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男权文化下的女性形象塑造.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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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原》男权文化下的女性形象塑造

西北师范大学

毕业论文

 

题目:

论《白鹿原》男权文化下的女性形象塑造

学院:

西北师大继续教育学院宕昌教学点

专业:

汉语言文学

毕业年限:

2011——2013

学生姓名:

邵玲玲

学号:

指导教师:

 

 

二0一三年十一月十日

 

论《白鹿原》男权文化下的女性形象塑造

邵玲玲

内容摘要:

小说《白鹿原》旨在对我国以男性为中心的农村宗法传统文化进行反思。

本文对《白鹿原》中的女性人物分为传统女性、新型女性和叛女荡妇三种类型,这三种类型分别论述并从整体角度概述处在男权文化下的女性形象及其命运。

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男权社会里,女性的生存状态无不受到男权文化的制约。

《白鹿原》塑造了一批生动形象的女性形象,表现了她们人性中的闪光点,揭示了她们在男权文化下的惨痛处境,及无法逃离的悲剧命运。

关键词:

《白鹿原》女性形象男权文化

《白鹿原》通过关中平原的一个村镇白鹿原上的两个家族在社会动荡、自然灾害中的消长沉浮,折射出半个世纪中国农村历史的变迁。

它不同于一般历史小说的地方,就在于它写出了一个民族在传统的文化观念的支配下,由不同的生存、生活所构成的同一的历史。

作者旨在借此对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进行反思。

反映到作品中,这种儒家文化就是特有的带有地方色彩的宗法文化。

作者陈忠实在批判了这种传统文化的消极面的同时,又通过白鹿精魂及其理想人格范式的塑造,更多的肯定了传统儒家文化的存在价值。

女性角色在《白鹿原》中都不是居于主体地位的。

传统的宗法文化实际上是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体系。

在宗法制社会里,男性居于统治地位,女性注定了只能处于被奴役的从属地位。

作者从良知和理性的角度,对生活在男权文化下的白鹿原女性在半个多世纪的生活中表现出来的贤惠善良、屈辱斗争、惨痛处境都有着深刻表现,塑造了一个个活灵活现的、性情各异的女性形象。

然而,当作家陈忠实对这种男性中心的传统文化进行反思的时候,他的内心显然充满矛盾。

正如评论家雷达所说,“陈忠实在《白鹿原》中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观念是充满矛盾的:

他既在批判,又在赞赏;既在鞭挞,又在挽悼;既看到传统文化是现代文明的障碍,又对传统文化的人格魅力依恋不舍。

”[1]这种矛盾的心态也集中体现在了《白鹿原》女性形象的塑造上。

本文试图对《白鹿原》中的几种不同类型的女性形象和命运进行论述,分析封建宗法的男权文化对于女性生存状态的制约,并从创作深层心理探寻作者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对于这种创作构建的影响。

1传统女性:

贤妻良母

传统女性是《白鹿原》中塑造的最多的一类女性形象。

这一类女性形象是作者以中国传统的“贤妻良母”或“贞节烈女”的标准来进行塑造的。

她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默守妇道,勤劳勇敢、体贴丈夫等。

这一类女性,寄予了作者的文化理想,表达了作者对传统文化的无限眷恋之情,同时也是作者对传统贤惠女子的一种回归呼唤。

他无限崇尚这一类女性身上的那种至美至善的品质。

这一点在对仙草的刻画上表现得异常突出。

仙草是一个在作品的人物体系中占据很高地位的女性。

如果说男主人公白嘉轩是传统人格魅力的男性代表,那么相应的,作为传统宗法家族族长白嘉轩的妻子,仙草就是作者塑造的理想的传统道德文化的女性代言人。

吴仙草身上具有传统女性所有的美好品质,又有着超出一般女性的勇敢和牺牲精神。

她在教化民风,维护宗法家族的稳定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作者的笔下,吴仙草真正的人格魅力的升华是在她实现死亡的过程。

