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士兵中的两性关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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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军士兵中的两性关系
太平军士兵中的两性关系
太平天国的婚姻制度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题目，不过，以往的相关论着主要侧重从妇女政策的角度，探讨太平天国前期从隔绝男女到恢复家庭生活的演变脉络，尤其聚焦于男女分营（馆）制度、合挥制度，但对其具体演变过程的考察过于简略，并且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些比较敏感的史实，对后期的情形也较少涉猎，缺乏系统的研究。
关于男女婚配和相互交往时所必须恪守的行为准则，太平天国一直有着比较具体的解释和规定，体现了洪秀全独特的政治与伦理思想，并在实践中对太平天国的政局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本文尝试按照上述思路，就太平军中的婚姻状况与两性关系进行前后贯通式的考察。
民间的情形不在本文考察之列，但在必要时仍对一些相关史实略加论述。
（一）
1853年春定都天京（今南京）后不久，太平天国正式颁布纲领性文献《天朝田亩制度》，内有部分文字涉及男婚女嫁之事。
该文献宣布“凡天下婚姻不论财”，否定了买卖婚姻，设想由国库负责每家婚娶时的一切开销，采用统一的标准，即给钱一千文，谷一百斤，强调“用之有节”，反对铺张；同时突出了政治色彩，规定婚礼上必须举行祭告上帝的仪式，“一切旧时歪例尽除”。
太平天国所拟定的婚礼专用奏章格式如下：
小子○○○小女○○○跪在地下，祷告天父皇上帝。
今有小子○○○小女○○○迎亲嫁娶，虔具牲醴茶饭，敬奉天父皇上帝，恳求天父皇上帝祝福小子○○○小女○○○家中吉庆，万事胜意。
托救世主天兄耶稣赎罪功劳，转求天父皇上帝在天圣旨成行，在地如在天焉。
俯准所求，心诚所愿！
（注：
《天条书》，《太平天国印书》，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9页。
）
《天朝田亩制度》以16岁（含16岁）作为男女分田的年龄杠，但对男女的法定婚龄并没有作出具体的规定。
在同期颁布的一份通告中，太平天国郑重宣布：
“男有男行，女有女行，男习士农工商，女习针指中馈，一夫一妇，理所宜然”（注：
《国宗韦、石革除污俗诲谕》，《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0页。
），明确提倡一夫一妻制。
不过，上述规定仅仅具有象征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却严重脱节，而且也不是一概而论。
首先，早在金田起义之时，太平军就划分男行女行，用军事编制取代了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组织，规定除洪秀全和后来被封为王爵的杨秀清等人外，一律严别男女，即使夫妻也不得同宿，婚娶之事自然更是无从谈起。
其次，一夫一妻制仅仅针对广大官兵和老百姓而言，至于首义诸王，从一开始便实行的是多妻制。
以洪秀全为例，他在1851年春就已经拥有15名后妃，后又逐年增加，最终达到了88个。
金田团营期间，鉴于各地会众都是举家举族参加起义，为了打破清军的围剿，洪秀全特意在金田颁布五大纪律，其第二条便是“别男行女行”（注：
《五大纪律诏》，《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31页。
