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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倒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
“一边倒”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
孔寒冰
2013-1-3110:
11:
25 来源：
《国际政治研究》2001年第3期
一
所谓苏联模式，也称斯大林模式，指的是苏联在30年代确立起来的一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思想及外交体制。
对于什么是苏联模式，国内外学者都有许多不同的看法。
[3]我认为，这种模式就是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纯粹的、非商品的、非市场的”社会主义理论与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军事共产主义实践相结合。
实现这种社会主义的基本标准不是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也不是人民群众生活的富裕程度，更不是国家政治制度上的民主化，而是以行政手段对社会各方面的控制程度。
具体说，这种模式在经济方面的特点是：
单一的公有制，非均衡的经济结构，排斥价值规律的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以高度集中的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在政治方面的特点是：
高度集中的以党代政的领导体制，领导干部自上而下的委派制和终身制，缺少民主和没有法制，个人迷信盛行；在对外关系方面的特点是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立起来，格守“一国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两个平行市场”教条，长期处于封闭和半封闭的状态之中。
既然在社会发展方向上选择向苏联“一边倒”，因此，中国便将苏联模式奉为圭桌。
对此，毛泽东后来讲的一段话最有代表性和权威性，“我们要进行伟大的国家建设，我们面前的工作是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不够的，因此，要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
无论共产党内、共产党外、老干部、新干部、技术人员、知识分子以及工人群众和农民群众，都必须诚心诚意地向苏联学习。
我们不仅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而且要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技术。
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
”[4]
可见，这种学习是全方面的，就是在这种学习过程中，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在中国也安家落户了。
首先是理论上的学习，即向苏联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建国后不久，中国的一位理论家就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专门论述向苏联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因和意义。
他写道，“苏联是中国革命人民的老师，而首先和主要是中国人民马列主义理论的老师”。
中国经济和文化的落后性，反动统治的残酷性，革命斗争的艰苦性，广大党员干部中间普遍存在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是中国人民学习苏联的主客观原因。
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知识掌握得不多，水平也不高，与中国所面临的复杂的革命与建设任务不相适应，所以，广大的党员干部不仅要用极大力量来学习，而且要从头学习。
“在这里，我们除了自己要努力之外，就需要苏联的兄弟的帮助。
我们希望各位多做苏联的理论方面的介绍者，希望自己设法直接得到苏联同志们的教益。
苏联在这方面过去对我们给过重大无比的帮助，今后当然还会给我们同样重大的帮助。
”[5]
向苏联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上就是学习布尔什维克党的理论与实践，而在这方面最权威的教科书就是秉承斯大林旨意而撰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出版于1938年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一本怎么样的书呢?
早在1935年，苏联红色教授学院向联共（布）中央提出重新编党史教材以克服原有教材中存在的缺点和不足的建议并获得赞同。
然而，经过两年努力写出来的书仍不符合联共（布）中央的要求。
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1937年在《关于联共（布）党史教科书》的信中对编者提出了一系列指示，要求他们紧密联系国家的历史来阐述党的历史，把党内斗争的事实作为在敌对社会条件下为了列宁主义而进行的原则斗争来阐述。
后来，斯大林不仅亲自写了党史教科书中的哲学篇《关于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且直接参与该书的校订。
这本书正是用宪法将苏联模式固定下来并通过三次大清洗消除了一切政治上、思想上异已的背景下出台的，因此可以说是苏联模式经验和理论的全面总结，也就是苏联模式的理论化。
从内容上看，这本书的特点一是突出领袖个人，开始时为列宁，后来则为斯大林，因而也就将联共（布）直接称作列宁斯大林的党；[6]二是突出斗争，即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和党内的路线斗争，特别是第二方面更是全书九章重笔浓墨加以渲染的，从1893年到1937年联共（布）的历史实际上成了以列宁和斯大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同党内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分子、修正主义分子进行不间断斗争的历史；三是突出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其内涵既包括思想方面的，也包括经济方面的，还包括政治方面的。
