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秋话剧凤鸣问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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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秋话剧凤鸣问题
立秋话剧凤鸣问题
【篇一：
浅析话剧《立秋》之晋商精神】
浅析话剧《立秋》之晋商精神
摘要：
当秋的气息盈满大地的时候，落叶缤纷，到处都是黄黄的一片。
话剧《立秋》中的晋商也到了秋天，而这个秋天并不是寻常的秋天。
晋商丰德票号面临内忧外患、生死交困的重要关头，究竟丰德票号能不能有惊无险地度过这个秋天，有机会迎接来年的春天，这就取决于晋商的精神。
数百年来，晋商雄视国内，涉足海外，靠的不就是“勤奋、敬业、谨慎、诚信”的晋商精神吗？
这种商业精神、这种价值理念非常值得现代人借鉴并加以践行。
山西商人的艰苦奋斗的作风、严于律己和坦坦荡荡的气质令人赞叹不已。
每一个能去的硕大成就商业组织，必有其非凡的一面。
这就离不开那种积极向上、敬业奉献、诚信至上的精神。
丰德票号所体现的精神就是晋商精神的典范。
关键词：
儒商、诚信、抱负、勤俭、开拓、创新、敬业、与时俱进
一个优秀的视频总会令人心潮澎湃、思绪万千，话剧《立秋》就是这样的一个。
众所周知，立秋是二十四节气之一，这里为什么会用一个节气作为一部话剧的名称？
这的确让人寻思良久。
立秋本意是秋天到了，天气由热转凉，可是，在此处，立秋还有一个深层而有意蕴的含义：
丰德票号由昌盛走向衰落。
就从话剧的名称可以看出，这部话剧是非同寻常的、耐人寻味的。
“天地生人，有一人当有一人之业；人生在世，活一日当尽一日之勤”，这是令我最为震撼、最为触动的一句台词。
世上的每个人，只要他活着，就一定有他应该做的事情，只要他不死，他就应当竭尽
全力去完成。
虽然这句话是丰德票号的一种经营理念，但它完全可以作为人生的哲理而终身奉行。
由此可见，丰德票号教育学徒不仅仅是教会他们如何经商，更重要的是如何做人。
丰德票号遍布天下，称雄的数百年间，一定也孕育了一批又一批的仁人志士，为晋商做出了巨大贡献，更引领了商业思潮不断向前发展。
“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这句话也可以用来形容立秋之前的丰德票号。
佛家有云：
兴衰轮回。
丰德在过去的两百年间，一直是富甲一方的商业霸主，但今天时局形势来了个三百六十度大转弯，丰德入不敷出，走上了滑坡路。
面对丰德的生死存亡，作为总经理的马洪翰秉承祖宗之法不可改的原则，与副总经理许凌翔吵得天翻地覆。
丰德票号的负责人聚在大厅商讨丰德出路的过程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饮冰室主人梁启超曾说：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当时代在进步，所有的事物都在更新换代的时候，如果一味地恪守祖训，最终只会落得穷困潦倒的下场。
但是每个事物都有两面性。
变，不能把我们的根源也变了，我们要把握变的尺度，把优秀的部分保留下来并与时代的新事物互相兼容，加以创新，形成新旧结合的、有利于发展的新面貌。
对此，马洪翰并没有意识到，他固执得像头蛮牛，喜欢武断，无法虚心纳言，这也加深了丰德票号的悲惨程度。
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马洪翰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他有着中兴丰德票号的雄心壮志，他勤俭持家、诚实守信，奉行“诚则招客”的信念，想方设法，竭尽所能捍卫丰德票号。
这也是晋商精神中的儒
商思想。
所谓儒商思想就是以优秀的儒家思想去经营商业。
表现在马洪翰身上的儒商思想只不过是有点迂腐罢了。
假设没有儒商精神，丰德票号恐怕早就被历史的潮流淹没得无影无踪。
马洪翰是个真真正正的汉子，他外刚内柔，虽然内心极度痛苦，但是从不表露，一直想实现振兴丰德票号的抱负，他一心为祖业为家族默默奉献着。
透过他那份固执，可以看到他的气节的光芒还在普照着周围。
如果说马洪翰是保守顽固派，那么许凌翔就是维新激进派。
唐代诗人刘禹锡有那么一句诗—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大文豪鲁迅也说过：
不革新，是生存也为难。
