径，进而影响了整整一代热衷于政治发展研究的学者。
当这一大批用多元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学者将其研究兴趣投向了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地区新兴国家的发展研究时，他们的大多数人基本上是从西方的政治系统和结构功能体系的理想模式出发，来评估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的。
从这一立足点出发，他们将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系统和社会结构方面与西方国家之间所存在的差异，确定为传统性、政治系统不发达和结构功能失调，以对应西方政治体系的现代性、政治系统发达和结构功能良好。
同时，他们的研究热情不仅仅在于对这些地区发展进程的经验性学术探讨和研究，而且更注重于以西方的经验来促成这些地区的发展进程，将西方民主、多元主义和社会正义标准移植到这些地区。
将政治发展确定为最终将要达到的、具体的、可实现的设定目标的理论假设在对非西方国家的经验研究中遭到质疑。
许多新兴国家的经历表明，政治发展并不是按照一个特定的顺序进行的，政治发展的目标也往往是在发展中国家特定时期和特定文化背景下政治选择的结果，因而具有多元性和开放性。
传统与现代、发展与落后的两分法以及这种两分法在政治发展理论中的运用也引起多方面的理论问题。
霍华德?
瓦阿德认为，“现代”概念常常被当作“西方”的同义词，而“现代”和“传统”也具有某种道德判断的意味。
大部分政治发展的研究文献，过于倚重于西欧和美国的历史经验，因此，具有太多的感情、偏袒和种族优越感，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与发展中国家当前的经验不相关。
而萨姆吉则通过对一些非西方的国家本土制度的研究发现，被西方一些人认为“传统”的制度，有一部分已经自身转变成某种现代化制度，这些经验可能提供了一种本土化的转型方式，一种可以替代西方式发展模式的、而不是苍白无力的一味模仿的、从传统性向现代性转型的另一类模式。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和政治领导人基于本土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也加入了对西方发展模式普适性论点的反省和批评的行列。
他们认为，西方发展的时机和循序阶段未必可以复制。
事实上，第三世界大部分国家的发展所面临的历史条件和时机已经大不相同，所有西方的教训和经验在这些地区的试验，几乎都得从根本上进行重新的诠释。
例如，新兴中产阶级的政治角色，军队职业化程度，农民和工人的政治角色，以及政治多元化的普及程度，这些被西方政治社会学认定的政治发展条件，都应该重新确定它们在政治发展中的意义。
而且，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来说，具有西方中心论色彩的政治发展模式已经造成了他们自己，以及外在世界对于他们国家客观现实理解上的扭曲、偏颇和失真。
那些被认为必须重新赋予现代性内容的或者干脆应该被颠覆的传统制度，大部分已经被证实具有不可忽视的弹性、延续性。
这些制度不但没有在社会经济变迁的影响下消亡，反而顺应了现代化的潮流，显示出其适应性。
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中，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完全按照西方发展模式的条件、顺序和标准来确定自己的发展策略。
本土的历史文化和制度不一定就是发展的障碍，发展中国家有可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寻找出适应与本土发展的新的路径。
一些激进的西方左翼批评者甚至将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和政治发展理论看作是冷战时期西方意识形态和知识攻势的一部分，其目的是将第三世界维系在西方实力的范围，以排斥其他可能性的发展形态。
[10]其结果是，这种发展模式的推广已经给一些第三世界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发展本身加速了这些国家传统制度中某些硕果仅存、颇具绩效的机制的瓦解，在漫不经心中扼杀了他们迈向实质性发展的可能性。
[11]
