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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古代技术发展历程研究
随着剩余产品与私有制的萌芽，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进化到奴隶制社会，技术文明飞速发展，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东西方古代技术发展历程的，欢迎阅读查看。
一、远古及奴隶制社会时期
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在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王国，印度河流域的古印度和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国，形成了以着名的四大文明古国为基础的技术文明圈。
此时期，古埃及于公元前1600年左右即发明了世界上最早、最先进的玻璃制造技术[1],形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亚麻织物染织技术[2]以及珠宝制造工艺技术[3].在农业方面，“沙杜弗”①的发明与应用改善了过去落后的灌溉技术。
在手工业方面，脚踩风箱和管子吹气鼓风熔炉[4]（P513）的发明，提高了青铜的冶炼技术。
当然，古埃及最引以为豪的还是其建筑技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金字塔便是其集大成者。
如现存的胡夫金字塔，动用近250万石块，每块巨石重达2.5吨，且巨石之间不用灰泥粘连，依然结合得严丝合缝，足以体现古埃及高超的建筑工艺。
在古巴比伦地区，其科技发展更加先进。
在手工业方面，公元前4000年左右苏美尔人就已经可以制作青铜器，而到了公元前1900年，两河流域的赫梯人已经开始拥有了铁器的冶炼技术。
此外，考古发现，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苏美尔人还首次造出了世界上最早的轮车及畜力牵引的播种机具。
在方面，古巴比伦王国留下了800多块医学的泥板书，详细记录了各种疾病如胃病、中风、眼疾的症状，动植物药物种类，药品处方，治疗方法，按摩疗法等[5].在建筑方面，考古发现，公元前3600年前，古巴比伦人已经可以烧制泥砖作为建筑材料，史料记载的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巴比伦空中花园及圣经中所记载的巴别塔都能从侧面看出古巴比伦王国强大的建筑能力。
古印度地区文明的最大优势在于宗教及其丰富的民族史诗及相关民间作品，从这些作品中可以了解古印度的科技发展状况。
比如，吠陀时代的经典《佛本生经》中记载了一个名叫考西亚果陀的农庄，“共有1000迦梨沙（近1千英亩）的土地，种植稻田。
列国时代，铁器已被普遍应用”.古印度在公元前6世纪迎来了第二次城市化运动，涌现了王舍城、吠舍厘城、舍卫城、波罗奈城、阿腧陀城、瞻波城、懦赏弥城、咀叉始罗城等城市（见佛典《大般涅盘经》）。
这些城市都是当时各国的首都，既是商业贸易的中心，也是各种手工作坊的集中地，反映了相当高的技术水平。
譬如，手工业中的纺织业，不仅生产工艺精湛，而且有了较精细的分工，佛经中提到的手工业匠人就有十八种之多，还“出现了许多‘同业公会’的组织，例如木匠、锻工、皮匠、画匠、织工、象牙工、宝石匠，等等”[6].由此可以发现，古代印度地区的手工业、农业科技已达到较发达程度。
相比于其他的文明古国，中国夏商周时期总体的科技水平比较落后。
在奴隶制的前期，无论是农业设备、建筑技术还是医学方面，与其他文明古国相比差距明显，此时中国的主要优势在于“系统的天文观测、天干地支的发明和青铜冶炼领域”[7].到了奴隶制的后期---春秋战国时代①，中国的技术慢慢赶上并超过其他文明古国。
在自然科学方面，《墨子》一书记载了有关力学、光学、声学、几何学等科学成就，虽仅是记录和描述，“很少有对这些现象进一步的研究，”
但是仍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随着春秋战国列国争霸的影响，各国更加重视农业及的发展，大型相继建设，肥料如绿肥被当时的农业生产所采用。
更关键的是，“金属冶炼业一举完成了自块炼铁经铸铁到炒钢的过渡，许多技术早于西方几百上千年。
”
除《墨子》外，《吕氏春秋》、《考工记》等经典中都有关于手工业、农业、水利工程等方面的科技成就记述。
