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研究领域中的社会网络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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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研究领域中的社会网络分析

公共管理研究领域中的社会网络分析

作者：

康　伟　陈　茜　陈　波　

来源：

《公共行政评论》2014年第6期

康　伟　陈　茜　陈　波

【摘要】公共管理学科当前正处在充分吸收新科学研究成果、探索与公共管理研究对象相适应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发展阶段。

从社会网络视角研究公共组织的结构和关系特征，探析无标度等特征的公共管理意义，不仅可以丰富社会网络分析的理论功能，而且可以加强公共管理研究的量化分析和实践应用价值。

论文通过回顾和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将公共管理领域内的社会网络分析研究归纳为政治参与和公共政策、公共危机治理和信息传播、公共资源治理和公共服务提供、社会组织和社区治理及其他，分领域对研究主题进行综述，对国内外研究现状与问题进行比较分析，旨在更好地把握公共管理领域内的社会网络分析研究动态，进而创新发展我国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社会网络分析　公共管理　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Ｃ９３－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２４８６（２０１４）０６－０１２９－２３

康伟，哈尔滨工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陈茜，哈尔滨工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陈波，哈尔滨工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感谢匿名评审人的意见。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７１１０３０４７）、黑龙江省社科基金项目（１１Ｂ０６８）、黑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重大课题（ＺＨＡ１２１２００１）。

西方社会网络思想起源于古典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ＥｍｉｌｅＤｕｒｋｈｅｉｍ）的社会结构分析和功能主义（奇达夫，２００７）。

而社会网络作为一种理论视角，则始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

１９４０年，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ＲａｄｃｌｉｆｆｅＢｒｏｗｎ）首次使用“社会关系网络”（Ｎｅｔｗｏｒｋ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来描绘社会结构，以“相对非技术化的形式”体现了社会网络的思想（Ｍｉｌｇｒａｍ，１９６７：

６０－６７）。

后来由于图论、数学、统计学、概率论的不断发展，中心性、结构洞等社会结构概念不断被学者们创造出来。

１９７７年，巴里·韦尔曼（ＢａｒｒｙＷｅｌｌｍａｎ）发起并组建了国际性社会网络分析组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ｆｏｒ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ＮＳＮＡ），这一专业性国际学会的成立标志着社会网络分析范式的正式诞生。

１９９８年，沃茨和斯托盖茨（Ｗａｔｔｓ＆Ｓｔｒｏｇａｔｚ，１９９８）建立了小世界网络模型。

１９９９年，巴瑞伯斯和艾尔伯特（Ｂａｒａｂｄｓｉ＆Ａｌｂｅｒｔ，１９９９）构建了无标度网络模型。

２００２年，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成为美国管理学年会的主题。

由此意味着社会网络分析（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ＮＡ）在世界范围内进入到繁荣发展时期。

我国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尤其是近十年间也涌现出一系列多学科的社会网络分析研究成果，其中包括一些文献研读之作，如，张存刚等（２００４）的《社会网络分析———一种重要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张闯（２０１１）的《管理学研究中的社会网络范式》、黎耀奇等（２０１３）的《社会网络分析在组织管理研究中的应用与展望》等。

作为管理学门类中的一个年轻学科，公共管理学科历经数次研究范式的转换、学科的整合及边界的讨论等过程，获得了快速的发展。

２０１２年末在广东顺德召开了“２１世纪中国公共行政学”研讨会，形成了包括“应根据我们关心的重大问题，探索和发展最适合的研究方法；应充分吸收新科学的研究成果，掌握与理论相适应的研究方法；应高度重视网络社会以及大数据时代来临对公共行政实践的影响，高度重视大数据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影响”等若干共识。

在上述背景下，本文全面检索并分析了国内外相关文献，以公共管理领域的社会网络分析研究为分析对象，以研究主题和研究贡献为回顾要点，试图构建一个公共管理领域内的社会网络分析研究的文献综述框架，以期丰富公共管理研究的定量方法，探索拓展公共管理学研究和应用的新方向。

本文的主要内容围绕四个方面展开阐述：

①社会网络分析及相关理论概述；②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社会网络分析；③公共管理领域的社会网络分析国内外研究成果综述及比较；④回顾发现及讨论。

