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记》的教学观.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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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记》的教学观

《学记》的教学观

一、《学记》简介

 《学记》是我国古代先秦时期儒家教育思想的总结性教育著作,比世界著名教育家夸美纽斯所著的《大教学论》早了一千八百多年，是古代教育思想中的瑰宝，是我国也是世界教育史上成书最早、体系最为完整的一本教育学著作。

有人将其称作“教育学的雏形”。

据郭沫若考证,它成篇于公元前四至三世纪,是儒家思孟学派孟子的大弟子乐正克所作。

 《学记》全篇共二十节，一千二百二十九个字，论述精辟，言简意赅，它比较全面地总结和概括了先秦官学和私学的教育教学经验，对教育的作用与目的，教育制度和教学组织形式、教学的内容、原则及方法，教学过程中的各种内在关系，都进行了简明扼要的理论概括，揭示出某些教育教学的普遍规律。

二、教师必备的条件

 关于教师必备的条件,《学记》从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1.“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师也”。

教师必须懂得教学的基本规律和教学方法,要知道教学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是什么,教学失败的因素是什么,只有具备了这起码的条件,然后才能成为教师。

2.“能博喻,然后能为师"。

这条要求同样是从教师要懂具体教学方法方面提出的,即熟练掌握各种教学手段和教学艺术,教师应熟悉学生的情况,充分认识到他们的个别差异性,做到因材施教,这样才能博喻,才能为师。

3．“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这是从反面针对教师的知识水平和教学方法而提出来的。

《学记》认为,只懂得“记问之学”的人,即只能事先准备课业以待学者之问，缺乏临时应对变化的教书匠,是不能以为人师的。

教师除了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教学经验外,还要掌握深入浅出、灵活多样的问答法技巧,根据学生具体情况,在恰当时机向学生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

 三、《学记》教学观

 ——与《雄辩术原理》比较

（一）《雄辩术原理》作者——昆体良

 马库斯法比尤斯·昆体良是公元一世纪古罗马著名的教育家，也是著名的律师、演说家。

幼年时期跟随父亲在罗马求学，30岁时成为罗马著名的律师，深受罗马皇帝的喜爱，曾任两个皇储的师傅。

在罗马开设的修辞学校执教20余年，是罗马皇家为人的第一位修辞学教授。

昆体良著有《论演说家的培养》（或译称《雄辩术原理》），这本书是西方第一本专门论述教育问题的系统著作，在教育史上有重要地位。

在本书中，他总结了自己20多年的执教经验，也总结了西方世界教育实践的经验，特别是在教学方法方面的经验，是欧洲教育理论发展的最高成就。

（二）《学记》与《雄辩术原理》中教学观的比较

 《学记》与《雄辩术原理》分别为古代中国和古代西方极有影响的教育论著。

《学记》是我国先秦时期儒家学派关于教育经验与理论的概括,而《雄辩术原理》则为古希腊、古罗马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的总结。

两者论及教育的诸多方面,可以说是世界最早的教学论专著。

《学记》与《雄辩术原理》最突出的贡献之一就在于其教学观,两部论著系统地论述了教学原则、教学方法和教学过程问题,并且揭示了许多教学规律,在教学观方面的特点与共识,使两者颇具可比性。

1．教与学的辨证关系

 最早论述教与学对立统一关系的见我国《尚书·兑命》中的“学学半”，意即教占学的一半。

认为存在于一个统一体中的教与学,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各自的地位是相当的。

《学记》将“学学半”进一步发展为“教学相长”。

《学记》中说:

“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

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

故曰:

“教学相长”。

这就是说,人不学习,就不能懂得道理,不能获得知识。

对于教师而言,通过学习才知道自己知识之不足,通过教学才知道其困难。

知道不足和困难,才能勉励和督促自己更进一步地学习、钻研。

所以,教师以学促教,以教促学,在教学中得促使学生更加积极地学习,提高知识水平,再反过来促使教师提高教学质量。

这样,就能形成教与学相互促进的无限循环。

 《雄辩术原理》也强调教与学是一种双边活动,两个方面缺一不可。

昆体良说:

“教师的职责是教,学生的职责是证明他们是可教的;否则,这种职责如果缺少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就是无用的”。

如果没有传递者和接受者之间协调一致的合作,雄辩术是不能达到完满成熟的境界的。

昆体良认识到,教学是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共同完成的一项活动。

教师的任务在于认真地教,学生的任务在于努力地学,两者协调、默契,相辅相成,才能使教学活动不断完善。

 《学记》与《雄辩术原理》,就教与学的关系两相比较,《学记》更重视“学”,“学”，是儒家修身的基础与途径,又是诲人的前提与条件;而《雄辩术原理》则强调“教”,昆体良认为教学活动首先在于教师的教,强调教师在教学中的地位。

2．藏息相辅与劳逸结合

 《学记》说:

“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

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

”正业，指主课或正课教学;居学，意即课外作业和练习;藏，指掌握获得的知识,修，指知识的进一步增长,息或游，是指下课后开展各种游艺活动，息焉游焉是为了更好地学习和掌握知识,即藏焉修焉。

学生学习方面的进步是在教与学、张与弛、已知与未知的矛盾统一体中进行和获得的。

 《雄辩术原理》中指出:

对于一切儿童都应当指允许他们有些休息,这不仅仅是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经受持久的劳累,而是专心致志的学习有赖于学生的意愿,而意愿是不能通过强制而得到的。

昆体良还强调学生游戏的重要性,认为游戏既是一种休息,同时更重要的是一种教育手段,游戏不仅有德育的意义,更有智育的价值。

在游戏中,学生品德方面的不足和差异不知不觉地被表露出来,便于教师针对实际给予指导,及时进行教育,而且在游戏中,学生的智力得到发展。

3．长善救失和因材施教

 《学记》要求教师了解学生的个性特点和差异,并且根据情况给予正确对待。

《学记》中说:

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

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

此四者,心之莫同也。

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也。

这段话是说学生能否树立正确的学习思想和态度,教师能否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思想和态度,是教学能否成功的关键。

这里指出的多、寡、易、止是学习中表现出来的四种缺点:

即贪多务得,就会不求甚解;所习太少,就会孤陋寡闻,会限制智力的发展;浅尝辄止,就会放弃刻苦钻研,就不能掌握知识的本质;畏难而退,就失去了信心,就不能进取了。

而这四种偏颇是学习过程中的四种缺点,是由于学生的不同心理所引起的,反映着学生对待学习的不同心理状态。

长善救失，含有辩证的因素,教师只有了解这些心理状态,对症下药,才能矫正这些缺点。

因此,教师要善于因势利导,帮助学生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处理好多、寡、易、止的关系,补偏救弊,因材施教,既要激励学生发扬其优点,又要善于矫正学生的缺点,使学生得到全面的发展。

 昆体良也论述了因材施教的思想,他认为在对受教育者提出统一要求的同时,也必须照顾他们的个别差异,因人而异,因材施教。

他说:

因为个人的才能的确有着不可思议的差别,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

在他看来要因材施教,首先必须了解学生的能力和天赋素质。

他把是否善于仔细观察学生的能力和差异,能否弄清每个学生天赋的特殊倾向,作为衡量一个教师的标准。

他认为在了解学生的前提下,根据学生的特点,采取相应的教学方法,善于使每个学生在其最有潜力的方面得到发展,扬长避短。

他指出,善良与学识的渊博是对雄辩家的统一要求,但在演说风格上则鼓励发展各自的特色。

教师应敏锐地观察哪些学生天性乐于运用简洁优美的演说风格,哪些学生乐于运用单刀直入的、庄重的、和颜悦色的、猛烈的、华丽的或机智的演说风格,然后在教学中适合个人的特殊情况和需要,使每个学生能发挥各自的长处。

 《学记》和《雄辩术原理》,内容与方法虽不尽相同,共性是显而易见的。

两者都认识到因材施教是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并把善于因材施教作为好教师的标志,强调了解学生是因材施教的前提与基础,在具体方法上给以有意的指导。

4．启发诱导与提问答疑

 《学记》继承和发扬了《论语》中的“夫子循循然善诱人，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启发教学的思想。

提出:

故君子之教,喻也。

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

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

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在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而不给以牵制;向学生提出严格要求,而不施加压力,不强加逼迫;提供思考问题的线索,但又不把道理和盘托出或代替学生做出结论,让学生去独立思考。

这样师生之间就能和悦相亲,就能处理好教与学之间的矛盾关系。

教师如果能使学生觉得师生之间和悦,学习上容易,并能独立思考,这就做到了“善喻”。

为达到“和易以思”的教学效果,在教学中教师还要做到“约而达,微而臧,罕譬而喻”,要求教师讲解的内容扼要而明确,精辟而得体,少譬喻而富于启迪。

在贯彻启发诱导原则的过程中,教师怎样运用问答法组织教学,《学记》也做了生动形象的比喻:

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及其久也,相说以解。

要求教师既要善于对学生提出问题,又要善于对待学生提出的问题。

《学记》还把教师对学生发问的反应比做钟声,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

使学生在教师的启发诱导下,积极思考,最大限度地发展学生的智力。

 《雄辩术原理》也要求教师要善于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向不发问的学生提问。

昆体良把乐学善问看作是好学生的标志,他认为提问可以检测学生的能力,防止学生在课堂上漫不经心,更为重要的是这样做可以引导班上的学生自己发现问题,运用他们的智力,而这正是这种教学方法的最终目的。

 《学记》与《雄辩术原理》揭示了启发诱导的实质在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发展其思维能力,强调启发诱导的关键在于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的结合。

