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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国际贸易理论
重商主义
世界上第一个国际贸易理论——重商主义，产生于16世纪中期。
重商主义宣称金银是一国财富的支柱，是繁荣商业所不可或缺的。
当时，金银是国家间的贸易货币，出口国赚取金银，同样从他国进口货物，导致金银的外流。
重商主义认为出口大于进口从而保持贸易顺差是一国的根本利益。
这样，一国积累金银，最终使国家财富增加，国家地位得以提升。
正如1930年，英国重商主义学者托马斯•孟所说:
增加一国财富的最普遍的做法是对外贸易，而且我们必须遵守这样的规则:
每年出口产品的价值要大于进口产品的价值。
遵循这一说法，重商主义提倡政府干涉，以确保贸易顺差。
重商主义认为大量的贸易额并没有什么益处。
他们建议颁布政策以扩大出口，限制进口。
具体做法可以是对进口施加关税和对配额进行限制，对出口则给予补贴。
1752年古典经济学家大卫•休谟指出了重商主义学说的缺陷。
据休谟所说，如果英国对法国贸易顺差（即出口大于进口），相应的金银的流入会导致英国国内货币供应充足，从而产生通货膨胀。
而法国会因为金银的外流产生相反的效应——通货紧缩，价格降低。
英法之间相对价格的变化将促使法国的进口商购买的英国货物数量减少（因为英国货物变得昂贵），英国的进口商将购买更多法国的货物（因为法国货物价格降低）。
结果，英国贸易收支状况不断恶化，法国贸易收支逐步得到改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英国的顺差被抵消。
因此，休谟认为，长期来看，没有国家能够如重商主义者所想象的那样保持贸易顺差。
除了休谟指出的缺陷之外，重商主义的另一缺限在于其视国际贸易为零和博弈（零和博弈是指一国得益必导致另一国受损）。
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指出了重商主义的这一缺限，并提出贸易是使所有参与国家都受益的常和博弈，虽然受益的程度不同。
下面我们将讨论斯密的观点。
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重商主义的观点依然存在。
例如，JarlHagelstam，芬兰财政部部长，参加过致力于创造一个开放、公平的贸易环境的国际组织关贸总协定（GATT）的乌拉圭会谈，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各谈判国，包括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直强烈提倡在他们有比较竞争力的领域开展自由贸易，抵制在他们缺乏竞争力的领域进行开放，他们担心进口会替代国内生产。
Hagelstam把谈判国的这一战略归结为新重商主义，这是许多政治家所相信的理念。
这一理念把政治力量等同于经济力量，将经济力量等同于贸易顺差。
于是，许多国家试图同时促进出口，限制进口。
绝对利益学说
亚当•斯密在他1776年出版的划时代巨作《国富论》中攻击重商主义的零和博弈之说。
斯密认为各国生产商品的效率不同。
例如，在他生活的年代，由于先进的生产工序，英国是世界上生产纺织品效率最高的国家，另一方面，由于有利的气候、良好的土壤和积累的技能，法国是世界上酒类生产效率最高的国家。
换句话说，英国的纺织品生产具有绝对优势，而法国的酒类生产拥有绝对优势。
这样一来，一国在生产某种商品的效率高于其他任何国家时，它对此种商品的生产就占绝对优势。
斯密认为，一国应该专门生产具有绝对优势的商品，然后交换他国生产的商品。
在斯密的时代，这意味着英国应该专门生产纺织品，法国专门生产酒。
英国通过向法国出口纺织品换取法国生产的酒，同样法国通过向英国出口酒换取他所需要的所有纺织品。
斯密理论的基本思想是不要生产可以从他国以较低的成本购买的商品。
此外，斯密还揭示，当各国集中生产自己有绝对优势的商品时，参与贸易的双方都会受益。
比较利益说
大卫•李嘉图进一步探究了亚当•斯密的理论，阐释了当一国在所有商品的生产上都有绝对优势的情形。
斯密的绝对利益说认为这样的国家从国际贸易中可能得不到任何利益。