一、社会网络分析概述

综合米切尔（Ｍｉｔｃｈｅｌｌ）的社会关系观定义和韦尔曼（Ｗｅｌｌｍａｎ）的社会结构观定义（徐琦，２０００），刘军（２００４）将社会网络分析定义为社会行动者（ＳｏｃｉａｌＡｃｔｏｒ）及其相互间关系的集合，即指对社会关系结构及其属性的分析，尤其关注社会网络对社会行为的影响模式。

目前的研究定位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维度：

①作为一种研究视角的研究，即以社会网络本身及各行动者间的关系和网络的运行机制为研究切入点。

②作为西方当代主流社会学一个重要分支学科的研究，社会网络分析已经基本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其理论来源主要包含引入理论、社会网络本源理论及网络思想。

③作为收集和分析网络数据的一系列技术方法的研究（赵蓉英、王静，２０１１），社会网络分析区别于社会科学中传统的定量或定性研究，可以将定量定性资料与图表数据整合起来，形象地对网络社会化过程进行描述，进而为网络结构的调整提供科学研究基础。

④作为一种具有专门的概念体系和测量工具的研究范式（Ｂｏｒｇａｔｔｉ＆Ｆｏｓｔｅｒ，２００３；邱均平、王菲菲，２０１１），社会网络分析的本质即是一个用网络关系连带观察和理解社会现象的分析框架。

进行社会网络分析一般要遵循以下四个程序：

首先，界定分析层次及网络中的关系；其次，收集网络数据；第三，构建关系矩阵，并对关系进行测量；最后，进行数据分析，得出结论（孙立新，２０１３）。

在实际研究过程中，社会网络数据的测度和分析往往离不开社会网络分析工具的支持。

根据国际性社会网络分析组织统计，目前至少有６０多种支持社会网络分析的软件产品，按照软件功能可以划分为支持综合数据分析的ＵＣＩＮＥＴ、支持大量数据集的Ｐａｊｅｋ、支持时序分析的Ａｇｎａ、支持网络和图形分析环境的ＧＲＡＤＡＰ以及可视化工具ＩｎＦｌｏｗ和ＮｅｔＤｒａｗ等（Ｗａｓｓｅｒｍａｎ＆Ｆａｕｓｔ，１９９４）。

按照使用者可以划分为面向程序员的工具（ＪＵＮＧ、Ｐｒｅｆｕｓｅ和Ｇｕｅｓｓ等）、面向研究者和数据处理专家的工具（Ｐａｊｅｋ、ＵＣＩＮｅｔ和ＮｅｔＤｒａｗ等）以及面向实践者的工具（ＮｏｄｅＸＬ、Ｇｅｐｈｉ、Ｎｅｔｍｉｎｅｒ等）（孙洪涛，２０１３）。

不同的社会网络分析软件具有不同的优势，例如与ＧＥＰＨＩ相比，ＵＣＩＮＥＴ更适于处理多重关系复杂问题的中大型数据，而ＧＥＰＨＩ更适于处理用于观测性分析的动态大数据的结论（邓君等，２０１４）。

因此，在进行数据分析时，我们需要综合考虑软件和数据两方面的因素，进而实现软件和数据的有效结合和客观地描述数据。

当前，现有的研究成果以ＵＣＩＮＥＴ软件的使用最为集中（费钟琳、王京安，２０１１）。

近年来也有部分学者在尝试运用其他软件，如李树茁等利用指数随机图模型来分析流动农民工的社会网络，通过发挥Ｐ�模型同时考虑多个层次的网络结构变量的优势更全面地揭示整个网络结构形成的社会化过程（任义科等，２００８）。

孙洪涛（２０１３）在一个在线教学分析案例中详细介绍了ＮｏｄｅＸＬ的使用过程，并在研究中指出ＮｏｄｅＸＬ与Ｅｘｃｅｌ工具的深度整合不仅可以从Ｔｗｉｔｔｅｒ、Ｆａｃｅｂｏｏｋ等社交媒体中直接导入交互数据，而且可以极大地简化操作过程，实现一键数据可视化。

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社会网络分析

社会网络分析被引入中国的三十年以来，其发展大致经历了方法引入和课题本土化两个阶段。

引入初期的成果表现为国内学者直接使用国外的相关理论和方法或与国外院校进行合作。

这一时期的研究仅限于对某个群体的网络结构进行宏观描述。

如天津社会科学院分别于１９８６年和１９９３年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合作完成了“天津城市居民职业、生活方式和社会网”和“天津城市居民社会生活网”两项课题，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为中国社会网络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汤汇道，２００９）。

