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物化与物象化精简稿.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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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物化与物象化精简稿

物象化与物化:

马克思物化逻辑的再思考

刘森林

【提要】从区分几个相关词入手，本文主张区分物化（Verdinglichung）、物象化（Versachlichung）。

认为马克思的Versachlichung概念在当下中国最有讨论价值。

物象化（Versachlichung）的几种含义是：

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以物与物的关系形式表现出来；以社会关系论克服“人”与“物”的二分对立；人的普遍性维度的社会伸张，以及个性维度的丧失；社会关系独立性意义上的职业人与功能人；物象化社会关系的效率论评价，作为一种积极的肯定性评价，在当下的中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物象化，就是一种程序化、法制化、标准化、精确化、自动化、“对事不对人”化，相对于随意化、人情化、“对人不对事”化来说，显然是一种进步。

马克思的物象化理论包含着物象化既使人物化又促进生产力发展，从而为物化的消除提供物质基础的张力结构。

之后的韦伯发展了这一概念蕴含着促进效率提高、促使社会合理化的意义，卢卡奇则发展了使人降低为物与事、人的整体性存在被肢解、个性被践踏等负面意义。

我们不能跟着卢卡奇开创的浪漫主义之路走上只重视个性伸张的浪漫不归路，韦伯强调的法制化、合理化含义必须高度重视。

不能因为物象化概念蕴含的批判性否认它在提高效率、公平等方面的积极意义，也不能因为它后来被韦伯等解释成一种中性词，就否认它在马克思那儿的多重性内涵，尤其是批判性内涵。

遵循马克思的教诲，保持物象化理论的内在张力结构至关重要。

作者简介：

刘森林（1965-），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

引言

长期以来，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物”、“物化”的理解，一直存在一些争议。

是仅仅在肯定的层面上理解，还是更多关注其批判性的意义；从原（德）文用词的角度看，是不予区分与中文词“物”对应的两个德文词Sache与Ding，不区别与“物化”相关的多个德文词Entfremdung（异化）、Verdinglichung（物化）、Versachlichung（事化或物象化）、Vergegenstaendlichung（对象化）、Entäusserung、Veräusserung（外化），还是还原到马克思使用的德文语境确切地看待其中明显的区别；是仅仅关注文本及其思想，还是首先关注该思想与当下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关联；所有这些问题，对于确切、精致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物”（物质）、“物化”观，具有直接的决定性意义。

可喜的是，与“物化”密切相关的“异化”理论，多年来已取得了诸多研究进展。

这种进展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其实一直在使用“异化”（Entfremdung）概念，并不像先前国内学界一直流传的那样已经放弃了异化理论，并视“异化”为“过时的概念”。

M.考林教授和俞吾金教授分别在《成熟时期的马克思的异化观》（《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从道德评价优先到历史评价优先》（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等文中早就指出了这一点。

第二，“异化”在成熟时期马克思的理论中不再是一个纯粹的贬义词，而是含有一种历史性的肯定，具有复杂的意蕴。

在肯定这些研究进展的前提下，本文认为，就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来说，需要把这种进展进一步推进和细化，这就需要更加细致和精确地区分与“异化”、“物化”相关的上述多个概念，才能更好地呈现成熟时期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更精致和深刻的思想。

通过这种分析梳理，笔者认为，其中最有讨论价值的就是Versachlichung概念。

这不单是因为马克思关注的“物”与其说是Ding,倒不如说是Sache，由此，分析Versachlichung（事化或物象化）比分析Verdinglichung（物化）更具关键性；而且更因为如下理由：

第一，马克思更多使用的概念是Versachlichung，而不是Verdinglichung。

虽然人们以前常把这两个概念等同看待，但现在看来是值得商榷的。

第二，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广松涉把Versachlichung（事化或物象化）这个概念看作是标志着马克思哲学思考最高峰的概念。

第三，马克思提出的这个概念和思想后来得到韦伯、卢卡奇、桑巴特、西美尔、阿多诺、格林（ArnoldGehlen）的继续讨论，在思想史上有了越来越大的、超出了马克思主义阵营的广泛影响。

第三，至为关键的是，这个概念所表达的“社会关系在物化时代形成一种标准化、程序化、法制化、形式化、抽象化、精确化、自动化，并且已经日益取代直接的人人关系”这一思想，在当下中国具有非常强的现实性。

当下中国正谋求法制化，也就是把传统的“对人不对事”型社会关系改变为“对事不对人”的现代法制型社会关系，这与Versachlichung）所内含的精神恰恰具有很强的吻合关系。