）。
严别男女、拆散家庭适应了当时流动作战的需要，为金田起义从星星之火转变成燎原之势提供了便利，无疑具有它的积极意义。
问题在于，在拥有了大片版图之后，太平天国领导中枢并没有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地加以变通，相反，却执意要将这种应急举措一直延续到平定天下以后，并且还将之推广到整个社会，使得其境内的所有城市均无一例外地变成了军营，从而走向了极端。
以都城天京为例，全城居民以25人为单位，分别按照性别被编入男馆或女馆，不准私藏在家，实行严格的军事化编制和管理。
（注：
太平天国在所克城池的居民中实行严别男女政策自广西永安始。
据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记载：
“比据江宁，蒙贼（指蒙得天，详参下文，引者按）谓当安民，毋用男行女行法，但抽丁为兵，先定江南，再图进取，如明初故事。
东贼（指东王杨秀清，引者按）大怒，谓汝何以不能认实天父，欲妄改天父排定章程，不从。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以下简称《太平天国》）第4册，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第719页）照此说法，在是否依旧在南京居民中推行该政策这一问题上，太平天国内部曾有不同的意见。
）太平军通常占据民房宿营，俗称“打馆”。
在此意义上，男馆、女馆亦称“男营”、“女营”。
民女入馆后，“无论老少，呼曰‘新姐妹’，聚二十余人为一馆，老姐妹辖之曰牌长（职同两司马，受辖于卒长，引者按）。
老姐妹者，广西女人也，亦不论老少。
女馆多在西华门，比屋而居，谓之女营，分前后左右中为五军。
军置女军帅一，亦广西女人为之；女巡查一，则男贼也。
”（注：
《太平天国》第4册，第695页。
另据胡恩燮《患难一家言》卷上：
“先是贼破城，分城中男女为二馆，名为男营、女营，编为左一军、右一军诸名目，以粤西、湖南男女贼首总之。
”（《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38页）按：
依据世人灵魂均来自上帝、彼此同为上帝子女的教义，洪秀全宣称“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姐妹之群”，故太平军不分长幼，均以兄弟姐妹相称。
所谓老姐妹、新姐妹，系按照入营时间的先后来划分，与老兄弟、新兄弟同。
又，广西首义女子都是天足，早年曾在征伐途中与男子并肩作战，但在定都之后，随着洪秀全诏令“女理内事，外非所宜闻”（《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38页），她们便逐渐淡出太平天国的政治和军事舞台，其活动空间十分有限。
）这些被组织起来的民女一律被勒令放足，且不得穿裙，以便于从事削竹签、搓麻绳、挖壕沟、盘粮等后勤劳务；善女红的女子则被编入绣锦衙，其绣花处曰绣花馆，算是上差。
与女馆相比，男馆在军帅之下仍设师帅、旅帅两职，其成员则有牌面、牌尾之分，前者为青壮年男子，除在手工衙营务工或运粮搬物外，还随时奉调出征；后者为老人和幼童，主要承担煮饭、打更、放马、割草之类的轻体力活。
在不允许夫妻同居和暂缓谈婚论嫁的背景下，为了整肃军纪，太平天国特别强调严男女之大防。
《天条书》专门就第七天条“不好奸邪淫乱”的定义作了注解，强调“天堂子女，男有男行，女有女行，不得混杂。
凡男人女人奸淫者名为变怪，最大犯天条。
”（注：
《天条书》，《太平天国印书》，第32页。
按：
该书初版于1852年，所列“十款天条”系据《旧约》中的“摩西十诫”修订而来，既是上帝教的宗教戒律，同时又是太平天国的最高法律。
）太平军《定营规条十要》第五条也规定：