丰德票号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境地，以许凌翔为首的改良派要求对丰德票号进行革新。
许凌翔具有开拓创新、积极进取的精神，他对新事物很容易接纳，并处事不慌不忙，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这种稳重难能可贵。
晋商精神的进取一面在许凌翔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作为商人，特别是引领风骚的商人一定要具有创新、老成持重的特征，不然，面对变幻莫测的商业，怎么能够作出正确的决策？
许凌翔能够做到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解决问题，做到了与时俱进，他真正地了解到了晋商精神的精髓。
晋商精神可以概括为：
穷则思变、艰苦创业；逐利四海、开拓进取；信誉至上、诚实守信；勤奋谨慎、俭约自律。
如果没有“劈开万顷波涛，踏破千里荒漠”的坚韧，没有把“学而优则仕”改为“学而优则贾”的勇气，没有“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诚心，没有“信义为本，禄利为末”的理念，晋商怎能流芳百世、传颂万年？
晋商的成功是由晋商之魂即晋商精神决定的，这种精神贯穿于晋商的经营意
识、组织管理和心智素养之中，以进取、敬业、群体等精神经营自己的商业，也经营着我们顾客的心。
【篇二：
话剧立秋的多重主题意蕴】
话剧立秋的多重主题意蕴
山西省话剧团2004年上演的话剧《立秋》，是当代文学史上继话居糕茶馆》《天下第一楼》、
等之后又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
该剧讲述了晋商马洪翰继承祖业经营的丰德票号，在民国初年时局动荡、国运衰微的形势下，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最终由盛而衰的故事。
该剧既展示了富甲天下数百年的晋商不畏艰险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又揭示了晋商衰败的重要原因及自身的历史局限性。
它的成功不仅说明现实主义话剧仍然具有旺盛的艺术生命力，更重要的是其主题思想对于推进民族现代化进程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对晋商衰败原因的文化反思
金汉等学者认为：
新时期以来的戏剧“创作者的视野扩展到传统文化心理结构及其历史延伸和当代人的深层意识层面，其戏剧性不再满足于社会历史政治关系外部表层的冲突，而是力图在浓烈的民族文化氛围中，寻求揭示人物关系的深层意蕴。
”[1]《：
立秋》正是这样。
“晋商”是清代在商界和金融界崛起的一种以自然经济为背景的推动古老封建社会向前发展的积极力量。
他们最初只是几个普通农民，不甘在大山的皱褶中面朝黄土背朝天，便以“走西12”的方式开始了自己的创业历程。
靠了自己的拼搏与奋斗。
靠了历史提供的机会，他们终于造就了“晋商”这一奇迹。
但历经数百年的繁盛之后，晋商又无可规避地走上了衰落的穷途o《立秋黼破了以往影视戏剧作品仅歌颂晋商创业精神，歌颂其宏图伟业的窠臼，通过马洪翰这个集中国传统文化多种因子于一身的人物及其命运，表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解析与反思。
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
马洪翰的积极方面通过丰德票号的店训得到了精彩诠释：
“天地生人，有一人应有一人之业：
人生在世，生一日当尽一日之勤。
勤奋、敬业、谨慎、诚信”。
靠了这些优秀的思想与品质，马洪翰继承祖业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但是，随着封建社会日渐解体，现代金融大潮扑面而来，其因循守119的消极方面也开始表现出来。
作为总经理，他拒绝了副总经理徐凌翔及二百多家分号“参加国家银行”，“融入现代银行业”的请愿与建议，“即使我马洪翰粉身碎骨。
只要有一线生机，我也要为丰德护碑守门”遗憾的是，历史并没有给马洪翰“一线生机”。
而是步步紧逼，使他最终不得不以毁家纾难的方式，结束了丰德票号辉煌数百年的光荣历史。
以马洪翰为代表的曾经富甲天下的晋商集团，终于在现代金融大潮中土崩瓦解了。
但马洪翰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输在哪里，他百思不得其解，才发出这样的慨叹：
“问天问地问古问今问自己，我到底输在那里?
我不服啊!
