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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渠的故事一剖析

《百家讲坛红旗渠的故事》

太行山间一条人工修筑的引水渠,何以用了10年的时间才完成?

何以牵动共和国第一代领导人的情怀?

何以吸引众多的参观者?

又何以让一批又一批参观者发出由衷的赞叹?

《百家讲坛》节目今天向你讲述红旗渠的故事。

第一集

红旗渠概况

在河南省北部,有一个名叫林州市的县级市,原来林州市叫做林县,它的地图轮廓是南北长,东西宽,总面积2046平方公里,北面紧邻河北省涉县,西面紧邻山西省平顺县。

20世纪60年代,红旗渠就诞生在这里。

到过这里的人都知道,林县是个山区县,太行山主脉穿过林县全境。

红旗渠就是在太行山上修建的一项大型水利灌溉工程,它引的是属于海河水系的浊漳河的水,源头在相邻的山西省平顺县境内。

整个工程1960年2月动工,1965年4月建成了全长70.6公里的总干渠,1966年4月建成了三条干渠,1969年7月完成支渠配套工程,至此工程全部竣工,前后历时10年。

红旗渠渠道总长1500公里,灌溉土地54万亩。

红旗渠的工程量到底有多大?

在太行山上修建红旗渠那是相当艰难的,逢山需要劈山凿洞,遇沟需要架桥。

整个工程共削平了1250个山头,架设了152个渡槽,凿通了211个隧洞,修建各种建筑物12408座,共挖砌土石方1515.82万立方米。

这个土石方的数字是个什么概念呢?

如果把这些土石砌成一座宽两米、高三米的城墙,可以从哈尔滨延伸到广州。

缺水的苦难

大家知道,太行山是很险峻的,但是为什么林县人偏偏要从险峻的太行山半山腰修筑红旗渠呢?

红旗渠是用来解决什么问题的?

历史上兴修的水利工程大致有3个用途:

饮水、灌溉、航运。

大家看看,都江堰和郑国渠是为了解决灌溉问题,京杭大运河和灵渠主要是为了解决航运问题,京密引水渠、引黄济青工程和引滦入津工程主要是为了解决城市供水问题。

那么,红旗渠是那种用途呢?

红旗渠有双重功能:

饮水和灌溉。

那么,是什么原因竟至于让林县人在解放初期财力和物力那么困难的条件下,就要凭着一县之力就要修筑这么艰巨、宏伟的水利工程呢?

是缺水,严重缺水。

缺水缺到什么程度呢?

从地质构造方面来说,太行山是断层山,在林县境内,这种断层表现得特别明显,太行山的几条余脉在林县境内又是由西向东倾斜、延伸。

这种地质构造导致林县境内形如一个漏斗,形不成稳定、良好的隔水层和蓄水层,流水漏失严重。

在林县境内,也有几条河流,但是由于受地形、地势的影响河床纵坡大,流径都很短促,积水面积少。

再说,这些河流都是季节河,汛期山洪暴发成灾,冬春季节则往往是干涸无水,也成灾。

即使在一些盆地地带,地下水埋藏也比较深,不利于开采。

所以,林县缺水。

从气候方面来看,林县山高沟深,气候比较复杂,全年降水量分布及不均匀,七月、八月的降水量占全年的70%到80%,春、秋、冬季三个季节10个月的降水量仅占全年的30%到40%。

所以,民间流传着这样的民谣:

“天旱把雨盼,雨大冲一片,卷走黄沙土,留下石头蛋。

从历史上来说,林县干旱缺水的历史是很悲惨的。

新中国成立前,林县水源奇缺,灾害年年有,十年九不收,是个山穷、地穷、水穷、人穷的贫瘠山区县。

据史料记载,从明朝正统元年(即1436年)到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共514个春秋,林县发生自然灾害100多次,大旱绝收30多次。

有时大旱连年,河干井涸,庄稼颗粒不收。

旱灾严重到什么程度呢?

