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算什么》西方的中国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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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算什么》西方的中国梦
《美国算什么》：
西方的中国梦
《美国算什么》：
西方的中国梦
2012-10-1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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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在西方做着中国梦的时代，中国即使不是个文化优越的上国，也是个平起平坐的文明参照系。
但是，西方越从这一中国梦中苏醒，中国的地位就沦落得越低。
到了19世纪，西方对中国的态度转向了彻头彻尾的蔑视。
中国的命运，也沉到了谷底。
如今，随着中国的崛起，西方又开始做起中国梦来了。
西方的中国梦不管多么甜，都没有给中国带来任何幸运。
中国的前途，还决定于中国人自己的中国梦。
越是缺乏对现实的了解，梦想就越丰富。
近代以前西方的“中国梦”，正是这一逻辑的写照。
自罗马帝国覆亡后，中国在大部分时间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这一地位甚至维持到工业革命以后，直到19世纪后半期才被英国所取代。
更不用说，中国一直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
从这两个角度看，在工业革命以前的世界史中，中国是主角。
中国人自以为是“天下”的中心，也并非全无根据。
丝路与香路：
连接中西的世界贸易体系
但是，对欧洲人而言，中国是虚无缥缈的国度。
虽然在罗马帝国－汉王朝时代中国和欧洲就有了交通，直接接触的证据则很不充分。
不过，双方都镶嵌在同一个世界贸易体系之中。
这一贸易体系，主要围绕着两大商路：
丝路和香路。
所谓丝路，就是横跨欧亚大陆、以长安为终端的“丝绸之路”，为中国读者所熟知。
但对当时的世界贸易而言，海上的香路似乎更为重要。
之所以称之为香路，是因为其贸易以香料（丁香、胡椒、桂皮等等）为中心。
日后欧洲乃至世界历史的起承转合，主要也是围绕着这条商路展开。
香料主要的产地集中在东南亚，特别是印尼的几个小岛和马六甲海峡周围。
在叙利亚沙漠的将近四千年前的考古遗址中。
就有丁香发现，可见从东南亚到地中海沿岸的贸易路线那时已经存在。
希腊的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历史》中，也有着东方香料采集的传奇记述。
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世界”后，在埃及建立了亚历山大港，成为东方香料在地中海的集散地。
自古以来，这些香料并不仅仅是烹调用品，更用于祭神、驱邪，或作为药品，甚至被认为有壮阳之效，成为古代的“伟哥”。
从中世纪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香料是驱动西方人到欧洲之外冒险的主要动力。
跟着哥伦布来到美洲的欧洲人，碰到土著最先问的往往是两件事：
你是否要信奉天主教？
你是否有香料？
这些还是后话。
在开始时，欧洲和中国都处于香路的边缘。
香路之所以对中国相对陌生，主要是因为它不像丝绸之路那样直达中华文明的心脏，而是以中国之外的“南洋”为中心。
中国的商船活跃于这一带，参与了香料的贸易。
他们在马六甲海峡一带，将香料转卖给阿拉伯商人，由后者贩运过印度洋，然后或北上巴格达与丝绸之路汇合，穿越沙漠到达地中海东岸，或走阿拉伯半岛、红海，翻过没有运河前的苏伊士地峡，汇集于亚力山大港。
在大唐盛世，香路和丝路通过大运河得以贯通，中亚、阿拉伯商人蜂拥而来，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中心。
而此时，欧洲则被崛起的阿拉伯人赶出地中海，龟缩于内陆，退化为纯粹的农业社会。
