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抄本是怎能样炼成的.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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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抄本是怎能样炼成的
“龙抄本”是怎样炼成的
一、抄书匠刘国龙和“龙抄本”
刘国龙是北京市华声报社一个搞行政工作的普通退役军人、退休老人，1935年6月生，仅有初中学历。
二十多年前，他大病初愈后，用练习书法来养生健身。
从那以后，二十多年来，他不避寒暑，不休假日，以坚韧不拔的毅力每天坚持七、八个小时伏案写毛笔字，用工整的小楷抄写中国古典小说、中国现代纪实文学、中国传统的蒙学读物等。
截止2011年年底，他抄写的总字数已超过1200万字。
1995年，《刘国龙抄本红楼梦》由北京荣宝斋出版社，2001年，刘国龙的四部中国古典小说抄本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龙抄本”因而出世扬名。
1995年，北京旅游局为了开发高端旅游文化产品，决定出资，由北京荣宝斋出版社出版，《刘国龙抄本红楼梦》线装本出版发行了。
早在五年前，即1990年，刘国龙已抄完了红楼梦全书（一抄），但是当时抄写比较随意，前半部是用简化字，后半部则用繁体字，抄后又没有严格的校对，显然是不能出版的。
为了保证出版的高质量，对历史负责，对读者负责，刘国龙用五年时间重抄《红楼梦》，认真用繁体字抄写，并精心校对之后，经友人推介，分别送启功和端木蕻良二位大师审视，并请求他们题签和写序，二位大师对刘国龙抄本是慧眼识真，分别惠然应求。
启功大师的题签是：
“刘国龙抄本红楼梦”。
这就是“龙抄本”最初的名称。
又过了五年，到了2001年。
这五年，刘国龙严格按照出版的要求，马不停蹄的连续抄完了《金瓶梅词话》、《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三抄）等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甘肃人民出版社决定出版这个系列中的后四部。
大师季羡林在看了刘国龙抄本系列的大部分原稿后，欣然同意为这个抄本系列写序言，他主动约刘国龙见面、交谈，听取意见。
刘国龙对季老说：
“把我的名字写在这些名著名称的前面，对前人有失恭敬。
我想改为‘龙抄本中国古典小说’，这就可以去掉我的名字，而赋予更深更广的义意了。
”季老听了，立即高兴地说：
“叫龙抄本好！
”季老赞成并写序，出版社和报刊相呼应，“龙抄本”这个专用名词就传播得更远更广了。
值得庆幸的是，2001年龙抄本系列出版前，还分别得到李锐、赵朴初、南怀瑾、季羡林、尹瘦石、王十川等耄耋大学者们的写序、题签、画像和治印。
这么多世纪老人不约而同地为“龙抄本”锦上添花，这在我国文苑出版史上，是一件空前绝后的盛事。
又过了10年，到了2011年，刘国龙已经76岁了。
这10年，他没有丝毫的退意，依然是精神抖擞，马不停蹄地在抄写，现在他的“龙抄本”又有了新的内容更丰富的含义。
可称之为：
《龙抄本中国古典小说系列》《龙抄本现代纪实文学系列》《龙抄本中国古代蒙学和其他系列》。
“龙抄本”竟然成了三个系列的十几部中外名著庞然大物了！
可见刘国龙为锻造“龙抄本”付出了惊人的智慧和劳动。
最近，国龙给我一个抄写清单，清单上详尽地列出他二十多年来抄写的中国古今名著的名目，总字数已超过1200万字。
他抄写得工工整整的手稿，码起来已有二米多高了。
在中国用小楷抄书的历史上，有记载的是明代嘉靖年间，皇帝下令组织人抄写《永乐大典》。
