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结构性调整对居民消费的影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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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结构性调整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税收结构性调整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内容摘要：

减轻税负对于稳定我国经济增长，扩大内需、促动消费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充分研究我国税收结构性调整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将为当前我国税收结构性调整指明方向。

本文对我国税收结构的整体现状实行了分析，选择2005年至2015年10月商品税、所得税实际税率、财产税比重、居民消费支出、名义人均生产总值的相关数据，在固定效应下使用GMM估计方法构建动态面板、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展开实证研究。

结果表明，商品税、财产税的调整挤入居民消费行为，所得税挤出居民消费行为。

本文提出了促动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的结构性减税的建议。

关键词：

税收结构性调整；居民消费行为；实证分析；政策选择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到“三期叠加”的新常态阶段，即经济增速趋缓期、结构调整关键期、政策刺激消化期。

在新常态背景下，以减轻税负为主的结构性税收政策是促动居民消费、稳定经济增长的最好手段。

我国居民消费水平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同时，近年来我国税收收入表现出调整增长的态势，2006-2014年间税收平均增速为18.47%，2015年前三季度税收收入83842亿元，同比增长7.6%。

税收是调节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在新常态背景下全面研究税收结构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从而为本轮税收结构性调整提出科学、合理的结构性减税政策选择，能够促动居民消费意愿、扩大内需，使我国经济发展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

一、我国税收结构整体现状及问题分析

（一）推行商品税和所得税并重的“双主体”税制结构我国现行的税收体系大致分为四大税种，即所得税、商品税、财产税、其他税。

长期以来，我国推行商品税与所得税并重的“双主体”税制结构，如图1所示。

第一，我国商品税（间接税）比重较高，且近年来表现出小幅下降的态势。

商品税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海关代征进品税。

长期以来，我国商品税约占全国税收收入的60%左右，如2014年我国商品税税收收入72229亿元，占比60.08%。

2015年前三季度我国商品税收入50138亿元，占比59.8%。

同时，随着近年来一系列的税制改革，如“营改增”、消费税调整等，我国商品税的比重已表现小幅下降的态势。

如2005年商品税比重曾高达65%左右，近年部分年份已维持在60%以下。

第二，所得税是我国税收体系的第二大税种，近年来比重表现上升态势。

所得税包括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占世界税收收入的比重为25%左右。

如2014年我国所得税税收收入31281亿元，占比26.02%。

2015年前三季度我国所得税收入22059亿元，占比26.31%。

即使近年来我国个税费用扣除额连续三次调整，已从1500元/月提升至3500元/月，但随着居民收入提升、物价上涨等因素，依旧显得调整滞后。

总体来说，我国推行“双主体”税制结构，商品税、所得税比重合计高达八成以上。

（二）过度倚重间接税而抑制了居民消费行为2015年前三季度我国间接税的比重为59.8%，能够说，我国税收结构过度倚重间接税，不利于扩大内需、促动居民消费。

纵观世界，我国间接税的比重不但高于发达国家43%的平均水平，还高于部分发展中国家。

如美国为38%，英国为41%，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为52%，巴西为49%。

过高的间接税将会抑制居民的消费行为，导致最终消费率处于较低水平，如2015年前三季度国内消费率为58.4%，而发达国家的最终消费率为75%左右。

进一步分析原因，主要为三个方面：

其一，间接税通过商品消费转嫁给消费者，加重了消费者税负。

通过税收转嫁机制，提升了商品的价格，从而抑制了消费。

其二，间接税产生替代效应，促使居民更青睐于储蓄。

征收商品税，商品价格抬高，使消费者减少当期消费。

其三，间接税税负呈累退性，不利于调节收入差别。

对于居民来说，商品消费支出的增多意味着税负的加重，不利于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平均消费倾向的提升。

（三）收入分配功能微弱而不利于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调节收入分配机制、缩小差别是税收政策的功能之一。

通常，收入差别过大，导致居民整体边际消费倾向偏低，不利于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

收入分配机制越合理，收入差别越小，对居民消费具有明显的挤入效应。

按照国际通行惯例，用基尼系数（Ginicoefficient）衡量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状况。

2014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469，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

对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实行调整，是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

即使近年来我国出台多项税收政策，如企业研发费加计扣减、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抵扣、取消利息税等，但收入分配功能依旧显得微弱。

具体表现为：

第一，城乡居民收入差别较大。

201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8844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489元，城乡收入比为2.75：

1。

第二，行业收入差别较大。

2014年金融业收入最高，达到108273元，农林牧渔业收入最低，仅为28356元，差别为3.82倍。

第三，地区间收入差别扩大。

2014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上海最高，达到47710元，甘肃省最低，仅为20804元，差别为2.29倍。

西部经济发展滞后，农村居民收入更是偏低，如2014年甘肃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为5736元。

总体来看，税收政策的收入分配功能微弱，居民收入差别较大，不利于消费水平的提升。

二、税收结构性调整对居民消费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1.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居民消费行为具有跨期动态性，且遵循着效用最大化原则。

