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科举制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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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科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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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科举制度

　　篇一：

元朝科举

　　蒙古入主中国，其疆域武功大盛，经世祖、成宗、武宗达半个世纪之久，科举皆未能举行，并不重视科举取士，直到元仁宗即位，为了整顿吏治，改革由吏入仕制度带来的弊端，主张以儒治国，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才正式颁布科举之制，元仁宗延佑二年（公元1315年）春三月，元朝第一批科举廷试进士，护都答儿、张起岩等五十六人及第。

元朝自仁宗至顺帝灭亡为止，科举时办时废，大约只举办十次，取士一千余人。

但元朝科举人材并不会受到朝庭重视，固然也不可能居朝庭要职，对于元代朝庭产生不了多大的影响。

　　元朝开国初期何以不重视科举取士呢？

　　最主要首推宋代以【崇文抑武】为国策，科举制度最为发达，大开科举，大幅度增加取士名额，科举取士之多，不仅是空前的，而且是绝后的，不只多取而且亦提高科举及第者的待遇，但南宋却因文人积弱积贫而亡国。

故元朝开国前期几位皇帝也皆以宋朝文人亡国为教训，元世祖（忽必烈）甚至公开表示：

「科举虚诞，朕所不取。

」由此可见，元朝对科举的成见之深。

　　再论，元世祖（忽必烈）一向嫌恶宋朝、金朝儒生崇尚诗赋之作风，他认为【汉人惟务课赋吟诗，将何用焉！

】，况且开国之初，儒学对于局势并没有实质的帮助，元世祖（忽必烈）当时迫切急需的是增强军力，以强大武力稳定天下，科举并无法帮元世祖（忽必烈）解决当时的问题。

　　三论，南宋灭亡后，一部分儒生痛呼【以学术误天下者，皆科举程文之士。

儒亦无辟以自解矣！

】，当时社会痛批以章句注疏、声律对偶之儒士误国，开科取士的方式亡国，再加上理学家许衡等人也因忌恶宋、金科场弊端遗风，对于元朝是否立即恢复科举也不感兴趣，这些种种社会观感也加深了元朝对科举制度本身更加的不信任。

　　四论，元朝于公元1271年建国之时，其为蒙古贵族建立的封建政权，怎可能愿意像宋朝皇帝一样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呢？

科举取士是汉人举贤方法，元朝如果全面实行科举便意味着将全面的汉化，意味着蒙古贵族特权也将丧失，既然开科取士将会剥夺这些蒙古贵族的既得利益，其实行的阻力必然很大，这也是为何元朝每当世祖、成宗、武宗在殿堂与大臣议论开科取士之时，必会拥现越来越大的力量排挤和对抗科举，以保卫自身的生存空间，开科取士之法皆会难逃胎死腹中命运的原由。

　　五论，元朝之所以能建国得天下，完全靠的是马上武功，并不是科举文人之士，马上见真章，武功论权势地位，当时朝庭重要官职都由蒙古人和色目人等蒙古贵族上层分子把持，因此开科取士对于元朝来说是可有可无的。

　　元朝到元仁宗又为何重开科举取士呢？

因元朝统治中原半个世纪，几朝皇帝仍不能以马上武功治世，甚而民心向背，乱象丛生，再加上元仁宗从小生长在中原地区，深受儒家学说熏陶。

元仁宗曾表示：

「朕所愿者，安百姓，以图至治。

然匪用儒士何以至此，设科取士庶几得真儒之用，而治道可兴也。

」于是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下诏开科取士，实行科举制度。

实际上，元朝第一次实行科举是在元仁宗延佑二年（公元1315年），元朝自灭宋至其灭亡共八十九年，其间实行科举制度的时间只有三十八年，约占百分之四十三。

　　元朝第一届科举会试和殿试，先后在大都（今北京内城）举行，各省进京参加会试的举人只有135人，从中获录取的进士只有56人，均不足原订的数额。

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是在两年前正式下诏恢复科举考试，并于去年8月在各省举行乡试开科取士。