发展到本土化阶段后，国内学者开始逐渐将其作为一种社会学范式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郑永强，２００６）。

这一阶段的研究表现为研究内容多元化、研究领域广泛化以及研究方法复杂化。

通过检索中国知网数据库近十年（２００３—２０１３）来的社会网络文献，我们发现，从总量来看，研究成果呈不断上升趋势，但与虚线所呈现的指数发展趋势相比，发展速度较之前有所减缓（见图１）。

从研究主体来看，研究者专业背景日益复杂，各学科内部和学科之间交叉研究逐渐增多。

以中国知网指数统计结果为例，各学科交叉研究结果如图２所示。

从研究类型来看，既包括理论研究，也包括实证研究。

既有综述性的研究，也有探索性的研究。

从研究方法来看，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的结合成为主要的研究趋势。

从研究领域来看，主要集中在社会学、管理学和情报学三个学科。

社会学领域。

从研究成果数量和研究主体的背景来看，社会学专业背景的研究者在国内社会网络分析研究初期占主导地位，其研究成果涉及社会学领域的各方面，分析层次覆盖了微观、中观及宏观网络等各层次，分析方法以量化分析方法为主，以提名法和定位法为主要测量工具，研究数据来源多以大型问卷调查为主，如１９８５年林南主持的“天津城市居民生活状况与心理健康调查”（提名法）、１９９９年边燕杰等主持的“中国五城市社会网络与求职过程调查”（定位法）等。

理论方面的研究主要是通过系统评介西方有关理论和实证发现并提炼中国社会情境下新的理论研究成果。

如肖鸿（１９９９）系统介绍了西方社会网络研究的形成和发展、基本原则、主要理论和研究方法。

实践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社会网络与强弱关系、社会网络与社会支持网等议题上。

其中，以边燕杰团队为代表的“关系社会学”借助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理论来认识中国的关系网络在当今社会的分层与流动、社会支持、信任、资源流向、信息传递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是社会网络理论在中国化情境下的开创性成果。

除此之外，其他社会学者也纷纷就社会网络在社会学中的应用进行了探索。

如赖蕴宽对上海市居民社会支持网络进行了考察，结果发现亲属关系发挥着最重要的工具性和情感性支持功能（张文宏，２０１１ｂ）。

翟学伟（２００３）运用本土社会研究方法从中国传统的人情关系角度提出用“社会信任”来解释中国农民工获得流动信息的可靠性问题。

阮丹青等运用城市居民社会网络调查的实证资料，分析了阶层地位对于城市居民社会网络构成的影响（张文宏等，２００４）。

刘军（２００６）研究了黑龙江省一个乡村的社会支持网络的整体结构，从量化方面对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理论进行了一种社会网络意义上的验证。

陈成文（２００７）从强度、多元性和互换性对农民养老的社会网络进行了分析，指出从强网向弱网的过渡和转变是农民养老改革的必然趋势。

赵延东探讨了网络资源和社会闭合两种社会资本之间的差异、联系及其对教育获得的影响机制（赵延东、洪岩壁，２０１２）。

胡荣（２０１３）根据２００９年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问卷调查（ＪＳＮＥＴ２００９）的数据，分析了作为横向网络的社团参与因子及纵向网络的网顶对于不同类型信任的影响。

胡康（２０１３）考察了社会网络对普惠型公民参与的影响机制，倡导社会共融的价值观能够加强社会网络对普惠型公民参与的促进作用。

该领域研究成果的详细梳理还可以参考张文宏（２０１１ｂ）“中国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研究３０年”。

总之，社会学领域已经形成了该领域内具有影响力的专家带领的研究团队，并定期召开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专题国际学术研讨会议，具备了领先发展的优势。

管理学领域。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随着动态复杂环境对管理提出的新挑战，社会网络理论与方法开始进入管理学视野（姚小涛、席酉民，２００８）。

