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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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
一，新型城镇化
城镇化是指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过程。
这个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大。
新型城镇化
城镇化伴随农业活动的比重逐渐下降、非农业活动的比重逐步上升，以及人口从农村向城市逐渐转移这一结构性变动。
城镇化也包括既有城市经济社会的进一步社会化、现代化和集约化。
城镇化的每一步都凝聚了人的智慧和劳动。
城市的形成、扩张和形态塑造，人的活动始终贯穿其中。
另一方面，城市从它开始形成的那一刻起，就对人进行了重新塑造，深刻地改变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所谓新型城镇化，是指坚持以人为本，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以统筹兼顾为原则，推动城市现代化、城市集群化、城市生态化、农村城镇化，全面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水平，走科学发展、集约高效、功能完善、环境友好、社会和谐、个性鲜明、城乡一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建设路子。
新型城镇化的“新”就是要由过去片面注重追求城市规模扩大、空间扩张，改变为以提升城市的文化、公共服务等内涵为中心，真正使我们的城镇成为具有较高品质的适宜人居之所。
城镇化的核心是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完成农民到市民的转变，而不是建高楼、建广场。
农村人口转移不出来，不仅农业的规模效益出不来，扩大内需也无法实现。
二，中国城镇化现状
中国在改革开放30年时间当中，城市空间扩大了二三倍，城镇化率也达到了52.6%。
但是，空间城市化并没有相应产生人口城市化。
中国有2.6亿农民工，户籍问题把他们挡在了享受城市化成果之外，他们是被城镇化、伪城镇化的。
如果挤掉水分的话，我国只有36%的城镇化率。
中国的新型城镇化，是确凿无疑的大方向。
这是世界最多人口的城镇化。
仅此观之，正如政府工作报告所言：
五年转移农村人口8463万人，城镇化率由45.9%提高到52.6%——中国城乡结构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这种变化得益于两个因素：
一是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推动，二是有关户籍等政策逐步调整，公平的“城门”在制度层面逐渐打开。
城镇化是中国发展的重头戏。
这不仅因为美国城镇化率达到90%、韩国达到80%等现实差距，更因为城镇化背负着扩大内需、拉动增长的重任。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新型城镇化”概念，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把“加快城镇化建设速度”列为2013年经济工作六大任务之一。
发改委主任张平近日更在人大记者会上表示，发改委正会同有关部门编制中国城镇化发展规划，今年如果顺利的话，今年上半年有可能出台。
这些信号都表明——新型城镇化已成为新时期的国家战略。
据《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路径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前瞻》分析，城镇化当然要圈地扩容、要盖楼建房，但是，中国的新型城镇化，显然不是房地产化。
以城镇化的方向来修复地产股估值等逻辑，显然忽略了以下几层思考：
一者，1995年以来，我国城镇化经历了历史上最快的发展阶段，同时也带来一个更令人头痛的问题——市场房价进入快速上涨甚至暴涨期。
房价问题的背后，还有以下值得注意的数据：
从2000年至2010年的10年内，国内城市建设用地扩张83%，但同期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城镇人口仅增长45%，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速度极不匹配。
那么，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积极稳妥”之意，当然在于纠偏类似失衡，在平抑房价的同时，引导地产业理性归位。
二者，新型城镇化之“新”，就是要区别于“造城运动”，真正将工作重心转移到进城人口权益的市民化上来。
有数据显示：
全国人户分离的人口为2.79亿人，其中流动人口为2.36亿人。
今日中国城镇化的发展速度，恐怕还要再等等“市民化”的进程。
换句话说，“城镇化”固然是指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一个过程，但这种“转化”不仅要有“广度”、更要有“深度”——即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提高城镇化质量，使之健康发展”。
三者，城镇化固然是农民进城的过程，但这个过程绝不仅仅停留在盖房子层面。
社科院发布的蓝皮书称，按照世界城市的发展规律，当城镇化率达到40%—60%的时候，标志着城市进入成长关键期，“城市病”进入多发期和爆发期。
此时，继续推进城镇化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因此，即便是硬件而言，我们更需要对城市交通、环境、社会等方面统筹安排，还得考量城市群内部的协调发展问题。
真正的城市化，或者说我们吁求的新型城镇化，正如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主任慕海平所言，不仅要有“人口的城镇化”，更应是产业、人口、土地、社会、农村五位一体的城镇化。
城镇化不是给“房地产化”代言。
三，发展途径
新型城镇化的要求是不断提升城镇化建设的质量内涵。
