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中的实证方式与审美批评.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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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中的实证方式与审美批评

比较文学中的实证方式与审美批评

【内容提要】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以为作为科学、客观方式的实证是与纯属精神活动的审美批评相对立的。

其实，实证方式绝不是纯然地只关注事实的求证而排斥审美的批评方式，实证进程就包孕着必然的审美批评成份。

一样，真正的审美批评又是包括实在证精神的批评。

缺乏实证的审美只能使批评滑入主观臆断的泥潭，从而使研究失去扎实稳健的可信度。

对实证方式与审美批评关系的片面明白得，与咱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关于“文学史”与“文学批评”观念的划分与观点不无关系。

法国实证主义哲学的创建者孔德在其《实证哲学教程》中鲜明地提出，哲学的基点确实是“实证”，即科学的精神和方式。

从本质上说，确实是以“确凿的事实和这些事实之间确实的稳固关系为基础”，“强调事实，强调对事实的观看分析，强调寻觅事物的转变规律，强调发觉同类事物的共性”①。

这种实证的思想精神和方式对尔后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对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阻碍。

第一，它不仅对照较文学这一学科的兴起与形成产生了重大阻碍，而且也成为法国学派阻碍研究最重要的研究方式，以至于人们一提到法国比较文学，第一想到的即是实证方式。

第二，实证方式再也不单单为法国文学研究所独有，而是成为超越国界的一切学术研究所必不可少的方式之一，“再也不是严格的国别概念，而是表现一种空间性或区域性的概念，更准确地说是一种方式论的属性概念”②。

就比较文学而言，实证能够成为法国比较文学阻碍研究最重要的方式，除实证主义传统的阻碍外，最重要的缘故，确实是众多学者对以往文学比较中显现的问题和对照较文学学科理性认知的结果。

法国学派第一名代表人物巴登斯贝格在《比较文学:

名称与实质》的闻名论文中，对他之前150年里人们对文学“比较什么”和“如何比较”的问题提出了质疑。

他明确指出:

“仅仅对两个不同的对象同时看上一眼就作比较，仅仅靠经历和印象的拼凑，靠一些主观臆想把可能游移不定的东西扯在一路来找类似点，如此的比较决不可能产生论断的明晰性。

”这种比较只是是“那种没有价值的对照”，是“那些隐约相似的作品或人物之间进行对照的故弄玄虚的游戏”③。

用今天的话说，他坚决反对把比较文学变成不同文学作品之间无原那么的瞎比，更反对不同文学作品之间进行空泛的无来由的所谓审美分析。

为了使比较文学不致陷入不着边际的空谈，巴登斯贝格开始躯体力行地进行欧洲各国文学之间渊源与阻碍的实证性考察，以为只有这种对细微迹象的实证考察，和在此基础上所取得的符合实际的结论，才能把比较文学整顿为一门科学的、符合文学史的最严格的要求的学科。

这一做法为尔后诸多法国学者所推崇。

梵·第根明确提出“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个分支”④，并把精细和准确的考证规定为比较文学的研究方式，坚信若是没有这种精细的考证，比较文学便只能给人们一些近似之说和空泛的概论。

梵·第根因此持比较文学属于文学史的分支的观点，除想幸免研究中的“近似之说”和“空泛的概论”的毛病外，还基于下面如此的考虑:

“它能够在各方面延长一个国家的文学史所取得的结果，将这些结果和别的诸国家的文学史家们所取得的结果联在一路，于是这各类阻碍的复杂的网络，便组成了一个独立的领域，它绝对不想去代替各类本国的文学史:

它只补充那些本国的文学史并把它们联合在一路。

同时，它在它们之间和它们之上，纺织成一个更普遍的文学史的网。

”⑤伽列也强调“并非随意什么事物，随意什么时刻地址都能够拿来比较”，若是仅把相似的东西罗列在一路，就有可能造成任性的、虚构的、空洞的对照，而不是从文学作品本身去寻求它的进展进程与进展规律。

他宣称，比较文学重在研究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作家和作品之间“曾存在过的跨国度的精神交往与实际联系”，从那个意义上说，“比较文学不是文学的比较”⑥。