吴仙草的死亡,本是一起灾病死亡,而在作者的笔下,便有了慷慨就义的英勇气味。

在临死之前,她担心的不是自己的死亡,而是“歉疚”以后不能照顾丈夫的寝食,遗憾不能再看一眼“马驹和灵灵”。

即使是在临死还是坚持餐餐为丈夫做饭菜,而且花样不断翻新。

在作者心目中,她身上闪耀的是母性的光辉,这个女子的一生,是对中国传统女性的诠释,也表明了作者对传统文化表现出来的某种人性、人情的东西的礼赞。

我们在肯定吴仙草身上的部分传统美德时,也不得不指出,她实际上只是一位具有男性规定意义的女性形象。

在这个“贤妻良母”形象背后,女性个体价值、性格本真荡然无存。

仙草在家族中取得一定的地位,是因为她服从男权社会的需要做出的牺牲,并且生下了三男一女,为宗法家族传宗接代做出了贡献。

新婚之夜,看到丈夫难以抑制的焦渴,她义无返顾地扯掉腰带上的六个小棒槌,突破禁忌,“哗”地一下脱去紧身背心,两只奶子像两只白鸽一样扑出窝来,又抹掉短裤,赤裸裸地躺在炕上说:

“哪怕我明早起来死了也心甘!

”因为关于白嘉轩“毒钩”的谣言加深了女人对他的恐惧,男女两性的对抗加深,而仙草这一举动,颇符合男性对女性的欲望需求。

规定了这样一个女性使男性地位有了合法性,巩固了传统家庭机制。

在仙草实现死亡的过程中,她的自我牺牲发挥到了极至。

作者借仙草之口说:

“我说了我先走了好,我走了就替下了你,这样子好!

”[2]“女性所表现出来的善良、温柔、忠贞不渝,甘愿牺牲与容貌姿色,正标志着传统的男权价值尺度及男权对女性性别角色的期望。

”[3]尽管如此,白嘉轩却视吴仙草如同草芥。

在整部《白鹿原》中,我们可以看到白嘉轩与鹿三之间可亲可叹的主仆关系,看到白嘉轩多次教育子女要尊重鹿三,却看不到一点白嘉轩与仙草的夫妻情义的自然流露,白嘉轩也从没有教育子女要孝顺母亲。

可见,仙草在家中的实际地位还是不如一个长工。

作者后来借白嘉轩的心理说,“他的超人,在于他能得出仙草也是一根断裂的车轴这样的非凡的结论。

”在妻子临死之前,白嘉轩也仅仅是表示戛然而止的哭声。

至于白嘉轩在妻子临死之前还接受妻子为自己做饭,拒绝叫儿女回家见临终母亲一面,更是极其残酷。

作者通过仙草这一形象表达了对男权文化所规定的女性角色的肯定。

而这种女性角色总是无法摆脱“男尊女卑”的地位。

由于作者过分礼赞这样一位极端牺牲自我的女性、多少显示了其思想中的男权意识。

作者看到了传统男权文化对维护宗法制度的一定的功用,也清醒地认识到了男权文化对于女性生命主体的扼杀。

这种“杀人性”在鹿兆鹏媳妇的命运上得到了集中体现。

对于鹿兆鹏媳妇的悲惨命运,作者寄予的是完全的同情和控诉。

这个冷先生的大女儿,这个至死连名字都没留下的女人,她的悲剧是处于传统文化中的女性的婚姻悲剧,也是处于新旧思想夹缝中的牺牲者的悲剧。

鹿兆鹏被父亲的三巴掌打进了洞房,从此开始了这桩名存实亡的婚姻,之后他开始用革命和离家出走来对抗强大的男权社会。

但鹿兆鹏毕竟是一个强者,他毕竟还能够追求自己想要的幸福。

而鹿兆鹏媳妇则完全是无辜的牺牲者。

发疯中的鹿冷氏质问:

“我有男人跟没有男人一样守寡,我没有男人我守寡我还能够挣个贞洁牌,我有男人守活寡图个啥?