史料记载和民间传说都是“人相食”,就是人吃人。

在这514年里人相食5次。

至今在林州部分农村还可以见到记载旱灾的石碑。

桂林镇桃科村盘峪自然村有一块立于清代光绪七年的石碑这样记载着这个村的悲惨历史:

“光绪二年间,共计男女一百一十七口,自三、四年间,流离死亡,仅存男女十一口。

斯时,尸骸有未葬而窃食者。

此间北地有小窑,食人肉者,混迹其中,骸骨堆之如丘。

其时米价每石十五串,麦价每石十三串,瓜秧、豆秧、玉米秆,皆备食用。

花籽饼每个大钱五十文,树皮草根,或剥或刨,亦几殆尽。

每一妇女十七八者,仅值三五百文。

王姓祖居其庄,男女四五十口,自光绪三、四年间,流离饿死者,仅存三人而已。

”我们虽然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旱灾,没有那种切肤的感受,但是仅看这些碑文,就可以感到当时的情景真是人间地狱,惨绝人寰。

林州民间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民国初年,任村镇桑耳庄村的300多户人家常年要到3.5公里远的黄崖泉去挑水吃,曾经因为挑水跌死、跌伤3个人。

民国九年大旱,黄崖泉的泉水只剩下香火头那么粗,远近来这里挑水的越来越多,人们只能排长队等候。

大年三十,老长工桑林茂老汉五更天就起来到黄崖泉等水,直到天黑才接满了一担水。

新过门儿的儿媳妇王水娥心疼公爹,傍晚出村去接公爹。

从公爹肩上接过担子,没走几步就被石头绊倒了,一担水倾了个净光。

儿媳妇又羞又愧,在除夕夜悬梁自尽了。

桑林茂老汉埋葬了儿媳妇,大年初一带着老伴和儿子翻过太行山,到山西逃荒去了。

采桑镇狐王洞村王老二家,儿媳妇洗衣服用水多了一些,婆婆看见心疼,说了儿媳妇两句,儿媳妇一气之下上吊自杀。

就因为这事,王老二全家就搬了家,搬到了哪里呢?

搬到了有水源的城郊乡桃园村。

因为缺水,很多山村的小伙子娶不上媳妇。

任村镇牛岭山村因为缺水,本村的姑娘纷纷嫁到山下,外村的姑娘又不愿意上山,解放初期,40岁以下的光棍汉就有30多个。

茶店乡张大郊村73岁的老汉王白丑因为所住的地方缺水,打了一辈子光棍,邻村一个12岁的小姑娘夭折了,王白丑把这个小姑娘的尸体埋起来,告诉他的族人说:

“我死后,你们把我跟这个姑娘合葬,算是我娶了媳妇了,在阴间我也好去见祖宗。

因为严重缺水,老百姓在本地生活不下去了,有的就只有含泪离开故土,到外地去逃荒要饭。

特别是二十世纪40年代初,林县连年大旱,加之发生蝗灾,日伪军又疯狂扫荡掠夺,林县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只好去逃荒。

当时,全县外出逃荒的达10800户,占全县总户数的14%,饿死1650口人,占总人数的4.3‰。

当时有一首民谣:

“住在山里不提气,种着使死龙王地。

弯腰弓脊干一年,临底逃荒上山西。

饿死爹,饿死娘,卖了妻子和儿郎。

剩下自己去讨饭,终究填到狗肚肠。

”民谣令人心寒啊。

那么,到哪里去逃荒呢?

到山西的多,因为翻过太行山就是山西省。

当然也有跑到山西、河北的。

今天,在山西省的晋东南和吕梁一带,就有很多林县移民,在长治市西南十多公里处有一个村庄就叫林移村,意思是林县移民村,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来自林县横水、城关、合涧等地的25户难民逃荒到这里,在当时还是一片荒草滩的地带落脚栖身,村里现在的人口已经有900多口人;在山西省太原市“五一”广场附近有一个林县移民巷,有林县移民300多人;在陕西西安市东关正街还有一个林县移民大院,现在成了一个小区,小区里有林县移民近二百人。

他们都是被水逼上逃荒路后,流落到这里的。

因为水缺贵如油,长期以来林县人养成了惜水如命的习惯,许多山村的农民,平时很少洗脸洗衣服,多在过年过节、赶庙会、走亲戚等特殊情况时才洗洗手脸、衣服。

洗手脸也往往是全家人共用一个脸盆,舀到里面一点点水,大人洗了小孩洗,洗罢还要把脏水澄清留作下次再用。

刷锅洗碗水也是上顿用了下顿再用,今天用了明天用,连用数次,最后浇菜,或者让牲口喝。

一位名叫崔复生的林县籍作家曾经在一篇关于红旗渠的报告文学中这样写到:

“水,维系着林县人的命。

“外地人到林县做‘官’,如果头脑里没水,那不可思议;林县人如果存心把水糟蹋掉,那就不仅仅成过错,而是前逆祖宗后坑子孙的罪孽了。

1954年5月,杨贵,也就是后来带领林县人民修建红旗渠的林县县委书记,他刚到林县任县委第一书记,有一次下农村搞调查。

在一户农家,老乡用一个比大碗稍大一些的铁洗脸盆,盛了一瓢水,让他洗脸。

他洗罢脸顺手就把水泼到了地上,老乡在旁边一直看着,感到很可惜。

后来,随行的干部告诉杨贵:

你洗过手脸的水不能给人家泼了,这里水缺,人家还要用这水洗菜、洗衣服。

杨贵感到很是过意不去,更意识到了水在林县人心目中的地位。

新中国成立前,林县有98.5万亩耕地,但是仅有1万2千多亩水浇地。

全县共有550个行政村,就有307个村人畜吃水非常困难,人们经常翻山越岭,往返几公里甚至十几公里远道取水。

河顺镇城北村有个姑娘,同马家山村的一个小伙相爱,就是为马家山村人常年到2公里外的西沟去挑水发愁。

结婚时就向男方家提出了一个条件,过门后5年内不到西沟去挑水。

现在大家听这些故事,有时可能会觉得有些可笑,但是,这就是历史,这就是林县缺水的历史。

大胆决策

不管从地质构造、气候,还是历史方面来说,林县都极度缺水。

缺水缺到这个份儿上,你说,怎么办?

穷则思变,缺水也思变。

新中国成立后,正是这种状况逼出了红旗渠。

但是,红旗渠为什么要从太行山半山腰上通过呢?

沿着太行山山脚修,工程量不是要小吗?

安全性不是更大吗?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翻身得解放了,但是缺水问题仍然困扰着林县人民。

人民虽然从旧社会中获得了解放,但是还无法从大自然的牢笼中解放出来。

人没有水就不能生存,有了水才能有生命,有生命才能发展,共产党领导的林县县委、县政府感到解决这个问题责无旁贷,下决心要给全县人民摘掉这个几千年来套在人民头上的“头疼箍”。

为此,采取了许多措施来兴修水利工程。

他们提出,充分利用河里水,挖掘地下水,蓄住天上水,修渠、打井、建水库、水土保持多管齐下。

主要修小型引水渠,建水库,在山区打旱井、水窖。

建国之初的10年里,修成了抗日渠、天桥渠、英雄渠等引水渠,建设了要街水库、弓上水库、南谷洞水库、石门水库,打旱井、水井、水窖3万多眼,这些水利工程解决了林县局部的人畜吃水问题和农田灌溉问题,缓解了用水紧张的局面。

但是,1959年,问题又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林县又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干旱。

境内的4条河流都断流干涸了,已经建成的水渠无水可引,水库无水可蓄见了底,山村群众又得远道取水吃。

水,又一次扼住了林县人民命运的咽喉。

今后像这样的大旱可能还会发生,那么,怎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水的问题呢?

林县县委、县政府在考虑解决这个大难题。

要解决水的问题,必须寻找新的可靠的水源,但是在林县境内没有这样的水源,县委把寻水的目光移向了林县境外,想到了水源丰富的浊漳河。

浊漳河发源于山西省沁县漳源镇,东以太行山为屏障,西以太岳山、沁河为邻,上游分为南、西、北三个水源,主河段长120多公里,平均海拔1000多米。

上游大部为土石山区与黄土阶地丘陵区,支流会合在中游,流经山西省潞安盆地,东下山西省平顺县,再向下流经河南和河北两省的边界,在林县任村镇古城村同清漳河会合,向东流入海河。

浊漳河沿林县边境的长度有25.68公里。

浊漳河水量比较充沛,据水文记载,最大流量为每秒7000立方米,一般流量每秒30立方米,平均最小流量每秒13.02立方米,即使在中等旱年枯水期流量也是每秒八九立方米。