这也是欧洲所谓的“黑暗时代”。
欧洲人的复兴，开始于公元1000年前后。
他们从阿拉伯人手里渐渐夺回了对地中海的控制权，并进行了反复不断的十字军东征。
十字军的一个附产品，是东西贸易的繁盛。
十字军打到耶路撒冷一带，见识了东方的高生活水准，回去后念念不忘东方的产品。
而威尼斯在这一过程中崛起为一个海洋贸易帝国，通过和阿拉伯商人的合作，垄断了到达地中海的香料，进而成了欧洲的“首富”。
直到此时，东西贸易形成了中国的南洋海商、阿拉伯商人（有犹太商人混迹其间）、威尼斯人的欧亚大接力。
不过，此时欧洲人虽然对东方的财富有无穷的想象，却还并不太知道中国。
欧洲的中国梦游
最初给欧洲带来中国梦的，是马可·波罗。
所谓《马可·波罗游记》，出版时的名字叫《对世界的描述》，可见中国只有镶嵌在世界中，才对欧洲人有意义。
在马可·波罗之前，欧洲也有介绍中国的书。
但马可·波罗的著作有两大不同。
第一，这是第一本一个自称到了中国、并在中国长期生活甚至当了高官的人的记录。
第二，此书正赶上欧洲印刷术革命，得以广泛流传，形成了巨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一本书改变了人类的历史。
马可·波罗出身于威尼斯商人世家。
这并非偶然。
在整个中世纪，与东方的贸易都是威尼斯的立国之本。
阿拉伯世界的内乱，一度使东西贸易航路中断，直到蒙古帝国征服了中亚后，才重新开通。
1260年，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几乎是第一批冒险者，据说他们到达了大都（即今日的北京），见到了蒙古帝国的忽必烈汗。
忽必烈邀请他们再次来访，于是两人在1271年再度成行，不过这次带上了年仅十七岁的马可·波罗。
忽必烈对马可·波罗甚为喜爱，留下他作了自己的顾问，并委任以高官，直到1295年才让他回来。
但不久，在威尼斯和热那亚的战争中，马可·波罗成了阶下囚。
他在狱中无所事事，就给同囚室的比萨人讲述自己的东方见闻，后者记录下来，并流传出去，欧洲人从此开始做起中国梦来。
为什么这本书会如此轰动？
首先，马可·波罗大致是经丝路到达中国，回来时则走的是香路。
世界主要的贸易孔道被他周游了一遍。
有此番经验的，在那个时代我们所知道的怕也就是他一个人。
第二，他对中国如天国般的描述：
贸易之繁盛、都市之发达、人口之众多、生活之奢华，虽然超出了欧洲人的想象，但也足以让欧洲人相信。
自古希腊以来，欧洲人就知道东方的富庶。
由马可·波罗这么个有亲身经验的人一讲，他们也就都信以为真。
那么，《马可·波罗游记》有多大的可信度？
根据现在的研究，他这个人的存在是没有疑问的。
但是，他是否真到过中国，则并不能确认。
在元代的典籍中，找不到这位外国高官的记录。
另外，他书中有些对中国非常真实细致的描写，也有许多荒诞不经的夸张。
总体而言浮光掠影，很难作为史料和其他史籍互证。
他在忽必烈的官僚体系中参与了对中国人的统治，却没有提到中国的士大夫用毛笔写字。
另外，他来中国时年方十七，正是青春期的顶峰，不注意女人是不可能的。
但他从来没有提到中国妇女缠足的习气。
这些，都给他的怀疑者们提供了证据。
人们知道他到东方旅行。
但是走了多远？
是否仅仅到了中亚，根据从来往商人那里的道听途说凑成了这个故事？
这些都是难以解决的悬案。
这些关于马可·波罗的疑云，也恰恰说明了中国对于欧洲来说不过是一个梦，其现实的基础非常飘忽。
同时，在这个梦中，欧洲也不是对中国情有独钟。
欧洲是从与其切身相关的世界体系中认识中国的。
这个世界体系，仿佛一个充满宝藏、又深不见底的黑洞。
中国在这个神秘的洞中究竟处于什么位置，谁也没有把握。
不过，很快欧洲就出了打破沙锅问到底的人。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哥伦布。
他在1480年代细读《马可·波罗游记》，并且加上自己的评点。
他对马可·波罗笔下的东方财富信以为真，一心要寻求通往东方的道路。
哥伦布是热那亚人。
这也绝非巧合。
热那亚是威尼斯的死敌，两者一直倾其全力为垄断地中海通往东方的贸易而拼杀。
等到君士坦丁堡陷落、奥斯曼帝国崛起后，东方的商路再次被切断。
寻求通往东方的另外途径，成为欧洲海洋霸权的首务。
到了15世纪末，达·伽玛为葡萄牙开通了从好望角绕过非洲大陆的海路，使葡萄牙舰队在印度洋上频频抢劫阿拉伯的船队，截获大量香料，得以从香路中分得一杯羹。