由此可见，对政治发展理论中“西方中心论”的批判不仅是来自发展中国家，而且首先是来自于西方的其他一些学派。
这些批评有的是出于意识形态上的争论，但也有许多则是出于对社会科学研究目的和方法论方面的探讨。
政治发展理论在概念、理论假设和方法论上所出现的问题和局限，以及在价值取向方面对西方发展模式的偏袒和强加于人的势态，使其理论所追求的普适性目的受到多方面质疑。
这些质疑促成了比较政治研究替代理论的出现。
上个世纪70年代，一批研究拉丁美洲发展的学者所提出的依附理论和研究途径在与政治发展理论及其观点的对比中取得了明显的理论优势。
依附理论学派批评政治发展理论研究途径过于单一和缺乏历史观。
他们将其视野扩展到政治经济学领域、国际政治经济背景和历史文化的层面。
依附理论学者从三个方面建立起自己的理论分析体系。
其一，他们认为世界体系事实上被分为发达的“中心”国家和“低度发展”的“边缘”国家。
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从相当程度上是由于中心国家追求成长和经济扩张的结果。
其二，他们强调国家在发展和政治变迁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认为发展中国家不管是在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方面，都需要国家有足够的能力采取果断的行动。
其三，他们承认发展中国家的多样性，并逐渐地认识到本土因素对其长期发展进程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
与政治发展理论相比较，依附理论的确为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发展提供了某种更具完整性和合理性的解释模式。
例如，在对东亚地区发展模式的研究中，主流学派的理论观点从很大的程度上受到依附理论基本观点的影响，对东亚地区的权威主义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传统在本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给予了相当程度的肯定。
[12]
替代理论虽然在经验性研究和解释上比政治发展理论具有优势，但这些理论仍然是寻求普遍意义和诠释意义的宏大理论。
一旦这种宏大理论的创建越深入、越细化，所应用的范围越广，其理论体系的弱点也就越明显。
依附理论的困境首先来自于内部的分歧。
发展中国家在追求自身发展的实践中既有成功的实例，也有失败的实例，依附理论学派由此也分化为积极的依附理论学派和消极的依附理论学派。
当前者热烈讨论一些国家在经济发展中逐步完成了从传统的权威主义向本土特色的民主转型时，而后者却指出其新型民主制度受传统制度渗透而表现出的不确定性。
一些批评者指出，依附理论所解释的只是发展中国家转型时期的事实，因此只能算是一种过渡的理论。
更有人指出，在当前的国际形势和全球化进程中，很少有国家在发展中不受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重大影响。
如果把本土模式看作是一种全新的道路，而不是一种务实的政治策略，其发展前景将是暗淡的。
激进的批评者则把问题提升到意识形态的层面，攻击依附理论的主要“贡献”不是为该地区所发生的事实提供具有洞察力的指导，反而是为该地区的民族主义情结提供了意识形态的论据，因此，依附理论所呈现的只是一种狭隘而且短暂的观点而已。
[13]
可以看出，政治发展理论和依附理论在追求普适性意义的过程中都先后遇到了理论上和价值上的困境。
同时，由于复杂的国际现实背景和不同价值观的卷入，使得理论上的辩论因意识形态因素而更加的复杂化。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替代理论的出现和对政治发展理论的批评至少产生了两个积极的结果。
其一，它给比较政治研究寻求理论普适性和一致性的主观意愿和热情提出警告。
这一警告不但使得学术界开始对以西方发展经验和价值体系为主导的学术思想进行必要的反思，对许多西方社会科学建立起来的概念、定义、假定和假设的使用范围进行再审理，而且也促使人们重新重视对非西方的本土性文化、制度传统和发展模式的研究。
这种反思和再审理，使寻求单一式政治发展模式的努力转向了对具有多源头本土发展可能性的理论探讨。
对不同地区的各式各样的发展理论研究的深入和细化，已经向我们提出了如下的任务：
即如何来判断和识别不同发展模式之间的差异和原因，如何进一步确定其本土化特性与普遍性之间的联系，以及如何来确定这两者之间的平衡方式。
其二，它对发展中国家追究发展过程中的政治选择提供了新的内容。