李嘉图在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税赋原理》一书中指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李嘉图提出，一国应该集中生产其生产效率最高的商品，从他国进口本国生产效率较低的商品，即使这意味着他将进口在本国生产效率高于出口国的商品。
比较利益说的宗旨是，在无约束的自由贸易情况下，世界的潜在生产力要远远大于贸易受到约束时的情况。
李嘉图的理论揭示了在世界贸易没有约束的情况下，所有国家的消费者将可以消费更多的商品。
这对于那些在任何商品的生产都没有绝对优势的国家同样适用。
换句话说，比较利益说相对于绝对利益说更进一步阐明了贸易是常和
博弈，所有参与国都受益。
因此，比较利益说成为自由贸易强有力的理论依据。
而事实的确如此，李嘉图的理论至今仍是自由贸易学派的主要智力武器。
李嘉图模型的简单扩展
在继续讲述国际贸易理论之前，我们将阐述当不考虑比较利益说的简化模型的两种假定时会产生的影响。
这两种假定是:
（1）专业化会带来不断的收益;
（2）贸易不能改变一国的资源禀赋或对资源的利用效率。
收益递减
在上一小节中比较利益说的简化模型假定专业化生产的收益不变，即生产单位商品所需的生产要素的量不变，换言之，在一国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上的任何一点生产一单位商品（可可或大米）所需的生产要素的量不变。
于是我们假定了加纳总是需要10个单位的生产要素生产一吨可可。
实际上，专业化生产收益会递减的观点更为现实。
每多生产一单位的商品就需要更多的生产要素。
以加纳为例，10单位的生产要素足以使可可的产量由12吨增至13吨，但是需要投入11吨生产要素才能使产量从13吨增至14吨，投入12吨生产要素才能使产量从14吨增至15吨，以此类推。
为什么收益递减的观点更为现实呢,原因有二:
其一，并不是所有的生产要素都具有相同的质量。
当一国不断增加某一商品的产量时，就越需要投入较多的生产力相对较低的边际要素。
最后的结果是要获得同等产量的增加，将需要投入更多的生产要素。
例如，某块土地可能比其他地方的土地更肥沃，但当加纳不断扩大产量时，不太肥沃的边际土地将被利用。
随着每亩地产量的减少，为生产一吨可可，加纳需要投入的土地会更多。
假定收益递减的第二个原因是不同的商品对要素使用的比例不同。
例如，假定种植可可比种植大米需要较多的土地和较少的人力，且加纳把生产要素从生产大米转移到生产可可上。
生产大米的行业将相应地释放大量的人力和少量的土地去生产可可。
为了吸收额外的人力和土地资源，可可生产将向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转变。
结果是可可生产对劳动力的利用效率降低;收益也将降低。
收益递减律的重要性在于如果一国专业化程度达到李嘉图简化模型所显示的程度时，这一做法就变得不切实可行了。
专业化生产的收益递减显示，规模生产的收益可能在专业化生产完成之前枯竭。
实际上，大多数国家都不集中生产一种商品，而是一系列商品。
但是，这一理论认为，可以进行专业化生产到递减收益超过专业化生产的收益那一点为止。
虽然根据收益递减，专业化生产的收益比收益不变假定下的收益要小，但是最后得出的根本结论仍然是无限制的自由贸易是有利的。
动态效应与经济增长
比较利益说的简化模型假定贸易不改变一国的资源禀赋以及利用这些资源的效率。
这种静态的假设没有考虑到贸易带来的动态变化。
如果我们不考虑这个假定，很显然一国的对外贸易可能产生动态增长。
动态增长分为两种:
其一，由于外国资源的流入，自由贸易增加本国资源储备。
这一现象正发生在东欧国家，在那里西方国家企业正向前社会主义集团国家大量投资。
其二，自由贸易提高了一国资源的利用效率。
许多因素将提高利用资源的效率。
例如，对外贸易扩大国内企业的市场，规模生产成为可能。
本国企业通过贸易活动获得国外的先进科技。
如此一来，先进的科技提高了本国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和土地利用率（所谓的绿色革命曾对发展中国家的农业产量产生如此效应）。
对外国竞争的开放也可能迫使本国企业寻求提高生产效率的方法。
当然，这一现象正在曾经进行贸易保护的东欧国家引起争议。
东欧国家的许多原国有垄断组织不得不提高生产效率以在国际市场求生。
赫克歇尔—俄林理论
李嘉图理论的比较成本主要来自于生产力的不同（一国利用生产要素的效率）。