”然而没有人能够回答她,这实际上也是作者在替她控诉。

鹿兆鹏媳妇在思想上完全接受了传统的观念:

女人要贞洁,要正派。

但她毕竟是个有血有肉、青春正盛的女子,尽管她没有对任何一个男人产生过真正的爱情,她仍然渴望异性的抚慰。

这种渴望越来越强烈,在灵与肉的挣扎中,她终于得了“淫疯病”!

而作为兆鹏媳妇亲生父亲的所谓的德高望重的冷先生,为顾全门风,竟下重毒将女儿毒聋毒哑又毒死!

这是多么触目惊心的悲剧!

恪守妇道的兆鹏媳妇,就这样被推上了男权文化的供桌!

作者为白鹿原上的传统女性塑造了一幅幅画像,集中绘出了几个至善至美的形象。

但这些画像都是按照作者心中男性社会的标准而定制的。

在她们古朴美德下掩盖着的是精神的麻木,她们对情感世界一无所求,即使有,也只是最低层次的要求,充其量也就是生活中标志着的一种性的存在!

在传统的男权社会里,这些女性注定只能是弱者,她们无一例外,都是在宗法礼教的供桌上做着自我牺牲。

2 新型女性——白鹿精灵

白灵是白鹿原上唯一受过现代教育、有知识有理想的新型女性。

她是作者按照现代思想标准塑造出来的一个全新的白鹿原女性形象。

在整部《白鹿原》中,她是唯一一个代表白鹿精灵的女性,她身上拥有白鹿精灵的种种美德,正义善良、勇于反叛、追求真理和爱情等。

白灵形象体现了新女性的一切美好品质,是一个完美的天使形象。

白灵是封建宗法家族社会里产生的一个怪胎,她继承了其父顽强不屈、执著坚韧的品质,又发展了热情活泼、追求自由的天性,是白鹿原上最具反叛性格的女性,因此她也必将为宗法家族和男权社会所不容。

如果说传统型女性由于其“弱”势,为生活和男权社会的伦理道德所迫,而白灵则是由于其“强”势,为传统的男权社会所不容,自觉地走上了反抗的道路。

白灵从一出生就意味着她不是一位普通的女子。

白灵出生时她母亲听到“一只百灵子在庭院的梧桐树上叫着,”预示着一只白鹿精灵的诞生。

她最终也魂归白鹿原,待她因受诬陷被活埋时,白嘉轩梦见:

“咱原上飘过来一只白鹿——我看见那白鹿的脸变成了灵灵的脸蛋,还委屈的叫了一声‘爸’。

”但即使是这样,白灵还是无法得到男权社会的真正认同。

她的天赋换来的是众人的不屑,认为她不像个女子,连一向宠爱她的父亲也不再允许她跨越“私塾小才女”的界限到城里念书。

白灵女性意识的苏醒,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来,首先,她拒绝缠脚,在整个白鹿原也找不出第二个,女性一直认为缠脚是应该的,是理所当然的,但在百灵这里却被拒绝了,她坚持自我,当然拒绝缠脚这只是一件小事,而真正表现百灵的女性意识觉醒的是她的婚恋道路。

在婚恋观念上,她追求的是绝对的心灵上的情感默契,所以她决然擅自一人退掉幼时就定下的婚事,当发现与兆海志趣不相投时,她又毅然与其分手。

当她意识到兆鹏正是自己想找的情投意合的革命同志时,她敢于对他说,“我们做真夫妻啊兆鹏哥!

”连兆鹏都不敢迈出的一步,她迈出了,这是全新的一种婚恋观念。

在那个礼教森严的社会,又怎能容忍一个小小的女子如此“伤风败俗”?

所以她投身革命、擅自退婚、私订终身的举动,只能得到与父亲所代表的男权社会的彻底决裂,被一向最宠爱她的父亲扫地出门。

令人痛心的是,这么一个个性鲜明,进步向上的女性,最终却死于一场革命内部的斗争。

白灵无比坚定地追求自己想要的革命,她历尽险阻逃避敌人的追捕暗杀,却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最后会被自己所追求的党的队伍活埋!

