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开发中亚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验教训和启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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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开发中亚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验教训和启示

苏联开发中亚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验、教训和启示

胡延新

2011-3-2613:

39:

32　　来源：

《东欧中亚研究》2000年第6期

　　中亚是原苏联经济和社会发展最为落后的地区，也是宗教民族关系最为复杂的地区。

十月革命后，为了帮助中亚各国走上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文化的共同繁荣之路，消灭事实上的不平等，苏联党和政府从30年代开始，对中亚地区实施了以经济建设为主的大规模开发战略。

作为一项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同在、民族进步和国家强盛并举的复杂系统工程，苏联对中亚的开发既不同于美国“西部开发模式”（消灭印第安土著、发展资本主义农业），也有别于苏联的“西伯利亚开发模式”（几乎是在纯自然状态下的能源、资源开发）。

今天认真总结苏联开发中亚的利弊得失对我西部大开发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

　　苏联成立伊始，开发中亚即成为巩固苏维埃政权、建设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国策．这是因为；首先，中亚是当时苏联民族矛盾、民族间互不信任等问题最严重的地区。

20世纪20一30年代，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因地方民族主义的干扰而困难重重，以巴斯马奇匪徒为代表的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猖獗一时，甚至打出建立“突厥共和国”的旗号。

党和政府认识到：

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改变中亚地区极端落后的经济、文化、教育的面貌才能从根本上化解民族矛盾，巩固苏维埃政权。

其次，尽快缩小、直至消除中亚等落后地区与苏联中西部发达地区差距是在多民族国家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标志之一。

1921年、1923年俄共（布）和1927年联共（布）都明确提出党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少数民族赶上“走在前面”的俄罗斯族，以使全苏各个地区共同过渡到社会主义。

再次，是全苏经济均衡、协调发展的需要。

开发中亚地区可以为苏中西部发达地区提供丰富的能源、矿产资源，最终在全苏建立起完整的、以“分工协作”为基础的国民经济体系。

最后，具有重要的国防和战略意义。

开发建设中亚不仅可以保证苏南部地区安全，而且使其拥有稳定的大后方。

　　苏联在中亚地区实施了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科技为先导、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为基础的独特开发战略，并采取了一系列战略措施．

　　1．实现财政倾斜政策，加大资金、设备的投人，加快中亚能源、冶金、矿产、机樟制造等重工业基地和以棉花、谷物为特色的农业基地的建设。

从30年代开始，联盟中央在财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对中亚实行明显的倾斜政策。

“一五”计划（1929b1932年）期间，全苏固定资金增长）289％，中部发达地区为199％，而哈则达549%，中亚四国为494%1．这期间，联盟中央对中亚（不包括哈萨克斯坦）的投资为25亿卢布，1928～1932年给乌兹别克共和国的财政补贴从2930万卢布增加到3180万卢布2。

从“二五”计划（1933一1937年）起，中亚各国在全苏工业投资中所占比重明显加大：

哈由“一五”时期的2．1％增至3％，其他四国由1．6％增至2．4%3。

同时，“一五”至“二五”期间，中亚各共和国财政预算的大部分均来自中央，塔的这一比例竟高达80%4。

此外，各国还享受信贷．不上缴利润，免税等优惠政策。

“三五”计划（1938—1942年）国家明确提出在中亚地区建立强大工业基地的目标，中亚各国在全苏工业投资中所占比重继续加大，“三五计划”头3年半这一比重为6．1%。

二战时期（1941—1945年），这一比重又比“三五”提高了两个百分点，1942年和1947年分别达到9．2％和10．5%。

另外，从“一五”时期起，联盟中央还有计划、有步骤地将俄罗斯中部的企业连人带设备一同迁至中亚。

如二战期间共有308个大型企业疏散到中亚，其中哈有150个，同时还兴建了大批新企业．1944年哈、土工业企业数比1940年分别增加了460个和50个．乌建成了280个新企业，其中有5座大型水电站、14个机器制造厂和金属加工厂。

　　2．大量的人才支援。

人是生产力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中亚地区的经济腾飞、社会进步与苏联中西部地区大量的热练工人、工程技术人员、科技．文化人才的到来有直接关系。

“一五”期间仅向土库曼派遣的各种专业技术人员就达2．5万，1928至1936年有190万斯拉夫人来到中亚6，1935年，哈萨克斯坦卡拉干达的建设者在给苏共中央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们在荒原空地上建起了城市．煤田建设的广大地区被矿井、企业和村庄所覆盖……我们所有的人在一起：

哈萨克人、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犹太人、鞑靼人、德意志人和其他民族是一个大家庭。