清代乾隆年间，皇帝下令组织人抄写《四库全书》。
抄写时间都没超过十年，个人抄写的数量没超过30万字。
而民间抄写名著的虽然不乏其人，《红楼梦》成书时，是禁书，各式各样的手抄本在民间流传甚多，但大多是数人合抄，一人抄成这百万字的《红楼梦》几乎没有，也没有留传下来。
像刘国龙这样，一个人持续二十年，抄写逾千万字，而且已经出版多部，这是一个创历史的惊人纪录。
南北朝的智永法师是我国著名的书法大家王羲之的七世孙，是写小楷的大家，出家在寺院里，三十多年闭门不出，潜心苦练小楷书法，仅写秃的毛笔就有五大筐，寺院后有一座“笔冢”，是专门埋葬写秃的毛笔。
智永以抄写《千字文》800多篇的美誉而传于后世。
最近这几年来，国龙就时时以智永为榜样，每天抄写一篇《千字文》。
现在他终于也抄写了《千字文》800多篇。
国龙似登上了又一个小山峰！
他喜悦之际，凝成两句诗：
“千笔秃锋羞自争，墨染金水三西红。
”这是说他二十多年来，抄写金（瓶梅词话）、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等名著，已写秃了千支毛笔，把这个成绩拿来显耀，真是让人见笑了。
其实，这是一种很自豪的心情。
“龙抄本”是我国文苑出版界的一个崭新的品牌。
它的内容还在不断的丰富，今后还会陆续出版。
“龙抄本”是把中国古今文学名著同中国传统小楷书法结合的艺术精品。
在印刷术和电脑发达的现代，中国传统的实用小楷书法，越来越少见，越来越弥足珍贵。
而“龙抄本”的产生，既具有很强的实用阅读的功能，又具有很高的欣赏和收藏价值。
它的重要特征是：
一是以中华传世名著为载体，来展示中华传统小楷书法的刚劲、灵动、优雅之美。
这是把文学和书法两种艺术有机的结合为一体的方法。
人们在阅读“龙抄本”时，能从内容和形式的结合上得到双重的艺术享受。
刘国龙的小楷既有继承又有发扬，既有古风又有个性，因而受到许多耄耋大学者的青睐和赞赏。
这也说明“龙抄本”是当代的一种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二是“龙抄本”一律用繁体字写成，充分表现了国龙对中国传统汉字的崇敬和坚持。
他认为：
中国传统汉字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字。
他这种坚持是有深远的意义的。
三是校勘精细准确。
国龙选择抄写底本尤其重视专家的意见，还特别注意搜集和比较各种版本和历代学者的研究成果，抄写前后都认真做到校对、比较、选择和勘误，使错误率减少到万分之一以下。
国龙认为：
“抄写古今文学名著，只有抄真实，最大限度的减少错误，才能达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才能使抄本具有真正的实用阅读和珍藏的功能。
”“龙抄本系列”出版后，曾采取“百元沽一错”的措施，而且确实兑现了对指出错误者给予奖励的承诺。
“龙抄本”是我国文化繁荣的百花园中的一朵绽开的奇葩，它表明通过各种形式发扬光大中华文化优秀传统，有着极大的潜力！
二、厚德载物，孤愤独发——锻造龙抄本的源动力
用毛笔写小楷，抄中国古今名著，是每个普通的中国人都能做的，但是要像刘国龙那样，二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恒，在抄写数量上，创历史惊人纪录，在质量上精益求精，使抄写错误率在万分之一以下。
这不仅要求抄写者有惊人的毅力和高度的历史责任心，还要有一个高度负责的和高水平的校勘团队来配合，所以，一般人是难以达到的。
这就是厚德载物的道理，厚德者，方能创造奇迹。
刘国龙的厚德，表现在他经历了太多的人世沧桑，饱尝了太多的人间苦难，在困苦的环境中，他磨励了优良的品德、坚强的意志和毅力，在他身上积蓄了极大的潜能。