这样，加纳在生产可可上是否比韩国更有效率，取决于其使用生产要素的状况。
李嘉图本人特别强调劳动生产率，他认为两国劳动生产率的不同是比较利益说的根本观点。
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1919）和俄林（1933）提出了对比较利益说的不同解释。
他们认为比较利益说来自于一国资源禀赋的不同。
资源禀赋是指一国所拥有的生产要素如土地、劳动力、资金的丰裕程度。
不同的国家拥有不同的资源禀赋，不同的资源禀赋解释了资源成本的差异。
资源越丰富，成本越低。
赫克歇尔—俄林理论认为国家应出口能充分使用当地丰富要素的产品，进口使用稀缺要素生产的商品。
赫克歇尔—俄林理论企图解释当今世界经济的贸易模式。
与李嘉图的理论相同的是，赫克歇尔—俄林理论也认为自由贸易是有利的。
与李嘉图的理论不同的是，赫克歇尔—俄林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模式是由资源禀赋的不同决定的，而
不是由生产率的不同决定的。
赫克歇尔—俄林理论也有其意义。
例如，美国长久以来一直是农产品的出口国，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美国拥有大片肥沃的土地资源。
相比之下，韩国大量出口纺织品、鞋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反映了韩国丰富的低成本劳动力资源。
美国因缺乏大量的低成本劳动力而成为这些产品的进口国。
应注意这里所说的是相对禀赋而不是绝对禀赋;从绝对数上看，一国可能比另一国拥有的土地和劳动力都多，但是两国只有一个相对丰裕。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弗农（RaymondVernon）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首先提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在20世纪人们发现大量新产品首先被美国公司研发出来并在美国市场销售（例如:
批量生产的汽车、电视、一次性照相机、影印机、个人电脑、半导体芯片），弗农的理论就是基于对这一现象的研究而产生的。
对于这一现象，弗农解释说美国的财富和偌大的市场激励了美国公司研发新的消费品。
此外，美国劳动力的高成本也促使美国公司开展节省劳动力成本的创新活动。
美国公司研发新产品在美国市场销售并不意味着该产品必须在美国生产。
可能的情况是这种产品在成本低的国家生产然后出口到美国。
但是，弗农认为大多数新产品起初都是在美国生产的。
显然，考虑到在引入新产品时的不确定因素和风险，进行创新的厂家认为最好让生产活动接近市场和决策制定中心。
更重要的是新产品的需求一般基于非价格因素。
结果，公司对新产品索价相对较高，也就不需要在其他国家寻找低成本的生产场所。
弗农继续阐述道，在典型的新产品生命周期的早期，新产品在美国的需求迅速增长，在其他国家的需求还仅限于高收入群体。
其他国家的有限的起始需求不足以在这些国家生产新产品，但需要从美国出口到这些国家。
随着时间的推移，新产品在其他先进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的需求开始增长。
这时，国外生产者值得开始生产，供应本地需求。
此外，美国公司在那些需求不断增长的国家建立生产基地。
结果，这些发达国家的生产开始限制美国该产品的出口潜力。
随着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市场的成熟，产品更加标准化，价格成为竞争的武器。
此时，成本在竞争中显得日益重要了。
可能的一种结果是成本相对较低的发达国家的生产商（如意大利、西班牙）能够向美国出口了。
如果成本压力变得更加强烈，整个过程就不会就此休止。
当发展中国家（如韩国和泰国）获得了相对于发达国家的生产优势时，美国对其他发达国家失去优势的循环将会再次重演。
这样，全球生产中心从美国转移到其他发达国家，又从这些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这种趋势对世界贸易格局的影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深入的，当产品生产集中于低成本国家时，美国将从产品的出口国变为进口国。