基亚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比较文学是国际间的文学关系史”⑦的闻名观点。

上述熟悉决定了法国学者对实证方式的看重。

客观地说，法国比较文学有其自身无法幸免的局限性，但法国学者在实证方式的引导下对照较文学学科体系的完备与标准上所做出的扎实稳健的各类尽力，表现了实事求是的态度与科学严谨的学风，于比较文学的标准进展奉献庞大。

难怪美国学者勃洛克不无感慨地说，没有巴登斯贝格、梵·第根、阿扎尔与伽列这些“法国比较文学大师在半个多世纪内作出的尽力”，“可能今天就可不能有叫‘比较文学’的一门学科”，更“不太可能有比较文学研究最近几年来在美国和其他地址的蓬勃进展”⑧。

但是，正是这种实证方式，又不断受到挑战和质疑。

早在20世纪初，意大利闻名美学家克罗齐就对实证方式提出过质疑，以为“每件艺术作品是件独特而个别的结构，是精神的表达，因此是一种制造，而不是一种仿照”⑨。

假设企图用事实联系来讲明阻碍，最多只能停留在作品的外缘，因此他提倡价值的判定，而不是让作品淹没在渊源和阻碍的简单历史综合当中。

20世纪50年代末期，实证方式更是受到了以美国闻名学者韦勒克为代表的一些学者的尖锐批评。

韦勒克在那篇被称为比较文学美国学派宣言书的《比较文学的危机》的闻名报告中，把法国学派运用的实证方式列为比较文学显现持久危机的三大病症之一加以痛斥，以为有必要对照较文学的研究方式进行从头探讨。

以后，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名称与性质》和《今日之比较文学》两篇文章中强调指出，他的文章“所针对的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种方式”⑩。

那么，韦勒克何以对实证方式如此深恶痛绝呢?

韦勒克以为，法国学者“把陈腐过时的方式论包袱强加于比较文学研究，并压上十九世纪事实主义，唯科学主义和历史相对主义的重荷”，如此，比较文学“只能研究渊源与阻碍、缘故与结果，而无法从整体上研究单唯一部艺术作品”11，这种方式除可能说明一个作家熟悉和阅读过另一个作家的作品之外，再不可能为作品研究提供更有价值的东西。

在他眼里，“艺术作品不只是渊源和阻碍的总和，它是一个整体。

在那个整体中，从别处衍生出来的原材料再也不是毫无动气的东西，而是与新的结构融为一体了”12，“真正的文学研究所关切的不是毫无动气的事实，而是标准和质量”13。

若是把比较文学局限于研究两国文学之间的“贸易交往”，“使比较文学变得仅仅注意研究外部情形”，那么比较文学只能成为“研究国外渊源和作家声誉的附属学科罢了”14。

原先，韦勒克因此对实证方式深为不满，究其全然是由于它把文学研究引向了对文学外部的研究，而对文学外部的研究那么偏离了文学的审美批评原那么，从而造成无视或排斥文学价值判定与美学分析的结果。

这位新批评派理论家为了将比较文学研究导向“文学性”的内部研究，也为了打破法国学派一统天下的垄断局面，不吝把实证方式摆到了与审美批评截然对立的位置而加以批判。

显然在这一点上，韦勒克的观点与克罗齐是一脉相承的。

可是，韦勒克的批评是值得商议的。

因为研究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精神交往与彼此关系，并非能说明审美批评的缺席，更不意味着对“文学性”的轻忽。

对“文学性”的考察，本来就能够够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凝视。

韦勒克的新批评身份使他在专门大程度上看轻、贬低了法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意义，暴露了不该有的狭隘与成见。

那么，以实证为圭臬的法国学派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真的只注重资料考据、事实联系和因果关系，而完全轻忽或全然不讲审美批评吗?

换言之，作为一种科学的、客观的实证方式与纯属精神现象的审美分析真的水火不容吗?