在改革开放的宽松环境下，终于表现出强烈的反弹和孤愤独发的强势，推动他去创造人间奇迹。
同时，他的人品和他的行动又得到很多人的赞赏和支持，很自然的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得道多助”的团队。
中国有句俗话说：
字如其人。
“龙抄本”所包含的确确实实的是国龙和支持他的团队的高尚人品和精神。
1935年6月，国龙出身在天津武清县一个富裕的耕读农家，家有300亩地，30多口人，自耕为主，常年雇1-2个长工，农忙时全家男女老少都参加劳动，还要雇短工多人。
同时在附近的大中城市又开办工商企业。
这样的农耕之家从经济上看是农工商相结合，并且是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经济，而不是封建的经济。
从文化上看是传统的中华文化和外来的现代文化相结合。
这样的农耕之家是当时农村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代表。
但是后来因为推行所谓的阶级斗争的错误理论和政策，导致这样千千万万的农耕家庭的迅速衰败和破灭，也是整个中国农村经济文化衰退的一个缩影。
国龙的祖父刘文焕是个中医，常年免费给乡民治病，还赠送自制草药，人品医德皆获乡民称道。
国龙的二爷是前清秀才，尤善书法，在乡间教书，许多乡民是他的学生。
国龙和堂弟刘福柱从五六岁起，就在二爷的严格训练下，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等中国传统蒙学，并练就了中国书法的“童子功”。
国龙的父辈是三兄弟，老大和老三在家务农，国龙的父亲刘志清行二，是个实业家，早年在武清师范毕业，在江西当过几年县的禁烟科长和硝矿局长，辞职后与朋友合资在天津办工商企业。
他创办的天津鱼首火柴公司，在十九世纪的三十年代的天津地区，打破了日本玉手火柴的市场独家垄断，在天津民族工业史上有“鱼首和玉手之争”的一段佳话。
北京火柴厂的前身——道济火柴厂是用他的资金创办起来的。
他乐善好施，每逢节假日回乡，总要带一些棉衣、火柴、煤油等物品，给贫困户送温暖。
抗日时期，他冒着危险积极支持抗日活动。
后来到台湾，白手起家办实业，颇有成效。
他出资创建河北武清同乡会和多次资助台湾的贫困出国留学生，勉励他们勤奋学习。
1975年他还扩大投资到非洲大陆。
1976年突然病逝台湾前，他把全部资产都捐献给台湾的社会公益事业，没给自己儿女留一分钱。
国龙在这个家中属孙辈，按大排行共有兄弟10人，国龙排第8。
在这样的家庭里，国龙从小受到的教育是努力学习、热爱劳动、勤俭节约、尊老爱幼、平等待人、同情弱者、乐善好施、重义轻利的中华美德的教育。
生长在这样的“四世同堂”的大家庭里是很幸运的。
幼年的国龙在这里打下人生成长的良好根基。
但是，由于社会的动荡和变迁，国龙和家人陷入困境长达三十多年，最后这个大家庭遭到完全衰败命运。
困境之一，是遭受战争之难。
八年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两党的内战又开始了，1947年战争波及到河北、天津一带，国龙一家为躲避战祸，家中男人大多逃亡北京，只留一些妇幼在农村。
于是一个大个家庭就破裂了，农业生产也因此停顿。
首先遭难的是祖父，因其年事已高，经不起折腾，1949年病逝北京。
国龙的父亲刘志清，慑于共产党暴力革命的压力，只身逃离，先是逗留天津、上海、海南等地，最后落足台湾。
困境之二，是在土地改革和镇反运动中遭受灭顶之灾。
1950年武清县开始了土改和镇反运动，留在农村的女眷有国龙的大娘、老婶、继母、大嫂、四嫂还有国龙的未成年的弟妹数人。
这些人全被扫地出门，关到村外一个破庙里。
家里的全部财产，包括土地、宅院和宅内的所有浮财全都被没收，唯有祖父的大量线装书无人问津，散落在宅院内各处，有的一炬了之。