”余秋雨在《抱愧山西》中将其原因归结为山西商人“人格结构中还有脆弱的一面”，和“上世纪中叶以来连续不断的激进主义的暴力冲撞”，这当然是有其道理的：
但《立秋》另辟蹊径，从民族文化传统的角度切入，指出了另一种重要原因，那就是不懂得与时俱进、图变求存，最终在日渐艰难的“守成”之中丧失了历史机遇，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败。
应该说，马洪翰是输在了小农经济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守旧思想，输在了缺乏政治眼光和危机意识，输在了鲁迅所说的“因袭的重担”。
但是，编剧并不是一个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者，作为现代话语符号的许凌翔父子虽然在剧中没有取得关键性胜利，但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更生的潜在因素，他们终于踉踉跄跄地走出了传统票号的运作模式而溶入了现代金融的新潮之中。
应该说，在展现传统文化的合理性与保守性之间的重大差异、揭示社会转型时期改革创新和因循守旧之间的矛盾冲突方面，该剧取得了成功。
对于时至今日必须面对“现代性”和全球化的中国人来说，这样的主题意蕴不仅具有回顾历史的认识价值，更有因“直面现实”而震撼人心的力量。
它是沉重的，但同时也是积极的和必须的。
二、对社会转型时期女性命运的思考
除了表现家族事业应该如何应对时代变革这一重要主题，《立秋》还通过展示家族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表现出鲜明的现代意识。
在这一方面，作者首先表现出了对处于社会巨变时期的中国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注。
“几千年来，中国女性的生活史就是一部活生生的血泪史”。
到了剧中的清未民初，社会的急剧变化也给女性的命运与思想情感带来了巨大变化。
马洪翰的母亲。
是一个“贾母”式的小脚女人，在丰德面临倒闭的危急时刻，打开祖传金库，拿出马家十三代积攒的六十万两黄金，还清股银和利息，倾家荡产保住了丰德票号最后的“诚信”，自有一种巾帼不让须眉的气度。
但是，她对女性个体价值的认识是完全符合旧时代道德规范的：
嫁到马家便以马氏家族的命运为自己命运的全部，甘愿将自己的襟怀和气度拘囿在院墙以内，“给男人一个窝，让他们尽管远在万里，心里也有个牵挂的地方，回来了也有个喝口热水、吃餐饱饭的地方。
”她无视凤鸣的情感，自作主张将她嫁给了儿子洪翰：
她认同旧俗，将孙女瑶琴困在绣楼六年只为等待许昌仁的迎娶。
历尽沧桑的她，对女性命运的不公自然深有体会，但她却有感慨无怨怼，表现出“认命”的人生态度。
相比之下。
儿媳凤鸣有所不同。
她对自己的情感痛苦有刻骨铭心的体验，但她的态度是隐忍的，在这一点上，凤鸣很像巴金笔下的觉新。
为了不使女儿重走自己的老路，她最终对瑶琴的出走采取了支持态度。
这样的反抗虽然是间接的，但却透露出她发自内心的渴望。
——这是时代对她影响的积极结果，也是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前奏。
到了瑶琴，虽然因为阴差阳错而陷入尴尬境地，但到底在许昌仁和文菲的帮助下走出了绣楼，冲出了家门。
“五四女性以冲出家庭、恋爱自由为始点来争取个性、意志、自我价值的解放，这种解放以娜拉出走以后的经济问题为终点”。
虽然这个起点还不能解决“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但比起祖母和母亲，她到底是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立秋》通过三代女性的不同命运和不同思想情感的对照，揭示了中国女性摆脱男性附属品这一历史命运的艰难，同时也揭示了她们从麻木到感慨再到愤懑与反抗的执著与顽强。
和剧中人相比，百年之间中国女性的命运由于薪尽火传式的努力已经得到很大的改观，现实生活中的无数职业女性，其实就是跨出家门的瑶琴，正行走在剧中三代女性命运的那条延长线上。
虽然她们已经获得了祖辈们无法获得的工作权、婚姻自主权及其它生而为人所应当享有的诸多权力，但道路依然漫长，女性主体精神的张扬和这一前提下与男性和谐共存的理想的最终实现，依然需要“瑶琴”们付出巨大的努力。