另外，在医学领域，许多先秦典籍及司马迁的《史记·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记录了鼻祖扁鹊的事迹，记载了“望、闻、问、切”四种诊断方法和针灸、按摩、热熨等治疗方法，奠定了中医临床诊断和治疗的基础。
事实上，古代奴隶制时期科技发展的最佳研究对象并非四大古国，尤其对于欧洲来说，古埃及与古巴比伦并非其起源，欧洲该时期科技发展最适合的研究对象是古希腊。
正是希腊文明为西方文明奠定了基础。
古希腊晚于四大文明古国，但是其发展却具有后发优势。
古希腊兴起于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与中国的春秋战国处于同一时期，这也是二者经常被用于东西方对比之原因。
古希腊的科技在天文、、力学、医学、生物学、地和等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从传统上看，古希腊的科技与紧密相连，比如着名哲学家德谟克利特通晓哲学、数学、物理学②，继承与发展了留基伯的原子论哲学，使之成为系统化的理论，并用这种分析宇宙与物理的方法来研究人生哲理。
无独有偶，在医学领域，现代西医的创始人希波克拉底继承了“毕达哥拉斯、阿尔克马翁、菲洛拉斯和恩培多克勒的自然哲学思想”,③并“内化为具有医学哲学特征的医学理论四体液学说：
‘人体内有血液、黏液、黄胆液和黑胆液，这些要素决定了人体的性质。
人体由此而感到痛苦，由此而赢得健康。
’”④开启了现代西方医学的大门。
与之类似的如亚里士多德、柏拉图、阿里斯塔克①、欧几里得②、阿基米德③等人，他们都不仅仅是科学家、数学家，更是哲学家。
恩格斯指出：
“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
因此，如果理论自然科学想要追溯自己今天的一半原理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它也不得不回到希腊人那里去。
”④所以，在研究古希腊科学技术发展史时，与其关注某种特定技术的突破，不如关注其系统的、深刻的理论研究，后者更具有研究价值。
古希腊之后，古罗马继承了古希腊的文化与科技，整个欧洲进入了希腊化时期。
但是，仔细对比古代中国与古希腊可以发现，在科技发展方面，二者都堪称世界领先，但是却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古代中国与古希腊科技发展的主要区别如下。
第一，表现形式不同---记录与研究。
“子曰：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⑤典型地表现了古代中国文献的特质。
虽然从文献记载来看，古代中国与古希腊在科技发展上都处于历史领先地位，而且涵盖了天文、物理、医学、手工业、农业等方面，但是如果深究起来，可以发现，中国的有关文献主要起的作用是记录。
如上提到的《墨子》一书，记载了力学、光学、声学、几何学等科学成就，但仅仅是记录和描述，很少有对这些现象进一步的研究，而且，即使是这样的着作，也因为当时列国争霸、战乱频发而少有流传。
秦汉之后对科学技术的介绍，主要散见于各类史书的人物传记中⑥，不成系统，也未分类。
而通过对这种人物传记写作方式的研究也可以发现，其笔法过于奇幻，有夸大成分;在内容上更推崇经验主义，力求展现匠师高超的工艺与技术，而并不注重技术的传承⑦。
与之相反，古希腊的科学家更追求对现有现象的思辨及深刻研究。
如前所述，古希腊的科学家不仅在基础学科领域颇有建树，而且他们往往还会将其与哲学进行联系，将自然与哲学结合。
这种方式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传承与延续。
一方面，学者对于基础理论进行了更深层次的研究，摆脱了经验主义的桎梏，更加系统化、专业化、具体化，这更有利于从根本上实现技术的传承。
而另一方面，古代落后，因此，技术失传的现象非常普遍，比如古巴比伦与古埃及在亡国之后，其文化也随之消亡。
但是，古希腊创造性地将科技与哲学进行了结合，将科技融入道德教化之中，因此，古希腊在被马其顿等国摧毁之后，其科技文明不但没有消亡，反而在新的时代产生了更强的生命力。
其原因就是古希腊着名学者的哲学及理论中包含着大量的科技知识。
另外，古希腊系统的科技分类也为后来的欧洲科技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古希腊走上了一条科学为先、技术为后的道路。
而中国当时还局限在对具体人和物的单纯记录上。
第二，对待技术的态度不同---实用主义与理论探究。
春秋战国时期列国争霸，鼓励耕战，中国的科技已经慢慢赶上并超过其他国家。