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①组织管理研究。

即利用社会网络分析对组织管理的各个层次进行分析（张树人等，２００６），揭示组织网络形成的原因及组织网络间的互动性关系。

②创新管理研究。

即将传统计量经济学与案例研究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结合起来，研究网络中互动节点间关系的改变以及网络结构特征对创新以及其他组织问题的影响（邵云飞等，２００９）。

③企业管理研究。

即将企业成长同社会网络理论相结合，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探讨和分析企业组织结构的优化、企业战略联盟的合理性、中小企业的启动与发展以及电子商务运营等管理问题（姚小涛、席酉民，２００４）。

④教育管理研究。

即将教育理论与社会网络理论结合起来，运用社会网络分析解决合著研究、虚拟学习社区（张豪锋等，２００９）、教育技术应用以及网络教研等实际问题。

⑤公共管理研究。

即将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广泛应用于社会管理、公共危机管理、公共政策制定等各个领域，利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析网络中的节点位置及相关关系，进而为改善和解决公共管理领域中的现存问题提供思路。

情报学领域。

以２００３年包昌火等发表的“人际网络分析”为标志，社会网络分析在图书情报界开始得到应用，至今已成为社会网络分析研究成果发展最快的领域。

其应用主要集中在信息检索与文献计量、合著网络和引文网络、竞争情报、图书馆资源配置、知识管理以及网络信息行为研究等方面（朱庆华、李亮，２００８）。

其实质在于以知识、信息等资源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和理论分析，来揭示和挖掘网络属性和结构特征，把握信息流通、传播的机制和规律，并进行预测。

除此之外，社会网络分析在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如心理学注重用社会网络分析关注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Ｗｅｌｌｍ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１）；新闻传播学关注用社会网络分析揭示社交媒体网络中成员间的关系及网络属差异；数学学科侧重构建模型，或是研究复杂网络和社会网络的异同（杨建梅，２０１０）；计算机软件与应用更注重利用网络链接技术搜集数据，研究数据挖掘等互联网网络问题。

三、公共管理研究中的社会网络分析：

国外研究

治理理论指出，公共管理已经成为由政府部门、私营部门、第三部门和公民个人等参与者组成的公共行动体系。

多个主体、多种因素相互交错、相互影响的各种网络逐渐变为人类社会密不可分的关键构成要素。

每个组织和个体都是社会管理网络体系中的一个节点，并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和作用。

从社会网络视角研究公共组织的结构和关系特征，探析在多维度和相互依赖的网络系统中，可能存在的小世界现象、无标度特性、社区结构的复杂性，揭示这些特征的公共管理意义，可以加强公共管理研究的量化分析和实践应用价值，并丰富社会网络理论的视角和功能。

本文侧重于研究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应用，因此在外文数据库的选取上以社会科学和经管人文类期刊为主的ＥＢＳＣＯ外文数据库为主，中文以中国知网中的社会科学、经济与管理科学和哲学与人文科学数据库进行查询。

外文以“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ｎａｌｙｓｉｓ”为主题，以“Ｐｕｂｌｉｃ”为全文搜索词，时间从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１３年，数据库搜索的结果共计１７４条，其中学术期刊和专业会议成果为１３５条。

经筛选后有效数据为１２１条。

将样本数据根据研究主题分类，可以归纳为政治参与和公共政策研究、公共危机治理和信息传播、公共资源治理和公共服务提供、社会组织和社区治理等领域。

（一）政治参与和公共政策研究

社会网络分析与政治参与的交叉研究侧重于探讨参与主体间的行为关系和表现，以实现网络中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的平衡。

如艾柯达和里奇（Ｉｋｅｄａ＆Ｒｉｃｈｅｙ，２００５：

２３９－２６０）以正式志愿团体网络和非正式志愿团体网络对政治参与的影响为研究对象，得出“网络的层次结构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存在差异性”的结论。

亚历山大等（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１）借用方差分析测量了政客、ＣＥＯ、中层管理者、外部行动者四者之间在政治参与中的联系及相互之间的信息获取情况，分析结果表明不同性质的参与者在政治参与中的沟通网络存在显著的不同，官僚主义者更倾向于向同级人员获取战略信息和寻求帮助。