《立秋》有关女性命运的阐释话语的现实意义正在这里。
在剧中，这一主题意蕴虽然是从属性的，但并不是可有可无的。
它不仅对于张扬女性主体精神，传播现代女性观具有积极意义，而且对塑造马洪翰这一人物形象的多重性和展示传统文化的多个侧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对不同人生价值观念的理解和宽容
在通过展示家族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突，表现现代意识方面，除了对转型时期女性命运的关注，作者还通过不同人物的理想与命运的刻画表现出对不同人生价值观念的理解和宽容。
许凌翔是马洪翰的商业伙伴，两个人亲如手足。
但在丰德票号何去何从这一问题上却“兄弟二人不相容”。
对许凌翔的撤资，不同的观念会有不同的结论。
用中国的传统观念去衡量，许凌翔知恩而不图报，有落井下石之嫌：
但用现代商业观念去衡量却无可厚非。
马洪翰有一儿一女，他将女儿指给了许凌翔的儿子许昌仁，并把未来的女婿送到国外学习金融，希望他能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
但许昌仁在国外接受了现代金融思想，立志要通过建立国家银行报效祖国，这样他就不得不成为丰德票号的掘墓人。
至于马洪翰唯一的儿子江涛，本来应该是丰德票号的新一代继承人，但他从小就对票号业不感兴趣而对作一个“戏子”情有独钟，因此被气急败坏的父亲赶出了家门。
在第五场中，多年浪迹天涯，已成为名角的江涛隐姓埋名归家省亲，父子相见不相认，借戏文剖白亲情。
面对四面楚歌的父亲的请求，江涛依然强调了自己不做富豪做戏子的人生选择。
如果用传统观念去衡量，无论是许昌仁还是亲生儿子江涛，都是忘恩负义、不忠不孝之人：
但如果用现代观念去关照，他们的选择虽然有些无情但却都是为了保住自己做人的底线。
早在1919年，鲁迅先生就曾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说：
“没有法，便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
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志趣与抱负，每个人也都有把握自己命运航向的权利与自由，这正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核心观念。
反过来说也许会更明白一些：
即便他们都按照马洪翰的意愿行事，那也与大局无补，无非是濒临倒闭的丰德票号多了几个殉葬者而已。
所以，马洪翰的“众叛亲离”虽然令人同情。
但说到底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所导致的“人的解放”的必然。
编剧渗透在剧情中的对不同人生价值观念的理解和宽容，对于当代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因为，人只有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时，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生命能量：
只有每个人都能够发挥自己的最大生命能量，社会才能以最快的速度发展与完善。
这虽然是一种不可能完全实现的理想状态，但却是基于人性的、值得人们不懈追求的趋向性目标。
“天地生人，有一人应有一人之业：
人生在世，生一日当尽一日之勤”。
《立秋》通过剧情所表现的，正是这种在中国传统观念积极因素基础上生发出来的现代观念。
这样的观念对于我们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立秋》主题意蕴的多重性还表现在对山西的民俗、饮食文化等多个方面的展示。
同时，作为话剧，它在结构、语言、表演艺术等方面也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
所以，评论家们说它是当代文学史上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功作品，是实事求是的灼见，而不是虚与委蛇的溢美之辞。
【篇三：
论话剧《立秋》的隐喻、语境和悲剧审美】
历史箴言与现代使命
——论话剧《立秋》的隐喻、语境和悲剧审美
□晏滔
