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腐败之怪现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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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腐败之怪现状

中国式腐败之怪现状

　　一、以“排队加塞”透视中国式腐败

尽管眼下中国社会的腐败已到了“人神共愤”、“左右共怒”程度：

贪腐现象，人人喊打，贪官污吏，更人人喊杀——“杀贪官”已进入小学生作文中了。

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中国式腐败却偏偏能在这高分贝的“打杀”声中如“水银泄地”般地渗透到各个角落：

再少的采购，也有私下回扣；再小的工程，也会偷工减料。

大单位搞个装修、买个灯饰，甚至中秋节团购月饼，小科员也能回扣个十万、八万！

建筑项目投标、文化单位招考，所有环节的“公开、公正、透明”都搞得像真的一样，惟结果是事先设定的。

这样的腐败案例，让人拍案惊奇，也令人莫名惊诧——这诸多环节中就没有一个反腐人士吗？

为避开各种既有理论范式的束缚，我想结合来自日常经验的“国人排队加塞”实例，先对中国式腐败之怪现状作些描述。

按序排队，这是最简单公平的利益分配方式或规范。

对具有法治及公德觉悟的公民来说，面对排队，既不会有加塞意图，也不会允许加塞发生，事情非常简单。

但对国人而言则不同了，凡有排队的地方，就有加塞发生；自觉排队上车，可说是稀罕景象。

面对加塞，国人会采取如下五种态度及行为方式：

Ａ、如果加塞者在自己前面，少数国人会大声批评请其“自觉”，或强烈要求“有关方面”维持好秩序。

Ｂ、如果加塞者在身后，国人会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态度；即便加塞者在前方，多数国人尽管气愤，但除非事关重大，仍会做“沉默的大多数”，甚至别人出面制止时，自己仍做“看客”。