新贸易理论
新贸易理论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
那时，许多经济学家开始怀疑国际贸易理论中集中生产的收益递减的假说。
他们认为由于相当程度规模经济的存在，集中生产的收益是递增的。
换句话说，当产量随着专业化生产增加时，规模经济的强度增强，所以单位生产成本降低。
规模经济是将固定成本（例如开发新产品的成本）分摊在较大的产量上而获得的。
让我们以生产民用飞机为例来阐述。
生产民用飞机的成本是巨大的。
据估计，波音飞机在卖出第一架新777飞机之前要投入30亿美元。
公司必须销售至少300架777才能收回研发费用，达到损益均衡。
这样，由于研发新飞机的高昂的固定成本，飞机制造业的规模经济是颇具规模的。
新贸易理论家进一步发现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在许多领域，世界需求只能支持几个公司。
民用飞机制造业就是这样:
据统计数字显示世界的需求至多只能保证三家大的制造商获利。
例如，全世界对类似于波音777的300座民用飞机在1995—2005年的10年中的需求量约为1500架。
如果我们假定公司至少销售500架飞机才能获得可观的收益（这个假定是合理的，因为盈亏平衡点为300架飞机）。
我们可以得出，整个世界市场只能支撑三家公司。
新贸易理论家进一步阐述在那些世界市场只能支撑几家公司的行业，如果一国所拥有的公司首先进入这一领域，该国就可以出口该产品了。
支持这个观点的理论基础是先发优势。
因为这些公司获得规模经济，他们先入为主，阻碍其他公司介入这一领域。
换句话说，先发公司获取规模经济并创造了壁垒，阻止他公司进入。
民用飞机制造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波音、空中客车、道格拉斯已立足此领域获得规模经济的好处，排斥其他公司涉足该领
域。
该理论内涵深刻的意义在于，它指出，一国之所以主导某种产品的出口，可能仅仅是因为该国拥有一个或几个公司幸好首先生产该种产品。
这与赫克歇尔—俄林的理论相悖，后者认为国家在生产密集使用本国丰裕资源的产品时，具有出口优势。
新贸易理论因此争辩道，美国之所以主导民用飞机出口市场不是因为其飞机生产的资源禀赋丰裕，而是因为这一领域的两大先驱波音和道格拉斯都是美国公司。
虽然如此，我们应该注意到新贸易理论与比较利益说并不冲突。
既然规模经济会增加资源的利用效率，即提高生产率，那么新贸易理论就是承认了比较利益说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一理论是否能很好地解释贸易的模式呢,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对这一理论的实证研究还未展开。
哈佛商业历史学家AlfredChandler最近的研究表明，先发优势确实是某些国家某些行业的公司取得优势地位的重要因素，他的研究成果与新贸易理论不谋而合。
更重要的是，在许多全球性行业，公司的数量的确受到了限制。
如民用飞机，化工、重型建筑装备、重型卡车、轮胎、电子工业、飞机引擎等等举不胜数。
对新贸易理论争议最多是新贸易理论的产生是否会引发政府干预和战略贸易政策。
新贸易理论强调运气、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给予一个企业先发优势的重要性。
他们认为，之所以是波音而不是其他公司像英国的DeHavilland和HawkerSiddely，或荷兰的福克（Fokker）成为民用飞机制造的先驱是因为波音公司的好运气和创新精神。
波音幸运的原因之一是DeHavilland公司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DeHavilland公司的Comet喷气式飞机比波音的第一架喷气式飞机707早两年投放市场，结果该机型浑身上下存在严重的技术缺陷。
要不是DeHavilland的技术失误，英国现在就可能拥有一家世界领先的飞机出口制造商。
波音飞机独立的飞机技术研发展示了其创新能力。
但是许多新贸易理论家指出。
波音飞机的研发费用大多由美国政府支付;波音飞机是政府资助的军事项目的派生品。
政府干预理论由此产生。