作者设置这样一个结局,是令人深思的。

这一情节,真实的再现了现实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也体现了作者作为一个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在直面现实和历史时的勇气和良知!

白灵遇害,除了复杂的历史社会原因以外,也跟她个人的强烈突出的个性分不开。

因为她追求完美、不屈不挠的强硬个性,无论走到什么地方,她也必将与那些心怀戚戚的小人势不两立,而她也注定也敌不过阴险小人的狠毒狡诈!

白灵的悲剧,事实上已不仅仅是当时一个女人的悲剧,也是党在革命事业起步阶段时革命人的悲剧。

一方面作为一个女性,她以被家庭唾弃、远走高飞的代价摆脱了婚姻的悲剧。

但她又陷入了与鹿兆鹏、鹿兆海兄弟的情爱纠葛,仍然逃不脱女人所注定要受的折磨。

另一方面作为一个革命人,白灵怀着振兴国家、民族的抱负,经过艰难的考验,加入了革命队伍。

然而,她最终换来的却是被“革命”活埋的结局。

在这里她又承受作为“革命人”所可能经历的最残酷的命运,把自己推向了神圣的祭坛,成了追求辉煌“人”生的牺牲品。

表面上,白灵形象似乎是新旧交替时期中的新女性的真实写照。

事实上,由于白灵这个形象太完美,完美到几乎无可挑剔,因而显的有些单薄。

同时由于白灵形象与她所生长的环境完全格格不入,与白鹿原上其他女性完全脱节,使得这个人物有带有类型化了的理想色彩。

“白灵成为她所属的阶段的叛逆缺乏文化和情感的必然性。

”[4]。

百灵所做的一切都证明她确实是一个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女性,在当时的男权社会里,她勇敢的挑战了男权原则,有力的打击了男权至上的基石,让高高在上居于统治地位的男星文化不安,最后百灵的行为男权再也无法忍耐了,到了极点时,作者无可奈何的安排她在她最热爱的事业中死去了,百灵的死最后也说明了在男权主义的社会文化下,女性形象在争取自由和明主的时候是没有出路的。

3叛女荡妇:

人间祸水

田小娥是《白鹿原》中属于传统女性与新型女性之间的过渡女性。

作品对这个纯朴、善良、无助、无辜而又劣迹斑斑的女性进行了浓墨重彩地描述。

这个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女人,从一开始就被父母出售给年龄够得上给她做爷爷的郭举人作为性奴隶而供养着。

然而她天性就不是个安份的女人,一种生命的本能使她去“勾引”黑娃,并从此开始了她人生的灾难历程。

她具有反抗精神,敢于追求自己想要的爱情,她甚至一度做过农协妇女代表。

她敢于把郭举人的“枣子”泡到自己的尿液里,以此来进行报复;她是整个《白鹿原》上最低贱的一个女人,但也是整部《白鹿原》里唯一一个在被男人玩弄的同时也玩弄男人的女人,唯一一个打过男人耳光,唯一一个尿到鹿兆鹏鹿乡约脸上的女人。

但是她这点反抗是不彻底的,她因为自己的反抗而招来了更大的灾难。

失去了男人黑娃这个靠山后,她很快向身边的男权世界妥协,寻求其他的男性作为依靠,她也很快成了一个堕落的女人。

事实上,田小娥原本是一位极其纯朴可爱的传统女性,她强烈地渴望过着正常的生活。

在和黑娃的相会中,她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和黑娃厮守终生的美好愿望。

文中她三次对黑娃说着同类性质的话:

“‘我看咱俩偷空跑了,跑到远远的地方,哪怕讨吃要喝我都不嫌,只要有你兄弟日夜跟我在一搭……’”(P130)“小娥呜咽着说:

‘我不嫌瞎也不嫌烂,只要有你……我吃糠咽菜都情愿。

’”(P157)“‘黑娃哥呀,要是不闹农协,咱们像先前那样安安宁宁过日子,吃糠咽菜我都高兴。

……’”(P231)就是在鹿子霖跟她睡完觉后要给她钱时,小娥还是突然缩回手:

“不要不要不要!