最后，不能忘记的是，“事化”或“物象化”（Versachlichung）还蕴含着一种批判性，即对通过物物关系表现人人关系所造成的损失与遮蔽的提醒。

这种提醒意味着，马克思的最终理理想还是把人从“物”的层面提升上来，使人不仅从外物（Ding）,而且进一步从“动物”和社会物（Sache）中提升出来，超越外物、动物和社会事物，成为这些各类事物的主人，以达到自由。

这些特点使得“事化”或“物象化”（Versachlichung）这个概念具有复杂的理论与实践意涵，值得我们集中探讨和澄清。

它与马克思所谓的“物”（Sache、Ding）、“物化”（Verdinglichung）具有怎样的关联；这一思想的创造性及其思想史影响何在；以及与当下中国的现实关联性等等，构成我们关注的重心所在。

“物化”：

从泛论到细分

在中国学界，异化理论的谈论基本上是在马克思──黑格尔的逻辑中进行的。

与异化、物化相关的德文词汇有多个，主要是：

1.Entfremdung（异化），作为哲学术语，表示一种主客体的颠倒之意，过去我们常常认为这个概念主要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和黑格尔的著作中使用，但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也经常使用这个词。

2.Verdinglichung（物化），早先主要由黑格尔和马克思使用的一个范畴，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也大量使用，海德格尔和哈贝马斯也在各自相应的著作中使用这个词，中译本一概都译为“物化”。

除了表示人的能力、思想的对象化或外化的含义之外，也指本有人格、尊严的人成为一种不由自主的物；前一种含义基本上与对象化（Vergegenstaendlichung）同义，是中性或正面的，后一种含义具有批判性，并具有贬义。

显然，在批判性意义上使用的这个概念后来得到了大量传播与使用，似乎远比Versachlichung出名，使用率更高，甚至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社会批判理论中处于核心地位。

3.Versachlichung（物象化、事化），主要由马克思在后期的《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使用。

马克思的用法还具有比较明显的多义性，有时与Verdinglichung（物化）接近，有时特意表示一种社会关系的特质。

这种特质主要有两点：

第一，本来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以物与物、事与事关系的形式表达出来，“物”与“事”成了人际关系的普遍中介，从而使得“物”与“事”成了“人”的表征和符号，而对“物”与“事”的处置也就成了对“人”的处置。

“人”退居幕后，当需要“人”出场时，都是“物”与“事”来担当和代表。

第二，由于以物与物、事与事关系的形式表达，所以，这种关系变得日益客观化、标准化、程序化、法制化、形式化、精确化、自动化。

那些与具体的个人操作相关的个性、情感、随机变更、因人而异、复杂、主观等因素，在这种社会关系的维持与运作中不断退出，日益失去作用。

这种社会关系变得更加客观、标准、有效率、不受特殊和个别境况的影响，并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日趋固定和严密的逻辑和规则（即追求自身的扩大、效率的提高和稳固性的增强）。

于是，这种社会关系的特质就可能从历史发展、效率或者其他角度进行评价，而不再仅仅从“人”、“个性”实现的角度进行评价。

一旦如此，“人”、“个性”、“内在性”在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中的地位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原来唯一被考虑的基础性地位变为多元中的一元了。

4.Vergegenstaendlichung（对象化），常常是作为术语Verdinglichung的同义词来使用的，只是通常没有了Verdinglichung含有的批判性意义。

在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中，Vergegenstaendlichung往往与Verdinglichung一同被译为“物化”，在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中，Vergegenstaendlichung被译为“对象化”，从而与“物化”区分开来了。

5.Entaeusserung（外化），是从黑格尔、谢林那里继承来的一个词。

在黑格尔和谢林那里，主要是指内在性的绝对主体借助和吸纳外在力量完善和壮大自身的中介手段。

在他们看来，绝对主体是内在性存在，即存在根据不依赖于任何他性存在，绝对只依赖于自身。

但为了壮大自身并最终占有异己的外在对象世界，需要与异己的外在对象世界发生链接，把自己外化到外在对象世界之中。

因而，外化（Entaeusserung）就是主体不断壮大自身、扬弃自身，借助于他性力量实现自身的中介手段。

这种外化可能会在某些历史时段呈现为对象化（Vergegenlichung）、对自己的某种异化（Entfremdung）、物化（Verdinglichung）、事化或物象化（Versachlichung）。