这本书出版以后，联共（布）中央还专门作出决议，所有哲学、社会科学著作都必须与此书统一口径。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后曾被苏联、法国、意大利、英国、美国、德国等国共产党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知识的“百科全书”，毛泽东也曾盛赞它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
这样的评价显然是言过其辞，然而该书这种至高无上的地位一直保持半个多世纪。
直到80年代以后，中国的学者和苏联的学者才在不同程度上指出了“此书在宣传个人崇拜、路线中心、大党主义、苏联单一模式方面，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常常深远而广泛的恶劣影响”。
[7]
就是这样的一本书整整影响了中国几代人。
一方面，长期以来它被党中央列为“干部必读”的政治书目之一，改革开放以前的党政干部很少有没读过的；另一方面，建国以后到1956年，它是全国高校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课的主要教材。
讲授这门课的教员也都是1952一1953年在人民大学集中速成的，然后再回到各高校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对本45专科学生讲《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其影响之大可想而知。
二
夺取政权不易，巩固政权更难。
经过20多年的浴血奋战，中国共产党人终于掌握了国家政权，可在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却是一点经验都没有，头脑中基本上是一片空白。
所以，向苏联学习的重点在于经济建设方面。
另外，就其背景而言，还有三点也必须考虑到。
一是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极其落后。
建国前，“在国民经济中，个体农业、手工业占90%，近代工业只占10%。
工业的成份主要是轻纺工业、食品工业，缺乏重工业的基础。
1936年，在工业总产值中，生产资料工业产值仅占23%，消费资料工业产值占77%。
基本上没有制造业，汽车、拖拉机、飞机等都不能生产。
中国虽称‘农业立国’，但农业生产水平很低。
解放前粮食最高产量只有2774亿斤。
”[8]二是中国当时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十分险恶。
一方面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军舰进人台湾海峡，国民党乘机叫嚣反攻大陆；另一方面中国志愿军10月赴朝参战，直接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厮杀。
中国共产党人此时所面临的难题仿佛是十月革命后布尔什克党人所面临的难题的“克隆”。
三是主要在苏联的支持和帮助下，经过三年（1950—1952）的努力，中国迅速地恢复了在建国前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
到1952年底，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77.5%，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145%，农业总产值增长48.5%，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均已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9]
这样一来，在经济上学习苏联似乎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其最集中的表现就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和实施。
五年计划本身就是苏联的发明创造。
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1925年开始编制1928年开始实施的。
到1955年，苏联已经实施了5个五年计划，经济模式的方方面面也就在这一过程中固定了下来。
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从1951年春天开始由中央财经委员会着手编制，前后共编制了5次，直到1954年，也就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了二年多才最终编制完毕。
[10]1952年8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编制出了由《关于编制五年计划轮廓的方针》和《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组成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轮廓草案，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此基础之上写出了《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报告，对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了综合性的全盘设想。
根据这个计划，“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地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建立对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
”[11]
作为第一个五年计划重要载体的156个项目主要由三部分构成。