我成了啥人了嘛?

”但是那个男权社会,却不给这个纯朴的女人任何机会。

当她跟黑娃的事情败坏以后,她被郭举人扫地出门,赶回娘家;而父亲则气得病倒,只求“要尽快尽早地把这个丢脸丧德的女子打发出门,像用锹铲除在院庭里的一泡狗屎一样急切”;当黑娃带着田小娥回到白鹿原时,鹿三以断绝父子关系来威胁黑娃放弃田小娥,白嘉轩拒绝他们进祠堂完婚;直到黑娃出走后她的境况更是每况愈下,两次被绑到祠堂挨刺刷……直到最后她被鹿三杀死在炕上。

田小娥的死是发人深思的。

作者让田小娥死于自己的公公鹿三之手,而鹿三是个善良本份的普通劳动者,连他都不能见容,可见男权社会的礼教对田小娥是何等的深恶痛绝。

她的死,是男权社会对胆敢反抗礼教的女性的彻底围剿!

文本中田小娥初始的形象是一个反叛宗法文化,追求人性的“叛女”形象。

她是作为一个男权社会及其封建伦理纲常的受害者的形象在文中亮相的。

她对黑娃的诱惑,虽说有肉欲的放纵色彩,但也是对“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伦理道德的反抗。

田小娥人格的转型,准确地说应该是在她第一次挨“刺刷”之后。

在这之前,她的反抗都是自发的。

从第一次挨刺刷之后,她开始对这个男权世界彻底绝望,充满仇恨,并且主动实施报复,此后她开始不要脸皮,她牵着孝文的阳物走进窑洞……但这是一种多么无奈、无力和屈辱的报复,一位柔弱的女子栖身于一方破窑,四面八方是猛如禽兽的男权,她唯一的对抗的武器是女人的身体。

这种对抗的结果是她被男权社会彻底摒弃,成了一个千夫所指的“荡妇”!

陈忠实在小说中向往传统型的女性,赞美全新的白灵,但对小娥这样的反抗而不彻底的女人,作者的情感态度就显得比较复杂。

他在文中哀其不幸,怒其不洁。

对于小娥的不公的命运,作者寄予了同情,并且把这种同情也传递给了读者。

作者借小娥的冤魂质问:

“我惹了谁了?

我没偷掏旁人一朵棉花,没偷扯旁人一把麦秸柴禾,我没骂过一个长辈人,也没揉戳过一个娃娃,白鹿村为啥容不得我住下?

我不好,我不干净……可是黑娃不嫌弃我,我跟黑娃过日子……咋怎着还不容我让俺呢?

”这实际上是作者在替无辜的小娥对男权宗法礼教做出的控诉。

然而,随着田小蛾由“叛女”转为“荡妇”的叙述,作者对主人公田小娥的情感态度也开始由同情转为否定批判。

而田小娥的前后性格的这种转型是不成功的。

人物性格在转变中没有充分铺垫心理契机,故而造成人物性格的断裂。

作者依照男性眼光叙述,表面化地再现她的言行心理,实际上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田小蛾内心细微处的苦闷内疚、羞愧等情绪都没有得到表现。

因此可以说她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客观形象,一个被作者观念化了的“淫荡”载体。

作者潜意识里是把小娥作为“祸水”的典型来塑造的。

为之文本中与她发生过性关系的几个男人都遭“祸水”之灾。

文中小娥这一“祸水”毁了她原来的丈夫郭举人——使他蒙受夺妾之辱;毁了她父亲田秀才——使他家风蒙受了玷污;毁了情人黑娃,后来还落草成寇。

接下来“祸水”使孝文倾家荡产,身败名裂,甚至这“祸水”还使狗蛋命丧黄泉。

而最后孝文的浪子回头、黑娃的娶妻生子、潜心学儒,实质上就是对以前肮脏龌龊行径的抛弃、对红颜祸水的批判。

作者是这样描写新婚之夜的黑娃:

“他的心情变的更加糟糕,十分扭曲十分空虚十分畏怯十分自卑,而对面椅子上坐着的不过是一个柔弱的女子,两只红烛跳动的火焰在新娘脸上闪烁;他想不起任何一件壮举使自己心头树起骄傲和自信,洪水一般一波一波漫过来的尽是污血与浊水,与小娥见不得人的偷情以及在山寨与黑白牡丹的龌龊勾当,完全使他陷入无可挽救的自卑境地。

”在这些文字中,作品通过黑娃对自己人生历程的反思,通过田小娥与知书达理的正统女子秀才女儿的间接对比,最终表达了其对传统男权文化主流思想的皈依,即对不贞女子和不贞行为的否定。

也许在作者看来,田小娥之类的女子命运固然可悲可悯,但与延续传统文化、重塑传统道德这样的经国大业相比还是微不足道的。

但作者处于女性观念全新的现代社会,却完全套用“红颜祸水”的传统标准评价旧女性行为,显示了其思想深处的男权集体无意识。

4 被物化的整体群体

白鹿原的女性世界是一个完全失声的群体。

在男权社会男尊女卑思想的束缚下,她们不被容许发出任何的自我声音。

这是一群几乎毫无地位的弱者,她们不得不按照男性期望的标准去生活,自觉地遵从以贞节烈女观念为核心的女性行为规范。

作者在文中借着代表着传统文化中婆婆形象的赵白氏的思想直接地表达出了这种完全以男性为中心的价值观念:

“她恪守幼时从父母,出嫁从丈夫,老来从儿子的古训,十分明智地由儿子处理家务和族里的事而不予干涉。

”长期生活在这种“唯男人是尊”的男权观念里,白鹿原中的女人作为一个人的自主思想和自我意识完全消失,她们被当作无生命的物质,从肉体到精神走向全面的物化。

白鹿原上几乎每一位女性,从女儿阶段到妻子阶段到母亲阶段,她们分别充当的是家长的私人财物、性爱和生殖工具、宗法男权的维护帮凶的角色。

在男权社会里女儿在家庭生活里是最没地位的,她们大多被作为商品出售,比如文章第一章,卫老三为了高金聘礼,不顾女儿的死活,将女儿以一匹骡驹的价格卖给了传说中长着狗球的白嘉轩作第五房女人,而未过三年三姑娘就死于非命。

田小娥出身于饱受诗书礼教熏陶的穷秀才之家,但她也免不了被当作一件商品卖给了年过70的郭举人做小妾,沦为郭举人的泄欲机器与延年益寿的道具,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

有时,女儿也被家长作为礼物随意地赠送于人。

吴仙草就是她父亲吴长贵为了感谢白家的知遇之恩,在没有征得女儿意见的情况下,不顾外面传说白嘉轩的龟头上长了个带毒汁的倒钩,慷慨将其赠送给了白嘉轩做了第七房太太。

而一旦嫁出去以后,女人就成了丈夫性爱和繁殖后代的工具。

令人悲哀的是女人自己对此的心安理得的服从。

如吴仙草在新婚之夜为丈夫的甘愿冒死奉献。

在吴仙草为白嘉轩生下几个儿子后,她自己也“心安理得地享受了婆婆无微不至的服侍。

”白嘉轩也露骨地对她表示了认可:

“你给白家立功了,白家几辈子都是单崩儿,我有三个娃了。

”而作为老母亲后的赵白氏,他一直担任的角色是维护男权文化的帮凶。

她有句名言“女人不过是糊窗户的纸,破烂了揭掉再糊一层新的。

”作者花过一段很细的笔墨来描写白赵氏制止孝文和其媳妇行房事的丑恶嘴脸。

白赵氏流露出来的纯粹是一种变态的心理,是“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的按捺不住。

从“你黑间甭跟马驹稀的那么欢!

