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鉴与改造.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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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与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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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现在上海的新感觉派是个带有现代主义创作倾向的团体。

目前对新感觉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与日本新感觉派的关系研究及影响，以及把它归为心理小说。

本文通过分析新感觉派小说文本中意识流技巧的运用认为：

新感觉派是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特别是意识流小说的影响下出现，并借助于意识流小说的技巧取得成功的。

基于中国文学特有的传统，读者的阅读习惯以及穆时英、刘呐鸥，施蛰存各自不同的文化积淀，不同的经历，使得他们在接受意识流小说影响的同时，也改造了意识流小说的叙述模式，使他们的作品呈现出不同于意识流小说的特征。

　　[关键词]新感觉派小说；意识流小说；借鉴；改造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现在上海的现代主义创作倾向的团体――新感觉派在当时的中国文坛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对这一流派的正确、全面认识存在着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

目前对新感觉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与日本新感觉派的关系研究及影响以及把它归结为心理小说。

但是，如果细心梳理一下新感觉派主要成员小说文本中意识流技巧的运用，不难发现它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特别是意识流小说的关系更为密切。

　　施蛰存的《梅雨之夕》写一个小职员“我”在一个雨天的黄昏，下班后遇上一个没带雨具的少女，借着朦胧的暮雨，“我”打着雨伞送她回家，一路上“我”浮想联翩，想像这位少女就是过去的恋人，于是当前的那位少女，初恋的苏洲姑娘以至于现实中的妻子，三个色彩各异的女性交替出现在男主人公的梦幻中。

由她们联想到日本画家“夜雨宫诣美人图”，联想到古人“担簦亲送绮罗人”的诗句。

通篇是我的回忆、思考、推测，各种心理交织在一起，从头到尾都是个人的内心独自。

意识流小说技巧中常见的内心独白，自由联想，幻觉等手法在小说的运用非常明显。

　　《梅雨之夕》很容易让人想起伍尔芙的《达洛威夫人》，一部情节淡得不能再淡的意识流小说，它和很多意识流小说一样，着力表现人物内心世界瞬间万变，交错迭合的意识流动。

通过达洛威夫人、彼德等人的内心独白、幻觉，自由联想，表达出对现代社会生活中人的真实存在的思考，对战争的遣责。

　　《四喜子的生意》、《春阳》、《巴黎大戏院》中采用的是人物意识流程的结构，这种结构很容易让人想起典型的意识流小说如《尤利西斯》、《到灯塔去》、《达洛威夫人》中的人物意识流结构。

被称为新感觉派圣手的穆时英小说中意识流小说技巧的运用更为大胆。

　　《白金的女体塑像》描写一位单身的谢医生在看到他的女病人的裸体――犹如白金的塑像――后神魂颠倒，不能自持。

作者除了借助内心独自式的叙述以外，还尝试初步的意识流方法，有两段文字完全不用符点符号。

　　屋子里没有第三个人那么瑰艳的白金的塑像啊“倒不十分清楚留意”很随便的人性欲的过度亢奋进朦胧的语言淡淡的眼光诡秘地没有感觉似地放射着升发了的热情那么消失了一切障碍物一切抵抗能力地躺在那儿呢……

　　主救我白金的塑像啊主救我白金的塑像啊主救我白金的塑像啊主救我白金的塑像啊主救我白金的塑像啊主救我白金的塑像啊主救我白金的塑像啊主救我白金的塑像啊

　　这段文字很容易让人想起《尤利西斯》的最后一章。

　　《上海的狐步舞》是一篇更大胆的技巧试验。

题目本身就是一个象征，小说不停顿地以一个又一个、一组又一组的镜头飞速出现，既使人目不暇接地看到现代化都市的夜景图，又使人情不自禁地体会到都市的飞快节奏。

在描写舞场情景时运用了蒙太奇手法，插入了一个作家被引诱的情节镜头，婆婆拉“作家”时，媳妇抬起头来，两条影子拖在瘦腮帮儿上，“嘴角浮出笑劲儿来。

”紧接着另起一行，也是“嘴角浮出笑劲儿来”。

而那是“冒充法国绅士的比利时珠宝掮客凑在刘颜蓉珠的耳朵旁……”再如写到建筑工地发生变故，抬木头的工人摔倒受重伤以至死亡时，运用了幻觉写出了工人一刹那的幻觉和心理，“脊梁断了，嘴里哇的一口血……弧灯……碰!

