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语境下胡适的白话文学观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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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月，胡适发表了着名的《文学改良刍议》，吹响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号角，其后，他又陆续发表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论文学改革的进行程序》、《谈新诗》、《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历史的文学观念论》等一系列有关文章，形成了他的白话文学观。
其白话文学观包括“然以今世进化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
可断言”①的白话文学的发展观和“死文言决不能产生活文学，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②的白话文学的语言观两部分。
其中，前者是在实验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指导下完成的。
就中国现代文学而言，现代西方哲学对中国现代作家的影响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以英美为主的实验主义哲学，一类是以德法为代表的欧洲大陆的生命哲学，其代表人物分别是胡适和鲁迅。
胡适的白话文学发展观，正是实验主义哲学思想的产物。
胡适于1910年作为第二批庚款留学生赴美，1915年7月，开始对实验主义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9月，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研究部，师从杜威，专攻哲学，从此，实验主义哲学成为胡适思想的基础，也成为他学术研究、文学创作的座标。
实验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潮，是19世纪自然科学发展的产物。
其思想最初由皮尔士提出，詹姆士把它的思维方式、思想方法应用到宗教范畴，并加以心理学、哲学的升华，舍勒又把它的范畴扩大到真理论和实践论的“人本主义”领域。
随着实验主义应用范畴的扩展，其影响也日益增加，杜威则把实验主义哲学定位为“工具主义”或“实证主义”。
实验主义哲学的基本观念是实验室的态度和历史的态度，所谓历史的态度即是历史的进化论思想，胡适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最大贡献之一，在于将实验主义的历史态度与中国文学的状况相结合，形成了文学进化观念论，并运用它来重新度识中国的文学。
胡适认为，自古以来，讲进化的人本不少，但总不曾明白主张“物种”是变迁进化的结果。
哲学家大概把一切物种认作是最初同时发生的，发生以来，永远不变，古今如一，中国古代的荀子，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等都是如此，只有到了达尔文方才敢大胆地宣言物的种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都有一个“由来”，都经过了许多变化，方才到今日的种类，到了今日，仍旧可使种类变迁。
种类的变化是适应环境的结果，真理不过是对付环境的一种工具；
环境变了，真理也随之改变……这种进化的观念，自从达尔文以来，各种学问都受到他的影响。
但是哲学是最守旧的东西，这六十年来，哲学家们所用的进化观念仍是海智尔的进化观念、不是达尔文的《物种由来》的进化论观念。
到了实验主义一派的哲学家，方才把达尔文一派的进化观念拿到哲学上来应用，拿来批评哲学上的问题，拿来讨论真理，进化观念在哲学上应用的结果，便产生了一种“历史的态度”。
什么叫做“历史的态度”，胡适解释道：
“这就是要研究事物如何发生；
怎样来的，怎样变到现在的样子；
这就是历史的态度。
”③胡适的文学进化观念论，就是实验主义哲学中历史的进化论思想，在中国文学领域中的实际运用。
结合中国文学几千年的历史，胡适认为历史的文学进化观应包含四个层次的内涵④。
其白话文学的发展观，正是胡适运用实验主义的历史进化态度去透视中国文学的结果。
其价值在于，他否定了中国文学永恒不变的法则和权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文学”的命题。
“居今日而言文学改良，当注重‘历史的文学观念‘。
一言以蔽之，曰：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⑤。
在《文学改良刍议》中他总述道：
“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
周秦有周秦之文学，汉魏有汉魏之文学，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学。
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
”⑥“古人已造古人之文学，今人当造今日之文学。
”⑦而关于今人之文学，胡适认为应是白话文学。
“性愚纵观古今文学变迁之趋势，以为白话之文学，故今日之文学，当以白话文学为正宗。
”⑧在对文学进化观念的理论和中国文学史进行了实证和历时性的考察后，他得出结论：
“然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
这样，胡适便将白话文学放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中来观照和考察，意在说明新文学作为整个中国文学进化中的一个环节和成果，是文学自然进化的产物，它取代旧文学是文学发展进化的必然结果。
实验主义哲学中的实验室态度，乃是“实证思维”的思想，这种思想具有两大特性：
“一是须有一种疑惑困难的情境做起点，二是须有思寻搜索的作用，要寻出新事物或新知识来解决这种疑惑困难”⑨。
胡适将实证思维分为五个步骤，“即疑难的境地；
指定疑难之点究竟在什么地方；
假定种种解决疑难的方法；
把每种假定所涵的结果，一一想出来，看哪一个假定能够解决这个困难；
证实这种解决使人信用或证明这种解决的谬误，使人不信用”⑩。
概括而言，从具体的事实境地入手，将一切学说理想与一切知识，都看成待证明的假设，用实验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试金石，也就是后来被胡适所津津乐道的：
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尝试集》正是胡适为了实证其白话文学的发展观，而在新诗创作领域，“假设”和“求证”的结果。
罗伯特?