与传统提法比较，新型城镇化更强调内在质量的全面
提升，也就是要推动城镇化由偏重数量规模增加向注重质量内涵提升转变。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粗放式用地、用能，提出新型城镇化后必须从思想上明确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之路的重要性；过去我们主要依靠中心城市带动，提出新型城镇化后更应该强调城市群、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配合发展的必然性。
“新型城镇化道路”具有这样几个特点和要求：
（1）规划起点高。
城镇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要使城镇规划在城市建设、发展和管理中始终处于“龙头”地位，从而解决城市建设混乱、小城镇建设散乱差、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等问题。
（2）途径多元化。
中国地域辽阔、情况复杂，发展很不平衡，在基本原则的要求下，中国城镇化实现的途径应当是多元的。
中国东中西部不一样，山区、平原不一样，不同的发展阶段要求不一样，不同地域特色不一样……不能强调甚至只允许一种方式。
与工业化的关系处理也应该有多种方式，有的是同步，有的可能要超前。
（3）聚集效益佳。
城镇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具有聚集功能和规模效益。
要在增加城镇数量、适度扩大城镇规模的同时，把城镇做强，不能外强中干，有些城市就虚得很。
（4）辐射能力强。
利用自身的优势向周边地区和广大的农村地区进行辐射，带动郊区、农村一起发展，这是城镇责无旁贷的义务，它应该做到而且也可以做到，问题是我们要有这种意识、视野、规划和措施。
千万不能搞成孤岛式的城镇。
（5）个性特征明。
中国的城镇要有自己的个性，每个地方的城镇，每一个城镇都应该有自己的个性，要突出多样性。
城和镇都是有生命的，都有自己不同的基础、背景、环境和发展条件，由此孕育出来的城镇也应显示出自己与众不同的特点。
（6）人本气氛浓。
我们不能为城镇而城镇，发展城镇的目的是为人服务。
所以，城镇的一切应当围绕人来展开，要树立牢固人本思想，创造良好的人本环境，形成良好的人本气氛，产生良好的为人服务的功能。
总的来说，就是要使城镇具有人情味，能够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不是相反。
（7）城镇联动紧。
笔者在表述上使用的是“城镇化”，而非城市化。
其内涵是要把城市的发展和小城镇的发展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考虑，解决好非此即彼或非彼即此或畸轻畸重的问题。
600多个大中小城市和两万多个小城镇本来就是一个完整的梯队，不能人为地分割开来。
（8）城乡互补好。
中国的城镇化一定要体现一盘棋的思想，要打破二元结构，形成优势互补、利益整合、共存共荣、良性互动的局面。
市带县体制也好、城乡一体化也好，其出发点都是要走活城乡这盘棋。
因为农村可以为城镇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形成坚强后盾，城镇可以为农村的发展提供强大动力，从而全面拉动农村发展。
决不能以牺牲农村的发展来谋求城镇的进步，这是一些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老路，是一条教训，当引以为戒。
与国际社会比较，中国城镇化的道路仍然漫长而艰难。
1998年，世界的平均城市化水平（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是46%，低收入国家为30%，中等收入国家为65%，高收入国家为77%，中国为31%，而整个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则为34%。
到2000年底，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尽管上升为36.09%，但仍处在一个较低的发展水平，比低收入国家略高一点。
中国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幅度提高城镇人口比重，逐步扭转、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地区差别是其中的重要目标之一。
为此，我们必须努力“消除不利于城镇化发展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十六大报告”语），走出一条既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也不同于传统发展老路的城镇协调发展、城乡共同繁荣的与新型工业化道路相呼应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来。
四，新在哪里
新型城镇化与传统城镇化的最大不同，在于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注重保护农民利益，与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
新型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城市人口比例增加和规模扩张，而是强调在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实现由“乡”到“城”的转变，实现城乡统筹和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人的无差别发展”
著名城市生态专家、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如松院士：
李克强总理曾经指出，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城市人口比例增加和面积扩张，而是要在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实现由“乡”到“城”的转变。