哥伦布则相信地球是圆的，可以一直西行绕到印度。
他赢得了西班牙王室的支持，意外地发现了美洲。
这一地理大发现随即改变了人类历史。
美洲白银，刺激了欧洲的“价格革命”，给王权提供的大量金融资源，促进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崛起。
有白银这样的硬通货在手，欧洲可以支付从东方的单方面进口。
当时大明朝的中央财政已经转化为银本位，商品经济异常发达，对白银的需求是个无底洞。
美洲白银的涌入，使中国的货币经济得以维持。
有专家估计，当时美洲出产的白银，有四分之一到一半最终流到中国，那情景让人们想起了如今作为最大外汇储备国的中国。
没有这些白银，明清时代的经济繁荣恐怕也会是另般模样。
应该说，到此为止，欧洲是在梦游中国，追的是虚无缥缈的目标，一路也是跌跌撞撞，最后歪打正着，不仅改变了西方的历史，也改变了中国历史。
到1540年代，葡萄牙人到了澳门，西班牙人到了马尼拉。
随后在明清的宫廷中，都有许多传教士被委以重任。
甚至像徐光启这样的重臣，也信奉了天主教。
难怪史景迁教授把整个16世纪欧洲的中国梦称为“天主教的世纪”。
实际上，一直到17世纪，欧洲关于中国的知识大量还是从天主教的传教士那里获得的。
这些深入中国的传教士们，也对中国有了更深入的观察。
比如，他们用大量笔墨讨论了中国的孝道与基督教的冲突，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中国的稻米经济。
在欧洲大量的土地还不得不休耕的时代，他们惊叹中国南方的寸尺之地无不被利用，不仅年年耕种，甚至一年两次收成。
他们刻画了中国农民的勤奋，介绍了维持稻田的那些高度复杂的水利系统，以及肥料的运用。
总之，他们更令人信服地让欧洲人相信，中国的土地何以能够滋养那么多人口。
当然，他们也深化了马可·波罗对中国弱点的观察：
中国人弱于军事。
一位传教士甚至将中日对比，称日本人是强悍的战士，很不好惹；中国人则沉于富庶安逸，很容易被征服。
这就为鸦片战争时代的中国观埋下了伏笔。
启蒙主义者的中国梦
“天主教世纪”被突破，实际上还是到了18世纪的启蒙主义时代。
众所周知，启蒙运动有强烈的反天主教权威、反贵族世袭的色彩。
此时在欧洲人眼中，中国是一个比欧洲富裕得多的东方大国，并且又是一个没有神权、相对和平的国度，更不用说只看个人能力而不看家门的科举制度，与欧洲那种把血统作为权力的合法性基础的贵族社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样一个被世俗的开明君主治理得井井有条的社会，自然大大激发了启蒙主义者的想象力。
启蒙一代中对中国的仰慕者，首先要推莱布尼茨。
这位和牛顿几乎同时发明了微积分、并提出二进位制，被誉为是现代计算之鼻祖的数学家、哲学家，对《易经》的研究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了。
他对中国的关注，从学术文化到社会政治无所不包。
可以说，他是第一位和中国进行百科全书式的对话的西方文化巨人。
要知道，莱布尼茨生活于17世纪晚期、18世纪初。
当时的欧洲，正陷入宗教改革后的宗教战争之中。
北方的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经过八十年之久的战争早已从西班牙帝国中独立。
而莱布尼茨的故乡神圣罗马帝国域内的莱比锡，以及他求学多年的巴黎，都依然目睹着旷日持久的宗教纷争。
莱布尼茨和前往中国的传教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希望从这个遥远的、没有神权的国家找到解决欧洲问题的钥匙。
1692年，他听说康熙皇帝下诏宽容天主教，这让他将之和法王路易十四1685年撤消其祖父宽容新教的诏书，宣布新教不合法的行为相对照，进一步唤起了他对中国的向往。
莱布尼茨最重要的一个主张，就是不仅中国要向西方开放，西方也要向中国开放。
欧亚大陆两端两个最有文化的民族应该都向对方伸出手去，进行对话和交流。
他对比西方和中国的哲学与文化，认为西方在知识的深度和理论性上、在科学技术上，都远高于中国。
但是，中国人长于实用哲学，有儒家传统所体现的那种文明生活的规矩。
他高度赞扬中国的宗教宽容，称康熙是举世无双的明君，称儒学为“自然宗教”，欣赏中国人具有的直觉道德意识。