但最终会借助于在外化过程中吸纳来的各种力量完善自身，实现自身，把内在性的自由发扬光大，实现出来。

马克思主要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使用这一术语。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的用法受黑格尔影响较大，而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它就被马克思置于社会关系、社会交换体系中解释，变成了商品（包括劳动者）为实现自己而把自己出售出去的意思。

考林教授就认为，Entaeusserung这个词与Veraussern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是“出售”、“让与”的意思，而且比Veraussern出现的频率更低。

虽然学人们对各个词的意蕴都有不同程度的理解差异，但其中最为混乱、理解差异最大，同时又最为重要的无疑就是Versachlichung一词。

仅就中文词来说，“物化”是与“异化”概念最切近、也是除“异化”外受关注最大的范畴。

可是，中文的“物化”却同时对应着两个不同的德文哲学概念：

Versachlichung与Verdinglichung。

在我国学界，一般并不区分Versachlichung与Verdinglichung这两个词，两者的汉译常常同时都是“物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的第一版和第二版都把这两个词译为“物化”。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对这两个概念的区别使用也没有在汉译本中体现出来：

在这本书的中译本中，仍然都不加区别地把Versachlichung与Verdinglichung翻译为“物化”；在个别地方，Versachlichung甚至还被译为“对象化”。

虽然Versachlichung与Verdinglichung这两个词的含义有交叉重叠，但绝对等同恐怕会遮蔽掉一些问题。

无视两者的差异，就有把两者的哲学根基、马克思早期与后期（广义）异化观的区别、与黑格尔相比马克思在（广义）异化问题上的贡献与特别之处、成熟期马克思与浪漫主义色彩较浓的青年卢卡奇的区别、美学和社会学两种现代性的区别等等一系列问题隐没和遮蔽的危险。

Versachlichung的含义及“物象化”与“物化”之别

仅仅从字面上看，我们应该对Verdinglichung（物化）与Versachlichung（物象化、事化）作出适当的区分。

根据我的了解，对两者的区分主要有三种不同观点：

在第一种观点看来，Verdinglichung（物化）是由商品的普遍化引起的，是万物商品化的结果；而Versachlichung（事化、物象化、切事化）则是典章制度的合理化引起的，是典章制度合理化、疏密化对谋求自由的个人呈现为韦伯所谓“铁笼”的产物。

因为，德文词Ding按照黑格尔的规定是表示与自我意识（人）无关而只与意识相关的客观之物，而Sache才表示与自我意识（人）相关，而且与两个以上自我意识（人）相关的社会性的“事”。

与此相适应，Verdinglichung（物化）就是在商品社会中的一切存在被置换成有形有状的“物”，而Versachlichung（物象化、事化）则是现代社会中的一切存在都被纳入日益严密、牢固、制度化的社会关系之中，成为这些关系独立运作的环节和因素。

这种体现为事务的社会关系虽无形无状但却比有形有状的“物”更难摆脱，人继成为“事物”的奴隶之后又成为“事务”的奴隶，被“物”和“事”双重纠缠住，为它们所规定和表征。

按照这种理解，Verdinglichung（物化）在不断发展的批判理论中更多是一个批判性概念，而Versachlichung（物象化、事化）所释放出的批判性明显较少，它甚至已成为一个中性词或褒义词。

而第二种观点认为，Versachlichung（物象化、事化）与Verdinglichung（物化）的意涵具有相当大的交叉重叠性，相比之下，Versachlichung（物象化、事化）只是比Verdinglichung（物化）更加严重而已。

就卢卡奇的用法来说，Versachlichung就表示一种比Verdinglichung更严重的物化，即渗透进人的意识之中的更积重难返的物化。

第三种观点可以从广松涉先生强调马克思使用的异化（Entfremdung）与物象化（Versachlichung）两个概念的哲学基础不同的看法中推导出来。

在广松涉看来，物化（Verdinglichung）一词与异化（Entfremdung）概念一样，都标识着一种主体与客体、有尊严和人格的“人”跟无人格和尊严的“物”之间的对立与颠倒，其哲学根基是一种前马克思的近代主体性哲学（内在意识哲学），依赖于一种内在的先验主体性设定。

而Versachlichung则标识着一种社会关系的特质，以及人在这种关系中的迷失，其哲学根基是一种关于主体的社会性根基的新社会哲学（主体间性哲学）。

在这种新社会哲学中，主体的根基成了“关系的基始性”，而不再是“内在意识的基始性”。

在强调社会性取代主体性，主体间性取代主体性，语言哲学取代意识哲学的观点支持下，这种看法更富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继马克思之后，马克斯·韦伯、西美尔、桑巴特、卢卡奇、格林（ArnoldGehlen）也都使用Versachlichung这个范畴来表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一种特质，即告别人际直接交往而向形式化、抽象化、程序化、精确化的发展，这种新型的社会关系借助于技术性能不断提高的“物件”和日益严密和精确的制度性社会关系来运作，日益形成一种牢固和刚性的客观体系。