塞格尔（Ｓｉｅｇｅｌ，２００９）将社会网络分析与政治参与结合起来，构建了一种在社会网络中相互依存的决策模型。

该模型提供了一个有关网络结构作用的更全面的表述，并且预测政治参与网络类型和分布动机的预期水平是一个有关网络规模、强弱联系、精英影响的函数。

政治的外在影响体现在公共政策领域包括在政策网络以及政策创新研究，社会网络分析重点关注政策问题或方案形成和发展中的社会关系。

如米斯凯尔和宋（Ｍｉｓｋｅｌ＆Ｓｏｎｇ，２００４）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描述了精英网络中内部政策小组的行动，研究发现精英网络中主要的政策制定者在短时间内有影响复杂政策网络环境的能力。

米克（Ｍｅｅｋ，２０１３）利用人种学数据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比较了两个国际野生动物的政权在阿拉斯加两个土著城镇的实施情况，研究结果表明，机构形式是政策网络形成的影响因素之一。

宋和米斯凯尔（Ｓｏｎｇ＆Ｍｉｓｋｅｌ，２００５）等根据结构化面试结果和档案文件，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评估了政策行动者在国家阅读政策方面的影响力，比较了贯穿八个州的阅读政策网络结构，研究发现在网络中，政府比非政府行动者占据更中心和更显著的位置。

李等（Ｌｅ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２）利用指数随机图模型探讨了Ｃ４０城市气候领导小组政策学习的网络结构，节点属性的分析表明在Ｃ４０网络中，创建一个多方利益相关者的管理机构可以保证公民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代表性，从而加强气候变化政策的参与、决定及政策学习。

维莱德森（Ｖｉｌｌａｄｓｅｎ，２０１１）利用由丹麦２００多个自治区的市长构成的政治高管关系网络数据探讨了个体层级网络的政治管理人员是如何在政治参与中塑造政策同构和行动的。

通过采用社会网络分析和回归分析方法发现，政治高管能够在其他组织中接触到关于决策和行动的全面信息，且有时也会构成政策创新和变革的障碍。

米尼托姆和维格瑞（Ｍｉｎｔｒｏｍ＆Ｖｅｒｇａｒｉ，１９９８）利用国家教育改革的案例，整合了在扩散研究中的政策网络的见解，提出政治科学家在调查政策创新的传播中应当注意政策网络发挥的作用。

（二）公共危机治理和信息传播

公共危机的发生大多数时候往往是不可预测的，但是对于公共危机的治理来讲，却可以通过有效手段来减轻其危害。

国外学者将社会网络理论应用于公共危机管理实践，具体涉及政府、社会组织以及商业组织等多主体跨部门的协同合作（ＭｃＥｎｔｉｒｅ，１９９７；Ｐｏｒｔｓｅａ，１９９２），涵盖包括自然灾害以及暴力恐怖等人为事件在内的各类突发事件的预警、应对和处理。

如哈里斯和塞尔梅特（Ｈａｒｒｉｓ＆Ｃｌｅｍｅｎｔｓ，２００７）以２００６年密苏里公共卫生应急规划系统的人力基础设施为研究对象，探讨了面临大规模公共卫生威胁时，个人与机构之间的合作。

卡普卡等（Ｋａｐｕｃ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９）以ＥＭＡＣ为研究对象，使用网络分析软件对ＥＭＡＣ在卡特丽娜飓风中的表现进行了网络中心度、中心性等分析，得出“合作协调能力，是危机响应组织的核心能力”的结论。

吉恩特（Ｇｉｎｔｙ，２０１０）将社会网络分析应用到反恐领域，通过分析发现叛乱网络中的关键环节，验证社会网络分析可以用于暴力冲突后的社区重建问题。

除此之外，信息资源的流动和管理也是社会网络分析应用较集中的领域。

危机情境下，由于决策时间的紧迫性和危机状态的复杂多变，决策者往往面临信息过多，沟通渠道较少，信息延迟、不对称以及失真等信息管理挑战（Ｒｏｗｌｅｙｅｔａｌ．，２０００；Ａｄｌ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９）。

因此，明确信息的流动方向和机理对于利用信息提升危机的应对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候赛恩等（Ｈｏｓｓａ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７）利用社会网络分析和收集到的来自真实组织的通信数据，研究突发事件应急期间信息的传播机制。

格耐特和库恩敏（Ｇａｒｎｅｔｔ＆Ｋｏｕｚｍｉｎ，２００７）的研究指出在正确的时间，在合适的位置，把信息发送给正确的人，在机构内以及政府的司法管辖区之间和跨部门进行信息交换，对突发事件的及时解决大有益处。