他进而呼吁，欧洲不仅要向中国派传教士，也要引进中国文化的传教士。
否则，西方就可能被中国所超越。
莱布尼茨对中国文化的评价，被两位法国启蒙主义大师从不同的侧面所继承。
其中，伏尔泰热烈地赞颂无神论的中国文化所具有的强大道德力量。
他在其编篡的《哲学辞典》中赞扬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并对孔子思想中的“仁爱”与“宽容”格外仰慕，对中国那种让平民靠自己的能力升迁的科举制度大加激奖，将之视为中国的政治体制优越之例证。
不过，人们往往容易忽视伏尔泰对中国的仰慕中又有所保留。
他认为中国人对过去的传统过于崇拜，乃至丧失了进步的能力。
他惊讶一个如此聪明的民族居然在科学、音乐等等方面是如此幼稚。
中国人似乎在很早的时候就什么都学了，但马上陷于停滞，无法再往前走。
与此相对，西方人则在任何事情上都追求完美。
中国文化的这种负面因素，则成了他的启蒙战友孟德斯鸠的中国观的核心。
事实上，即使是对中国极度仰慕的莱布尼茨，也已经注意到了中国人身上的“奴性”。
德国历史学家JohannGottfriedvonHerder则把中华帝国描绘为榛睡鼠冬眠的睡意的内在循环。
后来拿破仑形容中国是个“睡狮”，也体现了欧洲人的某种共识。
孟德斯鸠则称“奴性总是从昏睡开始”。
伏尔泰颂扬中国，主要是为了摆脱欧洲的神权、以及这种神权所支持的君主专制。
在他看来，无神论的中国为人类展示了另一种选择。
而在孟德斯鸠看来，中国的极权主义政治，比欧洲的君主专制更极端、更恐怖。
在其巨著《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把政体分为三种：
（欧洲意义上的）君主制、极权制、共和制。
他认为，君主制的基础是荣誉，极权制的基础是恐惧，共和制的基础是品德。
君主制的荣誉，导致了严格的社会等级。
极权制则把社会等级削平，万人平等地屈从于一人的统治，在对这一人专权的恐惧中培育了奴性。
共和制来源于平等的公民的品德。
他称中国人没有君主制下的荣誉感，不鞭打就不会干任何事情，同时也没有共和制下的公民品德，乃至政府官员可以对老百姓任意欺凌鱼肉。
在这个意义上，他甚至觉得欧洲的神权也优于中国的极权：
“中国的统治者不像我们的君主一样感觉到恶政会导致他来世的不幸，以及他在此世的软弱和贫穷。
如果中国的君主知道恶政会导致他失去帝国和他的生命的话，他就会懂得这些。
”
我们可以注意到，此时的欧洲和马可·波罗时代已经大不相同。
欧洲和中国有了更多直接的接触。
虽然启蒙主义者们并不懂中文，但他们是欧洲一流的大脑，对中国相当重视，并且有大量二手材料可以利用、研究。
因此，他们的中国梦中，现实感越来越强。
到了孟德斯鸠，则有了一种看透了中国的信心。
20世纪中西史学把中国和中国历史描述为“东方专制主义”、“长期停滞”、“超稳定结构”，甚至鲁迅等五四一代无情地批判中国的“国民性”，把中国人描述为昏睡在铁房子里不醒的麻木的灵魂，这些无不折射出这些启蒙主义思想家的智慧。
西方的“大国崛起”与从中国梦中的苏醒
与启蒙主义相伴随的，是欧洲封建秩序的解体、民族国家的形成，以及以大英帝国为代表的大国崛起。
欧洲在全世界的扩张、以及以民族国家为基本规范的国际秩序的确立，使得西方对中国有了更现实主义的态度，并面对中国建立起了以西方为中心的优越感。
此时的中国，不再是个象征、想象、梦幻，而是实实在在的贸易对象。
欧洲要面对的，是如何估价中国那仍然为世界第一的财富，如何对这些财富的开发，以及中国的制度如何阻碍了西方贸易利益在东方的延伸。
当时的欧洲人已经发现，众多的人口，如同“庄稼”一样的廉价劳动力，使中国的货物应有尽有，而且异常便宜。
同时，廉价劳动力所体现的低生活水准，使中国人买不起欧洲货物。
这就导致了欧洲对中国巨额的贸易逆差。
为支付这种逆差，欧洲的白银滚滚流入中国，造成了欧洲的货币恐慌。
这颇像当今世界的贸易格局：
中国货占领了西方市场，而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又导致了内需不足，无法消化从西方的进口。
中国对西方的巨大贸易顺差，使美元如同当时的白银一样，滚滚流入中国。
面对这样的格局，欧洲的回应可以分成思想性和政策性两部分。
思想性的回应是启蒙主义中国观的延伸。
政策性的回应则是西方的商人、传教士、政客、军事领袖在现实中逐渐摸索出来的：
向中国输入鸦片，以炮舰政策打开中国的大门。
