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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研究的新进展
妇女研究的新进展
谭深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2012-2-610:
50:
44 来源：
《社会学研究》（京）1995年05期第66-74页
我们这里所说的“妇女研究”，严格说来包含着两个不同的研究角度，一是性别研究，一是妇女独特问题的研究。
这是由于研究对象的性质所决定的：
一类是我们研究的大多数问题，是男女两性共同面临的问题，如就业问题、环境问题、社会文化问题等，其中的“妇女问题”是比较男性而言，因而在研究妇女时必须连男性一起研究，这就构成事实上的性别研究；一类是妇女的独特问题，如与生育过程有关的一系列问题等。
但是即便是性别研究，它的切入点仍是妇女问题，这两类问题共同的前提是迄今为止在两性关系中妇女相对不利的地位，以及社会为调整两性关系所做的努力，所强调的重点都是妇女。
因此，本文仍将其笼统称作“妇女研究”。
说妇女研究是个“新领域”，是指妇女研究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而并非一般的以妇女为对象的研究。
妇女研究（Women's Studies）作为一个学术概念的出现是西方新女权运动之后的70年代，她的标志是在一些国家的大学内开设了妇女研究的课程和设立有关学位，以及专门的妇女研究机构的产生。
一、中国妇女研究的背景
1.性别分化 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以社会结构的分化为特点的新的社会变迁过程就开始了。
性别间的分化是社会结构分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虽然从总体上讲，妇女的生存发展水平，首先取决于她的家庭所在地区，她本人所属群体，以及她个人发展的条件，以致于很难将妇女问题从具体的社会问题中剥离出来。
然而，如果分析一下妇女问题提出的过程，不难看出，即使在共同面临的问题之中两性间的差异也是明显的，而且这种差异不仅仅是个数量问题。
比如国有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大批工人下岗，其中女工占60%以上，对于男工来说只能是个失业或再就业问题，而对于女工除此之外，还可能造成她生活道路的改变，或是她的示范作用昭示着未来女性就业模式的改变；再比如改革前的家庭中，基本不存在夫妻的经济分工，而在发展的选择多了以后，作为家庭策略，男性被选择图谋发展，女性被选择维持生存；在职业行业分布上，人们（包括女性自己）认为女性更适合于做服务性工作，出现了更多的性别职业；与此相应，意识形态及文化领域，女性的服务性角色、功能、品质更显突出（包括工作服务、生活服务、性服务），而服务的对象往往是男性，等等。
这些，反映出男女两性所处的位置和角色期待正经历着被调整的过程。
这一调整的趋势不是两性差异的缩小，而是扩大。
这一扩大的过程便是本文认为的性别分化的过程。
2.女性自醒 最早感受到新的妇女问题出现的是妇联。
全国妇联作为党和国家妇女政策的执行者和妇女利益的维护者，汇集着来自全国各级妇女组织的报告和所属传媒提供的信息，这些从不同角度提出，过去没有的妇女问题正悄然涌现。
到80年代中后期，集中体现在三大问题上：
妇女就业滑坡（女工下岗、专职主妇出现）、女大学生求职难、妇女参政比例下降。
妇女的广泛就业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成果，曾被新中国妇女引以为荣，而城市改革刚开始不久，这类问题便一个接一个地被抛出来，从而在妇女组织中引起了震动。
另一方面，体制改革中国家行政监护和干预的减弱，使社会的主体性增强，社会组织和群体的主体意识在利益分化的冲突中也生长出来。
事实上，妇女作为一个性别群体的利益不能再靠“安排”来得到，而要靠自己去争取。
这是妇女组织和妇女们逐渐意识到的。
对于女知识分子来说，随改革和开放带来的自由空间的扩大，使她们可以从自身的经验和各学科的角度，反思女性的存在和历史，比较男女两性的异同，对所出现的妇女问题给予各自的回答。
3.国家的扶持 已经有几十年男女平等历史的中国，当然不会容忍对妇女的公开歧视和不平等。
虽然国家已不再通过各行政部门直接干预，但在政府的工作中，总是给妇女留出一定位置，有关妇女的日常工作被授权于妇女组织，政府经常听取或采纳妇女组织的要求和建议；并且在国务院成立了妇女儿童工作协调委员会（1990），协调各部门有关妇女的政策，推行生育费用的社会统筹（1988）等；在国家的法律和政策中，总要考虑到妇女的利益，如制订了《妇女权益保障法》（1992），女职工劳动保护（1988）、禁娼、严惩拐卖妇女儿童（1991）等规定，各地政府也逐级制订了有关地方法规。
4.国际社会推动 在与国际上通行的市场规则接轨的过程中，中国许多领域也出现接轨的趋势。
妇女运动和妇女研究也如此。
表现在，一是国际交流的增多，世界上妇女运动和妇女理论与中国妇女实践和理论相互影响；二是各种国际组织对妇女有关项目，如健康、教育、就业、贫困的研究和开发的资助；三是有关国际会议文件、公约的承诺中，几乎都有有关妇女的内容。