Ｃ、如果加塞现象无人阻止，排后者或后到者便会想方设法向前加塞。

常用方式是寻找熟人或哥们，一旦找到，后者常会义不容辞地助其加塞，即便此前他曾义正辞严地批判过加塞行为。

如果谁能走后门、不排队，则是“最牛”的加塞方式。

Ｄ、如果有正直人士路过，见状大喝一声：

你们这些加塞的太不自觉了！

加塞行为可能会收敛一些。

Ｅ、如果加塞者势众，则会理直气壮地回击：

这关你屁事！

一边呆着凉快去！

好像正义在他们那里一般。

排队加塞，未必是腐败；但“权钱交易”本身就是一种贿赂权力，获得优先或特殊利益的“加塞”行为。

譬如给幼儿园老师送重礼，是想让自己孩子被特殊关照，这对那些家长不送礼的孩子显然是不公的；向主审法官行贿，当然是为了判决有利自己，这对对方而言，显然是极不公平的。

面对此类不公，利益受损者当然会持Ａ或Ｂ态度公开或私下表示愤慨。

但愤慨归愤慨，多数国人却会转而采取Ｃ态度，去效仿腐败。

事实的确如此，当国人有大事与权力交集时，通常不相信经正常途径可顺利办成，而是先假设此事不找“关系”、不请客送礼行贿便办不成、办不好。

于是，有钱、有“本事”的肯定“送”；没钱、没“本事”的，借钱、借“能人”的“本事”，也要送。

就这样，“公民”、“顺民”便在瞬间完成了向“刁民”身份的转变。

坊间流行的“大盖帽两头翘，吃完原告吃被告”民谚，生动，但不全面。

真正索贿的“大盖帽”有，但不多，且很傻。

真实情况是：

“大盖帽两头请，原告请完被告请”，而且要下大功夫、花大价钱、借大面子请。

别说，咱同胞还真令人钦佩，上千万人口大城市中，各机关的“大盖帽”，需要哪“顶”，就能找到哪“顶”。

接下来，电话通了：

“某兄啊，我一哥们，想认识一下大处长”。

“大哥，有事说事，能办我肯定办，咱别搞这一套了！

”“哪一套？

还是不给面子吧，就是一起坐坐！

”“那好吧，不过今、明、后不行，下星期三吧！

”……国人当然知道“坐坐”是什么意思。

中国式的腐败，多是从“坐坐”开始的，只是心照不宣罢了。

席间，寒暄务虚阶段，也会扯到反腐败，说到义愤处，几乎同仇敌忾。

但这不妨碍到了务实“办事”阶段，哥们红着脸做两肋插刀状，不惜“同腐败、共命运”。

假如有谁拒酒席、永不沾，不给面子，便必定要被哥们唾死！

这就出现了更加吊诡的现象：

明明腐败分子是人民公敌、人人喊打，弄到最后，拒腐人士却成了“人民公敌”！

一个法官，如判本家弟兄输，就是家族的“公敌”；如判哥们输，便是哥们的“公敌”。

从此情断义绝，他便无颜见父老乡亲和兄弟哥们了。

坚定持Ａ，特别是Ｄ态度的反腐人士，则不仅是“公敌”、还一定是“死敌”。

他们会突然发现，那“喊打”的“人人”不见了，自己反成了“人人喊打”的对象。

二、从众腐败，“理直气壮”？

任何矛盾、吊诡现象背后必有不矛盾、不吊诡的成因。

那么，国人对待腐败的吊诡态度成因何在呢？

生活中，确有少数腐败分子属于伪君子、两面派。

但对多数国人来说，从“公民”到“刁民”，从愤世嫉俗到同流合污的转变，却是很自然的，其Ａ、Ｃ这两套都是“阳”的，没“阴”的，不仅没有做“伪君子”的故意，甚至是“理直气壮”的。

我们的分析就从这“理”入手。

当国人持Ａ态度反腐时，他们所持之“理”，有时便是法治之“理”。

中国司机碰到对方违章时，大声斥责“你没学过交通法吗”？

便属这种情况。

这当然没错，公民有权维护法律秩序。

若公民怕被打击报复，持Ｂ态度也无可厚非。

实际上，只要都能采取Ｂ态度对“加塞”行为侧目以视，腐败现象也是难以泛滥的。

但是，像一个刚对别人进行“法治教育”的司机，自己会立马违章且不觉羞一样，当国人持B态度参与腐败时，依然“理直”且“气壮”：

别人加塞，我不加塞，这不明摆着吃亏吗？

这年头，别人腐败，我不腐败，行吗？

那么，这种“从众腐败”的理由成立吗？

根据法治之“理”，当然是不成立的；此“理”被普遍信奉，恰好表明当代国人的法治启蒙远未到位、甚至未“开启”。

法治精神的要义是：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权利、责任完全对等；维护法律程序正义，是公民的权利与义务。

因此，只追求“自由”的，肯定不是“自由主义”者；只强调权利的，肯定也不是合格公民。

因为自由、权利都是利己的，谁都想拥有，甚至无需启蒙；但在法治社会中，公民权利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它只能根据规范，公民间通过彼此交换而获取；社会自由的一半是自律，人人“自由”的结果只能是“类”的自杀。