由此，为防范数据实证研究的内生性及偏差，采用广义矩估计法（SYS-GMM）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2.空间面板数据模型。

为研究我国税收结构性调整是否存有空间效应，即地区外溢性是否体现，选用空间杜宾（SDM）模型。

（二）数据来源及主要变量定义数据时间跨度选择2005年至2015年10月，基础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网。

数据横截面选择我国31个省份，并略去消费税数据。

根据中央与地方按3：

1分成原则，Comtit（商品税对数）为各省份增值税的4倍与营业税之和的自然对数。

Inctit（所得税实际税率）仅考虑个人所得税，根据中央与地方按6：

4分成原则，为各省份个人所得税的2.5倍。

Protit（财产税比重）为各省份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车船税等之和与税收收入总额之比。

（三）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1.实证检验结果。

通过预先采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得到我国税收结构性调整下居民消费行为的动态变化更符合现实。

模型1的实证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

AR

（2）统计量的P值为0.736，表明在5%临界水平下动态模型差分方程误差项不存有二阶自相关。

Sargantest统计量的P值为0.1432，表明在10%临界水平下不能拒绝工具变量有效的原假设。

即表明使用的GMM估计结果的可信度较高。

2.实证结果分析：

第一，居民上一期消费行为决定的本期消费“成长性”。

Cosuit-1的系数估计值为0.82607，且在1%临界水平下通过了t检验，表明我国居民消费具有动态的自我增强功能。

即上一期消费行为的“发育”对本期的消费具有一定的正向促动作用。

第二，所得税实际税率与居民消费行为表现负相关关系。

Inctit的系数估计值为－0.12671，即所得税实际税率每提升1个百分点，居民消费支出就减少0.12671%。

近几年，我国为提升居民个人所得，减少实际税率，相续出台了组合政策。

如2006年、2008年、2011年连续三次提升工资薪酬所得减除费用标准，个税起征点分别提升至1600元/月、2000元/月、3500元/月。

2008年起暂停征收利息税，2014年出台职工年金在个人年满退休时才纳税。

但从实证结果来看，这个系列的个人所得税政策并未有效改变税负对消费需求的约束，且在一定水准上挤出了居民消费支出。

不过，在所得税的调整中，不能单纯地立足于其经济效应对居民消费的抑制，还要正视其在税收结构中的地位与重要性。

通过施行税收结构性调整，促动所得税与其他税种统筹协调，共同刺激居民消费行为、调节宏观经济。

第三，商品税对数、财产税比重与居民消费行为表现正相关关系。

Comtit、Protit的系数估计值分别为0.12368、0.34783，且在1%临界水平下通过了t检验。

即商品税收入、财产税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居民消费支出分别提升0.12368%、0.34783%。

结果表明，近几年我国在施行税收结构性调整后，商品税、财产税在一定水准上挤入了居民消费支出。

尤其是实施财产税的征收，替代效应明显，增加了居民当期消费意愿。

第四，名义人均生产总值与居民消费行为表现正相关关系。

控制变量Unit的系数通过了1%临界水平下的t检验，系数估计值为0.06078。

表明良好的社会发展水准与消费环境，给居民营造选择范围广、消费品丰富的环境，能够刺激居民消费行为，将更多的收入支出用于消费。

（四）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1.实证检验结果。

首先对变量间的空间自相关性实行检验，得到莫兰指数为0.28732，P值为0.0054，且在1%临界水平下通过了检验。

由此，确定模型2中被解释变量居民消费支出存有着一定的正相关关系。

随后，对固定效应的空间面板数据实行实证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LR-test指似然比检验法，其P值为0.0000，小于0.05，说明接受模型存有空间固定效应，且优于随机效应。

即表明使用的SDM估计结果的可信度较高，且加入空间相关性后各变量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仍旧存有。

2.实证结果分析。

第一，WCosuit的系数估计值为0.12983，且在5%临界水平下通过了t检验，表明各省份居民消费行为存有着空间正相关性。

即相邻省份居民消费行为能够刺激本省居民消费意愿。

第二，WComtit、WProtit的系数估计值分别为0.14278、0.39287，且分别在1%、5%临界水平下通过了t检验，表明商品税与财产税的空间依赖性较强。

即当相邻省份的商品税、财产税发生结构性调整时，将正向促动本省居民消费意愿。

居民会根据相邻省份的消费环境、消费习惯、消费倾向，结合自身习惯调整最优消费组合。

同理，当相邻省份因价格波动、供需关系变化等而引发的税负增加，本省居民会通过心理暗示更倾向于消费此类商品，以实现当期享有低税负。

第三，从空间外溢性来看，当相邻省份居民选择当期消费时，会促动本省居民的消费意愿。

第四，模型2与模型1中控制变量WUnit的系数估计值同方向，均在1%临界水平下通过了t检验，表明在模型中加入空间权重矩阵后，名义人均生产总值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依旧存有。