历史地看，咱们注意到，法国学者们从未反对或排斥过文学研究中的审美介入。

被同时誉为法国“比较文学之父”的维尔曼和安培，都十分关注对文学作品的鉴赏和对美的本质的研究。

安培就以为，“文学科学”是由文学哲学与文学历史两个部份组成，它既要把“文学提高到科学的方式和科学的范围的水平”，又要“对作品的美发表意见”15。

在圣伯夫的身上，更是交织实在证主义、历史主义和浪漫主义三种不同的偏向。

他“一方面是理论上提倡实证批评，查找一种‘文学的科学’，旨在为‘精神的自然史’效劳;另一方面，其具体的批评实践，那么把注意力集中于‘作家的性格特点’上，强调一种‘趣味’批评和历史批评，他要去探访‘天才的火花’，‘诗人的精华’”16。

瑞士比较文学专家弗朗西斯·约斯特曾精辟地指出:

“在十九世纪，比较文学既成为学术上的一门学科，又是一种批评的体系，这多半是由现代批评的奠基者之一的圣伯夫第一承认的”17。

法国文艺批评泰斗丹纳在《艺术哲学》中申明他“从事实动身”、“不提出教训而寻求规律、证明规律”的主张，并用文化“三要素”即“种族、环境和时期”来匡定文学进展的动因，这些无疑都是典型的实证主义方式论，表现出了鲜明的“惟事实主义”和“惟科学主义”的特点，但同时他又注重时期精神的探访，辉映着黑格尔的历史观与美学观的星光18。

文学史家朗松在其《科学精神与文学史方式》一文中提出，在文学研究方式论上，要坚持“客观的求知精神”，“服从事实的立场”;而在《文学与科学》一文中又明确指出，在批评原那么上，不能把文学与科学混为一谈，不然就等于把文学分解为生理学、心理学或社会学来运用，这是不足取的。

总之，上述学者“学术思维的双重性，不仅是法国现代文学批评，同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兴起与形成时期理论与实践样态上突出的标识”19。

固然，20世纪30年代法国学派理论集大成者梵·第根的理论表述，似乎让人们感觉到了他对文学审美的排斥。

他指出:

“‘比较’这两个宇应该摆脱全数美学的涵义，而取得一个科学的涵义”。

这反映了他的实证主义偏向和立场。

这也正是美国学派指责、抨击法国学派实证主义的最确凿的“罪状”。

可是，梵·第根又接着说:

“比较文学的性质，正如一切历史科学的性质一样，是把尽可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路，以便充分地把每一个事实加以说明:

是扩大熟悉的基础，以便找到尽可能多的各类结果的缘故。

”20请注意，梵·第根在那个地址一样讲得很清楚，比较文学研究并非止于“把尽可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路”，也不单单是“找到尽可能多的各类结果的缘故”，而是在这一进程中还要“充分地”将“采纳在一路”的“每一个事实”“加以说明”。

既然研究者在尽可能多地搜集、考证、辨别、归纳和梳理事实的进程中还要“说明”，就必然会有所取舍，必然带有不容疑心的判定和价值取向，必然关注作为“终端”的同意者在同意、消化、过滤进程中表现出来的“新生点”、“制造性叛逆”及其意义和价值，怎么可能会“摆脱全数美学涵义”呢?

或许，梵·第根“摆脱全数美学涵义”的表述过于极端，却也正说明了他担忧比较文学陷入混乱的无边界的状态及其对照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科学性、公正性的保护的初衷。

稍后的伽列尽管也强调比较文学“要紧不评定作品的原有价值，而是偏重于每一个民族、每一个作家所借鉴的各类进展演变”21，可是他在用语上显然超级慎重，“要紧”和“偏重”所强调的都只是研究重点，而并非能说明是对审美介入的排斥和否定，因为对“作家所借鉴的各类进展演变”的揭露，例如对阻碍作家人格、思想、人物塑造、艺术手法、表现技术等的渊源研究，不可能不涉及审美分析与价值判定。

对此，美国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雷马克已灵敏地洞见到许多法国学者的比较研究中处处可见微妙的、有见地的精美篇章，“显示了对文学作品美学价值的直觉的洞察力”，而且这种“清楚的、吸引人的风格具有一种艺术的魅力”，“正是美国同行们有时似乎缺少的东西”22。

勃洛克也以为，阿扎尔的鸿篇巨著《十八世纪欧洲思潮》、《从孟德斯鸠到莱辛》等至今仍是比较文学的经典高作，因为它们“关于文学价值，表现了一样的灵敏性”，“为咱们指出了比较文学的一种可能形式”23。

这些都证明了审美因素在法国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存在。

20世纪60年代后期，法国学者更注意强调了实证研究中的文学批评和美学鉴赏。

这一进展趋势既是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彼此对话、彼此补充的结果，同时也是其自身逻辑进展的必然。