事实上，替代理论和本土发展模式给处于发展困境的国家提供了新的希望，他们可以重整信心，克服对自身历史文化的自卑情结，正视传统制度中一些合理因素的重要性，了解各种发展道路可能遇到的错综复杂的事实，重新探讨各种可能的发展方向，以务实的态度选择发展战略，解决本土面临的现实问题。
然而，政治发展理论和依附理论的辩论并没有解决宏大理论所要追求的一致性和普适性的理论目标，或者可以说这种理论目标从一开始可能就是误入歧途。
政治发展的宏大理论所暴露的问题恰恰在于其理论体系过于追求普适性意义而忽视了特殊性意义的重要性，过分强调普遍价值含义而忽视了现实中的具体政治需求。
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面临政治体制的变革，政治体制的变革既有可能推动进一步的发展，也有可能摧毁继续发展所依赖的政治秩序和制度条件。
因此，其关键问题是如何选择政治策略，使政治变革有利于发展而不是相反。
这种选择是困难的和复杂的。
选择既不能脱离世界经济体系和西方价值的强大压力，又必须考虑自身历史传统的制约和现实社会政治变化对体制转型可能带来的冲击。
因此，解决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实际问题需要更加细致的、更加切合实际的中型理论和政治分析工具。
这一现实问题恰恰被政治发展理论忽视了。
二、政治变迁的理论解说
20世纪70年代以来，比较政治学者开始将研究的重心转向转型社会的政治变迁议题上来。
与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相比，政治变迁的理论研究撇开了政治发展终结目标和发展阶段顺序的理论假设和概念框架，而将研究确定在政治系统发生变化的原因、方式、过程和结果等方面。
就一般意义而言，政治变迁是指一种政治系统发生变化或向另一种系统转变的过程。
根据戴维?
伊斯顿的定义和描述，政治系统是指维系一个社会政治生活正常运行的有机体，由系统组织、系统成员以及组织的能力和成员的权威性影响力等要素组成。
政治系统的主要功能是将政治输入转化成为官方的政策、决定和执行行动，对社会价值进行权威性的分配。
他认为，政治系统的维持取决于两个基本的条件：
其一，能够持续地对社会价值进行权威性的分配；其二，设法使社会的大多数成员服从这种权威性价值分配并把服从当作义务。
一旦政治系统不能够有效的进行决策，或者不能使这些决策按照确定的规则为社会大多数所接受，政治系统就将面临崩溃。
也就是说，当政治系统不能采取合适的措施对付即将形成或业已形成的社会压力或政治替代力量时，它就不可能继续维持下去。
但是，伊斯顿认为，即使是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一个政治系统并不会轻易地解体或者彻底的崩溃。
政治系统虽然与其他系统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边界，它仍然可以是开放性的，能够对社会的要求、支持以及压力做出有效的反应。
政治系统通常具有对外部条件和影响的特殊适应能力，其内部组织可以通过积累形成对付外部环境压力的大量机制。
这些机制使政治系统组织可以调节自己的行为，改变自己的内部结构，甚至重新确定自己的基本目标。
伊斯顿反对当时流行的均衡分析理论，因为均衡理论认为，当系统受到环境压力时，政治系统成员的目标只是试图改变环境，重新建立均衡点。
这种均衡分析理论实际上掩盖了政治系统为适应社会压力而选择不同途径和目标的可能性。
他指出，政治系统的适应性不仅仅表现为对社会压力做出简单的自我调整、修正或从根本上改变外在环境，它还应该包括，为避开或吸纳外部替代力量而采取积极的、建设性的乃至创造性的广泛行动，甚至包括根本改变政治系统本身。
[14]
从严格意义上讲，伊斯顿的政治系统理论并不能算是政治变迁理论。
伊斯顿一直把他的政治系统分析理论确定为一种规范性理论，其目的是以政治系统的维持和稳定为价值目标，分析最大限度实现既定价值的必要条件，并依此给与理论说明。
[15]但他关于政治系统的适应能力决定其维持或崩溃的解说，却被一些研究政治变迁的学者所吸收。
阿尔蒙德就将政治系统的能力看作是政治变迁的一个核心的变量。
他认为，政治系统之所以发生变迁，是因为系统获得了新的能力。
传统的家族和宗教领袖通过建立官僚组织来扩大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和资源吸取能力，家族和宗教组织转变为特殊的政治组织，原有的系统就增加了对社会的整合和动员能力，政治系统能力发生了变化，政治系统本身也必然发生变迁。
[16]尼克拉斯?