其中前50项是1950年苏联利用向中国提供3亿美元贷款援建的，它们涉及到了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部门，主要是煤炭、电力等能源工业，钢铁、有色金属、化工等基础工业以及国防工业；[12]另有91项是根据1953年两国政府代表团达成的协议苏联援助中国新建或改建的工程项目；最后的15项是1954年赫鲁晓夫率领政府代表团访华期间追加的。
在这三部分中，最值得说的还是中间那91个项目的确定。
为了与苏联共同商讨第一个五年计划具体内容并且主要是为了得到苏方的支持和帮助，1952年8月到1953年5月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就上述问题与苏联方面进行协商。
代表团由周恩来亲自率领，副总理陈云和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李富春为副团长，成员主要是负责能源、冶金等重工业部门的领导和负责国防工业部门的军队方面的领导。
这充分说明了中国当时急于发展的是重工业和军事工业。
代表团于8月17日到达莫斯科，周恩来与斯大林进行了两次会晤，9月22日同陈云、粟裕等先行回国。
具体协商事宜由李富春负责，最后取得的成果就是1953年5月签订了《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
根据协定，到1959年连同以往三年实施的50个项目在内将帮助中国新建和改建141个大型工程。
根据从头到尾参与了此事的人的回忆和有关156项建设工程的文献[l3]，这次访问的以下两个方面特别值得注意：
第一，学习苏联五年计划的编制经验。
袁宝华在文章中回忆说，“我们代表团此次去苏联的目的，就是要谈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请苏联帮助设计和援助的项目。
所以，为了使我国的五年计划同苏联的第五个五年计划大纲相衔接，我们开始学习和讨论苏联的五年计划大纲草案。
”第五个五年计划（1951—1955）是苏联战后第二个五年计划，主要是在第四个五年计划（1946—1950）的基础之上，完成与改组战后经济和恢复受害地区固定基金有关的大规模的再分配过程，重新编制速度和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
[l4]“学习和讨论苏联的第五个五年计划大纲草案，使我们比较系统地了解了苏联五年计划的制定方针和内容，有益于我们充实和完善我们的五年计划。
”
光是自学不算，中国代表团还专门听苏联专家讲课。
“1953年1月26日确定了讲授的内容，并从1月30日开始听。
从1月30日到2月26日，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由苏联计划委员会的14位副主席和主要委员分别给我们讲课，前后共讲了20多次。
我们十几个人，分头把听课内容详细记下来并加以整理，编辑成一本书，就是后来由国家计委出版的《关于经济计划问题》。
苏联专家讲授的主要题目有：
国民经济计划工作的组织和国民经济计划的平衡方法；工业生产计划；黑色冶金计划工作；燃料工业计划；电力；机器制造；基本建设计划；劳动计划；干部教育及技术人员与工作的分配；人民财政收支计划；商品周转计划；生产费与周转费计划；农业计划；财务计划；物资技术供应与物资平衡计划；统计工作；新技术计划。
”[l5]
第二，在与苏联正式进行谈判之前，中国代表团中负责工业的成员实地考察苏联的重工业。
他们主要是参观大型企业，如莫斯科的斯大林汽车工厂、红色无产者机床厂、第一滚珠轴承厂、变压器厂、煤气厂、电动机厂，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乌拉尔重机厂，卡敏斯克乌拉尔加的乌拉尔铝厂，下塔吉尔市的人造树脂厂和冶金厂等等。
“参观工矿企业，使我们对现代化的大工业有了切身感受，并学习了他们管理企业的经验。
虽然时间不长，确实增长了不少知识。
”这不是袁宝华一个人的感受，由于他们都是新中国工业最早的开拓者，所以他们的切身感受在中国工业发展中实际都物化了。
另外，1953年6月，也就是在中国政府代表团回国之后不久，“中央要求国家计委，参考苏联国家对计委提出的意见，对五年计划纲要再修改一次。
苏联当时已取得社会主义建设比较平富的经验，而我国却刚刚开始编制中长期计划，十分缺少经验，他们所提出的意见无疑是有益的。
”[16]这当时在中国大概是很普遍的看法。
1953年9月3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李富春专门就与苏联政府商谈对中国援助问题向中央政府作了一个报告，主要讲了三个大的方面，一是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任务和方针问题，二是与苏联政府商谈的结果，三是当前任务。
在当前的任务中，李富春提出，第一，要以苏联帮助我们建设与改造的141个企业为骨干，配合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按照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来制定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二，加强基本建设工作；第三，苏联花了很大力量为我们设计的141个企业，并帮助我们建设，为此它将派大批专家来中国，因此我们必须做好一切建设上的准备工作；第四，学习苏联，培养人才。
[17]
三
这个时期学习苏联还有一个亮点是在高等教育方面。
新中国高等教育基础主要有两部分，一是解放区的各种干部学校和“人民革命大学”，另一部分是旧中国的高等院校。
第一部分原本共产党创办的，是培养共产党干部的摇篮。
为了有计划地培养和训练大批能够胜任军事、政治、经济、党务和文化教育管理工作的干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各解放区创办了许多各种各样的干部学校。
其中不少就是高等院校，如华北联合大学、白求恩医科大学、北方大学、山东大学、华中建设大学、鲁迅艺术学院、抗日大学、东北军政大学、东北大学、中国医科大学、西北人民革命大学、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等。
由于特殊的出身，这些大学向苏联学习就成了自然的事情。
在很大程度上，苏联的教育理论和经验、教学大纲和教材甚至教学管理方法最早就是从这些学校实行并传播的。
第二部分则是旧式大学。
这些大学的特点，一是办学主体多元化，除了国立的之外，还有很多私立的。
“50年代初，中国有私立高校65所，占全国高校总数的28.65%，学生约2.1万人。
”[18]二是受西方影响比较大。