休斯在《文学结构主义》中指出：
“思想的最显着特点是在过去似乎仅存在着未加区别现象的地方看到了秩序和结构，其目的是试图建立一种关于文学系统自身模式。
”11依此思维方式去观照胡适的《尝试集》，我们便会发现它不仅是我们的第一部新诗集，是新文学的第一个“宁馨儿”，更是现代实验主义哲学中实验室态度观念在文学创作领域的运用和显现。
如何将实验室的思想运用到白话诗的创作中，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表述的非常明白：
“实验主义教训我们，一切学说理论只是一种假设，必须要证实了然后可算是真理，证实的步骤，只是先把一个假设的理论种种可能的结果都推想出来，然后想法子来实验这些结果是否适用，或能否解决原来的问题。
我的白话文学论不过是一假设，这个假设的一部分已有历史的证实了，其余的一部分还等待证实试验的结果，我的白话诗实地试验，不过是我的实验主义的一种应用，所以我的白话诗还没有写得几首，我的诗集已有了名字了，就叫做《尝试集》”12。
在1915年4月9日寄给陈独秀的信中写道：
“私意欲借此实地试验，以观白话之是否可为韵文之利器。
盖白话之可为小说之利器，已经施耐庵，曹雪芹诸人实地证明，不容更辨，今惟有韵文一类，尚待吾人之实地试验耳。
自立此誓以来，才六七月，课余所作，居然成集。
因取放翁诗‘尝试
成功自古无‘之语，名之曰《尝诗集》。
尝试者，即吾所谓实地试验也。
”13在这种实验室思想哲学观念的催生下，1918年3月，《尝试集》终于分娩诞生，48篇诗作亦都可看作是现代哲学观念的产物，是现代文学观念和现代话语方式和现代思维方式的结果。
《尝诗集》的意义在于从文学创作实践的角度，实证了白话文学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如果说文学的进化观念论，为白话文学提供了理论依据的话，《尝试集》的成功则为白话文学提供了强有力的创作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说，胡适所倡导的白话文学运动，也就迥然相异于中国历史上以往的数次白话运动，因为它是在西方先进哲学的影响下生发的，具有哲学方法论的意义和价值。
以往，我们总是分别在文学界、史学界、哲学界内单独进行胡适研究，并没有将研究对象置身于全球化的语境，特别是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期的欧化语境之中，更没有从实验主义与其白话文学发展观之间的联系，从哲学与文学相结合边缘领域去观照研究对象，从而影响了胡适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我们也应看到，实验主义哲学在给胡适带来成就的同时，也造成了诸多的弊端和不足。
例如，当他用历史的文学观念去考察中国文学史时，便得出了白话文学古已有之的结论，为了给白话文学找到历史依据，他写了一部近三十万言的《白话文学史》，将汉朝的散文、汉末魏晋的诗文、唐诗、佛经的翻译文学统统都视为白话文学作品，这样便有意无意地抹煞了新旧文学的界限，颠倒了现代白话语言的“源”“流”关系。
同时，胡适根据“有用即真理”的实用主义观，任意用为我所用的态度阐释历史，例如，为了提倡白话文学，他便宣称，自古以来，凡有价值的文学都是白话的，完全否定了文言文学的成就，也在某种程度上为日后新文学的发展带来了先天发育不良的后果。
但丁与白话文学的语言观
在中华民族的文学长河中，汉民族语言形式主要有两大类型，文言与白话。
文言文原是古人口语的摘要，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出现，到西汉，封建统治者独尊儒术，记载这些经典的文言文也就成了不可更改的楷模，语言发展的趋势也就向着尊古的向度衍化，言文从此开始分离，并呈现出愈来愈烈的走向和趋势。
但在二千年的中国古代文学的长河中，白话文学始终是一股时隐时涨的暗流。
在我国的语言史上，不少学者从表达内容的真实可靠，从抒写性情的畅达随意着眼，都主张书面语与口头语的统一，如东汉的王充、明代的李卓吾、清代的袁宏道及清末的裘廷梁、梁启超等人。
但他们或是借口语、俗字等白话的生命力，以廓清复古的恶习，其目的仍在于延续文言文的生命；
或是借白话的通俗性来开启民智，维新改良。
并没有提出彻底的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以白话文学取代旧文学，建设新文学的主张。
在对中国传统语言史和文学史进行了浏察和思考后，胡适形成了自己的现代白话文学的语言观。
他的语言观与上述观点具有质的不同。
他认为：
中国古代没有产生真有价值真有生命的文学作品的原因，在于语言。
他说：
“因为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
所以中国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字，只有些没有价值的死文学。
”14而现代文学的出路何在呢?