”7另外，二战期间，随企业迁往中亚、乌拉尔、西伯利亚的人员多达2500万。

1970年哈、乌、吉、土、塔5国科学工作者中非主体民族的比例分别为70．5％、52％、68%、50％、54％．由此可见这些人在中亚地区经济建设和科学文化教育事业中发挥的骨干作用．

　　3．大垦荒运动。

这是赫鲁晓夫时期为开发东部地区（主要是哈萨克）农业而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1954年至1960年，联盟国家依靠人财物力的大量投入（数百亿卢布资金，移民120万人），在哈开垦荒地2550万公顷，建立国营农场数百个，使哈成为继乌克兰之后的全苏第二大粮仓，1960年哈谷物产量比垦荒前增加了3倍多。

此后，哈粮食年产量基本保持在全苏产量的10％以上．

　　4．大力发展文化、教育、科学事业．十月革命前，中亚是全苏经济和社会发展最落后地区，集中了全国90％以上的游牧人口，当地居民绝大多数是文盲，识字率仅为2．3％，只有8所中专，无一所高校．为迅速提高少数民族文化素质，尽快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跨越，党和政府采取全民扫盲、兴办普通教育、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培训等办法，取得显著成效。

到1939年，中亚5国居民识字率已达77．7％～83．8％，接近全苏87．4％的水平8．一位塔吉克作家谈到；“过去，也就是革命前，我们村里毛拉被认为是最有文化的人。

不久前，我回到故乡，了解到如今那里没有文化的人就剩下了一个毛拉。

”9乌所有区委书记中（83％为当地民族）仅有初级文化程度者由1931年的83％降至26％．1940年，中亚5国已有315所中专和67所高校10，另有普通中学7162所，在校学生总人数达328．2万人11。

此外，中亚的科研事业也从无到有，发展迅速．到1940年，中亚5国都建立了全苏科学分院，共有”5个研究所，科研人员已达5900人12。

二

　　几十年的开发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大大拉近了中亚地区与现代文明社会的距离，使得中亚多数地区由原来落后的封建游牧社会一跃进入到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

　　1．生产力的巨大进步．这主要体现在工农业产值的增长和专业化经济区的形成上．与1922年相比，1981年苏联工农业产值分别增长了514和5．2倍，同期俄罗斯联邦分别增长了497和4．1倍，哈增长数为904和12．8倍，乌为414和11．8倍，吉为668和10．8倍，塔为875和14．2倍，土为206和l0．7倍。

由此可见联盟中央开发中亚战略的显著成效，哈、吉、塔3国工业增长和5国农业增长均超过了全苏和俄联邦的增长。

到80年代，各国工业产值均大大超过了农业产值，其中，哈1980年工业产值已占到68．3％，乌1982年为73．6％。

按照经济发展区域分工协作的原则，哈成为全苏重要的能源、黑色金属、有色金属和化工基地，乌为棉花种植及与此有关的机械制造业基地，土主要发展石油、天然气和棉花种植业，吉成为电力和有色金属基地，塔发展电力和化肥工业。

　　2．社会结构的变化．城乡人口和脑、体劳动者比例是衡量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1913年中亚5国乡村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哈、塔超过90%，土、吉、乌分别为88%、87．5％、75%，除乌外，均高于全俄城市人口18：

82的比例．到1981年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哈、乌、吉、土、塔的城市人口分别为55％、42％、39％、68％和34%，虽与俄联邦7l％的水平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但考虑到中亚人口的增长率远远高于其他地区的事实（70年代中亚人口的增长率是波罗的海3国的6～10倍），中亚的城市化进程还是取得了巨大的进展13．另外，国民经济从业人员中，每千人受过高、中等教育的人数，1939年哈、乌、吉、土、塔分别为99，61、56、78、45人，与俄联邦124人相比差距很大。

但到1982年，这一差距已不存在，俄联邦、哈、乌、吉、土、塔分别为842、848、888、846、867、817。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亚劳动力结构中脑力劳动者的比例不断增大。

　　3．教育事业的大发展．据统计，从1965～1981年受过中等和高等教育者在哈、吉、土增长了2．6倍，塔3倍，乌3．1倍，都高于全苏增长2．4倍的平均水平14。

到1981／1982学年，哈、乌、吉、土、塔5国每万人中大学生的拥有数分别为172、183、155、125、138人，虽低于全苏197人的平均水平，但已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同期美国为98人（1978／1979学年），英国165人（1977／1978学年），日本152人（1978／1979学年）．

　　4．科技事业的飞速发展。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中亚各国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迅速增加，在许多领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如哈的宇航、煤化工研究，乌的植棉技术，土的沙漠治理和太阳能利用技术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到1981年，哈、乌、吉、土，塔5国拥有的科学工作者人数分别为；3．85、3．65、O．86、O．52、O．77（万人），比1940年增长了23、12、29、10和19倍。