仔细研究当时中国领先的科技，比如水利、金属冶炼等方面，它们更多的反映了各国对于军事称霸的需要，而对于与耕战无关的技术内容，无论是国家政治还是技术研发与市场交易，都持排斥态度。
因此，无论是在覆盖领域，还是在基础学科诸如数学、几何、天文学等需要严密逻辑性、理论性思维的科目上，古代中国与古希腊相比，都存在着差距。
而且，古代中国讲究“天人合一”,强调对“天”的敬畏，对天地规律的追问积极性也就大打折扣。
而古希腊则刚好相反，他们鼓励对自然界的规律进行研究与发掘，从哲学的探讨开始，最后回归哲学，其间往往会因为探究某种事物与其他事物之区别，而涉及科技的发展。
不过，相比古代中国而言，古希腊学者更倾向于就理论而推理论这样的哲学思辨，至于实用性则并不太在意，而这样的结果就是，虽然古希腊并未创造高科技含量的产品，但是，因其哲学探究而形成的逻辑严密、系统全面的科学体系却对后来欧洲科技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第三，关注点的差异---宏观与微观。
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研究强调对事物宏观的把握。
这一点反映了古代中国对于“天”的敬畏，强调“顺天应时”,注重对“天”的浑然理解。
而古希腊的研究则注重对细节的推敲，以达到对事物精确的理解，因此，学科门类越来越细，体系也越来越健全，更突出对微观的考量。
中西方科技发展道路差异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中国周边的形势相对于古希腊来说更加安全，其对外交流的必要性也相应降低;又比如，古代中国传统上重农抑商，鼓励耕战，学术上长期纠结于“王、霸、仁之争”,理论上对政治术法和解决社会问题有一种天然的爱好，而对于科学基础理论创新则缺乏古希腊那样的积极性。
此外，古代中国虽然学者辈出，但是却没有像古希腊一样出现国家投资建立公学，提升整个国家公民的平均素质的政策①，等等。
二、封建社会时期
与奴隶制时期不同，进入秦汉封建社会时代之后，大一统带来的社会稳定性以及统治者自身的努力使中国的科技发展踏上了快车道。
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封建制时期的中国是当之无愧的中央之国，当得万国来朝。
而此时的欧洲，则进入黑暗的中世纪（大概相对于我国元末明初时期），科技发展长期停滞不前。
因此，在封建社会时期，在世界科技之林，中国的科技发展占主流。
从历史过程来看，可分为四大阶段。
第一阶段，起始---战国与秦汉时期（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3世纪）。
随着封建社会时期的来临，奴隶制的桎梏被打破，突然拥有土地使用权的民众的生产与创造积极性被点燃，加之战国后期列国争霸，“耕战”成为唯一主题，全国大一统的形势之下，中国的政局稳定，统治者也较有作为，因此，科技的发展极为迅速，着名的四大发明中有两大发明就出现于该时期。
战国时，司南被发明应用于军事，到宋代，司南被进一步改良为罗盘。
西汉时，中国已经有了造纸术，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的麻纸是世界上最早的纸，东汉蔡伦又进一步将其予以改进。
农业方面，轮作制已经确立。
医学方面，《神农本草经》及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进一步丰富了中医理论和治病原则。
三国时期，华佗创制麻醉剂“麻沸散”,是世界史上的里程碑事件。
手工业方面，秦汉时期中国精美的丝织品已经闻名世界，其织锦甚至远销罗马，这些都归功于秦汉时期手摇纺车、提花机的发明和使用。
而在金属冶炼与武器制造方面，秦朝之时，冶铁技术已经成型，铁制武器也已少量装备。
秦军锐士所用的武器，尤其是弓弩，不仅设计精细、威力强大，而且更重要的是采取了模块化设计，方便装配③。
两汉时期，匠师发明“炒钢法”和“百炼钢”工艺，可以冶炼出优质钢铁，锻打出锋利的兵器。
东汉杜诗发明水排，利用水力鼓风冶铁，大大提高了冶铁的质量，这比欧洲早一千多年。
此外，《九章算术》确定了中国古代的数学体系。
而长城的建造则体现了中国建筑技术的发达④。
在这一时期，国家统一，人民辛勤劳作，共同创造了中国科技的辉煌。
第二阶段，高速发展时期---魏晋南北朝到隋唐（公元3世纪到公元10世纪）。
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在此时期诞生。
这一时期科学家辈出，群星灿烂。
数学领域，南北朝时期的刘徽、祖冲之贡献卓着。