思想性的回应，应该以市场经济的祖师爷亚当·斯密为代表。
更确切地说，亚当·斯密本人就是启蒙主义思想家，他对中国的解说也应该归类于启蒙主义的中国观。
不过，比起欧陆的同道来，他解说中国不是从文化理想和哲学出发，而更立足于现实。
他必须对这个大国崛起时代中国的竞争力有一个恰如其分的估价。
也正是如此，这位现实主义者对中国有着摆脱了梦幻后惊人的观察和洞见。
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对中国进行了历史性的判决。
要知道，这本巨著写于18世纪中后期，正逢康乾盛世。
亚当·斯密也毫不否认中国的富庶。
不过，他大胆地预测：
中国已经走到了其制度的尽头，衰退已经开始。
他并没有对中国的整个政治文化进行总体分析，只是提出了两点看似浮表、却非常真切的理由：
第一，中国不容许自由贸易，所有与外国的通商都集中在一个港口；第二，中国的贫富分化太大，弱势阶层几乎没有任何权利的保证，而有钱有势者则获得了太多的保障。
他相信，英国的制度比起中国来有着显而易见的优越性，不久就会超越中国。
果然，几十年后，英国的一支舰队就在鸦片战争中把中国打得大败。
亚当·斯密的中国观，是基于许多来过中国的传教士、商人、政客的观察。
这些人的一个典型代表，是略晚于亚当·斯密的马嘎尔尼（GeorgeMacartney）。
要知道，英国人一直试图觐见中国皇帝而不果，同时对他们必须在皇帝乃至皇帝的象征面前三跪九叩的礼节感到屈辱。
马嘎尔尼则于1793年代表英王乔治三世和东印度公司觐见乾隆皇帝。
一是因为他的顽强努力，一是因为他有奇好的运气，正赶上乾隆心情好，居然同意召见他。
因此，他得以代表英王亲自向中国的最高权威提出自由贸易等要求。
这就为历史留下了著名的《乾隆皇帝谕英吉利国王敕书》：
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英吉利国王知悉：
尔国王远慕声教，向化维殷，遣使恭赉表贡，航海祝厘。
朕鉴尔国王恭顺之诚……赐尔国王文绮珍玩，用示怀柔。
……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磁器、丝筋，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
今尔国使臣于定例之外，多有陈乞，大乖仰体天朝加惠远人，抚育四夷之道。
这话的大意是说，你们这些蛮夷出于对我朝的仰慕跑来纳贡，我们也赐予你们些礼物表示嘉奖。
至于贸易等等，我天朝的财富应有尽有，根本不需要和你们贸易。
我只不过是看着你等蛮夷可怜，让你们在广州进行有限贸易，从我天朝获得必要的物资，以维持基本生计。
但是，马嘎尔尼却看到了不同的中国。
他因为觐见乾隆，来回得以穿越广阔的中国内陆，获得了对中国近距离观察的宝贵机会。
他断定这个硕大的帝国内部已经千疮百孔，仅剩了个空壳，不堪一战，根本不是英军之对手。
这样的观察，后来又不停地被其他英国的观察家所证实。
现在想想，英国敢派一支舰队跨越半个地球挑战当时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没有知己知彼的自信是不可能的。
这种自信，则是从自马可·波罗时代的中国梦中逐渐苏醒而发展出来的。
应该说，在西方做着中国梦的时代，中国即使不是个文化优越的上国，也是个平起平坐的文明参照系。
但是，西方越从这一中国梦中苏醒，中国的地位就沦落得越低。
到了19世纪，西方对中国的态度转向了彻头彻尾的蔑视。
中国的命运，也沉到了谷底。
如今，随着中国的崛起，西方又开始做起中国梦来了。
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呼声响彻云霄，热钱也如同当初的白银一样滚滚涌入中国。
《白银经济》等等怪异的著作，鼓吹中国将成为新的世界中心。
许多中国人，也被这股梦意吹得飘飘然。
历史很难进行单纯的循环。
今日的中国，不太可能重复17、18世纪的中国的命运。
但是，历史毕竟给了我们许多教训。
西方的中国梦不管多么甜，都没有给中国带来任何幸运。
中国的前途，还决定于中国人自己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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