新型城镇化的“新”，是指观念更新、体制革新、技术创新和文化复新，是新型工业化、区域城镇化、社会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生态发育过程。
“型”指转型，包括产业经济、城市交通、建设用地等方面的转型，环境保护也要从末端治理向“污染防治—清洁生产—生态产业—生态基础设施—生态政区”五同步的生态文明建设转型。
集约、智能、绿色、低碳，应该贯彻到城镇化的生态文明过程与行动上，首先要改变的是人的观念、体制和行为。
强化城市和区域生态规划，处理好城市建设中眼前和长远、局部和整体、效率与公平、分割与整合的生态关系，强化和完善生态物业管理、生态占用补偿、生态绩效问责、战略环境影响评价、生态控制性详规等法规政策。
推进产业生态的转型。
城镇化的核心是将农民变成产业工人，这需要以城市带农村、工业融农业、公司带农户、生产促生态。
要在弄清资源和市场、机会和风险的前提下策划、规划、孵化新兴园区、新兴产业、新型社区和新型城镇，将传统的招商引资模式改变为招贤引智模式。
注重生态基础设施和宜居生态工程建设。
比如汽车交通将转向生态交通，以最小的化石能源消耗和物流，实现城市流通功能的便利通达；将耗能建筑变为产能建筑；通过地表软化、屋顶绿化、下沉式绿地等生态工程措施，实现对生态占用的补偿，使建设用地兼有生态用地的功能。
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生态方法和技术包括如下方面：
生态集约，包括生态资源、生产关系和经营方式的集约。
特别是土地、水、生物资源的集约规划、集约建设和集约管理。
要发展紧凑型城市，推进适度规模的城镇化。
城市人口密度要控制在每公顷100人左右。
生态大智，在城市发展中，特别需要将传统技术方法和聪明才智融入规划、建设与管理中。
低碳循环，化石能源的清洁、高效、生态利用，可再生能源合理开发、有机替代，以及资源循环再生等等。
绿韵红脉融合，推进生产高效循环、生活幸福低碳、生态绿色和谐的可持续发展。
均等待遇
让农民进城“进得来、留得下、有尊严”
【目标】十八大报告提出，要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核心数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数据显示，我国农民工总量超过2.5亿人，20%的农民工子女无法入读全日制公办中小学校，参加除工伤保险之外的其他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的比率均未超过30%。
大部分地区未将农民工纳入住房保障对象。
【专家评析】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说：
“城乡福利差距巨大，工作在城市而保障在农村，由此形成了‘候鸟式’‘钟摆式’迁徙，加剧城镇化的难度。
要逐步实现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由户籍人口向常住人口全面覆盖。
”
“根本还应突破户籍与福利合一的社会管理制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建议，应建立合理的农民工市民化支付机制，在有条件的地方逐步实施融居住登记和就业、社保、租房、教育、计生等多种服务管理功能于一体的居住证制度，让“一证通”助力实现农民工在子女就学、社会保障、技能培训、公共卫生、养老等方面的待遇均等。
产业支撑
从“候鸟式”迁徙到家门口的“就业路”和“致富经”
【目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打造高质量的新型城镇化，推进产城融合，将城镇化作为拓展农民就业的重要空间。
中央强调，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键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目的是造福百姓。
【核心事实】社科院调查显示，中国城镇化率约为51%，工业化率为47%，而国际上发达国家城镇化率约是工业化率的2至3倍，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严重，就近就业率低；我国“漂”在城镇的农民工，70%以上希望在家乡周边就业。
【专家评析】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
“以往产业都是城镇化的‘配角’，产业发展与城镇化建设割裂，新型城镇化旨在实现人们在家门口就业、‘高也成低也就’的愿望。
”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说：
“在推进城镇化时应注重城镇产业经济的培育，重视二、三产业的转型升级。
逐步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城市和农村合理分工、特色突出、功能互补的产业发展格局。
实现新型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互动。
”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尹成杰认为，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的发展家庭农场是发展新型城镇化一种相对易行的方式，可通过深化农村经营体制改革，大力提高我国农业经营体系的水平，走农户联合和合作，多元化、多层次的经营体系这条路。
土地征收
从“被代表”到“带资进城”
【目标】十八大报告指出，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用5年时间基本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尽快出台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征收补偿条例的问题。
【核心数据】调查显示，耕地征用之后土地增值部分的收益分配中，投资者和政府拿大头，村级组织留下两三成，农民拿到的往往不到10%，这一剪刀差引发越来越多矛盾和冲突。
【专家评析】中国城郊经济研究会名誉会长包永江认为，长期以来，农民在被征地过程中缺乏话语权，往往“被代表”或“被同意”，挖掘城镇化的新空间，就必须要直面“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体制缺陷，让农民可以“带资进城”。