妇女问题的出现和解决的全球化趋势，成为中国妇女研究的国际背景。
二、组织和活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独立的妇女研究我认为应从1984年始。
在此之前正值婚姻家庭研究的热潮，许多与妇女有关的问题被包容在婚姻家庭的题目之中。
此外还有一些引起关于妇女的社会形象、女性角色的社会讨论。
1984年，全国妇联在其机关刊物《妇女工作》中首辟专栏，刊出《致热心妇女问题研究的同志们的一封信》。
同年召开了首届全国妇女理论研讨会，自上而下地开展了调查研究和有关问题的讨论。
从那时起至80年代末可视作妇女研究的创建时期。
而最初投入妇女研究的力量有两种：
一是妇联系统。
1985年前后，各省市妇女研究会相继成立（如山东、广东、江苏、陕西、宁夏、安徽、吉林、河北、湖北、上海等），各级妇女组织也将调查研究作为工作的一部分；二是一些女知识分子的自觉行动，出现一批民间妇女沙龙，如北京外国语学院女教师组织的中外妇女研究小组，采取每两周讨论一次的形式，介绍国内外妇女状况，讨论妇女学在中国的建立，并针对现实妇女问题作专题讲座；长沙工会女干部组织的妇女问题探讨会，并创办了国内解放后第一张妇女问题民间小报——《女界号》；由北京大学女教师组织的北大妇女问题沙龙，就妇女理论、妇女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定期举办专题讲座和讨论；由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发起的上海妇女沙龙，对女工问题、女性形象问题的讨论很有特色。
此外，还有中央党校妇女问题研讨会、天津师范大学“妇女历史与现状”研究组、复旦大学英语系的“妇女研究小组”等。
其中有代表性的民间妇女研究组织是1987年成立的郑州大学妇女学研究中心，她的创办人李小江在1985年创办了河南省未来学研究会妇女学会，召集了第一次来自各学科的男女学者参加的妇女学研讨会，并在此基础上酝酿了“妇女研究丛书”。
郑大妇女学研究中心成立后，召开了两次学术会议，编写了若干学术著作。
李小江因此成为中国妇女研究重要的开拓者。
还有一家是1988年成立于北京的中国管理科学院妇女研究所。
该所成立后开展了对就业、从政、卖淫等热点问题的研究。
而后创办了全国第一家“妇女电话热线”咨询，使妇女救助成为该所的一个特色。
此外，一些从事社会学、法学、性学、经济学及历史、文学、哲学等研究和教学工作的个人，也在本学科领域中开拓了妇女研究的课题，并且积极参加了上述组织的有关活动。
在这一时期，创办了一大批妇女报刊，到80年代末，公开发行的妇女报刊已达40种，内部刊物20余种，并且诞生了《妇女研究》这样的理论刊物，传播了妇女研究的成果。
第二个时期从90年代初到1993年世界妇女大会筹备工作之初。
这是妇女研究取得独立地位并向纵深发展的时期。
这一时期的重要标志是：
“一所四中心”形成集团优势，两次阶段性会议的召开，几项大型课题的进行，中外妇女研究的交流形成规模。
所谓“一所”是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1990），是全国唯一一家妇女研究的专业机构，并办有刊物《妇女研究论丛》，建立了大型妇女文献资料数据库（1995）；“四大中心”即郑州大学妇女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1990）、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1993）、杭州大学妇女研究中心（1990）。
与前述高校中的妇女沙龙不同，这四个中心都得到学校的正式认可，并开展了国内和国际间大型的学术活动。
其中郑州大学妇女学研究中心与河南省妇干校、河南省妇联合作，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妇女博物馆筹备委员会，组织了对少数民族妇女文化的考察，举办了部分展览，并开始组织编写《二十世纪妇女口述史》；北京大学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举办了三届妇女问题国际研讨会（1992，1993，1994），编辑了会议论文集和学术交流内部刊物，创建了北大图书馆中外妇女文献信息研究交流中心（1994）；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举办了两次暑期研讨班（1991，1993，后文将述），并主持了大型研究项目；杭州大学妇女研究中心召开了关于职业妇女的国际学术会议（1992）。
两次总结性会议先后在1990年召开。
一次是郑大妇女中心办的“妇女的参与和发展”全国性会议，对前一阶段妇女研究的进展和成果做了回顾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组织编辑了《妇女研究在中国》和《中国妇女分层研究》（李小江、谭深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两书；一次是北京市妇联举办的“妇女研究理论信息交流会”，重点在于研究和组织活动的信息交流，并在此基础上组织编写了《中国妇女理论研究十年（1981—1990）》（北京市妇女理论研究会主编，中国妇女出版社1992年版）一书。