木桩顺着木架又溜了下去……光着身上在煤屑路上滚铜子的孩子……大木架顶上的弧灯在夜空里像月亮……捡煤渣的媳妇……月亮有两个……月亮叫天狗吞了――月亮没有了。

”

　　刘呐鸥是有意识地写都市的第一人，他在小说技巧上的探索直接启发影响了穆时英。

他的作品主要集中在短篇小说集《都市风景线》，正如严家炎所说：

“《都市风景线》在运用新的形式，技巧方面的意义，大于作品的思想意义。

”

　　综上所述，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的新感觉派小说具有以下特征：

　　一、小说表现的领域已经体现出明显向内转的倾向，小说强化了心理分析和心理描写，着力表现和挖掘现代人的意识、潜意识、变态心理等深层的心理结构，力图捕捉其微妙的心理变化和冲突，充分揭露现代人的内心世界。

　　二、淡化了现实主义的情节结构，普遍用一种心理化的、片断式联想的结构取向而代之，它并不着意追求对社会客观生活全面的展示，而是醉心于表现人们一种短暂的情绪波动和主观感觉。

　　三、内心独自、自由联想、幻觉、梦、蒙太奇、象征、不连贯性等意识流技巧的普遍运用。

　　基于新感觉小说的这些特点，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出现的新感觉派是在意识流小说的影响之下，借鉴意识流小说技巧形成的。

　　但是，由于新感觉派小说与意识流小说出现的时代背景不同，这注定了它们所关注的重点的区别。

　　正如伍尔芙曾说的那样：

人的本质在1910年12月间发生了突变。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人们的传统观念和信仰动摇了，被一种怀疑一切的态度所代替。

人们怀疑上帝是否存在，宗教是否有必要，甚至怀疑各种社会的准则和规范。

　　文学是社会生活和人的意识的反映。

产生于这一时代背景的意识流小说关注的重点必然是现代西方文明崩溃，传统价值观念受到质疑后新的文明，价值体系如何重建这一今天看来极具全球性、全人类性的话题。

　　《尤利西斯》通过对都柏林的描写，对布鲁姆、斯蒂芬、摩莉三个主要人物的心理揭示，表现了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危机感、空虚感、孤独感以及他们寻找人类精神家园所做的努力。

《尤利西斯》模仿荷马史诗《奥德赛》，为的是充分利用神话的隐喻和象征意义，以便能更深刻地揭示现代社会。

《尤利西斯》不仅仅是奥德赛故事在现代的翻版，而是关于堕落之后的现代人如何回归人性，寻找精神家园并最终获得关怀与爱的现代神话故事。

　　伍尔芙用她那特有的敏感感触着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用她那睿智的眼睛打量着这个物化、异化、危机四伏的世界。

小说《到灯塔去》、《达洛威夫人》中表达了她对战争、死亡、普遍的人类的爱，男权社会里女性地位等全人类共同话题的思考。

　　可见，意识流小说关注的是现代都市人所共同面临的话题，因而更具全球性，全人类性。

　　新感觉派小说关注的是病态都市里人的生存状态、情感体验、表现人性，人情与人的价值观念的变化。

　　欧洲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文学几乎完全是以城市为核心，尤其是现代主义的各种潮流，更以巴黎、伦敦、维尔纳、柏林和布拉格等大城市为交集点，“没有这几个城市，也就无由产生现代西方艺术和文学。

”