所以,浊漳河是个理想的水源,可以修建一条引漳入林的引水渠,把漳河水引到林县来。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林县县委、县政府就有过引漳入林的打算,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能够实施。

杨贵到林县担任县委书记后,同水利技术部门经过多次考察、对比,一致认为引漳入林工程可行,决心让这一工程付诸实施。

最初,林县人把这项工程叫做引漳入林工程,1960年3月,杨贵在中共林县引漳入林委员会全体扩大会议上提议,把引漳入林工程改称了“红旗渠”,当时改这个名字有它的政治背景,意思是“高举红旗前进”。

从浊漳河的那一段引水呢?

也就是说,引水点选在什么地方合适呢?

从流经林县边境的河段引水距离当然最近,但是,这一段的水引不过来,为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水往低处流,从高处向低处引水好引,从低处向高处引水那是相当困难的,工程比较复杂,即使引上来,那个投入和以后的运行成本太大。

利用自然地势引水最好,省工省钱又省力。

流经林县边境的这一段漳河的河床太低,引水引不过去。

那就只有沿着河道向上游寻找合适的引水点了,这个引水点必须符合什么条件呢?

一个是,它的海拔必须要高于林县境内大部分耕地的海拔,这样才能保证把水引到林县来;再一个,它的河段要相对狭窄,便于拦水蓄水,同时利于减轻工程施工量。

杨贵等县委领导带领技术人员沿漳河经过多次考察、测量,在山西省平顺县境内的漳河河段选了耽车、侯壁断和辛安三个引水点。

经过河南省委与山西省委、林县与平顺县协商,最后把引水点定在了侯壁断。

但是,从侯壁断到林县境内引水,设计中的渠线要通过浊漳河沿岸的太行山高山峡谷区,渠线必须得绕着太行山的半山腰过去,长度有70多公里,不难想象,这一段的工程是相当艰险的。

精心测量

渠线确定了,但是,漳河水到底能不能引过来?

侯壁断的海拔是464.75米,这个地方比渠线要通过的林县境内最高的制高点坟头岭(后来改称分水岭)要高出14.7米,从理论上说,引水是可行的。

但是,解放初期,当时县里的测量技术还比较落后,渠线的测量数据到底准确不准确?

会不会有误差?

曾经发生在杨贵家乡的一件事一直缠绕着杨贵的心。

这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呢?

杨贵的老家是河南省汲县罗圈村,现在叫卫辉市,与林县一山之隔。

罗圈村往南10公里有个村叫龙卧村,村后有一股山泉,叫龙泉。

但是,由于离龙泉较远,龙卧村的老百姓祖祖辈辈靠只能看着龙泉种着山前的旱地,靠天收获,种一葫芦打两瓢,生活很苦。

民国初年,村里有个王姓年轻人,和杨贵的祖父杨明是表亲。

这个人心灵手巧,办事干练,乡亲们都把他当人物看。

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建议修条小渠把山后龙泉的水引到山前来,可以浇灌300多亩土地。

他走东家,串西家,好不容易说服了村里人,各家还按地亩多少每家摊了3块大洋。

乡亲们举荐他当头,组织大家修渠。

一个冬天,他带着几个年轻人翻山越岭,用土办法测水平,好不容易测定了渠线。

第二年一开春,他就张罗着让乡亲们上山修渠。

整整修了一年,渠修成了。

可是,由于渠线测得不准,水却流不过来,一时间村里怨声四起。

这个王姓青年感到没脸面对乡亲们,一气之下上了吊,他的媳妇也改嫁了,只留下一个闺女,这个闺女比杨贵大两岁。

作为林县的一把手,杨贵最担心的就是技术测量的数据的可靠性如何。

这么大的工程,万一技术数据有误,导致渠修成了,水却引不过来,劳民伤财,自己可真要成为历史的罪人了。

自己的命好交待,关键是如何向林县的60多万父老乡亲交待?

60多万父老乡亲的命谁来管?

这个工程可经不起失败!

这副重担的份量有多重?