贝利则把政治系统看作是社会系统中的一个部分，政治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边界发生改变，必然要影响政治系统的执行功能力。
只要政治系统所执行的社会功能有了扩张、萎缩和重组，政治系统就会发生变迁。
[17]
这种关于政治系统的“能力”学说实际上成为研究发展中国家政治变迁问题的主流观点。
但大多数的学者因在伊斯顿学说的影响下，把政治系统仅仅看作是一个整体，很少深入到政治系统的内部，对其适应能力的构成特点进行比较分析。
在他们看来，政治系统只是社会系统之下的一个子系统，对社会系统的变化和影响不断做出反应的“黑箱”。
在与社会系统的互动中，政治系统只是应变量，而社会系统则是自变量。
因此，他们关心的是社会系统的变化以及对政治系统产生影响。
政治输入成为研究的主要部分，而政治系统的内部运作以及运作规则和方式则很少涉及。
政治系统的特征似乎是已经给定的，或者由外在社会规则和价值观念所决定。
这种理论观点与美国政治学的团体理论和多元主义理论传统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
它使得大多数研究政治变迁的学者，将研究兴趣集中在社会经济变化的影响、社会阶级和阶层的变化、政党组织和其他政治性社会组织的政治影响、以及与政治参与相关的政治心理因素和政治文化因素等方面的议题。
许多的议题最后又回到政治发展理论所提出的西方民主政治价值的目标上来。
在西方政治变迁经典文献中，亨廷顿的理论具有独特的意义。
1968年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对政治变迁的理论分析，已经摆脱了多数人对民主重要性的过分强调，而将议题转向发展中国家政治稳定问题方面。
他直截了当地批评了美国政治家对于国家建设的偏颇认识，认为美国历史上强烈的反政府倾向，使得美国的政治家在政府构建时首先想到的是如何限制政府的权力，而不是创建权威和权力集中。
政府体制和对政府权力的限制被混为一谈，一个好的政府的构建就是制定一部成文宪法，再加之权利法案、三权分立、制约与平衡、联邦制、定期选举以及政党竞争。
亨廷顿认为，这一套价值体系对于发展中国家是不适合的。
因为对于大多数处于发展中的国家来说，首先需要的是建立权威的政治秩序；“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只有当建立了有一定水准的政治组织，才能进行有意义的选举，否则，“选举只会加强那些闹分裂，并且常常又是反动的社会势力，瓦解公共权威的结构。
”[18]亨廷顿提出了三个基本事实来证明他的这一观点。
其一，从政府维护公共秩序的基本功能看问题，世界各国之间的最大差别不是政府的形式，而是各个政府实行有效统治的程度；其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并没有促使这些国家出现现代化理论家所预示的政治发展，反而是增加了这些国家的社会混乱和政治衰朽；其三，在发展中国家，那些经济发展越快的国家，其政治上的动荡也越严重。
基于以上事实，亨廷顿认为，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任务是维持政治稳定，而政治稳定取决于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之间的联系。
在他看来，政治参与范围的扩大，其根本原因在于现代化和非政治的社会经济的发展。
现代化对政治稳定的影响是通过以下过程得以体现的：
经济发展与社会流动的相互作用产生了社会挫折，社会挫折与流动机会的相互作用产生政治参与的扩展，而政治参与的扩展与政治制度化的滞后则产生政治的不稳定。
亨廷顿的理论虽然以现代化为起点，但他明确地将有关社会经济的变化研究与对政治参与、政治不稳定和暴力的研究作了区分，并将其研究的重点放在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之间的关系方面。
在他看来，在现代化的各种关系中，政治制度化和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因为这种关系的失衡将导致发展的失败，使政治变迁走向政治衰朽。
由于亨廷顿在分析政治衰朽现象时，主张通过约束新团体的政治参与、限制大众媒体以及压制群众动员的方法控制和调节发展的进程，他的理论分析模式受到自由主义派学者的批评，认为其理论是从稳定、秩序、平衡与和谐价值观出发的保守理论。