胡适说：
“用死了的文言决不能做出有生命有价值的文学来。
这一千多年的文学，凡是有真正文学价值的，没有一种不带有白话的性质，没有一种不靠这个白话性质的帮助。
换言之：
白话能产出有价值的文学。
”于是他得出结论：
“因此我说，‘死文言决不能产生活文学‘。
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
”15
实际上，他的这种白话语言观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了但丁及意大利文学的影响，也应该视为全球化语境的产物。
胡适由于留美的经历和敏于思辨的先天素质，使他较早地关注作为欧洲文艺复兴发源地的意大利文学，并从但丁的俗语观中得到启发，从而形成自己的白话文学语言观，从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作用和影响。
但丁，作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先驱和意大利文学的奠基人，不仅以《神曲》奠定了他文坛巨人的地位，而且在理论上大力倡导俗语，号召人们抛弃僵化的、与日常生活脱节的拉丁文，要求在俗语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意大利语。
他的《论俗语》和《飨宴篇》，有力地论证了俗语的作用和地位，对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乃至欧洲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
对于胡适倡导白话文学运动，学界普遍认为他受到了美国意象派诗歌的影响，比如，他的《文学改良刍议》中“八不”就与庞德等人的“六个不”极为相象。
但实际上，这只是表层现象，因为胡适对语言的理解与美国意象派诗人的理解之间，存在着一个深层概念错位的问题16。
在白话文与文言文的关系与作用的白话文学语言观上，他受但丁的影响更大，或者说正是但丁，使他最终厘清了白话文学语言观的理论依据和史学依据，并由此构勒出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大厦的基本图式。
但丁所反对的拉丁语与我们的文言文极为相似，曾经是意大利正统的“民族语言”。
拉丁语，本来是古意大利半岛中部拉丁姆地区和罗马帝国的语言，属印欧语系。
随着罗马人征服欧亚大陆而扩及到欧洲的其它部分、西亚、南亚地区。
公元前二世纪，希腊语法传入罗马，罗马人便将亚历山大里亚语法体系的原则用于拉丁语，这样，拉丁语便逐步规范起来，以标准形式出现。
到中世纪，拉丁语便成为古罗马的官方语言，成为基督教文化的传播媒介和上流社会学术文化的话语表现方式。
因此，拉丁语与俗语的区别，主要是官方语言与民间语言的区别。
但丁之所以要取代拉丁语，是因为它失去了天然的基础，与中国的文言文一样，拉丁语最初也是从俗语中产生的，但一经规范后，便演变成了人工的语言，只有少数的人能够运用它。
当时，在意大利、只有贵族的孩子才能入正规的拉丁语学校学习，且必须经过勤学苦练才能掌握，但丁称当时的拉丁语就为“文言”，它与日常生活话语严重分隔，日趋僵化、修琢的现象，极大地影响了文艺复兴初期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为此，但丁主张用“俗语”来替代拉丁语。
他所谓的“俗语”，主要指罗马民间的俗拉丁语，即“罗曼语”。
在《论俗语》中，但丁提出了以俗语为基础建立标准的意大利民族语言和文学语言的理论主张，并对俗语及其优越性作了具体的阐释。
我们知道，《论俗语》是但丁的未完成之作，传世至今的只有第一卷和第二卷的第一部分，他在《论俗语》第一卷第一章中指出：
“所谓俗语，就是孩提在起初解语之时，从周围的人们听惯而且熟习的那种语言，简而言之，俗语乃是我们不凭任何规律从摹仿乳母而学来的那种语言。