“要别男营女营，不得授受相亲。
”（注：
《太平条规》，《太平天国印书》，第66页。
）洪秀全在永安还专门降诏，吩咐“务宜时时严查军中有犯第七天条否，如有犯第七天条者，一经查出，立即严拿斩首示众，决无宽赦”（注：
《严命犯第七天条杀无赦诏》，《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36页。
）。
太平军禁律则规定得更为具体而又严苛——“凡犯第七天条，如系老兄弟定点天灯，新兄弟斩首示众”。
“凡夫妻私犯天条者，男女皆斩”。
“凡强奸经妇女喊冤，定即斩首示众，妇女释放；如系和奸，即属同犯天条，男女皆斩”。
（注：
张德坚：
《贼情汇纂》卷8，《太平天国》第3册，第231页。
）也就是说，无论是过夫妻生活也好，两相情愿也罢，强奸也罢，只要是和异性发生了性关系，便一律属于犯下“奸淫”罪，格杀勿论。
出于以儆效尤的考虑，对老兄弟量刑尤重。
“点天灯”是太平天国的一种酷刑，专门用来处决犯有重罪之人，具体方法是将犯人从头到脚缠上棉纸，再浸泡麻油，涂上松脂白蜡，倒悬后活活烧死。
对于卖淫嫖娼现象，太平天国尤为深恶痛绝，明令取缔娼妓。
早在定都初期，太平天国便在京外颁布一份以“革除恶习，禁遏浇风”为主旨的告示，内将娼妓现象列为“蛊惑人心败坏风俗者”之一，宣布“娼妓最宜禁绝”，严申“男有男行，女有女行，男习士农工商，女习针指中馈，一夫一妇，理所宜然。
倘有习于邪行，官兵民人私行宿娼、不遵条规开娼者，合家剿洗；邻右擒送者有赏，知情故纵者一体治罪，明知故犯者斩首不留。
”（注：
《国宗韦、石革除污俗诲谕》，《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90页。
）后来，洪秀全还明确地将娼妓划为19种“生妖”之一。
对于官兵与民女之间的正常接触，太平天国也严加防范。
前引告示便专门谈到这一问题，内称官兵有时候将脏衣服送给民妇洗浣，或者请民妇缝补衣服，“既已私相授受，难免眉目传情，不可不妨微杜渐，以儆歪风”，宣布“嗣后如有官兵雇倩民妇洗衣缝纫者，概斩不留；其有奸淫情事者，男女并坐”。
（注：
《国宗韦、石革除污俗诲谕》，《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90页。
）
男女亲属之间正常的走动也受到严格的限制。
为了隔绝男女，太平天国对女馆实行严密的监控，使之成为男性的一块禁地。
男子即使赴女馆探视自己的家人，也一律被挡在门外，不得入内。
有一则时人记载说，天京女馆“不准男子入探，母子、夫妻止于馆外遥相语”（注：
张汝南：
《金陵省难纪略》，《太平天国》第4册，第695页。
）。
这与太平天国官方的了陈述十分吻合。
1854年刊行的《天情道理书》就此明确规定：
“即有时省视父母，探看妻子，此亦人情之常，原属在所不禁，然只宜在门首问答，相离数武之地，声音务要响亮，不得径进姐妹营中，男女混杂。
斯遵条遵令，方得成为天堂子女也。
”（注：
《天情道理书》，《太平天国印书》，第529页。
按：
“姐妹营”又名“姐妹馆”，均系女馆的别称。
）
这样一来，男女交往便成为太平军中最大的禁忌，动辄得咎，几乎令人谈虎色变。
太平天国之所以推行严别男女政策，除了出于适应战时需要的考虑外，与洪秀全在此问题上的认识或态度也有着很大关系。
当年，正是基于对社会现状的忧虑和愤慨，科场连番失意的洪秀全深为基督教布道手册《劝世良言》一书的内容所打动。
他痛感世道人心之堕落，便将作者梁发那一番引起他共鸣的“良言”奉为劝世、救世的真理，呼吁世人淑身淑世、正己正人，视道德自省为重建古代大同社会的途径，进而从一名眷念仕途的乡村士子转变为一位悲天悯人的宗教说教家。
在洪秀全所严正批判的各种社会病态现象中，男女淫乱便是其中之一。
当时，广州作为中外商贾云集之地，卖淫业十分兴盛。
据载，“广州艳迹，以珠江为最，风月繁华，尤聚于谷阜”（注：
徐珂：