天文学领域，唐玄宗年间一行大师与梁令攒受命改造新历，共同研制了黄道游仪和浑天铜仪，前者用于测量天体位置，后者用于演示天象和报时。
晋朝裴秀提出“制图六体”,奠定了中国古代地图学的基础理论，成果水平均见领先。
农业方面，南北朝贾思勰《齐民要术》标志着农学的成熟，在隋唐时期，土地资源被进一步开发，水稻产量大面积提高;农田灌溉和农具取得重大突破，筒车、曲辕犁的发明与使用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率。
医学领域，王叔和《脉经》、皇甫踧《针灸甲乙经》、陶弘景《神农本草经集注》丰富了中医学体系。
唐朝“药王”孙思邈所着《千金方》，首列妇女、幼儿疾病，并倡立脏病、腑病分类，具有新的系统性，在医学上有较大贡献。
唐朝王冰着成《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
24卷81篇，为整理、保存古医籍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而在官方层面，国家专门颁行了药典《唐本草》。
手工业方面，唐朝时期手工业最大的特色是陶瓷生产，当时名窑众多，种类上除了青瓷以外，白瓷也被研发出来，甚至有彩瓷之趋势。
除此以外，唐三彩、秘色瓷也闻名世界。
此时的中国手工业不仅技术水平高，还善于吸纳外国手工业的长处，如冶铸业采用切削、抛光、焊接等工艺，造船业最早使用机械动力，丝织品吸收波斯的风格等。
在建筑领域，长安城与赵州桥是我国此时期的代表，京杭大运河的成功开凿也标志着我国水利工程工艺与建筑工艺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此外，东晋时期的葛洪在炼丹上的研究开启了原始的中国化学的大幕;三国时期马钧所发明的龙骨水车、指南车、连弩、新式织绫机、水转百戏等①，体现了中国古代机械制造的高超工艺。
②中国科技在此时期获得如此巨大的进步，主要是因为当时各民族交往密切、政治比较开明，统治阶级特别是隋唐时期的统治阶级，往往轻赋薄徭，节省民力，人民安居乐业，故而可以推进科技发展。
这一时期，政治、经济、科技、外交，用一句话来评价，就是“全面繁荣、兼收并蓄、世界领先、影响深远。
”③第三阶段，鼎盛时期---宋元到明朝中叶（公元10世纪到公元16世纪）。
在这一时期，宋代毕昇改进了隋唐时的雕版印刷技术，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这比欧洲15世纪古登堡的活字印刷术早了400多年。
北宋沈括《梦溪笔谈》中记录了大量关于数学、天文、物理、化学、地理学、医药和工程技术等方面的重要成就。
王祯《农书》、一系列中医学着作、三十二锭水轮纺车、水运仪象台和《武经总要》、大城市建设的《营造法式》、船坞和水密隔舱、煤冶金和大风扇鼓风的出现，分别“代表了我国农业、医疗、机械、天文、建筑、造船、冶炼等方面的世界一流成就。
”
据鞠清远《唐宋官私工业》的记载，宋朝时，已经出现了国家工厂，京师兵工厂拥有4万工人，还有不少拥有几百、几千工人的兵工厂、冶金工厂、纺织工厂等。
此外，陶瓷技术在这一时期取得了巨大进步，形成了“钧、汝、官、哥、定”五大名窑，瓷器烧制技术不断创新，达到历史新高。
元朝时期，松江人黄道婆吸取黎族的棉纺织技术，发明制造了诸如三锭脚踏纺车在内的多种纺织工具，并织制了当时有名的“乌泥泾被”,松江成为棉纺织中心。
这项技术比欧洲的珍妮纺织机早了400年。
天文学领域，公元1276年，郭守敬对唐代所传浑天仪进行了一次大改造，制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天文观测简仪，被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赞为“完美、有效而又简单”,为亚历山大里亚城或马拉加天文台所不及[9]（P487）。
明朝是中国技术发展的重要时期，涌现出一大批着名科学家和着作，如医学方面有杨继洲《针灸大成》、陈实功《外科正宗》和傅仁字《眼科大全》等，农业方面有朱棣《救荒本草》、邝璠《便民图纂》④，地理方面有罗洪先《广舆图》、《郑和航海图》。
通过这些着作可以一窥明朝科技实力之强大。
正如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序言中所说：
“中国的这些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地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在15世纪以前更是如此。
”
第四阶段，被赶超时期---明朝中叶到清朝（公元16世纪到公元18世纪）。