且相邻省份经济发展水准、消费环境能够带动本省的消费市场，促动居民当期消费。

三、促动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的结构性减税政策选择

（一）降低商品税税率并减轻税负，增加居民消费意愿商品税最终转嫁于消费者，在一定水准上抑制了居民的消费意愿。

通过降低商品税税率，减轻居民部分负担，能够有效提升居民消费水平。

同时，降低间接税税负能够减轻企业，抑制商品价格上涨，降低居民消费成本。

由此，具体可从以下几条路径展开：

第一，降低增值税税率。

我国增值税施行17%的基本税率和13%的低税率，但这仅是名义税率，其实际税率达到24%左右。

同时，在“营改增”的税制改革下，增值税扩围后税负也并未随之降低。

借鉴发达国家发展经验，适当将增值税率降至15%较为合理。

另外，13%的低税率设置也较高。

如欧盟国家的低税率均在10%以下，如德国为7%，荷兰为5%，卢森堡为3%。

由此，能够与基本税率保持同步，降低至13%。

当前，我国已由生产型增值税转向消费型增值税，即通过固定资产扣除、研发支出加计扣除等鼓励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为社会增加就业岗位。

适当降低增值税，尤其是对小微企业实施减半征收，能够有效降低商品价格，增加劳动者工资收入，提升居民消费水平。

第二，继续适度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

营业税具有重复课税、累计税负的缺点，我国2012年启动了“营改增”试点，并逐步扩围，2014年1月、6月，铁路运输、邮政和电信业相继覆盖。

后续，应加快建筑业、金融业的“营改增”试点，有效降低企业税收负担。

第三，起征点改为免征点。

自2011年起，我国已大幅提升增值税起征点，但仅限于小规模纳税人。

如2015年小规模纳税人的起征点为月销售额3万，3万以下则免征增值税，3万以上则按3%全额征收增值税。

将起征点改为免征点，并将优惠政策延伸至一般纳税人，能够减轻增值税纳税企业的税收负担。

（二）优化个人所得税，增强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条例于2011年出台，虽然对起征点、级次实行了调整，在一定水准上减轻了居民的税收负担。

但居民税负的减轻幅度较低，全社会贫富不均现象依旧严重。

由此，必须借鉴国际先进经验，进一步制定科学、合理的个税征收方案，增强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提升居民消费水平。

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建立个税起征点的弹性机制。

如将个税起征点与物价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等经济指标实行联动，每年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实行调整，避免滞后性，有效减轻纳税人税负。

第二，实施分类与综合征收相结合的方式。

我国现行的个税征收实行“分别征收、各个清缴”，缺点在于收入来源多样的纳税者缴纳税款较少，收入来源单一的纳税人缴纳税款多。

尤其是低收入者收入来源单一，承担的税负相对较高，不利于收入分配调节。

从美国、我国香港等地的经验来看，实施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个税征收更为合理，能够有效减轻低收入者的税负，充分发挥税收政策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

综合征收模式以家庭为纳税单位，根据家庭总体收入确定纳税额，扣除相对应费用，如赡养老人、抚养孩子，根据地区差异给予税收优惠。

（三）完善财产税的征收，提升居民消费倾向财产税的征收能够促动居民消费、提升消费意愿，尤其是提升高收入者财产的持有成本，增加当期消费。

当前，我国财产税体系还不完善，财产税占比也相对较低，难以发挥对居民消费的调节作用，如2014年财产税收入为10483亿元，占税收总收入的8.72%。

由此，具体能够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扩大财产税的范围与税基。

增加财产的持有成本，对房产、无形资产、股票、银行存款等征收财产税，引导合理消费，优化消费结构。

引导资金转移到消费市场，减少储蓄与投资，增加即期消费。

尤其是在我国房价高涨的态势下，对空置、闲置房征收房产税，能够减少投机行为，促动房价趋于平稳。

第二，开征遗产税与赠与税，释放富人的消费水平。

当前，我国中产阶层增速较快，征收遗产税、赠与税能够有效改变力求节俭的传统消费观点，优化社会财富分配。

同时，要对征收时机和征收方式实行科学评估，引导现代消费观点的形成，增强居民消费水平。

第三，开征物业税，调节高收入者的消费结构。

用物业税替代房产税，将土地增值税、出让金、契税等合并，归为物业税，增加房产保有成本。

适当降低房产购买环节的费用，有效降低刚性需求者的购房压力。

（四）开征社会保障税，有效提升居民消费信心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如房价、医疗、教育费用过高，严重制约了居民的消费信心。

居民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更愿意通过储蓄来防范未来的花费。

当前，我国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政府提出的全面放开二胎、延长退休时间、提升医疗保障等政策是以应对老龄化问题。

但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基金面临着较大压力，尤其是随着老龄化水准的加深，收支矛盾将更为突出。

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通过开征社会保障税，能够有效保障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康运行，缓解当前的资金压力。

同时，通过强制性、无偿性的特点，能够充分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

尤其是通过设定全国统一的标准，能够有效消除行业、地区收入差别，即便是低收入群体也能够获得稳定的基本生活保障。

尤其要将农民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开征社会保障税能够释放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提升消费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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