关于妇女研究的几项大型课题（后文详述）也在这一时期陆续立项并进行。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课题的资助者，一是国家，二是国际和国外组织，特别是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了其中多项研究和活动，对中国妇女研究给予了重要的帮助。
1992年2月，中国8位学者在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下，参加了在美国哈佛大学和威斯利学院举行的“用性别观念分析中国：
妇女、文化与国家”国际研讨会。
会上中外学者在美国第一次就中国妇女问题作正式的学术交流和交锋。
会议成果出版了中英文两种论文集，中文版书名为《性别与中国》（李小江、朱虹、董秀玉主编，三联书店1994年版）。
这是一次意义深远的会议，与会者特别是来自中国大陆和中国旅美留学生中的妇女研究者后来成为了中国妇女研究的中坚力量。
此外，由中管院妇女研究所开办的“妇女热线”在美国环球妇女基金会资助下于1992年开通，该热线聘请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的志愿者，对普通妇女的问题提供了咨询。
1993年，福特基金会又提供资助帮助开办了第二条热线——“专家热线”，进行了分类咨询；“京伦家庭科学研究中心”致力于青春期教育，开办了“少女课堂”，受到中学生的欢迎，同时又与中国妇女管理学院联合开办了对妇女的当面咨询活动。
第三个时期即1994年至今。
1992年召开的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第36届会议决定了1995年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将在中国的北京举行。
将国际妇女的关注点引向中国，各种妇女组织间以及学术间交流迅速增加。
中国非政府妇女组织先后参加了亚太、西亚、非洲、欧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等各大区域的筹备会议以及“人口与发展”、“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的非政府组织论坛。
与此同时，中国筹备工作开始以后，非政府论坛的组织工作开始，各种妇女团体大量涌现，到1994年形成高潮。
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组织了42个论坛，内容涉及妇女与人权、妇女与教育、妇女与文化、妇女与科技、妇女与就业、妇女与环境、妇女与人口、家庭暴力等各个领域。
仅高校已成立的妇女研究中心即有20余个，如南开大学妇女与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女性研究中心、延边大学妇女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妇女研究中心、武汉大学妇女研究中心、海南大学妇女研究中心、中央党校妇女研究中心等都成立于这一时期。
各种行业的妇女团体和女科技工作者协会、女律师协会、女电影家协会等也纷纷建立。
参加妇女团体并参与论坛活动的还有政府各职能部门的女公务员。
她们的加入表明了政府对这一工作的重视，并可能增强今后妇女在政府决策中的作用。
越来越多具有学术素养的个人也被吸引到妇女研究的领域，她们主要来自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和一些实际工作部门。
1994年12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妇女工作委员会牵头，召开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妇女问题学术研讨会”，这是中国学术界一次关于妇女研究的大型会议。
三、课题与著作
除前文已提及的外，较早问世并影响较大的妇女研究书籍是李小江主编的《妇女研究丛书》（河南人民出版社），从1988年到1995年，已出版15种。
该套丛书的主要特色一是本土性，二是实证性。
由每个作者从各自的学科背景出发，以分析中国妇女的一个专题为主，构成了一套由妇女理论（李小江：
《夏娃的探索》、人口学（朱楚珠、蒋正华：
《中国女性人口》）、妇女史（郑慧生：
《上古华夏妇女的婚姻》，杜芳琴：
《女性观念的衍变》，吕美颐、郑永福：
《中国妇女运动》和《中国妇女生活史》）、妇女文学史（康正果：
《风骚与艳情》，孟悦、戴锦华：
《浮出历史地表》，乐烁：
《迟到的潮流》）、法学（李楯：
《性与法》）、性学（潘绥铭：
《神秘的圣火》）、美学（李小江：
《女性审美意识探微》）等组成的比较完整的妇女研究的系列。
1989年，李小江又发表了《性沟》（三联书店）一书，对两性关系做了基本的阐释。
这些，在中国妇女研究中都占有重要的位置。