从明朝中叶开始，帝国政治内耗严重，边境形势日趋严峻，传统的劳动方式出现瓶颈，科技发展的脚步开始放缓，但依然有所发展。
晚明67年，收获了九部成系统的科学着作：
即李时珍《本草纲目》、朱载堉《律学新说》、潘季驯《河防一览》、程大位《算法统宗》、屠本畯《闽中海错疏》①、徐光启《农政全书》②、宋应星《天工开物》、徐霞客《徐霞客游记》、吴有性《瘟疫论》等。
其中，《天工开物》有似百科全书，介绍了“包括谷物栽培加工、纺织染色、制盐制糖、酿酒榨油、烧瓷造纸、冶金造船、火药兵器等十八个部门的手工业生产技术，内容系统广泛，而且图文并茂。
”[10]此外，明末方以智也有百科全书式着作《物理小识》，对当时的天文学、医、物理学做了详细的介绍。
明朝后期，大量的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在传教的同时，他们还带来了西方的科技书籍与先进的武器，如明朝军队所用的“佛郎机”即是来自于葡萄牙。
正是这些先进的科技与武器，使得中国的官方对于传教士非常欢迎。
虽然西方传教士的传教并未成功，但是却在客观上给中国带来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科技。
明末科技界掀起了翻译外国文献的新潮流，以期通过学习借鉴，再推科技发展。
以徐光启为代表的士大夫翻译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罗雅各《测量全义》、哥白尼《天体运行论》、开普勒《哥白尼天文学概要》等西方着作近7000余部③。
遗憾的是，自从1634年《崇祯历书》修编完毕以后的十年间，战争不断，兵荒马乱，天灾不断，振兴科技已无精力。
公元476年，奥多亚克废黜罗慕路·奥古斯都路斯，将西罗马帝国的国徽转让给东罗马帝国，这标志着西罗马帝国灭亡，同时也标志着古代欧洲奴隶制社会的终结，欧洲从此进入封建制社会。
这段时期也被称为“中世纪”,恩格斯将这段时期的欧洲科技称之为“中世纪的黑夜”.在这段时期，欧洲苦于封建割据，战争不断，商业贸易陷于停滞，而在政治与思想上，天主教会一方独大，甚至凌驾于王权之上，因此，当时欧洲凡事以神权为重，以基督教教义为原则，即使是科学研究，也不能越雷池一步，最终使得科学成为神学的奴隶，连生存都存在危机，更不用奢谈发展了。
所幸的是，中世纪的黑暗依然存在“两个阶段”④：
第一个阶段是纯粹的黑暗时代，经济不发达，封建割据，教会成为整个欧洲实际的统治者，他们以宗教为名掠夺财富，钳制思想，此时整个欧洲的经济与科技发展都陷于停滞;第二个阶段以十字军东征为起点，在11世纪期间，基督教会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鼓动许多信徒组成十字军，向阿拉伯地区发动远征。
十字军经历了八次东征，死伤无数。
但是，这次战争也让欧洲原本的一潭死水重新获取了活力。
战争对后勤及贸易的需要，客观上扩大了欧洲人商业活动的范围，而阿拉伯本身就处于东西方贸易的要道。
因此，欧洲与阿拉伯人的交流，不仅使得他们获取了大量东方先进的文化与科学技术，更使欧洲人从阿拉伯人那里重新找回了大量的古希腊着作⑤，为后来的科技发展与文艺复兴奠定了基础。
事实上，这次战争最大的收获在于，商业贸易重获新生，即使是战后，商业贸易不仅没有衰弱，反而获得了统治者的支持，这种情形也最终扭转了过去欧洲自给自足经济的落后局面，为后来的商品经济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此外，在贸易中获取的古希腊古典文本与中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使得欧洲可以重建其科技体系，实现跨越式发展。
通过这次战争，开放成为欧洲的主题，教会和领主再也无法像过去一样将民众封闭起来，而正是这种开放的思想，促成了后来新大陆的发现，欧洲的工业技术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农业方面，在中世纪发展的第二阶段，逐渐形成了一套农业经营的新方式，这主要建立在三个重大的创造发明的基础上：
替代摆杆步犁，使用马连同现代挽具及实现三年轮作制，使农产品产量大为提高。
用于海上运输的船只在技术方面也有了很大的进步，比较显着的革新是船舱离开船侧面而被安装在轴上，即在船的后部，大大便利了船只的驾驶;而牙樯的改进则允许主帆从前下角拉到船头外边，使船舶能加速迎风行驶。
”
通过与阿拉伯人以及蒙古人的交战，纸与印刷术也传到了欧洲。