　　“中国现代文学基本上是乡村文学”、“如果有城乡对比的话，乡村代表的是整个的、乡土中国――一个传统的、朴实的，却又落伍的世界，而现代化的大都市，却只有一个上海。

”三十年代的上海是一个繁华的国际大都市，号称“东方的巴黎”。

上海的繁荣，原因之一是它的租界――这些“半殖民地”为上海增添了一点“异国情调”和西方的文化气息。

　　因此，新感觉派作家，对上海带有一种爱恨交加的情感。

透过新感觉派小说，可以看到生活在上海――这个病态都市里人的孤独感，人们精神的疲倦和灵肉的堕落，下层人民生活的艰难，传统伦理道德对人正常欲望的压抑。

　　刘呐鸥作品中展示给我们的是情与爱的消失，剩下的只是性的欲念、肉的沉醉、官能的刺激。

《风景》中的女主人公在探望丈夫的路上，中途下车与一偶遇男子野合后即分手，《两个时间不感症者》中的女主人公游戏于男性之间。

穆时英作品展现了都市人的生存忧虑、信仰迷失、价值失落，人们强烈的孤独感、寂寞感。

《pierrot》中的潘鹤龄从自身坎坷的际遇中悟出人间的冷暖，人们的自私和人情的冷漠。

在穆时英的笔下，男子是《被当作消遗品的男子》，《CravenA》中的Craven“A”是一个不知“家在哪儿”的女子。

　　总之，“在新感觉派背后其实隐藏着常人看不见的痛苦底蕴，无声绝望和反抗”。

　　由此可见，虽然新感觉小说文本中意识流小说技巧影响的痕迹较明显，但二者关注的重点是不一样的。

新感觉派小说不仅关注的重点有别于意识流小说，而且它还改变了意识流小说的叙述模式。

　　现代接受美学认为，对于任何一部从来没接触过的作品，接受主体要想对之进行体验，理解，必须具备一种先在理解，具备一种知识框架或理解结构，有了这种“前理解”，“占有”即“先在视野”，才能对新作品有所理解。

否则，就不可能接受新的东西。

　　基于中国文学特有的传统，读者的阅读习惯以及穆时英、刘呐鸥，施蛰存各自不同的文化积淀，不同的经历使得他们在接受意识流小说影响的同时，也改造了意识流小说的叙述模式。

　　首先，意识流小说在理论、创作上都竭力表现出与传统决裂的决心，向传统的伦理道德，价值体系、宗教和人的自身等提出了质疑。

新感觉派作家特别是施蛰存的小说呈现出与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刘呐鸥、穆时英的描写欲望化都市对人的种种诱惑，尤其是施蛰存的历史小说中所描写的主人公情欲与文明的冲突时，我们明显看到传统道德的影子。

　　其次，传统的中国小说关注的是人物的外在行为方式，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特别是人物的潜意识在中国传统小说中是非常少的，而意识流小说则关注人物的内心世界，着力挖掘人物的无意识，认为人物的无意识才是真实的。

因而，新感觉派小说改变了意识流小说的固有模式，以适应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新感觉派小说中人物的内心活动并非绵绵不绝，飘浮不定，也不是盲目的，散漫的，而是有着一定的方向和规范，受人物的外在行动所牵制，这无形中降低了读者阅读的难度。

因此，新感觉派小说远没有意识流小说那样难以理解。

　　再次，意识流小说在创作方法上具有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强烈拒绝和反叛的特征，新感觉派作家却并不拒绝现实主义。

施蛰存早期作品《上元灯》、《小珍集》就是典型的现实主义的作品，他的历史小说仍然显现出现实主义的印迹。

穆时英写过很多很受左翼作家欢迎的小说，如《南北集》。

穆时英、刘呐鸥的小说使我们看到上世纪三二年代上海贫富悬珠，苦乐不均的一面，也看到上海的五光十色，快节奏、商品化、孤独、寂寞的另一面。

　　最后，在哲学层面上，由于中国哲学、文学的传统，新感觉派小说明显缺乏西方意识流小说那样的哲理思辩的深度以及思考人类文明重建的高度；同时，动荡不安民族危亡的时局使得他们不可能像西方意识流小说家那样的为艺术而艺术。

　　新感觉派在探索把意识流小说技巧和中国文学传统相结合这方面所做的尝试，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们取得了成功。

他们敏锐捕捉时代变化的能力，借鉴中国传统文学所缺乏的意识流中对人的精神世界的重视的大胆尝试，对于当时的文学，乃至整个文艺事业，不无有益之处。

但随着刘呐鸥、穆时英等人的过早去世，时局越来越艰难，孤独的施蛰存不得不放弃他的初衷，转向现实主义创作，这股现代主义文学创作倾向的新感觉派很快地就在中国文坛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