但《学记》注重在教学过程中处理好教与学、知识传授与智力发展的关系,而在《雄辩术原理》中,提问是启发诱导的主要方式,提问被看成检测学生能力、保持学生注意力的手段,提出了“教是为了不教”的见解。

5．豫、时、孙、摩

 《学记》认为：

豫、时、孙、摩是“教之所由兴也。

”这四者,既是大学之法,也是教学中必须掌握的基本原则。

 豫,《学记》说:

禁于未发之谓豫。

豫，是预防、预见、预备的意思。

它要求教师对教育中可能发生的问题,要有预见,要做到心中有数,要注意防止干扰教学的现象发生。

 《雄辩术原理》也涉及到了预防性原则。

其中,昆体良要求教师“要经常讲解什么是荣誉与善良,因为愈是经常告诫,就愈少需用惩罚。

”他认为在学生养成不良习惯后,再进行教育是困难的,不需费很多时间就可以证明:

灌输良好的教训是多么好,要消除根深蒂固的缺点又是多么困难,因为接手的教师要肩负两重责任,要消除错误教学的影响比从头教起困难得多。

 时，《学记》说:

当其可之谓时，可，意为不早不迟,恰值其机;时,即及时。

这句话蕴涵有根据学生的需要与接受能力,恰到好处、及时地进行教育,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否则,即使勤苦也难有成果,达不到预期的目的。

可与时对教学实践的启示在于按照学生的年龄特征和学生的心理需求及时进行教育。

 《雄辩术原理》中也有这方面的论述。

昆体良认为儿童在7岁之前就应开始学习。

在他看来,初步的学习是识字,识字仅靠记忆,而记忆力不仅存在于儿童时期,且儿童时期的记忆力更为牢固。

因此,应及时施教,不可浪费早年的时间。

他说:

人的头脑在定型以前是更易于学习的。

另外,昆体良在关于教育内容及其结构的主张中,也始终贯穿着及时施教的思想。

 孙,《学记》说:

不陵节而施之谓孙。

意即教师在教学中要根据学生的知识基础、接受能力来安排教材的知识深浅、难易程度。

学生的年龄长幼、接受能力就是节;不陵节，就是必须在节的限度内,循序渐进地进行教学。

避免“坏乱而不修”的情况,在教学实践中具有以下几种含义:

一要遵循人的认知发展规律,由易到难,由简及繁,由浅入深地进行教育;二须考虑不同年龄学生的接受能力,量力施教。

三是教材及学习内容的结构安排要符合一定的逻辑顺序,而不可杂乱无序。

四要注意个别差异,考虑不同学生的不同需求和能力,做到“由其诚、尽其材”，在解答学生问题时,也应做到“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

 昆体良在论及雄辩家的培养时,也强调循序性。

他认为雄辩家的培养必须从基础开始,逐渐地由浅入深,经过好几个阶段的教育,直至达到雄辩家的顶峰,反对速成。

他说:

如果一个人没有知识的扎实的基础,也不能在较高程度的学科上有重大成就。

他的主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根据学生接受能力,逐步施教。

二是考虑学生的个体差异,对不同能力的学生提出不同的要求,采用不同的方法。

同时,他提醒教师不要企图让学生去做不可能做到的事,而让他们做力能胜任的事。

 摩,《学记》说:

相观而善之谓摩。

原指两物研磨,这里比喻人们一起研究学问,有相互切磋的意思,即提倡师生、朋友、同学之间相互学习,彼此取长补短。

《学记》把乐群、亲师和取友作为重要的教育要求,提出了“相观而善”的教学原则,肯定了群、友相互影响的重要性,指出:

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

也强调谨慎地取友,否则,会导致“燕朋逆其友、燕辟废其学”。

 《雄辩术原理》中多处论述了模仿在教育过程中的重要性。

昆体良认为模仿是儿童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志,他说:

这是儿童可以接受教育的象征。

在最初阶段,学生易于模仿他们的同学,模仿可激励学生取得进步。

他同时也指出模仿既有向善的一面,也有趋恶的可能,在早期影响儿童的环境因素主要有父母、教仆和保姆,当儿童入学后,影响因素则为教师和同学,教师及家长必须防止环境中不良因素的消极影响,不应当让学生模仿错误的东西,并利用积极的环境影响,使儿童去恶向善。

（三）总结

 《学记》与《雄辩术原理》作为世界教育学的宝贵遗产,两者都较全面地总结了当时所处时代的学校教育经验,揭示了教与学的辩正关系,提出了一系列的教育教学原则和方法,形成了初具体系的教育教学思想。

两部著作虽在时间先后、地域环境和社会政治文化背景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却在教育教学理论方面具有如此之多的共识,这正好反映了教育教学除受社会、政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制约外,也具有超乎其上的普遍规律,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这也正是两者可比的基础,同时也是对此进行研究的现实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