国务院研究室农村经济研究司巡视员叶兴庆认为，一旦被征地，失地农民应当参与增值收益部分的分配。
提高补偿标准的依据是什么？
应当根据各地城市化和收入水平“因地制宜”。
去年底，补偿标准取消30倍的“天花板上限”，体现了国家对土地征收过程中农民合法利益的保护。
“土地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关键，一是要保障农民征地谈判的主体地位，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二是要形成长期保障机制，通过货币、就业、培训、留地、入股、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等多种安置方式，解除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说。
国内新型城镇化模式探索
一、成都模式
典型的大城市带大郊区的发展模式。
其主要做法是对土地确权颁证，建立农村土地产权交易市场，设立建设用地增减指标挂钩机制。
以发展较好的区域作为起步点，确立优势产业，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产业集群。
另外再配以农民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
2、天津模式
典型的大城市带大郊区的发展模式。
主要做法是对土地确权颁证，建立农村土地产权交易市场，设立建设用地增减指标挂钩机制。
天津的小城镇发展主要又分为四种子类型：
整体推进型、都市扩散型、开发拓展型和“三集中”型。
其主要做法为乡镇政府主导的“以宅基地换房”，先解决搬迁农民的安臵问题，然后通过土地集约增值的收益发展地区产业，解决农村居民的就业问题。
将农民的集中居住与城镇化、产业化有机结合。
三、广东模式
广东模式又可以分为两条主线：
一是珠三角模式，即以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集中的中心镇为发展依托；二是山区模式，即围绕着县城，发展专业镇。
珠三角模式的主要做法是通过产业集聚带动人口集聚，进而实现城市周边地区的快速崛起。
四、苏南模式
苏南地区采取以乡镇政府为主组织资源方式。
政府出面组织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资料，出资办企业，并由政府指派所谓的能人来担任企业负责人。
苏南模式的主要特征：
农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所有制结构以集体经济为主；乡镇政府主导乡镇企业的发展。
五、温州模式
温州模式是以个体私营企业为主体、迅速发展为推动力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在温州，当地政府扶持个体私营经济，这是改革开放后地方政府有了自己可追求的利益，利用本地区可利用的资源，发展地域经济的方法。
新型城镇化建设相关配套问题
一、户籍制度改革
户籍制度改革的难点主要来自三方面:
一是原来单一的城乡二元矛盾已演变为城乡间、区域间双重矛盾并存的格局；二是对城镇化的认识存在偏差；三是附着于户籍制度上的利益分配格局被固化。
户籍制度改革要解决两个不同的问题：
农村人口在当地的城镇化和城市外来流动人口落户。
对于城市外来人口，可有三条途径解决：
第一条途径是一次性地解决一批举家迁徙的外来人口；第二条途径是根据城市的人口规模和外来人口数量，设置适合当地实际的落户“门槛”，逐步解决外来人员落户；第三条途径是逐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
相对本地农村人口，外来人口在流入地城市落户难度更大、更为复杂。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说：
“当前我国有2.36亿外出流动人口，其中1.63亿为外出农民工，还有7000多万城镇间流动人口。
到2020年，我国城镇人口将达8亿，预计流动人口将达3亿多，2030年将有近4亿。
如果再不着手解决城市外来人口的身份转换问题，将对经济发展形成制约和阻碍；这么多人在城市里悬着，会带来极大的社会风险。
”平稳有序地实现这3亿人口的真正城镇化是户籍制度改革的难点和核心。
城镇化应当是人的城镇化
李铁说，以城镇化来带动内需，关键是农村人口进城，是人的城镇化而不是土地的城镇化。
其核心是让进城的农民在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前提下，把他们的长期消费倾向从农村转向城市。
李铁认为，这3亿外来人口虽然在计算城镇化率时被统计进去，但有专家说他们只能算“半城镇化人口”，不无道理。
对农民工而言，城市只是他们工作挣钱的地方而非生活消费的场所。
如果创造条件，使他们能真正在城镇定居，其消费就会大大增加。
他要买房、租房，就会带动房地产业、建筑业，也会带动家庭装修、家用电器消费，还有文化、医疗、教育等一系列服务性消费，生活品质也会大幅提升。
但现在因为户籍的阻碍，他们享受不到城镇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无法真正定居，也无意在城市消费。
农村人口进城同时还能通过减少基数来富裕农民。
现在全国农民人均耕地仅2.8亩，少的地方才一亩地甚至几分地，农民进城，以政策促进土地流转，增加人均占有资源，推进耕地集约化，才能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提高农民收入。
李铁表示，在户籍改革过程中，对人口流动就业、流动居住的长期发展趋势，要有清楚的认识，并通过改革，使户籍管理适应这种趋势。
哪里生活成本低、更方便、更舒适，有更多的机会、更好的工作、更高的收入，人口就会向哪里流动。
这是城市发展和市场竞争的规律，户籍制度改革一定要符合这一规律。
不能以一种新的福利方式，将人口再度固化。
户籍制度改革面临多重难题
李铁认为，户籍制度改革的难点主要来自三方面。
一是原来单一的城乡二元矛盾已演变为城乡间、区域间双重矛盾并存的格局；二是对城镇化的认识存在偏差；三是附着于户籍制度上的利益分配格局被固化。
李铁认为，户籍制度改革这个议题在上世纪80年代刚刚提出来时，其背景主要是城乡二元分割体制下的城乡差别。
直到2001年，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