5．医疗卫生条件的显著改善。

到1981年，哈、乌、吉、土、塔5国每万人中医生的拥有数分别为32．7、29．7、30、28.6、24．2人，虽然低于全苏385人的平均数，但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同期波兰为22．7人，法国为15，3人（1976年），日本为16．9人（1979年）。

5国这一比例比1940年分别增长了7．6、6、8、3.7和6倍，除土外均高于全苏增长5倍的水平．到1978～1979年，中亚5国5个主体民族的平均寿命为：

哈萨克69．51岁、乌兹别克69.94岁、吉尔吉斯68．06岁、塔吉克67．06岁、土库曼66．44岁，均高于俄罗斯族65．9岁的水平，除土库曼外，均高于全苏67．8岁的平均水平15。

　　由此可见，联盟中央对中亚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基本是成功的，巨大的投入带来了全方位进步，达到了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增强凝聚力和综合国力的目的。

到80年代，连对社会主义制度和苏维埃政权持否定态度的西方学者也不得不承认，由于苏共坚持不懈的努力，它制定的苏联各民族在经济上共同繁荣，在文教卫方面相互接近的目标实现了，“如果说‘繁荣’意味着经济高速发展、高速城市化的话，那么各民族是明显地‘繁荣’起来了，而且教育也有很大的发展。

如果‘接近’是指缩小教育水平差别，至少在最小程度上向全体人民提供公共医疗卫生和社会安全保险，缩小了男女之间、城乡之间经济和社会差别，那么‘接近’的目的也达到了”16。

1991年3月苏联解体前夕，中亚5国要求保留联盟的呼声最高就是上述巨大成就最有力的证明，哈、乌、吉、土、塔投票赞成保留联盟者分别为94％、93．7%、94．5％、98％、96％，远远高于当时参加投票的9个加盟共和国的76.4％和俄联邦71．34％、乌克兰70％的水平17。

三

　　苏联开发中亚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从指导思想到具体实践都存在一些重大失误．

　　1．“绝对平等”的指导思想及拔苗助长的做法，不仅未能促进各民族繁荣进步、共同发展，反而培养了地方民族主义情绪和思潮。

为追求“语言平等”，苏联为中亚地区少数民族规范、甚至“制造”本民族语言和文化，在就业，升学等许多方面对各主体民族实行不恰当的过分“照顾”和“优先”，如1987年哈萨克族人口只占共和国的38％，但哈族在校大学生比例却高达75％．这些“最大限度地满足民族利益”的做法使“落后性”成为一种资本，培养助长了当地居民的特殊感和优越感，对中亚各主体民族意识增强和民族主义情绪上升起了极大促进推动作用。

这是花费巨大代价开发中亚、坚信自己的努力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民族问题的苏联当局所万万没有想到的．

　　2．人为“拉平”经济差距的做法得不偿失，不仅遭受到经济发达地区的反对，更助长了中亚各民族坐享其成的依赖心理．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俄罗斯，其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状况之所以始终处于全苏中等水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长期向中亚等落后地区“输血”，1988年其工农业生产利润的6l％上缴中央，用于支援中亚等加盟共和国。

经济文化最发达的波罗的海3国更认为自己是“拉平”政策的最大受害者．这种长期积累下来的“吃亏”心理终于在80年代末演变成强烈的民族分离主义情绪，对苏联解体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中亚各民族对“拉平”政策和经济发达民族的帮助并不感恩戴德，认为经济发达地区把自己当成了“国内殖民地”和“原料产地”。

久而久之，它们甚至养成子坐享其成的心理，如相当一部分哈萨克人认为自己是“高尚民族”的代表，最适于从事领导、科研、文化艺术等高尚职业，而对参加体力劳动和经济工作不屑一顾。

　　3．片面强调“分工协作”原则，导致中亚经济结构畸型，资源型特征明显。

乌棉花产量一直占全苏60％以上，但棉织品产量却不足3％。

对此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1991年曾经这样埋怨遭：

“中央推行的政策一直在损害我们共和国的发展，首先受损害的就是共和国的独立和民族的复兴．这种政策使共和国沦为单纯的原料基地．联盟所有管理部门，只关心让共和国提供棉花等原料，把这个义务总是放在首位，而把困难统统留给这里贫穷的人民自己解决．为了解决联盟的棉花自给问题，我们共和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联盟许愿给我们的东西，最后都落空。