在此时，大哥国玺、四哥国荣因惦记女眷，偷偷回家探视，被土改领导小组认定是“企图反攻倒算”。
大哥一听连夜逃回北京。
四哥年仅25岁，自恃没干过坏事，又不放心正在坐月子的四嫂，不忍离家，结果当晚被逮捕，第二天一大早，在县城东门被枪毙了。
以后听说是为了凑够指标，才无辜被杀。
四哥一死，四嫂痛苦万分，无法呆在家乡，到北京打工，又被认为是反革命家属，无单位敢留用，无奈只得抱着孩子走西口去了（到西部边远地区投奔亲友）。
接着国龙的继母因土改分配的耕地离家十多里远，劳动异常辛苦，一年后吐血而死，其女儿送给了别人，儿子由已出嫁的同父异母的姐姐收留。
困境之三，是遭受文化大革命扫荡之灾。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国龙一家按阶级划分政策，属地主资本家之列，土改时己被剥夺得一无所有了，三十年后，因为“人还在，心不死”，自然是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对象。
首先遭难的是国龙的祖母，当时已84岁，但仍不能逃脱被揪斗的厄运，在一些11-12岁的小学生造反组织的批斗会上，被戴上地主婆帽子，还遭到毒打，祖母觉得生不如死，于是绝食几天之后死亡。
与此同时，国龙的大伯一家，老叔一家，大舅一家，也统统被赶出北京回到老家。
大伯回家时，已是古稀之年，回到武清县家中第二天又被批斗，被打得直不起身，几天后就被折腾而死，死后卷个席子就掩埋了。
国龙的姥姥是年逾80的人，是让人背着回乡的，回乡不久也被折腾死了，也是被卷席筒掩埋。
国龙的亲哥国丰（国字辈中排第二），解放前在北京上过大学，又跟祖父学过中医。
解放后被中央高级党校录用为职员。
历次政治运动都平安过关，但到文化大革命时却被定为地主分子，当时正重病住院，硬是从病床上拖出来批斗，终于被折腾而死，时年仅48岁。
二哥一死，这一家也陷入破裂。
二嫂只身一人被下放到延庆农村，五个孩子分别上山下乡了。
大哥国玺，土改时逃过一劫，被北京花纱布公司录用，1957年被打为右派分子和坏分子。
被判刑数年，刑满释放后，在监狱就业。
到文革时，也被定为地主分子，被强制送回乡。
最让国龙想起来就揪心的是自己的亲弟国发，土改时年仅6岁，7岁成了孤儿，虽寄居在姐姐家，而姐家是一贫如洗，国发总是被饥饿困扰，稍长大后就连续19次去做海河工，就是为了填饱肚子。
天津有句民谚：
地下挖煤工，地上海河工。
是说做海河工堪比挖煤工人苦累。
国发十多年连续干海河工，又苦又累，又得不到人间亲情的关爱，1984年喝农药自杀身亡。
国龙觉得很内疚，因他从未对国发尽过兄长关爱之责（其实，国龙自己也是处于阶级斗争的紧张环境中，犹如泥人过江，朝不保夕）。
国龙自己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经历坎坷，人生之路竟然越走越窄。
1950年月11月，15岁的刘国龙瞒着祖母，报名参加抗美援朝，离开了破碎的家，来到了人民解放军中。
参军前他在中学接受了社会发展史和阶级斗争的教育，认为自己家庭对工人农民有剥削，有一种负罪感，要同家庭划清界线，决心跟着共产党好好干革命。
在部队15年，开始当无线电报务员，接着当了五年班长，9年排长，他领导的排，曾获得全军优秀排的荣誉称号，个人三次立功，1962年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但是，因为出身不好，父亲又在台湾，所以他总是在“另册”上，政审总是不合格，明显受到“阶级歧视”。
他领导的排获得全军级的荣耀，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领导要在中南海接见，但是作为获得此殊荣的排长却因政审不合格，不能进中南海参加接见，只好由一个班长来顶替。