”“这种语言是人人所必需的，因为不仅男子，甚至妇女和儿童，莫不尽其性灵之所能及去掌握俗语。
”17这种俗语是本色的和天然的，也是自然生成、约定俗成的。
但丁认为仅意大利一地至少有十四种方言。
他主张从中选取一种合适的方言进行筛选，从而建立一种符合规范法则的光辉的意大利语，“以免语言因个人篡改而至流动不居”。
他对意大利语提出了四条标准，即：
“意大利的光辉的、中枢的、宫廷的、法庭的俗语”18。
并在《论俗语》第一卷的第17、18两章中，作了专门解释。
经但丁等人的大力提倡之后，人们逐渐抛弃了拉丁文对思想和情感的束缚，用自由、俗白的俗语进行创作，出现了但丁、薄伽丘、拉伯雷等俗语作家，迎来了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文艺复兴的曙光。
20世纪初中国的语言现实与文艺复兴前夕意大利的情形极为相似，远在美国的胡适，以极为睿智的思维和敏感的眼光，意识到了二者间的相通处和暗合点，形成自己的白话语言观。
他决心在中国成就但丁一样的伟业，在中国掀起一场波澜壮阔的现代白话文运动，迎来中国的文艺复兴。
今日看来，现代白话文运动，虽是时代的感召，但胡适的个人作用也不容小觑。
正如萨丕尔所说：
“文学史上进行思考，行动，梦想和反叛总是具体的个人，个体的行为在文学变革中的作用常常成为一个显现的历史创举。
”19胡适以其扎实的学术功底，完备的知识结构，独特的自身经历和敏感思变的先天素质等综合因素，牢牢地把握住了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
他几年后，能够立足北大，“暴得大名”，看家本领便是首倡现代白话文运动，这甚至也是他对中国文学、文化的主要贡献之一。
在胡适看来，欧洲中古时期的作家使用的拉丁文，也正如中国的文言文一样，是“死文字”，它们在意大利和中国只能桎梏人们的思想和情感，产生一些豪无价值的“死文学”，由但丁所创造的以俗语为表达方式的意大利新文学，才是真正的文学，是“活的文学”。
“欧洲中古时，各国皆有俚语，而以拉丁文为文言，凡着作书籍皆用之，如吾国之以文言着书也。
其后意大利有但丁诸文豪，始以其国俚语着作……如今日欧洲诸国之文学，在当日皆为俚语。
迨诸文豪兴，始以‘活文学‘代拉丁之死文学。
”20因此“意大利国语成立的历史，最可供我们中国人的研究。
为什么呢?
因为欧洲西部北部的新国，如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他们的方言和拉丁文相差太远了，所以他们渐渐的用国语着作文学，还不算希奇。
只是意大利是当年罗马帝国的京畿近地，在拉丁文的故乡，各处的方言又和拉丁文最近。
在意大利提倡用白话代拉丁文，真正和中国提倡用白话代汉文，有同样的艰难。
所以英法德各国语，一经文学发达以后，便不知不觉成为国语了。
在意大利却不然，当时反对人很多，所以那时的新文学家，一方面努力创造国语的文学，一方面还要做文章鼓吹何以当废古文，何以不可不用白话。
有了这种有意的主张，又有了那些价值的文学，才可造出意大利的‘文学国语‘”21。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胡适在但丁及意大利文学身上，找到了他的白话文学语言观的理论依据和行动依据。
他进一步论证道：
“五百年前，欧洲各国但有方言，没有‘国语‘。
欧洲最早的国语是意大利文。
那时欧洲各国的人多用拉丁文着书通信。
到了十四世纪的初年，意大利的大文学家但丁极力主张用意大利语来代拉丁文。
他说拉丁文是已死的文字，不如他本国俗话的优美。
所以他自己的杰作《喜剧》，全用脱斯堪尼的俗语。
这部喜剧风行一世，人都称他做‘神圣喜剧‘。
那‘神圣喜剧‘的白话后来便成了意大利的标准国语。
”22至此，他便放心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何以中国至今还不曾有一种标准的国语呢?