譬如，“绿灯行”的自由权利，便要靠司机履行“红灯停”的自律义务；如果纷纷抢行，所有人的权利都将化为乌有。

因此，现代公民，要享用法定权利，就必须承担法定责任、维护法治正义——不仅自己不闯，还要阻止他人闯红灯。

所谓法治威力，不能只靠执法力量，更要靠公民自觉守法、护法的责任担当，靠法治信仰和道德情感。

如果说，以身护法、甚至为他人权利牺牲自己，是公民的最高义务的话，那么，绝不违法、不损害其他人权利，则是公民的最低责任。

公民如遇违法现象，惟一可做的是挺身护法，而绝不能自己去违法。

别人加塞，不是自己加塞的理由；别人闯红灯，不是自己闯红灯的理由；哪怕再多人腐败，也不是自己腐败的理由。

即便因此而吃亏，那也是为维护法律正义应承担的责任、作出的牺牲。

当然，这要求对那些在权力下生存的业主来说，有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意思。

因为他们如不按“潜规则”孝敬“官爷”，企业将难存续，但企业生存并不是违法的理由。

现代“法”的核心原则是：

“任何人不能从自己的错误中获利”，哪怕其违法行为再无奈。

被迫行贿，也要治罪；从众腐败，法理不容。

既然如此，这“从众腐败”之“理”从何而来呢？

三、中国式腐败的六大传统观念

“州官能放火，我就敢点灯”——国人的公平观念

国人“理直气壮”为从众腐败辩护之“理”，从根上讲，正是反对礼制不公的“造反有理”的“理”。

封建礼制造成的贵贱地位差别，本身就是不公的，否定这种差序制度当然有正义性。

但是，此“正义”非法治正义，它不以“法”定是非，而是以“劫富济贫”为目标，因此，弱势者永远“有理”。

问题是，由于缺少法治社会基础，“造反”的结果，只能是改变了造反者的地位而已，不公依然存在。

换言之，国人否定的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事实不公，而非礼制本身；国人一直是在礼制内反礼制、用封建观念反封建。

高呼“帝王将相宁有种乎？

”的农民造反了，目的也只是“取而代之”，自己当皇帝，绝生不出华盛顿那样卸甲归田的念头。

国人即便当不上皇帝，也要回家打老婆、训儿子、行特权；而反对恶婆婆的小媳妇一旦熬出头，立马会变成恶婆婆；一些在律师帮助下讨回债来的农民工，转眼会潜伏起来让律师变成讨债人……。

与此同理，今天许多国人“打倒贪官”，也主要是痛恨腐败导致的社会不公、贫富差距，而并非是扞卫法治正义。

正因缺少法治信念，所以，当腐败现象难消除时，每个人都认为社会对己不公、都能为自己的腐败找到“正义”理由：

“州官能放火”，为什么我就不能“点灯”！

于是，反对大官用大权腐败的小官，会心安理得地用小权腐败；反对腐败官员的平民，自己也会托人结识腐败官员……可见，国人反别人的腐败是真反，搞自己的腐败也是真搞。

这便出现反腐败官员一转身就成巨贪、反腐败学者自己搞腐败的怪现状了。

“有了权，就有了一切”——国人的权力观念

礼制中，凡权力，都是“上”对“下”的绝对特权。

有了权，就有了权辖范围内的一切，就可为所欲为、言出“法”随。

尽管今日“公仆”之“公权”本质上非昔日“官爷”的“特权”，但由于官本位制度缺陷及法治信仰缺失，国人对“权”的观念并未改变，仍是既畏惧又欣羡、既憎恨又顺从，骨子里，还是极度崇拜。