这是宋朝灭亡以来，近40年来的第一届科举考试。

这名蒙古皇帝从9岁开始受到孔孟儒学熏陶，认为儒家伦理纲常可以治国安邦。

他日前巡视“皇家学院”国子监时，谈到了复办考试的目的。

他说：

“我的心愿是让百姓安居乐业以图治，如果不用读书人，如何实现这个心愿？

”极力主张复办考试的是他的老师李孟。

这名当天陪同皇帝巡视的汉儒告诉记者，两年前的夏天皇帝召见，就如何选拔贤才要听取他的意见。

“我当时上奏说，培养和选拔人才的途径不只一条，但汉、唐、宋、金盛行的科举取仕，远胜一切。

而如今若想恢复科举，应注重德行、经术，其次是文辞，这样才能招揽到有真才实学的贤士。

”对于第一届科举名额不足的原因，李孟私下透露，并不是汉人、南人缺乏合格者，实际上参加乡试的汉人、南人总数要比蒙古人、色目人多几倍；但因蒙古人、色目人考生中难以选满150个举人名额和50个进士名额，所以就将汉人和南人的乡试会试名额同数空缺，以维持四等人入选数量的均衡，以免汉人、南人在科举中占优势。

据一些汉族读书人反映，元朝科举存有不平等现象，例如乡试和会试的程序规定：

蒙古人、色目人第一场从《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等“四书”内出题考经义，再根据时事出题考对策；汉人和南人除了这些内容外，还须加考赋与杂文各一篇。

待遇方面，蒙古人和色目人的考题难度较低，考试也少一场，但授官级别却比汉人、南人进士高。

而且蒙古人、色目人如愿参加与汉人、南人同样难度的考试，中选后更加一等授官。

殿试结果分右、左两榜公布；元朝以右为尊，蒙古人、色目人因此名列右榜，汉人、南人列左榜。

名义上两榜的第一名都算状元，但只有右榜状元才算真有资格为官，左榜状元不受重视。

一些汉人考生投诉，这和寻求优秀人才的原意相违背。

不过朝中一名文官透露了实际的情况。

他说：

“皇帝是有心对汉民、南人以平等相待的，无奈朝政受他母后（答己）和中书右丞相铁木迭儿把持，我看他是有心无力。

”

　　篇二：

元代科举

　　元代科举

　　元代的科举制度基本沿袭宋代，用“经义”、“经疑”为题述文。

科举分为地方的乡试，和在京师进行的会试及殿试。

元代科举只考一科，但分成左右榜。

右榜供蒙古人、应考；乡试时只考两场，要求相对较简单。

供汉人、南人应考，乡试时考三场，要求相对较严格。

由于元朝幅员辽阔，乡试、会试考获名单俱按种族分配。

　　元朝自仁宗至顺帝时灭亡止，科举停办两次，共举办过十六次，取进士1,139人，国子学录取284人，总计1,423人。

但元科举所选人材通常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在元政府中产生的影响也不大。

　　元代科举经历了四个阶段：

即戊戌选试、延祐复科、至元废科和至正复科。

元朝建立以后，蒙古贵族和军功吏才对科举取士制度最初并不在意，经过许多儒臣倡议，特别是仁

　　（1312年）后真正开始建立了科举制度，并于1313年开考，此时已距元世祖攻灭南宋（公元1279年）有34年之久，这在中国科举史上是中断时间最长的。

　　1、戊戌选试

　　令耶律楚材认识到掌握儒学的士人在汉人中的地位，建议“以儒治国，以佛治心”，并认为“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要求优待、选择、任用汉儒。

为选拔汉儒进

　　“请用儒术选士”。

窝阔台于至元九年（公元1237年）八月，“下诏始命断事官术忽觥与山西东路课税所长官刘中，历诸路考试。

以论及经义、词赋分为三科，作三日程，专治一科，能兼者听，但以不失文义为中选”。

对于中选者，次年，朝廷进行正式考试，“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其中“东平杨奂等若干人，皆一时名士”，中选者被任命为本籍议事官。