艾金伯勒的名著《比较不是理由》（1963），被美国学者以为是在一场学术论争的暴风雨过去后象征着学术界和平的彩虹。

他明确地提出比较文学要将“历史方式与批评精神结合起来”，“案卷研究与文本阐释结合起来”，“社会学家的审慎与美学家的斗胆结合起来”，从而最终“给予咱们的学科以一种有价值的课题和一些适当的方式”24。

这三个“结合”十分突出地揭露了比较文学研究中实证与审美批评缺一不可的关系。

布吕奈尔等著的《什么是比较文学》（1983）也以为:

“比较文学是从历史、批评和哲学的角度，对不同语言间或不同文化间的文学现象进行的分析性的描述，层次性和区别性的对照和综合性的说明，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明白得作为人类精神的特殊功能的文学。

”25这部学术专著在方式论的意义上更具有开放性和宽容性，它普遍地吸收了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新功效，反映了世界比较文学进展的新趋势。

可见，法国比较文学并非一味地只关注事实的求证而不讲批评;它所提倡的实证方式是几代学者理性探讨后所达到的共识，于比较文学研究有其内在的学理价值，绝可不能随时期的前进、学科的进展而时过境迁。

以审美批评为特色的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研究离不开实证的事实，也反证了法国学派与审美批评并非水火不容的关系。

美国学派是在法国学派的基础上进展起来的，是对法国学派研究领域的拓展。

它以为，比较文学既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同时又能够将文学同人类其他表现领域进行比较。

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中，既包括了无阻碍关系的平行比较研究，又含有阻碍关系的比较研究。

平行比较研究要求确立平行比较对象之间的相似性，即可比性，而那个可比性有时是显而易见的，有时那么隐藏在事物的内部。

找不到可比性，平行审美比较便失去了依据和理由，必然滑入主观臆断的泥潭。

因此要找寻可比性事实的存在，实证精神和方式就无法缺席，这种实证的精神和方式突出体此刻对照较两边不同背后的共性事实的令人信服的发觉和挖掘上。

在文学与诸如哲学、宗教、艺术、心理学等跨学科研究中，仍然离不开确凿的事实和这些事实之间确实的关系那个基础。

咱们无法想象，不找寻文学与哲学、宗教、艺术、心理学等学科之间的联系事实，这种跨学科研究将何以展开?

审美批评的基础将何以成立?

可见，在平行比较研究与跨学科研究中，一样要求事实说话，强调对研究对象共有事实的观看分析，强调寻觅事物的转变规律，强调发觉同类事物的共性，这一切都离不开实证的方式。

事实上，一切文学研究乃至学术研究都离不开实证的方式，正如艾金伯勒所说，“美学的一切都要从确凿的研究那儿获得”26。

因此，审美批评作为一种批评方式，也必然是包括实在证精神的批评。

就国内而言，长期以来，咱们由于过度强调了法国学派的实证和美国学派的审美的不同，因此不大注意并重视法国学派比较研究中的审美因素与美国学派比较研究中的实证因素的实际存在。

这种情形的产生，从更深的层面上说，与咱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关于“文学史”与“文学批评”观念的划分与明白得不无关系。

众所周知，文学研究一贯被划分为“文学史”、“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三个不同的要紧领域。

尤其是其中“文学史”与“文学批评”的划分，关于咱们明白得这两个领域的不同性质与任务，无疑起到了踊跃的引导作用。

但也毋庸讳言，这种划分在具体实践中所产生的弊病也是不容轻忽的。

其突出表现确实是事实上造成了很多人对“文学史”与“文学批评”互不关涉的误解。

这种误解和模糊熟悉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阻碍了国内很多文学史高作和教材的写作模式，致使这些高作和教材多数成了单向度的作家作品与思潮流派的简单罗列和梳理，而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批评精神的缺失。

这可能是目前国内文学史著述尽管多如牛毛却少有个性特色的要紧缘故之一。

也正是基于这种熟悉，作为被划入“文学史的分支”的法国比较文学，就自但是然地被以为是缺乏审美批评的学派。

这种熟悉是有害的。

事实上，大凡优秀的文学史著述都不只是作家作品与思潮流派的简单罗列和介绍，一样贯注着鲜明的审美批评的原那么。

夏志清写于上世纪50年代的颇具比较文学视野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确实是一个十分突出的例子。