一人当大官，全家荣耀、全乡光荣、全县共荣。

“市长是我同学”，这是酒席上最牛的宣言，会让全桌人肃然起敬。

一些人习惯用阶级分析法把腐败官员与平民百姓对立起来，这是不正确的。

“官”来自“民”，社会有什么“官念”，官场上就有什么官员,这是鲁迅早阐明的道理。

一些人千方百计考官、买官、跑官，甚至以博士教授身份争官，看重的就是“权”背后的“势”、“威”、“名”、“利”。

他们一旦当官，必将“公权”视同“私权”，拉帮结派、徇私舞弊、权为己用、利为己谋,甚至连传达都换上自己的“关系”。

这样的官，要是不贪，反倒是不可思议的。

许多官员大肆索贿，不仅为敛财，更为“考验”部下并享受被“朝拜”的感觉。

文强坦言：

谁送钱，记不得了；但谁没送，却记得清清楚楚！

贪官必有淫威，所以，国人可痛骂八杆子够不到的巨贪，却绝不骂管着自己或自己有求于他的小贪。

讨好而不得罪“现官”，是国人一贯处世原则。

因此，一些“山寨”版的高官秘书、亲戚都能轻易谋利或行骗。

为贿赂“权力”谋取私利，国人会使出浑身解数“投其所好”：

爱钱的送钱、贪色的送色、好文物的送文物，办法多的是。

国人不信世上有“不吃腥的猫”、不爱财的官：

咱们的“神”都能贿赂、“鬼”都能收买，何况这肉身官员了。

那些暴发户托人办事时，总会甩出一句：

哥们，钱不是问题。

这样，一面是相信“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贪官，一面是相信“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刁民，再加上众多趋炎附势者铺路、搭桥，一桩桩非法交易便谈成了。

当然，巨贪们也由此一路顺风地走上了“黄泉”路。

分析一下典型案例就会发现，如果没有拍马者助力，那些高官的脑袋可能还在项上呢！

“孩子摔了跤，首先打板凳”——国人的责任观念

礼制中，凡属责任，都由“下”对“上”无限承担。

由于“礼法”维护的是权贵利益，护法自然是“肉食者”的责任了，百姓从来都是被强制担责的。

这种强加的责任，当然不会内化为素质，由此便形成了梁启超所说国人凡事“责群不则己”，不承担或尽量推卸责任的习性。

当年在“文革”中无论做了多少恶，一句“万恶四人帮”，就都变成受害者了。

此传统延续下来，除非有强制要求，今日多数国人仍是不愿承担护法责任的——“枪打出头鸟”，凭什么我出头维权，成功后利益均占？

明哲保身的结果，是姑息养奸，今天受害者是他人，明天就轮到了自己。

众人皆不制止甚至纵容参与腐败，腐败者便愈加猖狂——这和某些地区小偷变明抢是同样的道理。

腐败者愈猖狂、国人受害愈严重、怨气便越重，责任的板子便统统打到了“体制”上。

“体制”当然有责任，但这并不能减轻公民个人的责任啊！

中国的孩子跌倒了，大人打板凳；板凳无语，孩子消气了。

自己被腐败了、甚至参与腐败了，都怨“体制”；“体制”无语，自己便“正义”了。

国人沿循这种逻辑思维是正常的，因为我们根本无法理解真正的公民责任是怎么回事。

国内某些城市重复车检、且以车检为名乱收费，司机们年年骂、却年年照交费。

学界一些“着名学者”，一面与学术腐败共舞，靠抄袭剽窃炮制泡沫学术盗名窃利，一面也把责任推到“逼良为娼”的学术体制上，自己装出一副“良家妇女”的样子。

这种表演看着便叫人恶心！

目前的学术体制问题再多，它也没糊涂到允许你抄袭呀！

“违章逮不住，那叫本事”——国人的法律观念

尽管今日之“法”本质上非“王法”，但国人膜拜权力、漠视责任的传统观念，却必然导致了对法的实用主义态度。

在一些官员眼中，“刑不上大夫”，立法的目的就是治民。

典型例子是某些交警上岗严查别人违章，下班自己却开车违章。

而在百姓眼中，法是强加于己、约限自己利益的，当然更不会自觉守法了。

这样，无论是官是民，国人都不敬畏法律，更不会信仰法治。

当法利于己时，国人会非常重视；当法约束甚至影响自己利益时，国人就会像对马路上的红灯一样，视而不见。

更有甚者，国人对其公然违法行为，不仅没有忌惮，有时反而像孙悟空偷吃蟠桃一样感到骄傲呢！

从官的角度讲，行使特权，就是为显耀自己的特殊身份。

现在官员出门不能鸣锣开道了，于是，弄辆警车，也照样威风。

地方交警、公路收费员必须牢记当地政要的车牌号码，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前不久，某地三局长乘一警车牌照轿车被“收费”了，局长们便大打出手。