靠精明审慎的使用补贴，像美国政府对波音所作的那样，政府难道不可能增加其公司在新兴行业成为第一个起步者的机会吗,如果这是可能的话，而且新贸易理论表明是有可能的，那么，对于讨论过的国际贸易理论中的自由贸易说不一致的前瞻性贸易政策，我们从经济学角度找到了理论依据。
国家竞争优势:
波特的钻石系统
1990年哈佛商学院学者迈克•波特将他付出大量心血的对国际竞争中国家胜负的决定因素的研究结果公布于众。
波特和他的团队对10个国家的100个行业进行了研究。
《国家竞争优势》这本凝聚着他们研究成果的著作成为当代的杰作。
正如新贸易理论家的其他著作一样，波特进行研究的动机是他认为现行的贸易理论无法完全解释当今的世界形势。
波特最重要的任务是解释为什么有的国家能在特定领域取得成功。
如为什么日本的汽车行业如此强盛,瑞典的精密仪器和医药制造和出口如此成功,为什么德国和美国的化工业能取得辉煌的成就,赫克歇尔—俄林理论无法解释这一问题，比较利益说只能解释其中的一部分。
根据比较利益说，瑞典之所以能在精密仪器和医药行业取得巨大成就是因为其能有效利用生产要素。
在这一点上，也许比较利益说的解释是正确的，但它却无法解释为什么瑞典在这个行业做的比英国、德国或西班牙还好。
这就是波特想要解决的谜。
波特认为一国的四大特征决定了本地公司竞争的环境。
这四大特征促进或阻碍竞争优势的产生（见图1—1）。
它们是:
资源禀赋一国在特定行业竞争所必需的要素——如人力资源、基础设施——的赋予状况。
需求状况本国市场对该项产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情况。
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该国的上游产业或相关行业是否具备国际竞争力。
公司战略、结构和竞争对手一国国内公司创立、组织、经营的条件和竞争对手的状况。
波特提出的四大特征构成钻石系统。
他说钻石系统越有利，公司在行业或分支行业内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
他还说钻石系统是相互增强的体系。
一个特征的影响力取决于其他特征的状况。
例如，波特认为有利的需求状况并不会带来竞争优势，除非竞争对手足够强大使得企业不得不对此做出回应。
波特主张两个变量对国家钻石系统有深刻影响:
偶发事件和政府。
偶发事件，如重大革新，将造成产业结构的开放和改组，结束旧的产业结构，并且为一国的公司提供取代别国公司的机会。
政府通过选择不同的政策可能降低或提高国家优势。
例如，政策法规可以改变国内需求状况，反托拉斯法规影响行业内的竞争状况，政府在教育领域的投资改变了国家的资源禀赋。
图1—1国家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
波特钻石系统
资料来源[美]M.E.波特:
《国家的竞争优势》，载《哈佛商业评论》，1999（3—4），P.77。
对公司的意义
为什么这一切对公司如此重要,对国际公司来说，主要的意义集中在三个方面:
地理位置、先发优势和政策意义。
地理位置
本单元所探讨的内容——国际贸易理论和公司对生产活动场所的决策之间的联系——是国际商务中应放在首位的，或许也是最重要的。
我们所探讨过的大部分理论的根本依据是不同的国家在各自不同的领域有着其独特的优势。
从利润角度来看，公司把不同的生产活动根据各国的优势分散在不同的国家进行是明智的。
如果在法国设计效率高，则应把设计部门安排在法国;如新加坡基本元件生产效率高，则就应在新加坡生产基本元件;如在中国组装的效率高，则在中国组装。
最终，企业的生产活动要依据比较优势、资源禀赋等因素分别在不同的国家进行，从而构成一个全球的生产网络。
确实，如果公司不这样做，相对于采取这种做法的公司，它将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
例如，便携式电脑的生产需要四个步骤:
（1）产品设计的研发;
（2）标准电子元件（如集成电路）的生产;（3）高端元件（如纯平彩色显示屏）的生产;（4）组装。
基础调研和设计阶段需要大量的熟悉微电子元件的高技术和高学历人员。
在微电子元件的调研和设计领域具有比较优势的两个国家是日本和美国。
因此，大多数便携式电脑的生产商把研发部门设立在其中之一或两者都有（苹果电脑、IBM、摩托罗拉、得克萨斯仪器、东芝和索尼这些公司在日本和美国都有研发部门）。