《清稗类钞》第1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176页。
）。
洪秀全曾数次赴广州参加科举考虑，耳濡目染，对此有着深切的感受。
在早年撰写的宗教宣传品《原道救世歌》中，洪秀全列数了世间6种“不正”的行为，强调“第一不正淫为首，人变为妖天最ｃｈēｎ＠①；淫人自淫同是怪，盍歌麟趾咏振振”，告诫“自古善正无异德，只将正道淑其身”，奉劝人们返璞归真，不可“乱常而败伦”。
（注：
《太平诏书•原道救世歌》，《太平天国印书》，第11页。
按：
作为上帝的对立面，上帝教中的“妖”具有宗教、政治、伦理三层含义，既指灵界的异教诸神及其偶像（“死妖”），同时又指世间的清朝统治者和拜邪神、行邪事之人（“生妖”）。
又，“盍歌麟趾咏振振”中的“麟趾”指《诗经•国风•麟之趾》，该诗描述周文王的子孙宗族皆化于善，无犯非礼。
洪秀全将“淫”列为六恶之首，认为这是人变为“妖”的标志，从中可以看出他对淫乱的敏感和憎恶程度。
正是在这种心理的驱策下，洪秀全在广西贵县赐谷村布道期间，还做出了诗斥六窠庙这一惊世骇俗的举动。
六窠庙坐落在赐谷村附近的六窠山口，相传曾有一对青年男女在此邂逅，互对山歌，两情相悦，然后双双殉情；当地人纷传两人是得道升仙，便立像祭祀，尊奉其为六窠神。
洪秀全则认为，这对男女本非夫妻，“淫奔苟合，天所必诛”，所谓得道一说过于荒谬，便作诗斥责道：
举笔题诗斥六窠，该诛该灭两妖魔！
满山人类归禽类，到处男歌和女歌。
坏道竟然传得道，龟婆无怪作家婆。
一朝霹雳遭雷打，天不容时可若何！
（注：
《太平天日》，《太平天国印书》，第44页。
按：
粤人称纵容妻女外出卖淫或自开娼寮者，男为“龟公”，女为“龟婆”；家庭之间媳妇称翁姑为“家公”、“家婆”，均为广东俗语。
）
事后，“迷信的土人，哗然鼓噪，纷起反对，几闹出大事”（注：
简又文：
《太平军广西首义史》，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108页。
），可谓一石激起千重浪。
六窠庙的传说原本是一个凄婉伤感的爱情故事，而洪秀全却由此“乃悟广西淫乱，男女和歌，禽兽不如，皆由此等妖倡焉”（注：
《太平天日》，《太平天国印书》，第44页。
），流露出他对少数民族生活习俗的误解或偏见，以及在对待男女关系问题上的偏执心态，尽管其本意是为了针砭当时污浊的社会风气。
起义立国后，洪秀全又进一步将这种思想制度化。
客观地说，严别男女政策有其积极的一面，既有利于太平军整肃军纪，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护广大妇女的作用。
在攻占南京之初，一名士兵欲强暴某店主的童养媳，因对方不从而用剪刀将其刺死，结果随即就被拿获，“讯明枭首示众”。
（注：
江恩燮《患难一家言》卷上，《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第332页。
）就连敌视太平军的读书人也不得不承认：
“贼禁奸淫最严，淫曰‘犯天条’，立杀，虽广西老贼不贷。
”（注：
张汝南：
《金陵省难纪略》，《太平天国》第4册，第695页。
）正因为法令森严，具有很强的威慑力，所以，太平军早期的军纪比较严明，强奸民女之事极少发生。
起初，南京城里的妇女人人自危，不少人为保住名节而纷纷自尽，旋见太平军“但掳掠而不奸淫，见女馆则不敢入，于是觅死之念遂息”（注：
陈作霖：
《可园备忘录》，《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第368页。
）。
这对稳定民心、迅速控制局面不无帮助。
但是，上述现象仅是相对而言。
事情的另一面是，隔绝男女政策无论在军中还是民间，都曾经引起极大的心理反弹，并由此触发了一连串令洪秀全等人预想不到的问题。