在这种客观体系中，物件的效能和制度的规约日益取代个人的主观特质起主导作用。

不过，是关注于这一特质对个人自由的困扰还是看中它对生产关系优化、效率的提高以及生产力发展的积极效果，决定了它会释放出一种批判性，还是肯定性，抑或中立性？

也就是说，它会成为一个负面的还是正面的抑或中性的词汇？

遗憾的是，对于这个马克思、韦伯、桑巴特、甚至后来的霍克海默与阿多诺都在使用的名词，首先是马克思更早使用的新词，中文的翻译却五花八门、很不统一。

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和第2版都把它翻译为“物化”。

而日本学者广松涉主张它的核心意思是“物象化”。

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文版也基本上把Versachlichung与Verdinglichung不加区别地翻译为“物化”。

而台湾学者主张把Versachlichung译为“事化”，把Verdinglichung译为“物化”。

在韦伯著作的中译本中，Versachlichung又被翻译为“事化”、“即事化”或“切事化”。

在格林（ArnoldGehlen）著作DieSeeleimtechnischenZeitalter的中文译本（根据英译本翻译）中，Versachlichung又被译成了“具体化”。

由此，Versachlichung这个词的汉译就有了“物化”、“事化”、“物象化”、“具体化”四种。

不同的译法反映着对它的不同理解。

在我看来，“事化”的翻译比较中性，没有明显的价值立场，比较适合于韦伯的价值中立立场。

而“物象化”的翻译明显具有价值批判的立场：

“物”只是“象”，而“人”才是本质；人本主义的价值立场隐含于其中。

人重于物的价值立场当然也没有什么错，问题在于，它似乎没有显示出成熟马克思在人与物的关系方面对早期思想的超越和改变。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为了发展生产力，为了增加物质财富，以损害人的个性的方式进行，马克思会大张挞伐。

而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则会视之为历史进步所付出的必然代价。

这样来看，“物象化”与“事化”两种翻译对马克思来说都各有侧重，也都有所偏斜。

而“物化”的译法因为无法与Verdinglichung区分开来，也不可取；从字面上看，Verdinglichung更应该译为“物化”。

至于“具体化”的译法，充其量只是表达出了相关现象越来越专门、具体、精确、细致这一含义，却无法把人格由物来象征，人人关系由物物关系体现而且这种关系越来越法制化、严格化、程序化、无情化，以及这样的关系更能提高效率等多种含义表达出来，因而是一个在表达丰富含义方面表现力最差的词汇。

Versachlichung这个马克思首先在哲学上使用因而标志着马克思哲学特质的概念，经过韦伯、西美尔以及后来更多人的扩展性使用，逐渐从一个批判性概念转变为一个中性的语汇，丧失了锐利的批判性锋芒。

但这一点并没有对我国学界产生多大影响。

在我们对社会关系的人情化、制度因人而异因人而变的谴责中，本来喻示着对社会关系、社会制度对事不对人的期盼，喻示着对社会关系、社会制度更加严格、更加规范、更加程序化和非人情化、更加有效和更加公平的期许--而这恰恰就是Versachlichung所蕴含的社会关系理性化的基本内涵，某种意义上也正是我们制度建设和改革的基本目标。

如果说这样的说法跟马克思对Versachlichung的本有规定还有一定的差距，或者会引起一定的争议（这方面的含义在马克思那里虽也隐含在Versachlichung之中，但跟人通过“物”表征，人人关系表现为物物关系的这层更显白的含义相比，似乎不那么明显），那么，在马克斯·韦伯的意义上得以注释的Versachlichung尤其符合上述规定──也就是说，它基本上是个肯定意义的概念。

但在我国，这个被广松涉视为马克思哲学最重要概念的词汇，一直有一个批判性很强的内涵。

其中的反差颇值得玩味。

不用说韦伯以后各派学人对Versachlichung的诸种解说，就是马克斯·韦伯的Versachlichung论说也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可以说，韦伯是在更为肯定的方向上继续沿着马克思的路子使用词汇Versachlichung的，他更把它视为一个标志着法理型支配特质，因而对于传统型支配和克里斯玛型支配更为可取的制度特质的概念。