另一套比较有代表性的丛书是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妇女理论丛书》（1987年）。
她的特点是学科理论框架的创设，包括有《妇女学概论》（湖南省妇女干部学校编写）、《妇女心理学》（葛鲁嘉等著）、《女性人才学》（叶忠海著）、《中国妇女运动史》（任芬著）等。
已出版的妇女学框架论著还有：
《中国妇女学》（李敏、王福康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妇女学原理》（段火梅著，中国妇女出版社1989年版）、《妇女学》（魏嘉娜等著，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等。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出版物有：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全国妇联编，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妇女解放问题基本知识》（罗琼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概论》（陶春芳等主编，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版），《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丛书》（陶春芳等主编，红旗出版社1993年。
已出版：
《毛泽东妇女思想研究》、《妇女参政导论》）。
妇女史学是这些年数量大，专业性强的一个门类，其中，中国妇女运动史已有5部，除已述者外，还有《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史》（刘巨才著，中国妇女出版社1989年版），《中国妇女运动史》（吉长蓉等编著，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中国妇女运动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全国妇联著，春秋出版社1989年版）。
各种专题史、断代史有：
《北京市妇女报刊考》（北京市妇联编，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巾帼春秋》（北京市妇联编，中国妇女出版社1988年版），《女性的过去与现在》（陶春芳著，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唐代妇女》（高世瑜著，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
1980年，全国妇联牵头成立了妇女运动史资料编辑委员会，各级妇联也成立相应机构，开始了对现当代妇女运动史料的搜集、编辑，已出版的有：
《四大以来妇女运动文选（1979—1983年）》（全国妇联编，中国妇女出版社1983年版），《蔡畅、邓颖超、康克清：
妇女解放问题文选》（全国妇联编，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全国妇联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三联书店1981年版），《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从一二九运动看女性的人生价值》（中国妇女出版社1988年版），《邓颖超与天津早期妇女运动》（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天津市妇联编，中国妇女出版社1987年版），《天津女星社：
妇女运动史资料选编》（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江西苏区妇女运动史料选编》（江西省妇联、江西省档案馆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抗日战争时期的广东妇女运动》（广东妇女运动历史资料编委会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等。
关于妇女的数据资料有：
《中国妇女统计资料（1949—1989）》（陶春芳、高小贤等主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年版）。
妇女心理学、妇女文化哲学、妇女人才学、妇女文学批评也是近些年非常活跃的领域，限于篇幅，不再一一介绍。
与中国妇女研究并行的是，国外妇女研究的著作和文章被大量评介进来。
其中有些被视为西方研究女性和女权主义的经典著作，如法国西蒙娜·波伏瓦的《第二性》，目前在中国有两种中译本：
《第二性——女人》（桑竹影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女人是什么》（王友琴等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版）；美国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中译本也有两种：