南京城男女分馆的命令是于1853年3月22日——即太平军完全占领该城后不到3天——颁布的，“于是父母弟兄妻子立刻离散，家业顿抛”，全城居民一时人心惶惶，情急之下，“有请缓颊至来日遵行者，遂于夜间或阖室焚烧，或全家自缢，或近河塘牵连投水，纷纷无数”。
这的确是一幅触目惊心的画面，“有一家数十口者，有同居三四姓者，望衡对宇，烈焰日夜不绝。
水面浮尸或仰或仆，拥挤莫辨。
其闭户仰药悬梁者，更不知纪极”。
次日，“分析男女愈急，而乘夜遁归自尽者连日未休”。
（注：
张汝南：
《金陵省难纪略》，《太平天国》第4册，第695页。
）
与民间的极度恐慌和过激反应相比，太平军内部的不满和抵触情绪也在日渐滋蔓。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而太平天国的隔绝男女政策毕竟不合人之常情，也缺乏最起码的人道。
因此，尽管法令森严，动辄得咎，但铤而走险者仍不乏其人。
《天情道理书》就此透露出一些相关信息。
该书重申“现下残妖尚未灭尽，成家合好尚未及时”，许诺一旦“扫尽妖氛，太平一统，那时天父开恩，论功封赏，富贵显扬，使我们一班兄弟室家相庆，夫妇和偕”，规劝广大官兵“各宜坚耐心肠，勿因夫妇一事，自图苟合，不遵天诫，以及奸淫营中姐妹，大犯天条”，并以梁郭溱与妻子韦大妹屡次私行合好、功勋谢三奸淫营中姐妹为例，正告“自一路以来，所有不遵天令、夫妇私自团聚者，无不被天父指出，奉行天法，重究在案”。
（注：
《天情道理书》，《太平天国印书》，第527-528、531-532、533页。
按：
定都后，太平天国将永安突围之前入伍者一律加封“功勋”衔，享受“世食天禄”的优待。
）据末句分析，自金田起义以来，夫妻冒死同居的事件一直时有发生。
与梁、谢两案相比，同期发生的陈宗扬、卢贤拔事件震动最大，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就连清方对此也有所耳闻。
1854年3月2日夜三更时分，东王杨秀清以天父下凡名义召集各官，下令锁拿镇国侯卢贤拔和冬官又正丞相陈宗扬，并立即亲自逐一审讯。
陈宗扬供认曾与妻子谢晚妹私合过四五次，但否认曾对别的姐妹动过邪念，直至天父（杨）厉声逼问，才承认“果起此心，犹未成事”。
卢贤拔也如实招认曾与妻子犯过天条三四次。
于是，天父当场宣判：
陈宗扬夫妇“屡犯天条，已经获罪，又欲诱秽他人，罪无可赦”，一并斩首示众；卢贤拔“身居显职，不知自检，竟致夫妇同犯天令”，姑念其“原有真心对天事主，且自知悔罪，直认不辞”，故赦免其死罪，听候发落。
不久，贤拔拔被削去侯爵，戴罪立功，免予枷号游营，算是网开一面。
事后，天父还特意告诫众人“切不可学此榜样，自取天诛”。
（注：
《天父圣旨》卷3，王庆成编注：
《天父天兄圣旨》，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6-109页。
按：
关于陈、卢两人因夫妻同宿获罪一事，涤浮道人《金陵杂记》、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粤逆名目略》、张德坚《贼情汇纂》卷2均有记述。
）由此不难看出，在太平军中继续推行严别男女法令的难度已经越来越大，局面趋于失控，乃至于天父为了处理夫妻同宿事件，不得不在深更半夜劳师动众地下凡。
陈、卢两人都是身居要职的开国将领，仅仅因为过了几次夫妻生活便被诛被罚，足见当时处置此类事件的严苛程度。
然而，对于那些尚未成婚的将领来说，他们即便有偷食禁果的念头，也没有陈、卢那样的机会或条件。
业已成家的将领也不免对严刑峻法心存忌惮。
于是，禁欲主义的氛围，与异性完全隔绝的环境，难以排解的性压抑、性苦闷，终于滋生出病态的性行为，即同性恋现象。
时人写有“狎娈童”一诗描述道：
人心不同各如面，水炮不如铜鼓便。
招邀游荡两雄俱，玉貌朱唇大线辫。
噫嘻！
老兄弟带娃崽，甘言诱之娃崽悔。
少年莫逞好颜色，城外兵如城里贼。
（注：
马寿龄：
《金陵城外新乐府》“狎娈童”诗，《太平天国》第4册，第745页。
）