局长震怒的原因当然不在区区5元费用，而是你小小收费员竟敢在“太岁爷头上动土”！

某些官员敢公开违法且自豪，百姓就敢偷偷违法且同样自豪。

于是，能从监狱中“捞人”的，那是大“牛人”本事；敢酒后开车的，那是小“牛人”本事；老老实实守法，那只能表明你没本事，甚至会遭人斥责。

某作家从美国接受法治精神回国，空旷马路上遇红灯自觉停下，结果后面的喇叭一起怒号连带一句京骂。

在国人眼中，老实守法，绝对是傻X！

当然，真正“牛人”，则是违章、违法而未被逮住的主。

他们中有的已成为职业的腐败“掮客”，某些地方政府“跑部钱进”，有时还需依靠他们。

在各种聚会上，常遇这种自吹其本事的“牛人”。

可悲的是，尽管“牛人”违法侵犯的恰恰是其他公民的利益——譬如，酒驾者可能撞倒我们的亲人——但这不妨碍利益被损害者对其鼓掌！

在此类场合中，我从未见到一个人对其“鼓倒掌”的。

违法行为，任何国家都不鲜见；但如此违法不当事、反以为荣者，却绝对鲜见于法治国家。

中国法官曾向美国同行请教如何解决“执行难”问题，对方楞是搞不懂这是怎么回事。

有位教授在课堂上大讲“美国人傻”时举例：

自己在美国“买”一台摄像机，给亲戚录完后便“无原因退货”了。

当我听说此事时，自己脸上竟感到火辣辣！

　　“中国人，面子要紧”——国人的面子观念

中国人的“面子”是被美国传教士明恩浦“发现”的，他的《中国人的素质》第一章标题就是“面子要紧”。

面子的确是理解中国国民性与儒家伦理的一把钥匙。

“讲面子”范围限于情缘关系、“讲面子”法则基于礼义规范，这些都与儒家相关。

吴思先生独具慧眼，创造了“潜规则”概念，但他将其视为与仁义道德背离的“规则”时，却不得要领。

因为传统的“潜规则”，就是在情缘关系中公开实行的“礼规则”，其中便包括利益共享、彼此互敬“给面子”法则。

今日中国，封建“礼纲”被废除、甚至颠倒了，但“礼义”规范却以“面子法则”方式承继下来了。

根据面子法则办事，绝非都是腐败，但它却为中国式腐败提供了一条合“礼”有“义”的程序化路径。

行贿并非国粹，“黑金”各国皆有。

但如吴思先生所说，国人一旦给“黑金”包上“红纸”，变成“礼敬”，就将“贿银”变成了必须“笑纳”的“礼金”了。

“给面子”，把丑恶的权钱“交易”变成礼尚往来的“交情”，确是中国式腐败的一大特征。

一些巨贪之所以能日进斗金，就因为只要他肯“给面子”，就有无数“关系”愿排队“送银子”。

而对那些清廉官员而言，这面子法则却可能使其良心天天处在煎熬中。

譬如当老同学、老战友、老领导以及哥们弟兄亲朋好友轮番出面请他“给个面子”的时候，他就是想不知法犯法都难。

因为有些面子是必须给、不给不行的。

不少品质尚好的官员之所以在“高危岗位”上一茬茬地倒下，实际上就是被面子法则打倒的。

人们或许会感到疑惑：

不畏法律的国人，为什么对这面子法则反倒敬畏如此呢？

这是因为面子体现着国人的荣辱观念，丢什么，也不能丢面子。

如一位德国教授“发现”的：

国人“面子”不同于西方“体面”，它是在情缘关系中的“复数”存在。

国人是否守法，只是个人行为；而是否讲面子，却牵扯到情缘关系中所有人的荣辱。

如不给某人“面子”，便是不给某群人“面子”，就要受到“不仗义”的舆论制裁，这就会出现变成“公敌”的情况。

譬如，文强向派出所所长明说某黑老大是自己的哥们，此后，再执法得罪了黑老大，那就是不给文强面子。

在这个“讲面子”过程中，党纪国法、法治正义、社会公德，等等，统统被丢到爪哇国去了。

当然，如有人破坏规矩，收了钱不办事，这时，行贿者就可撕破面子了；而一旦撕破面子，法律威力就彰显出来了。

如果巨贪们能按“规矩”办事，在面子法则庇护下，他们可能依然是“优秀公仆”呢！

“兔子不吃窝边草”——国人的私德观念

私德是相对公德而言的。

公德维护的是法治规范，私德维护的是礼制规范。