《女性的奥秘》（巫漪云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女性的困惑》（陶铁柱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美国理安·艾斯勒著：
《圣杯与剑》（程志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美国格里芬著：
《自然女性》（张敏生等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美国波士顿妇女健康写作小组：
《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节选中译本作《一本女人写给女人的书》（辛咨编译，农村读物出版社1987年版）。
其他著作有：
（日）富士古笃子编著：
《女性学入门》（张萍译，中国妇女出版社1986年版）。
（美）L·斯冈茨尼著：
《角色变迁中的男性与女性》（潘建国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美）达维逊·果敦著：
《性别社会学》（程志民等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美）麦克布鲁诺著：
《第三性》（赵达临等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美）爱莲·H·弗雷泽等著：
《女人与性角色》（潘淏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美）J·A·谢尔曼等著：
《妇女心理学》（高佳等译，中国妇女出版社1987年版）等。
有关文集有：
《外国女权运动文选》（中国妇女出版社1987年版），《妇女与发展》（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译编，1993年内部本），等。
而康正果所著：
《女权主义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则是中国人分析和理解西方女权运动之兴起和主要见解的著述。
80年代中期刚刚兴起的妇女研究的热点首先是回答现实问题的挑战，各地妇女组织和妇女报刊纷纷就这些问题召开了讨论会和笔谈，已公开出版的论文集有：
《女性问题在当代的思考》（陕西省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等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新时期女性探索》（湖南省妇女研究会编，湖南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当代妇女研究》（河南省妇联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角色·困惑·追求：
当代妇女形象探讨》（史莉编，中国妇女出版社1988年版），《改革开放与妇女》（广东省妇联等编，中国妇女出版社1986年版），《当代女性的事业与家庭》（吉林省妇联等编，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88年版），《改革中的妇女问题》（张连珍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引起较大反响的是李小江所著《女人的出路》（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该书分析了不同阶层妇女所面临的不同问题，指出女人的出路在于改革和女人的自醒。
各项调查也在同时进行。
比较大型的有：
全国总工会女职工部1987年做了一项“城市妇女就业等方面面临的新问题”该调查涉及11省市的10行业中660位企业管理者和15000名职工，调查结果提出一项富有改革意义的课题：
改变现有的生育费用由女工所在企业负担为社会统筹，以缓解企业不愿要女工的问题。
紧接着，全国妇联在“七五”承担了“社会保障”课题中的一项子课题：
“妇女的社会保障”，并提出与前述同样的结论。
在工会和各级妇联共同努力下，从1988年始，到1994年底，全国已有20个省的500多个县（市）实行了县市级生育保险的社会统筹。
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与日本青少年研究所进行了一项“妇女就业与家庭”的调查，调查分别在中日部分大城市进行，研究成果见《妇女就业与家庭——中日比较研究调查报告》（马有才等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1989年，北京市妇联、广州市妇联和香港理工学院共同进行了“京、穗、港三地妇女就业调查”。
调查反映了中国妇女对职业的重视，但从业目的占第一位的仍是经济收入。
同时反映了市场经济发达的香港妇女与当时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大陆妇女在就业状况及自身素质方面的差异。