清军与太平军中均流行着不少隐语，内有一些隐语是通用的，如“打水炮”又作“打水泡”，指奸淫妇女；“打铜鼓”即“打童股”的谐音，指鸡奸。
从上诗可以得知，无论是南京城外的清江南大营还是城里的太平军，当时都普遍存在着鸡奸现象。
太平军中被鸡奸的对象是那些被收养的男童。
按照规定，凡是军中的老兄弟，均可以将民间的俊美子弟收为义子、义弟或负责勤务的侍童，名曰“带娃崽”。
（注：
涤浮道人：
《金陵杂记》，《太平天国》第4册，第623页。
）一些娃崽因此而遭到性侵犯。
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带娃崽”一诗有“昼随马后夜床第”（注：
马寿龄：
《金陵癸甲新乐府》“带娃崽”诗，《太平天国》第4册，第734页。
）句，即隐指此事。
为了杜绝这一现象，太平军禁律专门就此厉行规定道：
“凡奸老弟，如十三岁以上皆斩，十三岁以下专斩行奸者；如系和奸皆斩。
”（注：
张德坚：
《贼情汇纂》卷8，《太平天国》第3册，第231页。
）关于具体查处情形，涤浮道人《金陵杂记》一书有所记载，内称“去春（指咸丰三年癸亥春，引者按），群贼中多有犯鸡奸者，贼目审系用强，即将其人五马分尸；和即皆杀。
嗣后有指被鸡奸者，遂将该童毒打，必致认诬而后已。
从此即未闻有鸡奸之事矣。
”（注：
涤浮道人：
《金陵杂记》，《太平天国》第4册，第624页。
）张德坚《贼情汇纂》则云：
“奸淫之禁，贼令甚严……然男子强奸和奸之案则从无犯者，盖贼多无赖恶少，此风最甚，凡见俊美子弟如获至宝，或认为公子，或带为老弟，同居一室，虽有分床之令，更深夜静，其谁察之？
况夫比比皆然，互相回护耶？
”（注：
张德坚：
《贼情汇纂》卷12，《太平天国》第3册，第317-318页。
）可见鸡奸现象在太平军中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只是因为查处工作流于虚应故事而不了了之。
上述夫妻同宿、同性恋等现象的出现是严别男女政策物极必反的结果，标志着该政策业已受到来自太平军内部越来越大的冲击，进而加大了太平天国管理、约束军队的难度。
该政策不协调的另一面还在于，洪秀全、杨秀清等首义诸王身体力行的却是多妻制，与军中所实行的禁欲主义形成了强烈反差。
1851年11月28日，洪秀全在永安降诏宣布：
“后宫称娘娘，贵妃称王娘。
”（注：
《永安封五王诏》，《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36页。
）即天王的后妃总称“娘娘”，东、西、南、北、翼五王的妃子通称“王娘”。
除原配妻子外，首义诸王起初仅在两广随军女子中选妃，后又打破了这种地域界限，改在征伐途中就地从民女中遴选，其女眷人数遂随之不断增多。
天历壬子二年（1852年）除夕，太平天国便曾经在武昌阅马厂选妃，一共挑选了60名有殊色的少女。
（注：
陈徽言：
《武昌纪事》，《太平天国》第4册，第597页。
）定都以后，这种选妃方式被进一步固定化，每逢首义诸王寿诞之日，照例要在城内女馆中选妃。
据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一书记载：
“各王寿则洪贼选妃赐之，谓以酬其功，伪王固辞而受其一。
洪贼及贼子寿，则各王选妃进贡，贼亦辞而受其一。
选妃法，各军女巡查将本军中幼女，自十二岁至十五岁眉目清楚者，择出十余人，交女军帅装饰，送之检点；检点复于数百人中选择数十人进之伪王。
伪王或留一二人，余各令回军。
天王亦如是。
”（注：
张汝南：
《金陵省难纪略》，《太平天国》第4册，第721页。
按：
洪天贵福9岁即1857年时才正式娶妻，各王在幼主生日时选妃系向天王进贡，而非幼主。
）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中的说法与此大体吻合，内称“贼伪各王生日，必先逼选民女百余人，由伪丞相蒙得天再选，约需十五人以进各贼。