结果在这里造成肉、奶等人民生活必需品靠外地供应的局面。

”18另外，由于对中亚整体经济开发科学依据不足，各国经济的部门结构和地区结构存在严重的人为拼凑痕迹，各经济部门之间，如工业和农业比例严重失调，各地区生产力配置极不平衡，工业主要集中在大城市，中小城镇几乎没有大工业。

　　4．国家推动型外援开发模式存在开发动力不足和效益差等弊病。

开发中亚的动力主要来自意识形态动员和行政命令，经济建设完全根据中央指令性计划进行，当地民族大多是在被动员而非经济杠杆的作用下投入开发建设的，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

因此，中亚效益差成为中亚经济的顽症，1940一1985年中亚5国工业劳动生产率一直大大低于全苏平均水平。

　　5．掠夺性开发造成生态环境严重恶化．首先，30年代游牧民定居化和50年代大垦荒引起全境沙化问题，其次是咸海干枯问题。

咸海是世界第四大内陆湖，由于在两河流域盲目扩大农田开发（30年共开垦灌溉农田200万公顷），耗水量猛增等原因，致使咸海因得不到水源补充而日益干枯，90年代初，已有约40％的海底裸露。

再次，全境水资源污染问题。

主要由于农业中过量使用杀虫剂、除草剂和工业粉尘、废气、废水引起．1987年，就有60万吨漂浮物、3万吨石油产品、大量重金属等有害物质被排入哈各个水库。

四

　　苏联对中亚的开发利弊兼有，为我提供了许多可以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1．确立切实可行的战略目标，是开发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落后是历史形成的，有极其复杂的经济、社会、文化、民族等原因。

因此，对边疆落后地区开发是一项长期、艰巨和复杂的战略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

应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对象制定相应的开发战略和措施。

苏联在开发战略上急功近利，把中西部的做法原封不动地照搬到中亚，将还处于很低社会发展阶段、与俄罗斯等先进民族之间有很大距离的中亚各民族完全纳入联盟中央所确定的统一体制模式之中，明显超越了中亚生产力和社会发屉水平。

这不仅造成经济结构不合理，效率低下等弊端，而且加剧了中亚各国与中央、中亚民族与俄罗斯等民族的矛盾，结果欲速则不达，严重影响了开发效果和质量．

　　2．边疆民族地区的开发必须妥善处理现代化和民族化的关系问题。

开发的根本目的是在尊重、照顾少数民族利益和特性的基础上，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和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

片面强调民族性（人工制造民族语言、文化，在干部配备、升学等方面的过分照顾、优惠）或忽视少数民族利益的做法（如在中亚强行推广俄语、实行农业集体化等），有悖于开发宗旨，只能是得不偿失。

　　3．必须解决好开发的动力机制问题。

中亚开发经验表明：

处理好中央推动、发达地区支援和发挥少数民族地区积极性、主动性关系问题，是开发成效大小的关键因素之一．苏联“拉平”战略不仅让中央背上沉重的财政包袱，使发达地区（输血者）感到吃亏，而且也助长、培养了中亚民族的依赖性、惰性、民族情绪和民族意识，教训十分深刻。

4，实施保护性开发战略是保证经济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苏联建设中亚过程中许多违背科学规律的掠夺性开发做法导致土地荒漠化、水资源污染等严重的生态破坏问题，这一教训同样应该认真吸取。

（责任编辑张佩贤）

　　注释：

　　1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3卷，第309页。

　　2《苏联国民经济发展史各加盟共和国的兄弟合作（1917～1971年）》，莫斯科1973年版，第149页。

　　3《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4卷，第364页。

　　4赵常庆等著：

《苏联民族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97页。

　　5《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5卷，第444页。

　　6[美]迈克尔.刘：

《俄国在中亚》，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59页。

　　7巴扎诺娃：

《哈萨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居民结构的形成发展》，阿拉木图1987年版，第58页。

　　8[俄]《社会主义民族的历史性进步》，思想出版杜l987年版，第89页。

　　9转引自王沛：

《苏联中亚地区的宗教现状》，《中亚研究》1984年第1期。

　　10《拉平各加盟共和国发展水平》，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5年版，第137页。

　　11[俄]《社会主义民族的历史性进步》，思想出版杜l987年版，第88页。

　　12同上书，第124页。

　　13[美]罗伯特.康奎斯特主编：

《最后的帝国──民族问题和苏联解体》，华东师大出版社1993年版，第166页。

　　14《1922-1982年苏联国民经济》，莫斯科1982年版，第408页。

　　15[美]罗伯特.康奎斯特主编：

《最后的帝国──民族问题和苏联解体》，华东师大出版社1993年版，第241页。

　　16同上书，第175页。

　　17见《人民日报》1991年3月22日。

　　18《乌兹别克人民之声报》1991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