90年代，妇女研究呈现理论更深入、方法更规范的趋势。
有两项大型课题对国际社会瞩目、中国人关注的中国妇女地位进行了调查：
一项是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和国家统计局社会司合作的“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由中华社会科学基金会资助，于1990年在全国21省（市）开展了调查。
调查采用三种方法：
个人问卷调查、社区及企事业单位直接统计调查和统计文献调查。
本项调查将出版《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丛书》，丛书由全国卷和各省分卷组成，目前全国卷1《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概观》已出版（中国妇女出版社1993年版）。
该书出示了其中的个人问卷调查（有效样本41556份）的基本数据及课题组分专题的分析。
再一项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承担的联合国人口基金第三周期对华援助项目，同时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八五”规划重点课题——“当代中国妇女地位研究”。
与“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在方法上不同的是，该项调查采用了调查夫妻对的方法，于1991年在10省市以问卷调查了1500对夫妻。
其调查报告和其中6省数据资料已收入《当代中国妇女地位抽样调查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主编，万国学术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
该调查报告提出，增加女性的经济收入，提高女性受教育程度和改变性别规范，对提高妇女地位是至关重要的。
同时，该课题组前期成果也已出书，题为《面对21世纪的选择——当代妇女研究最新理论概览》（熊郁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该书分专题介绍了国内外妇女研究的理论成果，为中国妇女学科建设做了一项基础性工作。
“妇女生育与健康”是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之一，在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下，近年开展了几项有关研究：
一项是由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牵头，聘请了国外有关专家做指导，以招标方式由各级妇联实施的。
这个项目从1992年开始，目前第一期研究已经完成，参加的有21省。
主要研究内容有：
人口流产者的致孕原因分析（北京），贫困地区妇女产前检查比率偏低原因调查（陕西），性教育与少女青春期的身心健康（山东），妇女更年期的身心困扰（江苏），内蒙伊金霍洛族嘎查（村）防保员的困境及对策（内蒙古），农村早婚早育妇女的身心困扰及干预措施（河北），壮族生育文化对孕妇健康的影响（广西），农村妇女病患者的医疗保健意识及行为（四川），拉祜族妇女早婚早育对健康的影响（云南），不孕症妇女的身心困境调查与治疗对策（江西），维吾尔族、汉族妇女人工流产调查分析（新疆），不孕症妇女心理困境分析（湖南），婴儿性别对生育妇女健康的影响（山西），等。
研究成果准备汇集成《妇女的生育与健康》一书，由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
另一项由郑州大学妇女学研究中心和河南省妇女干部学校的“妇女生育与健康”课题，及云南省工青妇干部学校承担的同名课题。
两个课题组均由李小江指导，都采用了调查与培训相结合的方法，培训的内容直接反映前期调研的结果，在培训点引起轰动，有的迅速改变了传统的不良卫生习惯。
妇女就业仍然是研究的重点题目。
城市女工下岗和农村女性非农转移，是改革以来出现的颇具特色的问题。
1994年，联合国计划开发署资助了中国“就业政策与向市场经济过渡”研究项目，由国家劳动部和国际劳工组织共同主持，其中有一个子项目即研究公有制企业中女工下岗现象。
研究分析了女工下岗的地区分布、原因、下岗女工素质、年龄、下岗后生活及重新安置状况后认为，城镇女工下岗，首先是社会就业问题的一部分，是体制转换所引起的经济结构和劳动关系变化的结果；其次与妇女的生理特点和性别歧视有关。
因此，提出完善和规范企业的劳动关系，以保障女工的劳动权益。
〔1〕
关于农村妇女非农转移的课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正进行的“外来女劳工研究”。
该课题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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