是否践行公德，与面子无关；是否践行私德，与面子有关。

“私德”不姓“公”，所以，对损害公共利益的腐败现象，私德不仅不制止，反而会助长、纵容。

譬如国人吃请，对方是“私款”、还是“公款”，这是要搞清的“首要问题”。

私款请客，点菜别太贵，意思到就行了；公款吃喝，千万别客气，“不吃白不吃”。

以此类推，凡损公肥私的腐败行为，私德是不会干预的。

但“私德”也是“德”，儒家伦理更是讲“爱”的，“仁者爱人”嘛。

有私德约束，一些丧尽天良的腐败行为总不该发生吧！

像豆腐渣工程，一旦楼倒路垮是要死人的。

但给了回扣，这种工程就能评上优秀。

像假药之类产品，拿了好处就批文，简直等于参与谋杀。

贪官为什么缺德如此呢？

这就涉及私德的外延问题了。

私德或儒家仁爱是维持情缘关系的，它有“德”有“爱”，但又有“边”有“界”。

《礼记》云：

“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而亲毕矣”。

亲既毕，爱即止，道德即失效。

因此，国人对“五服”之内的亲戚，是要讲仁爱的，否则便是“六亲不认”；但“五服”之外的陌生人，理所当然漠然待之了。

“兔子不吃窝边草”，说的就是再缺德也不能害乡亲。

至于是否“吃”了外面的“草”，甚至成为江洋大盗，乡亲们是不闻不问的。

因此，那个竭力让患者“搭桥”的医生，是绝不会让自己父母“搭桥”的。

基于这种现实，认识一个医生哥们还是“必须的”，关键时刻，基于私德，他会告我们实情。

问题是，事关百姓生存安危的领域太多了，我们能认识如此多的懂行哥们吗？

四、廉政文化应是反腐的核心

本文所谓腐败，泛指利用各种权力违规获利的现象。

对普通百姓而言，公域中的腐败未必与己相关，但私域中的腐败却是必然遭遇的。

许多“显性腐败”已人所共知，许多难以识别因而难以逃避的“隐性腐败”，则危害更甚。

如“过度教育”问题。

所谓“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名言”，既是扼杀孩子童年幸福、求知兴趣乃至健康的罪魁，也是助长教育腐败的祸首。

家长们既是被腐败对象也是腐败主体，他们不仅“自愿”购买辅导材料、上辅导班，还自愿给老师、校长送礼，进行钱权交易。

相对公域而言，私域腐败危害更甚，因为它正在摧垮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道德底线。

反腐败是世界性难题。

与国内反腐专家只盯住制度建设不同，国际反腐专家更看重文化建设。

道理很简单：

反腐制度，最多能让人不能、不敢腐败，而廉洁文化，则使人不想、不愿腐败。

制度是表，文化是本。

假如人人有贪腐之心，制度再好也会失效，包括国内许多学者迷信的票选制度。

我在巴西时曾问过当地朋友：

为什么明明知道是贪官，选民还选他？

答曰“选民也受贿”。

北欧国家的清廉让人吃惊。

多年前，中国一法官培训班请北欧国家法官授课，讲到该国二百年来无一法官枉法时，中国法官问这是为什么。

对方语塞，想了一下说，这可能与我们的廉洁文化传统相关吧。

事实的确如此，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客观上支持着中国式的腐败。

这里绝没有全盘否定儒家的意思。

传统只能在延续中变革、文化只能在变革中发展。

我们要保留儒家的积极因素，扬弃或变革儒家不适用法治社会的内容。

弃“礼”归“法”，去“私德”建“公德”，以法律与公德为公民善恶荣辱的统一德性标准。

《论语》说得好：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遗憾的是，这里的“德”和“礼”非今日之“公德”和“法律”。