总体而言，政治变迁理论试图从较小的范围来弥补政治发展宏大理论的不足，将研究的范围缩小到影响政治体系结构性变化和转型因素的问题上来。
政治变迁理论在宏观层面上的解说似乎并不复杂。
社会变迁所产生的经济结构变化、社会阶级和阶层的重新划分、精英与大众关系的变化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变等都会是推动政治变迁的外在原因；外在原因促使政治体系内部的调整以至于改变体系本身。
政治变迁理论实际上是由社会变迁理论引入政治活动领域的，并或多或少将政治变迁看作是社会变迁所引发的带有必然性的结果。
虽然政治变迁的研究引导了不少学者去关注特定国家和文化区域政治变迁的经验性研究，但是，由于政治变迁被当作是政治发展理论的一个分支，在理论层面上，对政治变迁的宏大历史叙事和普遍化理论概括仍然被看作是政治学的重大议题。
在方法论上，政治变迁研究多数是停留在社会经济变革与政治变迁的相关性解说的层面上。
多数学者从政治社会化、社会经济变量、社会政治变量等视角来解释政治变迁原因。
这些研究途径虽然在方法论上很受欢迎，但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并不能算是政治变迁的分析理论，而更多地是一种政治变迁的描述性理论。
这些相关性解说只是对政治变迁表层现象进行的概括性描述，对其因果关系的实质缺乏应有的深入分析。
概括意义上的相关性解释虽然提供了构建经验理论的基本资料，但并不是经验理论分析本身，因而不能用来理解相关变量之间互动的本质，无法对特定制度背景下政治变迁事实进行经验性解释和可行性预测。
当我们深入特定政治变迁的经验性研究时，我们往往会发现，政治变迁过程中政治现象和行动将涉及的具体问题远比宏观理论的阐释要复杂的多。
普遍化理论与特定背景下的经验之间会出现不衔接，宏观理论的解释在具体的事实面前会显得苍白无力，理论对社会政治问题的理解也因此缺乏指导意义。
这种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宏观理论体系的建立所依据的事实根据往往是有限的，当这种理论体系被用于更大范围的经验性研究时，其普遍化理论的指导意义就会减弱甚至丧失。
尤其是跨文化的研究中，宏观理论追求普适性与愿望和价值方面的偏颇将会导致其理论解释力的局限和偏差。
[19]
政治变迁实际上可以包括两个基本层面的变化。
其一，政治系统内部的变化，即系统组织和成员之间权力职能关系的变化；其二，政治系统本身的转变，即政治系统作为一个整体由一种类型向另一种类型的转变。
因此，政治变迁理论既需要深入分析特定政治系统内部权力和功能结构的变化及其原因，也需要研究一种政治系统类型是否可能向另一种系统类型演变，或者是如何发生这种演变这样的问题。
而且，更重要的是，还应该探讨政治系统内部的变化与系统演变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一种政治体系内部的变化能否促使政治系统向另一种模式转变。
然而，宏大理论和宏观抽象模型分析方法将很难深入探讨这些问题，对这些变化的深入探讨需要建立相对具体的实证分析理论。
三、政策过程：
一种政治改革研究的中层理论
通过上述分析，抽象宏大理论与具体经验之间存在的鸿沟是显而易见的，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其理论方式就是在宏大理论和具体经验之间建立中层理论。
社会学家罗伯特?
默顿曾经根据社会学研究领域存在的同类问题提出了建立中层理论的构想。
他认为，中层理论的意义在于架通抽象理论研究与具体经验分析之间的桥梁，是一种介于抽象的统一性理论与具体经验性描述之间的理论。
中层理论的目的主要是指导经验研究，其理论能够通过经验加以验证，因此，它只涉及有限的社会现象，适用于解释有限的社会活动领域。
同时，中层理论并不排斥宏观经典理论的思想观点和理论建构策略，而是指出宏观理论因普遍化、抽象化所产生的理想化和空洞化的弊端，开辟被宏观理论所忽视的具体领域和研究方向，增强理论研究的应用性、适应性和指导性。
而实现这一理论设想的策略则是，通过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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