这种影响一方面来自西方教会，当时外国教会（主要是美国的教会）资助中国的高校24所，占全国高校的10.55%，学生约1.4万余人；另一方面来自美国，“1947年美蒋签订了《中美文化协定》，并成立美国在华教育基金委员会，利用美国剩余战时财产售与蒋介石政府所得的二千万美元充作研究、教授及各种教育之用，如在中国各大学推行英文教学，协助美籍教授来华讲学等等。
”[l9]这些大学无论在学校结构与管理方面，或在教学内容方面显然都是西方式的。
建国后，中国政府先是在1950年要求各私立大学在办学宗旨、学制、课程、教学及行政组织上，都要遵照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和《专科学校暂行规程》；接着，在1951年又收回了教育主权，实行宗教与学校分离，将由外国教会资助的大学一些收归国有实行公立，如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等，另一些改为中国自办，维持其私立性质但由政府资助，如东昊大学、岭南大学、震旦大学等等。
综合起来看，第一部分成立时间比较短、正规性差，第二部分成立时间长、正规性强，但受西方影响较大。
另外，在专业分布上，文科和理科多，工科少，而重工业和制造业几乎是空白；在地区分布上，高校主要集中在京津沪和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不多。
高等教育的这种局面显然与向苏联“一边倒”的总体精神不符，与以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为核心的经济发展计划更不相适应。
在这种背景下，1951年底到1952年，国家对这些旧式的高等学校进行了院系调整，其目的就是学习苏联高等教育的体制和适应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
从总的方针看，这次调整是“以培养工业建设千部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逐步地创办函授学校和夜大学，将工农速成中学有计划地改属各高等学校，作为预备班，以便大量吸收工农成份的学生人高等学校。
专门学院和专门学校又分多科性和单科性两种，它的任务是根据国家的需要，培养各种专门的高级技术人才。
综合性大学的任务，主要是培养科学研究人才和中等学校、高等学校的师资。
”[20]
调整的具体过程，这里毋须多谈，[21]但应指出其学习苏联的特点。
第一，取消了私立大学，所有大学都为公立，由国家统一管理；第二，变西方式的大学一学院一系三级管理为苏联式的大学一系一教研室三级管理；第三，文理科与工科分开。
旧式的综合性的大学，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等基本上都是由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工学院组成的。
调整之后，这些大学都“偏科”了。
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为例，经过调整，北京大学集中了文理各学科，成为没有工科的文理综合性大学，清华大学则集中了工科，成为没有文科的理工综合性大学。
第四，工科院校的地位更加突出，分工更加详细。
除了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天津大学等著名高校的工科大大地加强之外，原来一些综合性大学的工学院分离出后进一步成立了许多专门性的工科院校，农、医以及法、经和师范也都单独成校。
到1953年，工科院校38所，占全国高校的20.65%，工科专业102种，占全国总专业的47.4%。
第五，工科院校的专业设置突出重工业，矿业、动力、地质、冶金、机械类占工业专业的39.9%，而化工、粮食、轻工纺织等轻工类只占11.32%，它们的教学计划和所用教材基本上照搬苏联的。
[22]第六，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大大地被削弱。
在工科及工科学生大量增加的同时，“文、政法、财经等科的学生却急剧减少，1947年三科学生占大学生总人数的47.6%，1952年下降为22.5%，1957年更是仅占9.6%。
”[23]问题还不仅在于学校、学科和学生数量减少，更在于由于高度集中，人文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成为政治的埠女。
总之，“这次改革以学习苏联经验为重点，包括学习苏联的教育理论和高等的模式，采用苏联学校的教学计划、大纲直到教材；运用苏联学校设立的各个教学环节，普遍成立教学研究室；以及搬用苏联的许多规章制度等。
这次教学改革对提高高等学校的教学质量起了好的作用，但由于对苏联高等教育缺乏实事求是的客观分析；对我国原来高等教育的经验和其他国家的有益经验全盘否定；对我国的实际情况缺乏认识，一切照搬，造成了一些问题。
特别是专业划分过细、过窄，教学计划对学生统得过死，高教层次单一，对发展文科不够重视。
”[24]
四
政治体制方面也不能不谈。
所谓政治体制，按最权威的解释，就是“以国家政权组织为中心的各种具体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规模的总和。
即为使国家机器正常运转所采取的组织形式、权限划分、工作方式等具体制度和规范，如领导制度、选举制度、中央与地方的行政制度、人事制度、人民行使政治权利的制度、政策制订等。
”[25]政治体制无疑是一种社会发展模式的最重要方面。
既然按苏联的样子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那么在本质上，中国的政治体制与苏联的政治体制应当是一致的。
不过，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正在确立过程中的中国的政治体制与早已经成熟了的苏联的政治体制之间，至少在50年代上半期还有一定的差别。
换句话，中国在政治体制上虽然也向苏联学习，但还留有一定的余地，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了中国的实际。
除了共产党之外还有其它一些民主党派存在、实行政治协商制度等等，同苏联相比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
十月革命以前，俄国曾存在着工人阶级政党、小资产阶级政党、资产阶级政党和保皇党等形形色色的政党组织。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初期也存在着许多小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组织，布尔什维克党也采取了与它们联盟的政策，但前提是它们要承认布尔什维克党在苏维埃政权中的领导权。