今日“有耻”维护的恰是礼制规则，当国人不给哥们面子时，便会感到“道德压力”；反之，今日国人“无羞、无耻”的恰是各种违法行为。

违“法”而无羞、无“礼”而有耻，这正是中国式腐败之文化渊薮。

那么，如何对国人观念进行“格式化”改造呢？

鲁迅先生为此而努力了一生。

当代学界新左、新右、新儒家虽彼此争斗不已，但在否定鲁迅批判国民性这点上，众多学者却立场一致。

这令我备感悲哀。

中国拥有的是鲁迅而非赛义德，这是值得我们民族庆幸的事情。

如各派学者真诚期盼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现代文明强国的话，那就理应继承鲁迅精神，批贪官也批“刁民”，批“精英”也批“国粹”，无情批判社会，也无情解剖自己，扬弃礼制“旧我”，塑造法治“新我”，以此促进国民素质现代化；而不是借高调反腐兜售各自“主义”药方，遮掩问题本质，成为阻碍民族进步的“反动”学派。

当年的儒家精英“修齐治平”，竟能把肯定差等礼制的思想融化到国人血脉中，把孔子诸多近乎乌托邦的“愿景”给实现了，使中国百姓能自觉克己维护了两千年的封建制度。

当代有家国情怀、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也理应把肯定公平正义的法治观念渗透到国人灵魂中，完成把国人从“臣民”变成公民的启蒙使命。

当然，我绝不轻视制度反腐的努力。

新加坡和香港的经验证明，廉政文化与廉政措施同时建设，标本兼治，是取得重大反腐成果的关键。

中国在这方面是有政治优势的。

各种动议、拟议中的反腐制度，如反腐败法、公务员财产公示法、监督法，等等，应尽快出台。

当然，法治教育是最基础性的工作了，让孩子形成违法可耻、腐败丑恶的价值观，对遏制成人腐败可生奇效。

沈浩女儿给爸爸那张“不做贪官”的字条，我想，比廉政措施更管用。

此外，根据中国式腐败的特点，还需制定非常规措施。

建议有二：

一是借鉴美国FBI反腐经验，“卧底反腐”。

即由反贪局人员潜入企业，伺机向官员行贿并取证。

对于某些常规难以突破的腐败领域或腐败人物，这一手非常有效。

同时，应允许公民特别是新闻记者对权力部门进行“钓鱼”取证。

二是建立“廉政期箱”制度。

权力部门干部每人每年可向箱内存放自己收取的礼金存单等材料，并说明情况，同时检举他人受贿情况。

该箱封后存档，三或五年后开箱。

期间案发，可提前开箱，以证清白。

此法利用“囚徒原理”秋后算账，可有效避开面子法则，让贪官“半夜”害怕“鬼叫门”。

它对遏制腐败窝案或“遵命”腐败案，保护廉洁干部肯定有效。

企业也可申请此箱，被逼“进贡”时可“秘密”告状；一旦事发，可免除行贿罪责。

无论何种办法，都未必能立竿见影。

但有法可依了，就可逐步上紧“法”条了。

目前严打酒驾行为，只是把交通法规落实了，犯事概率加大了，哥们便不会拍胸劝酒了。

同理可推，只要反腐力度加大，“出事”概率增加到3%-5%，使“送礼”变成给哥们“送手铐”时，中国式腐败现象便会停止蔓延了。

而当小学生都懂得违法可耻时，中国的腐败现象便可根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