每次天贼六人，东贼六人，北贼二人，翼贼一人，谓天父怜各人劳心过甚，赐来美女也。
”（注：
谢介鹤：
《金陵癸甲纪事略》，《太平天国》第4册，第658页。
按：
南王冯云山、西王萧朝贵已于1852年间先后在全州、长沙之战中殉国。
又，蒙得天即蒙得恩，因避“天”字而改名，系开国元勋，时任春官又正丞相，主管女馆事务，并具体负责选美事宜，颇得天王的宠信，后来一度总理朝政，官封赞王。
）于是，继男女分馆之后，选美之举再度在南京居民中引起一片恐慌，搅得民间鸡犬不宁，“号哭之声，呼天抢地”（注：
张德坚：
《贼情汇纂》卷2，《太平天国》第3册，第59页。
）。
时人有诗一首描述道：
“今日不幸为女子，尤不幸为女子子。
列王传令选王娘，母女相持面如死。
巡查勒马立门前，军帅握鞭搜馆里。
大者逃出馆外颓垣阴，小者逃入阿母破床底。
无论痴与黠，逃之不得脱。
面目稍平正，居然中简拔，衣裳罗绮骤装束，脂粉馨香肆涂抹，从之亲戚叨笑言，不从骨肉受鞭挞。
女官迫促驴驮去，阿ｎｉáｎｇ＠②肉向心头割，薄送出门忍泪归，吞声哭说掌球夺，得宠为妃荐床第，失势为奴埽室闼……”（注：
马寿龄：
《金陵癸甲新乐府》“选女孩”诗，《太平天国》第4册，第732页。
）另有一则记载亦云：
“去秋（指咸丰三年癸亥秋，引者按），贼又有伪令在女馆中搜求童女，初名选美女，继称选王娘，因系代洪、杨、韦、石诸逆选也。
其父母百计收藏，终难经其穷搜苦索，自秋至今，将有千百，仍无已时。
（注：
涤浮道人：
《金陵杂记》，《太平天国》第4册，第624页。
按：
太平天国选美时要经过层层汰选，所谓入选女子“将有千百”似指最初入选的人数，或包括在各个王府中供职的女子在内，否则该数字便过于夸张，与事实不符。
前引天王在武昌选中60名少女一说也应作如是解。
）
按照礼制，洪、杨、韦、石女眷的人数依次递减。
前已说明，早在1851年春，洪秀全就已经拥有15名后妃，最终达到88人之多。
至于各王女眷逐年的具体人数，现已无从考证。
一个可供参考的数字是，杨秀清1854年时已拥有36名王娘，到两年后死于内讧时，其王娘总数为54人。
（注：
参见涤浮道人《金陵杂记》、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太平天国》第4册，第641、667页。
）由此可以断定，定都初期是各王女眷激增的一个高峰期，其主干人群正是通过此时的频繁选美而产生的。
天官正丞相秦日纲在朝中的地位仅次于翼王石达开，本无家室，天历癸好三年（1853年）七月蒙天王、东王破例恩准，娶一安庆天足少女为妻，号称“贞人”，“随后又选服侍妇女多人”，从此也成为少数几个不受严别男女政策约束的特权人物之一。
（注：
《太平天国》第4册，第629、670页。
按：
秦日纲不久被迭封为顶天侯、燕王，尽管享有殊遇，但其身份仍与东王等人有着本质的区别，即后者与天王在名义上都是上帝的亲生子，彼此以兄弟相称，而秦日纲仅是“人臣”。
参见《天父下凡诏书》第2部，《太平天国印书》，第479页。
）
尽管多妻制与荒淫纵欲并不完全是同一个概念，或者说因人而异，但两者之间无疑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
由于史料匮乏，太平天国领导人的私生活扑朔迷离，令人难窥其详，但仍有一些线索可寻。
时人笔记中就有不少关于东王杨秀清生活骄奢淫逸的记载。
杨秀清原本体质较弱（注：
金田起义之前，杨秀清曾经两度重病缠身，首次“口哑耳聋”，第二次除此症状外，还“耳孔出脓，眼内流水，苦楚殆甚”（《天情道理书》，《太平天国印书》，第519-520页）。
后来，洪秀全附会耶稣捐躯替世人赎罪的说法，称杨秀清是替兄弟姐妹赎病所致，并顺势将“赎病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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