1918年1月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实际上就是一个以布尔什维克为主体的联合政府。
[26]不过，相处时间不长，围绕着缔结布列斯特和约问题和粮食垄断问题，它们与布尔什维克党发生冲突。
先是一些政党退出了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政府，后又有一些政党参与发动武装政变、试图推翻布尔什维克的统治，结果被逐出政府。
这样，在苏维埃俄国就出现了布尔什维克一党单独执政的局面。
20年代初，这些非共产主义的党派，要么自行解散，要么被取缔，极少数并人布尔什维克党，苏联最终形成了只有共产党存在和执政的一党制。
斯大林后来说，“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领导者是一个党，即无产阶级的党，即共产党，这个党绝不而且也不能和其它政党分掌领导权。
”[27]
中国则有所不同。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同由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同这些阶级紧密相联系的知识分子、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人物所组成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各界爱国人士，在反帝爱国和争取民主的共同要求的基础上建立了合作关系。
特别应当指出，许多民主党派和非党人士，如李济深、何香凝、张澜、沈钧儒、史良、黄炎培等，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有极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另外，这些人要么是企业家要么是学者，有很强的资力和智力资源，另外与海外的联系也比较广。
所有这些，对于刚刚从农村打人城市的共产党人来说，都是不可多得的。
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共产党与其它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主要代表人物于6月召开了政治协商筹备会，于9月召开了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这个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
”在随后产生的第一届人民政府中，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是非共产党人，郭沫若代表小资产阶级，黄炎培代表民族资产阶级。
各民主党派的主要领导人大多担任部长或部委主任。
[28]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以后，中共中央在总结以往的经验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出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但是由于在反右运动中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先后差不多都成为大右派，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在1957年以后实际上也是有名无实的了。
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情况才开始好转。
有所差别绝不意味着向苏联学习没有政治体制方面的内容，实际上，在国家机构的设置以及中央与地方关系上，中国主要也是按照苏联模式的。
建国前夕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时，一方面将中共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和建立人民民主专政设想向斯大林和盘托出，征求他的意见；另一方面，就是要详细了解苏联的国家机构，包括各级政府机构的结构，政府活动的各个部门，中央政府和地方权力机构的相互关系，政府管理基层机构的结构，党、政府和群众组织间的相互关系，武装部队、人民法院、安全机构、财政经济的组织，文化和教育机构的结构等等。
[29]所以，在这些机构的设置及其运作规则上，苏联对中国的影响也是不难想象的。
综上所述，从社会主义模式的选定上说，中国向苏联的“一边倒”是实心实意的，态度也很坚决。
也正因如此，当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开始调整斯大林时期的内外政策时，中国共产党便认为这是搞“修正主义”，就此与苏共展开争论。
在批判“修正主义”的过程中，一方面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不断恶化，最后甚至兵戎相见。
另一方面，中国在经济上“批资产阶级法权”、“割资本主义尾巴”、“赶社会主义大集”，在政治上强化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强调阶级斗争，在外交上强调反对“帝、修、反”，苏联模式在中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注释：
[1]参见郑晓国：
《“一边倒”外交方针的产生和转变》，载《中共党史研究》1991年第1期；陶文钊：
《美国对华政策与新中国“一边倒”决策》，载《党的文献》1990年第5期；牛军：
《论中苏同盟的起源》，载《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
[2]参见韩念龙主编：
《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
年版，第3页。
[3]参见〔南〕马尔科维奇、[美〕塔克：
《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中文版。
[4]《新华月报》1955年第3期。
[5]艾思奇：
《学习苏联、学习马列主义》，载《人民日报》1949年11月7日。
[6]《联共（布）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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