这一政策执行的结果是当地农民进入小城镇落户的限制基本放开了，但外来人口限制还是较多。
现在我国的户籍制度改革，涉及的已经不仅仅是城镇和周边农村居民身份变换问题，还有大量的区域和区域之间、甚至城市和城市之间流动人口的问题。
一些人口流入较多的城市在户籍制度改革中，如何吸纳流动人口，其难度大大超过本地农民的城镇化。
对城镇化认识的偏差，也成为户籍制度改革在观念上的障碍。
李铁说，有些城市决策者将自己城市的位置定得很高，从基础设施、城市景观乃至人口素质都要和发达国家媲美。
大量农民进城必然增加城市低收入、低端就业人群，这就与一些城市管理者的城市发展理念产生冲突，从而在政策上设置较高的落户门槛。
最突出的难题，是附着于户籍上的利益如何重新分配。
李铁说，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实行的户籍制度，将农村人口限制在土地上，向城市提供廉价的农产品，确保国家完成了工业化积累。
上世纪80年代起，二、三产业高速发展，城市积累了大量财富，进而拉大了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福利的差距。
这种与户籍紧密相联的利益结构，加大了户籍管理体制改革的难度。
据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对广东的调查，在教育、就业服务、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等5大类17项公共服务和福利方面，本地居民均可完全享受，而外来人口则有10项为“不可享受”，7项为“部分享受”或“少量享受”。
要缩小这种差距，有的需要增加投入，地方政府在财政压力下难免有所顾虑；有的要从原户籍居民享有的公共服务和福利中切出一块重新分配，比如高考招生的名额分配，是一项硬碰硬的改革难点。
二、土地流转改革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土地流转的问题日益突出,许多涉及土地的新矛盾层出不穷。
处理不好这些问题和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危害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就不会牢固。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城镇化进程的重要标志。
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过程中，就牵扯土地流转的问题。
特别是新的户口政策出台后，土地的政策相对有了一定的缺陷。
这样很难界定某些流转方式的正确与否，在处理某些问题或解决相关矛盾纠纷上依据不清，力度不大。
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我们不能采取强制措施来达到一个什么目的，而是靠市场调节这种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程度。
这个过程，不仅要适应社会发展节奏的需要，而切重要的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生产能力的适应和提高。
城镇化的变迁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人的思想意识的变迁。
土地的流转形式本质上就是界定哪些人应该掌握土地使用权的问题。
户口界限打破后，一些从农村出去的下岗职工还想要回土地，一些在非农生产领域就业后的农村人员和那些毕业的大学生还想保留土地；还有一部分人想脱离农业，放弃土地。
这个目标的实现需要多种流转形式，而这些形式必须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确保目标实现的成功率。
最终形成一套完整制度确定下来。
城镇化进程的加快，预示着中国非农产业发展程度的提高，这个过程可以称为后农业时代。
在这个时期内，特别是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十分健全的情况下，土地使用权的拥有可以作为一种保障措施的形式存在。
再者，土地同时作为农业生产的第一生产资料，应该掌握在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手里，这样才能挖掘土地资源的最大效益。
在后农业时代，土地已经不是一个民生问题，而是经营形式的问题。
我们就用土地的双重性质，来决定它的流转形式。
一、土地作为生产资料的性质。
我们知道，城镇职工的一个体现是拥有岗位（包括部分个体经营者），这同样占有国家生产资料资源。
从这层意义上讲，从农村转出并拥有岗位从事非农生产，取得收入的人员，不适合再进行土地资源的分配。
土地就应该掌握在从事农业规模经营的人手中。
二、土地作为保障措施的性质。
城镇职工的另一体现是拥有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保障措施。
土地作为保障措施，是保证那些没有能力脱离农业的劳动者的生活问题。
从这层意义上讲，这部分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城镇劳动者不应该再拥有土地，而那些农村劳动者将长期拥有土地的使用权。
毕竟，非农产业的产出效益要比农业产出效益高的多，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用制度把这些土地流转形式确定下来，不是很难实现的事情。
三、财税体制改革
任何一个体制的设计和改革是要形成对经济发展的一个支撑，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那么制度也应该相应发生变化。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个时候改革是必然的。
关于财税体制改革我想讨论三个问题，我们现在形成了什么样的财税体制，城镇化的财政体制是什么样的财政体制，以及未来我们可能会采取的改革方向。
我们现在的财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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