入党也是如此，一般战士和干部入党，营党委就可以讨论、批准。
但是刘国龙入党必须由团党委讨论，并且要全票通过，然后报师党委批准和北京空军保卫部备案。
当了9年多的先进排长，不能提升为连级干部，最后上级决定他“转业到青海玉树地区”，连北京都不能回——实际上又是一种惩罚性的歧视。
刘国龙的许多战友都为之忿忿不平，支持国龙抗争。
几经周折，终于获得复员回到北京的待遇。
但是，回到北京后，有半年多处于失业状态，无单位接收。
好不容易被安置在北京帆布厂当工人，不久就发生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工厂革委会竟然宣布刘国龙为厂内头号现行反革命分子，由革命群众实行专政——关押了整整一百天。
后来，到了清理阶级队伍，军宣队长公开表示，一定要把阶级异己分子刘国龙从党内“吐故”掉。
如果不是国龙的战友和挚友竭力保护，国龙是难逃被逼死的厄运。
在家庭和本人长期的屡遭厄运的困境下，国龙没有消极退缩，没有悲观厌世，反而磨练了他宁静致远、淡薄名利、真诚待人、踏实做事的人品。
他常说：
个人的力量是很微小的，是无力扭转这个世道，更不能左右党和国家的政策，还能自己选择家庭出身。
但是自己完全可以选择积极的人生态度和目的，选择做什么样的人，交什么样的朋友，选择自己的喜恕哀乐。
他这种积极的人生观，使他交结了数不清的挚友，使他始终积极向上，快乐人生。
在改革开放的比较宽松的条件下，刘国龙改正了过去只能讲阶级性，不敢讲人性的偏向，恢复了中断三十的亲情，同大伯、老叔、大舅各家有了联系和往来。
更高兴的是在台湾的父亲和老舅有了消息，有了书信往来。
这使国龙大大增强了生活的信心和欢乐，尽管他这时猝发心脏病，又年近花甲，但是他的积极的人生态度和长期磨练的毅力，支持他去做他认为是有意义的事，成为他孤愤独发和厚积薄发的源动力，推动他二十多年坚持用小楷抄写中国古今名著，成为他积极快乐人生的新内容。
三、爱的奉献爱的创造
如果单靠刘国龙个人的力量是永远也不可能锻造这一千多万字的龙抄本。
在龙抄本锻造的过程中，充满着许多人的爱的奉献和爱的支持，所以龙抄本也是爱的结晶、团队力量和智慧的结晶。
亲人的爱，是支持国龙完成龙抄本不可或缺的。
国龙的妻子胡翠珍是北京帆布厂的工人，她果断刚强，又善解人意，是贤妻良母，她了解国龙的秉性：
认准了事就会竭尽全力去做好。
当国龙大病初愈，决定抄书养病时，翠珍就立即提前办了退休，包揽了全部的家务劳动，支持国龙专心致志抄书。
还抽出时间参加校勘。
有一次，国龙得知可以到某出版社库房买到《金瓶梅词话》一书，价钱是1200元。
这是他当时2-3个月的工资，就有些犹豫。
翠珍知道这事以后，就坚决地说：
“对你抄写有好处，就要下决心买，你就当给我买一条项链好了。
”国龙听了，就高高兴兴地买了这本书，并且早在2001年抄完了这本107万字的古典小说，国龙坚信，这本书会很快解禁的。
这个龙抄本也会很快同读者见面的。
刘福柱，是国龙的堂弟，比国龙小2岁，生于1937年。
国龙与福柱从小随二爷（福柱的祖父）学习书法，打下良好的书法基本功。
福柱从小学、中学、大学到当教师，60多年坚持苦练和潜心研究，现在已成为全国知名的书法家，国龙由于少年投笔从戎，早就把小时学得的书法基本功，忘得一干二净。
1988年国龙重温中国书法时，就想起福柱，兄弟俩因为阶级斗争断了亲情，37年未见面，现在社会和谐，又重续亲情！
国龙常去廊坊拜访福柱，让福柱点评他写的小楷。
起初，福柱对他的小楷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并劝他说：
你是花甲老人了，现在起步已晚了，这么苦练是不会收到好效果的。
后来，他看到国龙有些入门，就多方加以具体指导。
国龙说：
福柱对我帮助太大了，他是我的堂弟，又是我的老师，他对我的真情，是真正的亲人之爱，这在过去是无法享受到的。