大家可想而知。

侯壁断的海拔是464.75米,这个地方比渠线要通过的林县境内最高的制高点坟头岭(后来改称分水岭)要高出14.7米,从侯壁断到坟头岭的长度为70多公里。

也就是说,修成渠后,从渠首到坟头岭,水走70多公里,落差只有14.7米。

按这样算下来,这条引水渠的坡度是八千分之一,就是说,修渠时从上游往下游修,每走8000米才允许降低1米。

所以,对测量数据的精确度要求是非常高的。

当时,交通十分不便,测量技术人员多次翻山越岭,徒步勘测,先后进行了选线测量、定线测量、三条干渠和渠道纵断面的测量工作,他们克服重重困难,精益求精,为工程设计和施工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渠要修,但是,在当时那种艰苦条件下,这么大的工程,仅凭一县之力能完成吗?

国家能不能拨款投资呢?

财力问题

修建红旗渠,首先遇到的是经济问题。

当时,国家刚刚从3年自然灾害的困境中摆脱出来。

林县的财政收入十分薄弱,国库里才有300多万元,靠国家给钱国家有困难,靠上级投资上级缺款,只能依靠自己,依靠自力更生。

但是,依靠自力更生,林县经济实力这张“荷叶”,能不能包得住红旗渠工程这个特大的“粽子”?

这是很多林县人担心的问题。

但是,被水逼怕了的林县人有个朴素的信念:

宁愿苦干,不愿苦熬。

引漳入林是群众迫切要求办的大事,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支持,各级干部群众集思广益,想出了很多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

这些办法有以下几项:

一是出劳力按收益面积摊工,做活按定额计工,回到生产队参加当年的收入分配;二是民工上工地各自带镢头、铁锨、抬筐,个人没有的生产队负责筹备;三是吃饭民工自带口粮,不足部分从集体筹备粮中补足,蔬菜由生产队统一送到工地,县里每个工日补助2毛钱;三是工具修理由各公社自己负责,小推车到工地计工分,集体补点磨损费;四是各队搜集废钢铁送到工地,供修理点使用;五是县里负责买炸药、钢锨、水泥等大件物料。

修建总干渠开始,特别是修建一、二、三干渠时,资金需求量越来越大,县里经过征求意见,抽调包括正副科级县社干部在内30多人成立劳力管理组和驻外办事处,组织社队工程队,到全国一些城市承揽工程,劳力收入的5%到7%上交县财政,作为建渠资金,其余按钱计工交集体作水利建设投入,解决了财力上的很大困难。

县里还积极争取外援。

听说洛阳故县水库停修,留存了一部分炸药,林县就请示省里解决了500吨炸药。

各部门派少量汽车,各生产队派马车,把炸药拉了回来。

缺少钢锨,部分转业干部就到部队求援,购买了一部分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剩下的钢锨、炮锤,运回来后还加以充分利用,把好钢钎截成几截,焊接在普通钢钎的头上使用。

炸药还是不够用,国家分配给农业上的硝酸铵,群众就找来锯末,套上牲口用自己的碾子碾炸药,仅自制炸药一项就节省自己140多万元。

修渠需要大量的石灰、水泥,群众就自己烧石灰,自己办起了水泥厂。

大量的抬筐,是群众从山上割来荆条自己编成的。

在施工中,群众注意节约材料,修旧利废,一物多用,他们把炸药箱子做成水桶、灰斗、车箱。

用的杠子折了就当镐把用,再不行了就当锤把用。

当时那真是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真有一股“老抠精神”。

奋战10年,红旗渠整个工程下来,花了多少钱呢?

共投工3740多万个,投资6865.64万元,其中,国家补助1025.98万元,占总投资的14.94%,林县自筹资金5839.66万元,占总投资的86.06%。

这些数字是群众血汗、智慧和精神的结晶。

很多外地人在参观红旗渠后感慨地说:

“红旗渠这么大的工程,不到7000万元就完成了,不可思议!

说到这里,大家可能要问:

让一个县干了10年才完成的大工程肯定需要很多人力,这个人力能组织起来吗?

是怎么组织?

怎么分配的?

其实大家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

当时正是建国初期,人民生活都还比较困难,温饱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大家怎么能上山长期修渠呢?

身体能承受得了吗?

咱们下回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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