由于1238年为戊戌年，史称这次考试为“戊戌选试”。

　　这次考试，从严格意义上说，与传统的科举考试还存在很大差距，原因在于相比宋金时期，“戊戌选试”只有一次路试而无会试。

此外，从选取儒生的质量角度看，考试的要求不算太高，“以不失文义为中选”，这与宋金时期的科举考试比起来要容易得多。

同时，通过这次考试中选的人，直接为官者并不多，所得的官也仅是地方的一些小官。

　　2、延祐复科

　　元仁宗的儒师太子詹事王约仕元多年，曾多次建议科举，仁宗登基后（1311年），为了整顿吏治，改革由吏入仕

　　制度带来的某些弊端，主张以儒治国，重新提出"求贤取士，何法为上"（《黄金华集》卷43）的问题，重用儒臣，施行新政。

　　皇庆改元（1312年）仁宗将其任河南江北行省右丞的儒师王约召来，特命为集贤大学士并将他的“兴科举”建议“著

　　”（《元史》王约传）。

皇庆二年（1313年）农历十月，仁宗要求中书省议行科举。

皇庆二年农历十一月十八日（1313年12月6日），元仁宗下诏恢复科举。

延祐元年（1314年）农历八月二十日，全国举行乡试，一共录取三百人。

延祐二年（1315年）农历二月三百名乡试合格者在大都举行会试取中选者一百人，农历三月七日，一百名会试中选者在大都皇宫举行殿试（廷试），最终录取护都答儿、张起岩等五十六人为进士。

此次科举仿唐宋旧制，

　　史称

　　。

蒙元灭金、宋后，科举废弃，1315年距离宋亡36年，距离金亡更达81年，汉族士人至此方重获正常的晋身途径，社会矛盾有所缓和。

　　3、至元废科

　　至元元年（1335年）七月底，顺帝下令废除中书左丞相一职，以伯颜一人担任中书右丞相，独揽朝廷大权。

同时，赐给伯颜世袭答剌罕的称号。

伯颜家族取代了燕铁木儿家族的地位。

伯颜有相当狭隘且强烈的惟蒙古贵族独尊的意识，

　　尤其对人口众多的汉人、南人充满鄙视和猜忌。

在他专权的当年十一月，就下令停止科举考试。

伯颜对儒学学校也十分反感，废科举的同时，下令将各处原供应儒学学校的庄田田租改为禁卫军的军费。

伯颜专权到至元六年（1340年）二月，原本定于至元二年（1336年）和至元五年（1339年）在大都举行的两次科举取士都被迫停止，史称“至元废科”。

　　4、至正复科

　　1340年二月，伯颜去职，脱脱被惠宗任命为知枢密院事；1340年十月，惠宗任命脱脱为右丞相。

至元六年（1340年）十二月，惠宗下诏恢复科举取士。

至正元年（1341年）八月，全国范围内恢复乡试，至正二年（1342年），会试和殿试相继在大都举行，史称“至正复科”。

　　此后科举取士三年一次，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最后一次在大都举行会试和殿试。

1368年八月元朝退回草原后，不再有科举取士。

　　篇三：

元朝的科举

　　元朝的十六次科举

　　1楼

　　资料来源：

《元史》《新元史》等

　　元仁宗1313年下诏恢复科举，1315年第一次开科取士，以后三年一

　　次，直到元朝灭亡，中间因为因为元惠宗时期丞相伯颜擅权，执意废

　　科举，1336年科举和1339年科举停办。

　　元朝举行了16次科举考试，考中进士的共计1139人。

　　元仁宗时期

　　延佑二年（1315）三月，廷试进士，五十六人及第。

　　延佑五年（1318）三月，廷试进士，五十人及第。

　　元英宗时期

　　至治元年（1321）三月，廷试进士，六十四人及第。

　　元泰定帝时期

　　泰定元年（1324）三月，廷试进士，八十六人及第。

　　泰定四年（1327）三月，廷试进士，八十六人及第。

　　元文宗时期

　　至顺元年（1330）三月，廷试进士，九十七人及第。

　　元惠宗（元顺帝）时期

　　元统元年（1333）三月，廷试进士，一百人及第。

刘基刘伯温于该年

　　中进士。

　　因为丞相伯颜擅权，执意废科举，1336年科举和1339年科举停办。

　　至正二年（1342）三月，廷试进士，七十八人及第。

　　至正五年（1345）三月，廷试进士，七十八人及第。

　　至正八年（1348）三月，廷试进士，七十八人及第。

　　至正十一年（1351）三月，廷试进士，八十三人及第。

　　1351年五月，刘福通领导红巾军起义，在以后的十八年中，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此后的五次科举均受到全国战乱的影响。

　　至正十四年（1354）三月，廷试进士，六十二人及第。

　　至正十七年（1357）三月，廷试进士，五十一人及第。

　　至正二十年（1360）三月，廷试进士，三十五人及第。

　　至正二十三年（1363）三月，廷试进士，六十二人及第。

　　至正二十六年（1366）三月，廷试进士，七十三人及第。

　　附：

　　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在位时间1311年三月-1320年正月

　　元英宗硕德八剌，在位时间1320年三月-1323年八月

　　元泰定帝也孙铁木儿，在位时间1323年九月-1328年七月

　　元文宗图帖睦尔，两次在位，第一次在位时间1328年九月—1329年正月，第二次在位时间1329年八月-1332年八月

　　元惠宗妥欢帖睦尔，在位时间1333年六月-1370年四月，1368年八月逃离大都，回到漠北草原，1368年八月-1370年四月为北元皇帝

　　20xx-6-1115:

21

　　2楼

　　《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对元朝科举的介绍：

　　恢复科举考试

　　爱育黎拔力八达使官僚队伍更加儒化的大胆尝试，是他改革元朝制度的最重要措施。

儒士以前在元朝政府中之所以没有起到重要作用，主要原因是以前各朝都没有把他们的学问视为补选官员的基本标准。

大多数高官是以出身为评选标准而产生（通过承袭和荫的特权，荫即降

　　等承袭其父辈的官职），而多数中下级官员则是由吏入官。

结果是大多数官员并没有受过儒学教育，也不具备儒家的政治倾向。

　　为改善通过承荫得官者的教育水平，1311年下诏规定汉人职官子孙承荫，需考试一经一史，考试合格者直接任职，免去见习期。

③蒙古和色目职官子孙承荫者可以选择考试，通过考试的人授官时比原袭职务高一等。

可能是为了减少儒官的竞争，由地方机构胥吏出身的官员可以出任的最高职务自四品官降为五品。

④但是，爱育黎拔力八达所做的最有意义的制度变化，是恢复了科举考试制度。

　　科举考试是中原王朝甄选统治精英的主要途径，关系重大，所以在忽必烈朝不断围绕恢复考试问题展开争论，但是没有任何实际行动。

在恢复科举考试问题上意见不一致有两个原因。

①第一，由于元廷主要依靠承袭制补充官员队伍，采用考试制度将会损害蒙古、色目甚至汉人贵族家族的承袭和荫的特权，所以会遭到反对。

第二，在汉人士大夫中对考试是否是补充精英的有效制度和采用何种科目亦存在完全对立的看法。

一派赞成采用宋朝和金朝的考试科目，注重文学和经学的考试。

受朱熹对考试制度的观点影响颇深的理学家反对这种观点，主张在科目中去掉文学，注重重要经典和策问考试。

　　因为没完没了的争论，科举考试一直没有恢复。

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后，形势发生了变化。

改善官员水平的急迫需要和皇帝本人欲使他的政府更加儒化的迫切要求，使得请求恢复科举考试的呼声再次高涨起来。

②此时因为理学在元廷官员圈中已经占了明显的优势，以前理学家提出的方案几乎未遭任何反对就被采纳了。

　　1313年颁诏并在其后的两年中首次实行的新考试制度，显然有利于理学家的观点。

考试科目重经学而轻文学。

它还指定朱熹集注的《四书》为所有参试者的标准用书，并以朱熹和其他宋儒注释的《五经》为汉人参试者增试科目的标准用书。

这一变化有助于确定理学的国家正统学说地位，具有超出元代本身的历史意义，并被后来的明、清两代基本沿袭下来。

③

　　除此之外，新考试制度还有一些反映元朝统治下特有的多民旅社会的特征。

在新制度下，蒙古和色目人的考试不仅比汉人、南人简单，他们还在种族制度下享有“同等席位”，通过各省考试参加会试的名额，按照四等人的划分，每等人75个名额。

另外，为了不损害旧贵族家族的承袭特权和扰乱现存的官僚体制，登第殿试的名额控制在较低水

　　平上，每次考试不超过100人。

此后元廷举行了16次考试，考中进士的共计1139人。

这个数字，只比同时期文官总人数的4%稍多一点。

①因此，科举考试制度并不意味着对享有特权的贵族子弟利益的严重损害。

　　爱育黎拔力八达推行的考试制度，应被看作施行平等任官机会的汉人观念和作为征服王朝的元朝的社会政治现实之间的结合。

然而，爱育黎拔力八达恢复科举考试制度，既有文化意义，也有社会和政治意义。

把儒家学说作为甄选精英的标准，给汉族士人入仕提供了一条正常的道路。

这对江南的士人更为有利，因为直到此时他们多被排除在官场之外。

此外，考试制度也鼓励蒙古人和色目人学习汉学，特别是那些不属于贵族家族的人，并由此加速了征服者的汉化。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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