而国龙如此痴心地追求和热爱小楷艺术又打动了福柱。
他们相互切磋，相互支持，真正成了心连心的书法兄弟。
国龙说：
完成“龙抄本”的第一功臣非姚廷华老师莫属。
1923年出生的老人姚廷华老师，1993年己是70岁的老人，身体又不好，但是他自愿义务地担当刘国龙抄写的指导和校勘工作，一干就是六年多，为“龙抄本”系列的诞生贡献了最后的生命力。
刘国龙每当谈到“龙抄本”的时候，都会情不自禁地说：
“没有姚老师的倾心关爱就没有龙抄本。
”原来刘国龙与姚老师结缘有一个动人的故事。
1992年刘国龙用简化字和繁体字混合抄完了《红楼梦》120回，《石头记》80回时，他不知道社会如何评价，于是经常利用会友和早锻炼的机会，带着的龙抄本展示给相识的和不相识的朋友看，请他们评说，但是国龙听到的是一片赞好声，偶而也听到一些意见和建议。
他向朋友们说，他“求师若渴”，希望得到行家和专家的评说和指教，以便得到更大的进步。
这时有个他在帆布厂的女工友韩师傅对国龙说：
“我没文化，没无法评论你的抄写工作。
但是我有个邻居，是个有大学问的人，以前是110中学的校长，文化大革命期间，差点被红卫兵打死。
你去找找他，也许能指出些门道来。
”国龙一听喜出望外，立即直奔姚老师家。
他想他与姚老师素昧平生，这样鲁莽进见可能把事办坏了。
于是找到韩师傅的儿子代他把抄本送给姚老师。
韩师傅儿子回来说，姚老师只说，你把抄本放在我这里吧。
过了好几天，国龙没见动静，心中有些急，让韩师傅的儿子去问问，师傅的儿子回来说，姚老师说，怎么啦，着急了？
别的没说。
又过了好些日子，国龙不见动静，心想：
怕是姚老师不屑一顾。
他抱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找到韩师傅的儿子再去姚老师家问问。
韩师傅的儿子回来说，姚老师让你去他家，要见见你。
国龙一听，就急忙到姚老师家。
没想到姚老师非常平易近人，十分亲切地让国龙坐下，然后送上一张写得工整的勘误表，分别列出抄本中“宜改”的有哪些，“应改”的有哪些。
并且谦逊地说：
“你要急着出版，我也只能帮你做到这些了。
”国龙这时真是感动极了，他感到姚老师就是他要找的真正的专家和老师，他对姚老师说：
“我有战友出钱帮我操办出版事宜，出版可能问题不大。
但是我没有急着要出版，我想要找个专家好好把关，真正把这抄本抄好，抄真实，不要错误百出，我们是要对历史负责的。
”姚老师一听就爽快地答应：
“好吧，我就来当你的抄本的义务校对员。
”姚老师的爱人笑着说：
“你算是找对了，他这一生就是喜欢研究红楼梦。
”姚老师这一开头，就马不停蹄地干了六年多，直到他1999年病逝。
他不但给《红楼梦》出版把关，而且给《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出版把关。
他不但对整个抄写的校对过程，实行“三校一审”严格把关，而且对从选择抄写底本、抄写到请专家题书签和出版，都提出中肯的建议。
同姚老师接触多了，国龙才深切了解到，姚老师出身名门望族，他的哥哥曾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姐夫曾在抗日战争时任远征军的副军长。
姚老师本人1944年毕业于中央大学文学院，在上海当过某报社的主编，退休前是北京110中学的校长，中国文学素养颇高。
更可贵的是姚老师不愧是“为人师表”，他的品德、才学勘称楷模，他热爱中华优秀传统、对文学艺术的求真求实、对历史的高度责任心，对人的平等、热情，他的思想和行为都深深感动和温暖了国龙和他的朋友们。
潘惠华是国龙在初中时的同学，又是一同参军的战友，二人先后复员回京后，友情更是不断增进。
国龙常回忆说：
“我同惠华的友谊长达60多年，建国初我是无爹妈的孩子，惠华看我常吃不饱饭，就带馒头给我吃。