而且至为关键的是，鉴于Versachlichung型的社会关系（制度）具有更高的效率、公平、严密、精确和对事不对人等特点，对于追求经济效率，希望生产关系更加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现代化追求者来说，这种意义上的Versachlichung在韦伯看来是现代性背景下的我们无法拒斥，只能追求的，是现代化的宿命。

也就是说，无视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关系，继续把Versachlichung混同于常被解释为主客体颠倒的Verdinglichung，不考虑它们在不同语境和不同层面上的颇大差异，统而广之地用“物化”这一个中文词来标示具有那么多异质性意涵，并涵盖两个德文词Versachlichung与Verdinglichung的做法，在我看来已经暴露出了明显的缺陷，这样的做法应该加以检思了。

完全从学术的意义上来说，区分Versachlichung与Verdinglichung的不同含义，并分别用不同的中文词对应翻译它们，必要性和现实性就更不用说了。

为了叙述方便，本文以后的部分暂且根据不同语境分别把Versachlichung称作“物象化”与“事化”：

在涉及广松涉和马克思的场合称“物象化”，而在涉及后马克思（韦伯、西美尔、卢卡奇等）的意义上称“事化”，同时只把Verdinglichung称作“物化”，而Vergegenstaendlichung则称之为“对象化”。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在多个场合分别使用Versachlichung和Verdinglichung两个词，以分析“物”的人格化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物象化。

例如，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指出，在资本-利润，土地-地租，劳动-工资这个

“经济三位一体中，争辩在于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Verdinglichung），物质的生产关系和它们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的直接融合已经完成：

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Ding），在兴妖作怪。

古典经济学把利息归结为利润的一部分，把地租归结为超过平均利润率的余额，使这两者以剩余价值的形式一致起来；此外，把流通过程当作单纯的形式变化来说明；最后，在直接生产过程中把商品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归结为劳动；这样，它就把上面那些虚伪的假象和错觉，把财富的不同社会要素互相间的这种独立化和硬化，把这种物（Sache）的人格化和生产关系的物象化（Versachlichung），把日常生活中的这个宗教揭穿了。

”

看得出来，在奥秘未被揭穿之前，“物”与“物化”分别使用Ding和Verdinglichung，

而奥秘被揭穿之后，“物”与“物化”则开始使用Sache与Versachlichung。

奥秘被揭穿之后的自在“物”（Ding）成了社会性的“事”（Sache），而“物化”（Verdinglichung）就成了“物象化”（Versachlichung）了。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24章所说的“在G-G’上，我们看到了资本的没有概念的形式，看到了生产关系的最高度的颠倒和物象化（Versachlichung）”也能佐证之一点。

它表明，“物”与“事”、“物化”与“物象化”的区别首先就是认识论意义上的自在状态与非自在状态的区别。

在马克思看来，处在自在状态中“实际的生产当事人对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这些异化的不合理的形式，感到很自在，这也同样是自然的事情，因为他们就是在这些假象的形态中活动的”；而揭示这种自在状态背后隐藏真相的古典经济学虽然已经到达了揭穿秘密的当口，但还没有完全自觉地站在批判自在状态的立场上，“或多或少地被束缚在他们曾批判地予以揭示的假象世界里”，并最后坠入宣称物化现实“具有自然的必然性和永恒的合理性”的意识形态。

在不自觉地揭示物化背后的真相与维护物化现实的自然必然性之间，存在着显然的矛盾。

把物化真相揭示出来，彻底地看清物化现实的真实本质，也就是使“物化”实际上呈现为一种“物象化”，揭示“物”实际上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事”，只有马克思才做到了。

所以，他才强调“物象化”概念对“物化”概念的进步性和科学性。

在这个意义上，“物象化”概念比“物化”概念具有更多更强的批判性意蕴。

这是其一。

其二，在“主体”系指为其他存在奠基的意义上，“物象化”意味着一种新的主体论观念，意味着社会关系的根本性。

“物化”（Verdinglichung）还只是处于人与物的二分对立之中。

无论这个物化概念是指“对象化”还是指人格的物化，都基本上是立足于“人”与“物”的二分对立而言的。

“物象化”却已经进入了以“社会性”统一“人”与“物”的理论逻辑。

按照这一新逻辑，“人”和“物”都是一种社会关系的产物和表现。

从而，在“物化”（Verdinglichung）逻辑中还二分对立的“人”与“物”都被统一到新的“物象化”逻辑之中了。

这一点，广松涉先生的分析非常到位。

他区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