答案只有一个，这一千年来，中国固然有了一些有价值的白话文学，但是没有一个人出来明目张胆的主张用白话为中国的文学的国语。
”23因此，便形成了他的白话文学语言观：
“因此我说，死文言决不能产出活文学，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
”
更为重要的是，胡适从意大利文学由拉丁文向俗语变化的轨迹中，从意大利、欧洲文艺复兴的巨大实绩中，意识到了语言的力量，在他看来，语言的解放，不仅是形式的解放，更是思想的解放，是思维方式的解放。
他在谈《新诗》中，异常清晰地表明了他的这种观点：
“我常说，文学革命的运动，不论古今中外，大概都是从‘文的形式‘一方面下手，大概都是先要求语言文字文体等方面的大解放。
欧洲三百年前各国国语的文学起来代替拉丁文学时，是语言文字的解放；
十八九世纪法国嚣俄，英国华茨活等人所提倡的文学改革，是诗的语言文字的解放；
近几十年来西洋诗界的革命，是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
这一次中国文学的革命运动，也是先要求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
新文学的语言是白话的，新文学的文体是自由、不拘格律的。
初看起来，这都是‘文的形式‘一方面的问题，算不得重要。
却不知道形式和内容有密切的关系。
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
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
因此，中国近年的新诗运动可算得是一种‘诗体的大解放‘。
因为有这一层诗体的解放，所以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诗里去。
”24
过去，我们总是习惯于从“二元背反”的思维模式去观照问题。
所谓“二元背反”原是一个哲学命题，产生于形而上学中心主义，即在认识上，依据个体信奉的中心立场，将外部世界中各类复杂的矛盾，统一简化为一对对绝对性的矛盾，其行为上必定是支持一方，反对一方且根本不认同矛盾互补、互换、多元共存和求同存异，实质上，是一种僵化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而这种思维模式在中国有着普遍性的市场，从五四发韧期的文白之争，到二三十年代的种种文艺论争，都可以从中看出这种思维模式的影子。
在内容与形式之间，过去我们总是看到二者的对抗性，没有顾及它们的统一性，总是看到二者的差异性，而没有看到它们之间的同一性，我们总是嗜好在语言与思想间排出一个主次和先后顺序，总是天经地义地认为“语言从属思想”。
因此，过去理论界一直持这样的观点，认为胡适的白话文学观及倡导的现代白话文运动只是一场语言工具运动。
随着西方现代语言学和语言发生学理论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我们应当重新审视语言的作用，重新评价胡适的白话文学的语言观，并重新思索白话取代文言究竟给中国文学带来了什么样的颠覆性的变化。
西方发生认识论创始人皮亚杰说：
“发生认识论的目的就在于研究各种认识的起源。
以最低级形式的认识开始，并追踪这种认识向以后各个水平发展的情况，一直追踪到科学思维并包括科学思维。
”25从西方语言发生学的角度来看，那种认为思想在先，语言在后，内容在先，形式在后的传统观点是非常不全面的。
实际上，语言与思想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是难以分出谁先谁后的，二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不可否认，语言的确具有工具性，但那主要是对物质实在指称意义而言的。
在思想层面上，语言与思想具有同向一致性。
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后，随着文化的进步，生活在语言世界中的人类在表达思想时，没有语言的帮助是不可能的，现代语言学与传统语言学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前者是语言本体论，认为语言是思想的本体，人的语言过程即是思想的过程，人类的世界本质上就是一个语言的世界。
现代西方语言学的鼻祖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在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十分明确地厘定了该观点。
“语言就像一张纸，思想是正面，声音是反面，我们不能切开正面而不同时切开反面，同样，在语言里，我们不能使声音离开思想，也不能使思想离开声音。
”26也就是说，当人们表达某种思想时，不可能在不使用语言的情况下，却又能非常明晰完整地将其内容传达出来。
萨丕尔认为：
“几乎在语言表达开始的时候，思维过程就像是一种精神泛滥，就渗进来了；
并且，一个概念一经确定，必然会影响到它的语言符号的生命，促进语言的进一步成长。
”27从事语言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力图获得思想和情绪以及表达这种思想和情绪的过程。
文学的本质就是人们把思想或情绪的感受，通过语言这一独特的载体加以创造固定的结果，是对人类的存在及情感观照的感性化、个性化和审美化的描述。
把人的存在旨归为语言，是现代西方哲学对人的本质的一种重新认知，这种认知甚至对20世纪以来的文学发生了革命性的震荡。
若我们能以这样一种新的语言本体观的眼光来重新观照胡适的白话文学语言观，便可认识到，它并不仅仅是单纯的语言工具的革命，或文学形式的革命，更是思维方式的革命，是深层面的思想运动。
从这一视角来看，“五四”文学革命正是通过现代白话语言系统的确定来实现的。
它是从单一的、僵化的、封建的大一统的思维模式转向开放的、发散的现代思维模式的革命，从古代汉语的思想体系转向现代汉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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