我从部队复员回到北京没有房屋住，落不了户口，他家就腾出一间屋给我住，帮我安家。
我猝发心脏病，死里逃生，他鼓励我抄书养生，帮我校对，联系出版。
他的无私和真诚的亲情之爱，伴随我一生。
张学义是国龙在六中的同学，都因为喜欢阅读中国古典小说，少年时期就是挚友，国龙在初三时参军了，而学义则因家庭出身不好，未能上大学，较早地参加工作，并流落到山西。
二人一别就是五十年。
而巧合的是因为龙抄本，二人在国龙家不期而遇。
从此，学义就成了龙抄本系列最给力的义务校勘员。
那是在1995年，《刘国龙抄本红楼梦》一书出版后，刘国龙捎话给复员回到山西的一个战友，告诉他自己的红楼梦抄本出版了，打算送他一套。
那位老战友本人因工作忙未能到北京，而是托一位同事来国龙家取书。
这位受托的同事找到国龙家，这人就是张学义！
阔别五十的少年挚友就这样相拥而重逢了。
真是老天有眼，张学义就是上苍给国龙派来的高水平的校勘员。
张学义从小就热爱中国古典文学，五十年来人生曲折坎坷，但志趣丝毫未改，从爱好者成为专门家。
龙抄本系列大多经过他严格认真把关，说他是龙抄本诞生的第二功臣是当之无愧的。
国龙曾感慨地说，龙抄本最费工的是校勘和修补，其工作量远远超过抄写，而参加龙抄本的校勘、修补工作多达三十多人，几乎全是亲人、老同学、老战友、老同事，其中北京六中的老同学就六人，都是七十岁以上的老人，所有参加校勘的人都是义务的，没有取得一分钱的报酬。
他们是凭借对中国传统文学和书法的的热爱、对国龙这份抄写事业的热爱，他们做出的是无私的爱的奉献，他们把这份浓浓的爱凝聚到龙抄本中，爱是创造奇迹的源动力和推动力。
四、老一辈的关爱，推动龙抄本最终锻造成功
“龙抄本”出自民间普通的抄手，就是因为有姚廷华老师、刘福柱、张学义这样具有专业水平人士的帮助，才能大大提高档次，提高质量。
在具有较高质量的基础上，还需要有大师级的老师鉴定、点评、题签、作序、作画或治印。
粗看起来，这不过就是做锦上添花的事，其实，其中意义重大。
它反映老一辈人的态度，反映这事本身的意义。
如果龙抄本不用传统小楷，不是用繁体字写，而是用钢笔、园珠笔写，用简化字写。
那么，这些老一辈是绝对不会题书签，写序文的。
从他们赞赏和支持龙抄本的积极行动中，使我们看到，龙抄本本身的重大意义，在于它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的一种独特的方式。
老一辈的态度还对提高龙抄本的艺术档次，提升价值，扩大影响，推向市场起着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所以龙抄本走的这条道路是可行的，成功的，可把它概括为：
民间业余的创造必须与高水平的专业指导相结合。
二十年来，龙抄本就是走的这条道路。
先后得到大师级的老师关爱提携的有十多人。
其中题书签有9人，得到书签共16个。
作序文的有4人，6篇序文。
得到题诗赞扬的有8人，16幅。
得到治印的有1人，治印3方。
由此可见，只要是真正德高望重的大师，他们对民间的新事物总是持无私、公正、关爱、提携的伯乐态度。
那些对民间新事物持官老爷态度的人，不过是徒有虚名的假大师而已。
1993年，国龙已完成一抄《红楼梦》，北京六中党支部书记单承佑受托去启功大师家请求题签“刘国龙手抄本红楼梦全卷”。
启功看了这个求签的条子，风趣地说：
“红楼梦不分卷，不用手抄，难道还用脚抄？
”然后，提笔写下了“刘国龙抄本红楼梦”。
真是画龙点睛地为刘国龙抄本完成了题签。
1995年，国龙完成了二抄《红楼梦》，他们想让红学专家端木蕻良审视一下抄本，并请求写序。
经过朋友的引荐，国龙拜见了端木老，当时端木老很不理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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