他的小说史写作尽管在某些方面咱们不能苟同，但其中因包孕着鲜明深刻的审美批评成份而显得朝气蓬勃，别具一格。

他将优美作品的发觉和评凝视作文学史写作实践的一大要务，从而冲破了“文学史”与“文学批评”之间人为的樊篱，难怪有学者称他的文学史写作“是一种文体上的创新”27。

其实，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危机》中就曾对“文学史”与“审美批评”二者的紧密关系从理论上给予过充分确信，乃至以为“文学史和艺术批评之间不存在着任何界限”，“即便是文学史中最简单的问题也需要判定的行为”，“不确信挑选的原那么、不在典型化和评判方面作出尽力，就不可能写成文学史”28。

他还指出，在文学研究中，理论、批评和历史必需通力合作才能完成它的描述、阐释和评判文学作品的中心任务29。

但是，值得玩味的是，确实是这位如此通明的学者，却对作为文学史分支的法国比较文学的实证方式作出了那样绝对的苛刻的责难，这不能不说是他自身观点的矛盾性显现。

这也是他的文章在那时受到众多欧美学者赞誉时又一样受到很多学者批评的缘故之一吧。

笔者以为，就法国比较文学阻碍研究而言，咱们不必斤斤计较或纠缠于它的文学史分支或文学研究的性质和身份，只要它的结论有利于文学史和文学批评，有利于拓展对文学作品自身主动阻碍或同意阻碍的事实及其特点的熟悉，确实是有价值的研究。

当下，咱们重提比较文学研究中实证方式与审美批评的话题，确实是因为过去一段时刻以来对审美批评的过度偏重造成了对实证的某种轻视。

结果，实证的空疏造成了很多研究言而无据、信口开河的混乱事实，也是造成当下被称为X+Y式的或阿狗与阿猫式的瞎比乱比现象的重要缘故之一，并由此败坏了比较文学的声誉。

陈思和先生曾举一本目前通行的比较文学教材里的一段话为例，指出实证空疏所带来的弊病。

他以为其中“关于浪漫主义思潮在中国被同意的论述几乎每一句话都需要认真商议”，因为“既然制造社成员是以感伤情绪来取舍外国文学，为何不喜爱感伤小说《新爱洛绮丝》而喜爱愤世嫉俗的《忏悔录》?

制造社成员何时何地说过对《浮士德》时期的歌德不感爱好?

若是真是如此，郭沫假设为何后来翻译这部文学名著?

他们选择介绍雪莱是不是就意味着拒绝拜伦?

他们何时表示过对雨果不感爱好?

若是不感爱好什么缘故王独清要自称是‘雨果第二’呢?

”30他以为，若是没有第一手资料来证明，以不通过考核的结论为前提，然后推断出不负责任的证据的方式是站不住脚的。

可见，缺乏实证的文学史和审美批评必将偏离事实并使批评导向主观臆断性，从而使话语和结论失去扎实稳健的可信度。

咱们强调、提倡实证，并非是要把文学等同于科学，而是因为它表现出了一种科学求真的精神与严谨务实的学风。

这种科学求真的精神与严谨务实的学风是一切学术研究所必不可少的。

这种精神与学风在今天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这一点，在后现代主义思潮颠覆、解构科学和理性的语境下更应引发学界的高度重视。

总之，包括比较文学在内的一切学术研究，尽管重点各异，方式有别，但都存在实在证与批评融合的研究格局:

实证中有批评，批评中含实证。

过度强调一端而轻忽另一端存在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注释

①转引自罗等:

《法国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55页。

②161819曹顺庆等:

《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巴蜀书社2001年版，第143-144、130、12五、13l页。

③⑤⑥⑦⑧⑩111213142324262829转引自干永昌等编选:

《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32-33、5五、42-43、7九、19一、164、122-123、12五、13一、124、190、102—103、10八、13一、132页。

④20梵·第根:

《比较文学论》，戴望舒译，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0二、17页。

⑨转引自布鲁克斯:

《西洋文学批评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80页。

15罗杰·法约尔:

《法国文学评论史》，怀宇译，四川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70-171页。

17弗朗西斯·约斯特:

《比较文学导论》，廖鸿钧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9页。

2122转引自《比较文学研究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3、68页。

25布吕奈尔等:

《什么是比较文学》，葛雷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笫229页。

27刘锋杰:

《想像张爱玲》，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87页。

30陈思和:

《谈虎谈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