标准电子元件的生产是资本密集型的，需要一般技能的劳动者。
成本压力较大。
生产活动最好放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这些国家有大量的、具有一般技能的、低成本的劳动力。
因此许多便携式电脑商在这些国家进行标准电子元件的生产。
高端元件的生产是资本密集型的，需要高技术人员，成本压力相对较小。
由于在该生产过程中成本压力趋弱，这些元件一般在劳动力成本较高且有大量高技术人才的国家（主要是日本）生产。
最后，产品组装是劳动密集型生产，需要低技能的劳动者，成本压力大。
所以，组装活动可以在像墨西哥这样劳动力成本廉价、技能低但却丰富的国家进行。
最终的结果是，当我们看到美国生产的便携式电脑时，我们将发现其是在加利福尼亚设计的，标准元件在新加坡生产，高端元件在日本生产，组装在墨西哥进行，成品在美国或其他国家销售。
通过分散生产，美国充分利用了各种贸易理论所指出的各国之间的差异。
先发优势
新贸易理论提出了公司的先发优势。
根据新贸易理论，公司在某特定行业获得先发优势后最终可能主导该产品的全球贸易。
尤其是那些全球只能支撑几家公司的行业（如航空）更是如此。
对单独的公司，为获取先发优势进行大规模的金融投资是值得的，换言之，这意味着公司在获利前的几年里将产生巨额损失。
尤其是近年来，许多日本企业，而不是美国企业，似乎准备大量投资，承担几年的损失来获取先发优势。
便携式电脑的液晶显示器的生产即是如此。
20世纪80年代，当东芝和NEC不惜巨资投资于该技术时，许多美国大公司却退出了市场。
结果，虽然原技术在美国发明，今天日本公司却主导了液晶显示器的全球市场。
政策意义
国际贸易理论对国际的商业公司至关重要，因为他们是世界贸易舞台的重要参与者。
他们既生产出口产品，又进口外国产品。
由于商业公司在国际贸易中担当重要角色，他们有能力且实际上对国家贸易政策施加影响。
通过游说政府，他们或促进自由贸易，或加强了贸易限制。
国际贸易理论告诉我们促进自由贸易有利于美国国家的利益，虽然并不一定对所有公司有益。
许多公司意识到这一点，游说政府开放市场。
例如，在1991年，当美国政府宣布对日本进口的液晶显示器加收关税时，IBM和苹果公司都指出:
（1）日本液晶显示器成本低;
（2）日本在本国的电脑中使用这种显示器;（3）如果加收关税，提高液晶显示器的成本，将增加IBM和苹果公司生产的电脑的成本，使他们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降低。
换句话说，为保护美国公司而征收关税实际是弄巧成拙。
针对这些压力，政府不得不重新思考在这个问题上的姿态。
许多企业并不像IBM和苹果公司那样游说政府开放贸易。
在美国，对汽车、车床、纺织品以及钢材的自动出口限制正是这些行业的美国公司对政府施压的结果。
美国政府含蓄地威胁外国公司促使其同意自动限制出口，否则将采取大量的贸易壁垒，强迫外国公司接受。
正如国际贸易理论所预计的，许多这样的协议是自找苦吃。
以1985年达成的对机床的自动出口限制为例，由于限制了高效率的外国出口参与美国国内竞争，美国机床的价格涨到在自由贸易背景下所未有过的高度。
由于机床应用于所用生产部门，结果导致美国市场部门整体成本上扬，给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带来相应的损失。
更重要的是进口壁垒保护国内机床行业免受国际竞争，导致国内企业缺乏提高生产效率的激励机制。
最终，许多出口市场不得不让给效率更高的国外公司。
这样一来，现在美国的机床生产相对于1985年萎缩了许多。
对于学习过贸易理论的人来说，这样的事件不足为奇。
最后，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也有其政策意义。
波特的理论表明公司投资更新先进生产禀赋对公司本身极其有利，例如，投资培训员工增强企业科研能力。
游说政府采取对国家钻石系统有利影响的政策对公司也是有利的。
因此，根据波特的观点，商业企业要督促政府对教育、基础设施、一般性研究进行投资，采取能推动国内市场激烈竞争的政策（根据波特的研究发现，这将使公司在国际市场更具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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