”“你再管不住,我就把你的碎B缝了!

”这些话语中,我们看到作者把宗法文化道貌岸然的丑恶嘴脸彻底撕破。

除了干涉孝文的房事,她甚至还协助孝武媳妇“借种生子”。

她曾经深受男权文化施加的苦难,而她最后又坚定地站到了维护男权的立场上,她已经和男权文化融为一体。

作为新女性的白灵,她因走出了白鹿原而摆脱了普通白鹿原女性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命运。

但她在作为女儿时,仍然也只是做为一个宠物而存在。

尽管白嘉轩曾一度对她宠爱有加,但那是一种对待宠物式的爱。

而这种宠爱是多么虚伪,一旦这个宠物不再乖巧听话,家长就可以随时中止宠爱,甚至无情的遗弃她。

《白鹿原》中的女性,不管是传统的女性、新型女性还是过渡女性,几乎无一有过善终,令人可悲可叹。

文本似乎在暗示,在男权无处不在的宗法社会里,女人,不管是逆来顺受还是奋起反抗,或者妥协,都逃脱不了悲惨的命运。

这是宿命的残酷,也是社会的残酷,它也显示了,在强大的男权社会里,女性试图作出挣扎的力量是何其渺小!

 

注释

⑴雷达.废墟上的精魂.[J].北京:

文学评论,1993,6.

⑵陈忠实.白鹿原.[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P427.(以下该书内容光注明页码)

(3)孙绍振.什么是艺术的文化价值——关于《白鹿原》的个案考察.[J].福建论坛,

1999,3.

参考文献:

[1]陈贞权.传统文化中的女人命运——《白鹿原女性形象评析》.[J].中州大学学报,

1994,2:

37-40.

[2]周朔.物化的存在——《白鹿原》女性生存状态的分析.[J].广西社会科学,

2004,11:

120-122.

[3]陈忠实.白鹿原.[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目录

第一章总论1

1.1项目提要1

1.2结论与建议3

1.3编制依据4

第二章项目建设背景与必要性5

2.1项目背景5

2.2项目建设必要性7

第三章市场与需求预测8

3.1优质粮食供求形势分析8

3.2本区域市场需求预测8

3.3服务功能10

3.4市场竞争力和市场风险预测与对策10

第四章项目承担单位情况12

4.1基本情况12

4.2主要业务范围和业务能力12

4.3人员构成12

4.4主要技术成果获奖情况及转化能力13

4.5现有基础和技术条件15

4.6资产与财务状况16

4.7项目技术协作单位情况16

第五章建设规模与产品方案17

5.1建设规模确定的原则和依据17

5.2建设规模及服务种类18

第六章项目选址与建设条件19

6.1项目选址原则与要求19

6.2项目建设用地情况19

6.3项目用地位置20

6.4自然与资源条件20

6.5水资源优势21

6.6社会经济条件22

6.7粮田基本情况22

6.8项目实施的有利条件26

6.9对环境的影响26

第七章工艺技术方案和设备选型27

7.1工艺技术方案27

7.2设备选型29

第八章项目建设方案与建设内容32

8.1项目建设方案32

8.2项目建设内容与规模34

第九章环境保护与安全生产36

9.1环境保护36

9.2安全生产36

第十章组织管理与实施进度38

10.1项目组织管理38

10.2项目实施各阶段的管理方案39

10.3工程招投标方案39

10.4项目建成后的运行管理与机制40

10.5运行经费解决方案41

10.6实施进度41

第十一章投资估算与资金来源44

11.1投资估算44

11.2资金来源45

第十二章效益分析46

12.1经济效益46

12.2社会效益47

12.3生态效益47

第十三章结论与建议48

13.1综合评价48

13.2结论意见48

13.3问题与建议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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