耶特和巴奎特（Ｙａｔｅｓ＆Ｐａｑｕｅｔｔｅ，２０１１）以海底地震为例，证实了作为主要知识共享机制的社会网络媒体技术（如ｗｉｋｉ和协作工作区）在应急决策制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沙恩和格瑞（Ｓｈａｎ＆Ｇａｒｙ，２０１２：

３１－５６）以危机网络信息流和网络管理为研究对象，从四个案例相关人员的访谈中获取数据，进行网络密度、信息流、组织中心危机响应等分析，发现在危机管理中应该将反应及时的信息网络作为支撑，重视信息流的管理和网络密度的监控。

（三）公共资源治理和公共服务提供

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前者的方式创新和后者的主体扩展都是近年来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热点。

国外学者运用社会网络分析研究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网络中治理主体间的合作关系及网络的层次结构，目的在于探索公共资源的最优配置及公共服务提供的高效率。

如斯泰恩等（Ｓｔｅ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１）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析了坦桑尼亚Ｍｋｉｎｄｏ流域的水资源治理问题，通过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化面试收集了７０个组织的社会网络数据，行动者范围从当地的资源使用者到村干部，到政府机构、大学和非政府组织。

研究结果表明，尽管村干部在网络中起到了连接各行动者的作用，但其并没有被充分统一到正规的水资源管理体系中。

代替强加的制度安排，确定和拓展现有的社会结构将更有前途。

瑞斯维尔和彼得森（Ｒａｔｈｗｅｌｌ＆Ｐｅｔｅｒｓｏｎ，２０１２）将地方政府水质治理网络与社会生态系统服务结合起来，揭示了网络中的社会生态群集和个体行动者，分析了城市间在水质管理中的合作模式，从生态系统角度强调了桥接组织在水质跨流域治理网络中的重要作用。

玛尔勒等（Ｍｕｅｌｌ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４）利用半结构化面试和与关键机构合作收集了有关网络合作伙伴的接触频率、资金流动、生产力的关系以及网络有效性水平等方面的定量和定性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析了五个州的烟草控制网络结构和组织关系。

研究发现在公共部门和私人机构的合作网络中存在分层交流结构，对网络结构的分析能够更好地描述烟草控制规划的实施过程。

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应用涉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公共事业等。

其中，公共卫生和教育领域是国外运用社会网络分析产出成果最为集中的两个领域，具体包括理论应用和合作行为研究。

如格瑞森等（Ｇｒｅｇｓｏ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１）将社会网络分析应用于评估健康加州区域伙伴关系的形势和功能，利用时间序列回归分析方法计算来自年度进展报告的５年来的横截面数据，结果证明区域合作会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加强，主要体现在网络合作者凝聚力的增强和数量的增加。

安德森和杰恩（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Ｊａｙ，１９８５）提出社会网络分析技术可以用来为医生采用和使用新的医疗技术的政策决定提供信息。

迟恩和莱伯茨（Ｃｈａｎ＆Ｌｉｅｂｏｗｉｔｚ，２００６）以知识的流动为对象，探讨了使用社会网络分析为组织生成知识地图的应用。

卡普卡等（Ｋａｐｕｃ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０）以佛罗里达中心大学（ＵＣＦ）ＭＰＡ班级中的协作学习为例，检验了社会网络分析在ＭＰＡ教学和指导实践中的应用。

研究结果表明，社会网络分析工具有助于公共事务教育。

塞恩和曼森（Ｓｕｎ＆Ｍａｎｓｏｎ，２０１１）运用科学计量分析地理信息科学领域的发展史，研究整体网络结构的演化和子网络的特征。

通过描述网络合作现象，评估科学计量社交地理网络分析的潜力。

（四）社区治理和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作为公共管理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在公共事务管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国外学者利用社会网络分析从组织内部和组织外部两个维度对不同层次的社会组织网络进行了研究。

如曼提拉（Ｍａｔｔｉｌａ，１９９４）分析了芬兰工会组织在社会和卫生政策领域的利益代表网络，重点研究利益代表是否遵循着层次性的或竞争性的利益引导模式。

耶奥（Ｙｅｅ，２０００）探讨了韩国社会运动组织之间的团结关系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