同时，新的阿拉伯钢熔炼铸铁技术也传入了欧洲，这既促进了欧洲钢铁行业的发展，更为后来的工业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除此以外，“以甘蔗为原料的制糖业也建立起来”.“机械钟于13世纪诞生在意大利的北部。
”
许多新的技术工具，如水磨、风车、机械锯等都被发明出来，尤其是水磨，不仅在当时节省了民力，更为之后的蒸汽机的发明与改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因为贸易和战争，航海运输业也成为各国商人及统治阶级的新宠，为了航海，欧洲人发明了各种类型的测量和绘图工具，罗盘、星盘、海图也相继被应用③。
在十字军东征过程中，由于骑兵与阿拉伯国家相比不占优势，因此，西方开始发展新式的火炮、火枪。
这些都反映了当时科学技术的进步。
整个封建社会时期，中国的科技长期处于领先地位，而欧洲在中世纪时期科技停滞不前，直到18世纪才开始重新反超，故而这段时期更被学者们冠以“黑暗”之前缀。
但是，从科技史的角度讲，中世纪恰恰是最重要的一个时间点。
就如同W.C.Dampier所说：
“研究欧洲中世纪思想时最有趣的一件事，是追溯不断变化的人类心理态度怎样从一种似乎不可能产生科学的状态，转到另一个状态，以至使得科学自然而然地从哲学的环境里产生出来。
”（P153）事实上，这一时期中西科学技术的差距，不是来自于双方的学者与技术人员，而是来自于整个政治经济环境。
当时的中国与欧洲相比，具有以下几大天然优势。
第一，大一统的政治格局。
统一不仅仅是一种国土的概念，更是一个政治、经济概念。
统一的国家，往往拥有统一的政府与统一的法律，这样既可以保证其政令在全国范围内执行的一致性，又可以防止地方割据势力的崛起。
此外，统一的国家也意味着拥有统一的市场、统一的交通、统一的货币、统一的税收，加上稳定的国家政权设置的统一而稳定的管理机关。
大一统的格局，从根本上保证了社会的稳定性。
对于公民来说，丰收时，其合法私人财产受国家保护;歉收时，国家又可以对其进行援助。
稳定的政权可以保证公民通过稳定的渠道获得晋升。
因此，公民在生存得以保障的前提下，可以将更多的精力投入技术开发与理论研究。
如果此时国家政权鼓励技术进步，科技发展就会更加迅速。
这是分裂的欧洲完全无法比拟的，当时的欧洲人民能够在割据之战中勉强生存，已属不易，更不用提科技的研发与创新了。
第二，神学信仰的附属性。
对于中国而言，民众更多的只是将信仰交予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天”.而皇权则是“天”的代言，皇帝则是“天子”.无论是本土还是海外的宗教，在进入中国之后，都不得不主动依附当时的皇权④。
宗教只不过是皇权的附属，不过是皇帝安抚百姓的“精神武器”.它们从未真正享有过政治、军事、文化的统治权力，更无法干涉皇帝施政。
所以，在中国，神学信仰虽然也很浓郁，但是它们只是皇权的附属，可以随时利用和抛弃，这也保证了中国政令能够上行下效，而不被其他势力所影响，这是当时的欧洲所不具备的。
当时的欧洲社会动乱，民众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改变命运无能为力。
物质上无法满足，他们只能转而寻求一种精神上的慰藉。
正是这种贫弱的社会现实给予了宗教产生、发展的温床。
天主教会是当时最大的势力，即使是国王，也必须获得教会的承认。
因此，教会在当时不仅仅是一个民间宗教团体，更是一个具备最高政治、文化、经济、军事控制力，超越个人、国家、种族的威权组织机构。
恩格斯说：
“封建制度的巨大的国际中心是罗马天主教会。
它把整个封建的西欧……联合成为一个大的政治体系。
”（P390）经济上，当时，天主教会拥有西欧三分之一以上的土地，它通过教徒的赠与和贡献及市场的买卖兼并了大量的土地，成为当时欧洲最大的封建地主。
不仅如此，教会还利用各种宗教迷信向全体基督徒征收如什一税等专供教会享有的宗教税，可以说，天主教会掌握着当时的欧洲经济命脉。
而对于欧洲民众来说，在承担领主的行政税之外，还要再承担宗教税，生活更加陷入困境，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成了无源之水。
政治上，教会其实是当时欧洲1即使是各国的国王，也必须通过当时的教会进行洗礼与任命，才可以成为“上帝的子民”.教会有权管制国王，如要求国王作忏悔，解除教徒对国王的服从，开除国王的教籍，甚至废黜国王之权力①。
除此以外，教会独立于政府之外，只对罗马教廷负责，它们独有一套完整的宗教组织体系，建立了自己的“教阶制度”,便于其在整个欧洲的宗教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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