《立秋》让观众对话剧燃烧起热情；《立秋》给予人们的文化震撼使其成为伟大剧目之后“山西的《茶馆》和《雷雨》”；《立秋》之所以能被誉为：
“新世纪中国话剧的里程碑”，在于创作者“他们有勇气去看事物的原状：
悲剧性”；在于创作者用一个深刻的“隐喻”和一个曾是中国势力最大商帮的语境来演绎一个标志性事件，而使之成为一部标志性戏剧。
为《立秋》燃尽生命激情的陈颙导演，在距公演还有9天的时候跨鹤而去，而使得《立秋》的巡演成为继续她的生命的演出。
陈颙的名字也被写在了中国当代话剧舞台的天幕上。
《立秋》传达的社会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一部戏要表达的意味，为不同的人饱含深情地解读，在灵魂深处洞彻古今人生的共同感慨。
立秋了，红叶飘零。
当剧幕揭开，处在剧变核心的平遥大院呈现出一幅舞台幻境。
在这一部扣人心弦的话剧中，以辛亥革命前后（1904-1914年）为历史背景，描写汇通天下数百年的山西平遥票号，最终因为悲剧性的时代而毁灭的故事。
诸多矛盾焦点浓缩在立秋一日，具有很大跨度的象征性事件，高密度地集中于立秋一日，架构出舞台上的时空关系和叙事线索，交织成一幅波澜起伏的画面。
“立秋”是这出话剧的主体隐喻，“立秋”首先是一个时序概念，是节气由热转凉的一个转折点，“立秋”是晋人祭祖的日子。
于是，祖先与后辈，传统与现代的历史对话在这一天里展开。
《立秋》成功地运用隐喻将需要思考的东西转换成已知的术语加以传播；把需要探索的东西嵌入一种联想关系，使之艺术地表现出来并由此获得新的意义。
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寓意一个时代的落幕；悲秋，正如杜甫诗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的意象；秋天，成熟的麦穗粉身碎骨化为人类的精魂，这大概是秋天最原始的本色；在秋天不经意的呼吸瞬间，突如其来的沧海桑田，犹如喧闹的集市突然散场。
《立秋》的隐喻是一种积极的富于想象的解码行为，观者不得不去发现隐含其中的意象，才能进行有意义的置换。
《立秋》给了我们思索的契机：
是什么原因使利倾朝野的商帮步入日暮穷途而一蹶不振？
是什么力量将晋商彻底冲垮直入衰败的深渊？
怎样才能从这种特殊的晋商经验所汇铸成的历史悲剧中获得前行的指南？
“隐喻”是站在“人”的角度来抽思哲理，激发想象。
由于所处历史语境的转换，“隐喻”则因化为心理过程，成为一种记忆。
《立秋》的创作者娴熟地运用了这种艺术表现形式。
在全剧中高密度撷取事件安排情节和集中矛盾于立秋一日之间，使观者初入其境时感到逼仄，细细咀嚼时，这部戏就像陈年老汾酒、老陈醋那样耐人寻味。
这种全剧中对艺术时空的多维叠压正是来自于迭进递推的隐喻的需要。
马洪翰的女儿瑶琴遵从祖制苦守绣楼六年，与其有婚约的许凌翔的儿子许昌仁却与留英同学文菲自由恋爱。
而在上一代，马洪翰的妻子婚前也曾苦守绣楼七年等待许凌翔，后由“老夫人”指婚，才嫁给了马洪翰。
两代人毁婚这种人生形式凄美或无奈的悲剧，隐喻“老夫人”、马洪翰所代表的传统观念与许凌翔、许昌仁所代表的维新观念的碰撞。
时代变迁，恋爱自由，是对传统的一种背叛，又何尝不是一种对旧有社会属性“诚信”的一种破坏？
这种隐喻为剧情中的“老票号”与“新银行”的商业文化之争构建了探索上的参考坐标，为商业属性诚信体系提供了传统中人的坐标原点，给每一位与它“交流”的人一份深深的思考。
剧中马洪翰的儿子马江涛离家出走，投身戏班，成了马家的叛逆者。
之后，瑶琴也受到许昌仁、文菲的鼓励，决定“大脚走天下”。
兄妹在戏台后重逢时，江涛说出了：
“生在富人家，长在荣华里，却得不到自由、快乐和幸福的一贫如洗的豪门子弟”的心声。
隐喻对传统体系的破坏首先必来自社会基础的破坏。
这就是为什么《立秋》的创作者要在剧情主线之外高密度地安排其他戏份的缘由。
几代人不同的生活与命运之间错综复杂的感情，豪门恩怨，爱恨情仇，彷徨徘徊，跌宕惊魂！
这些隐喻在一出话剧有限的时空中，有效地节省了对剧中主人翁悲剧性命运的传统背景进行阐释的笔墨，且增强了传统与革新，理智与情感，忠诚与背叛多重矛盾激荡的波澜，架构出协调舒放的审美意象。
剧终，“后来呢？
”……“后来呢？
”……“后来呢？
”……
最后一个隐喻。
这样的憧憬与全剧内在的精神指向是吻合的。
看完《立秋》，哪一位晋商不在内心升起一种势必在新世纪再度崛起的豪情！
“立秋”是创作者寄寓主题的重要载体，而守望本土文化的“语境”则赋予晋商以观念形态、意义和存在。
丰德票号的祖训：
“天地生人，有一人应有一人之业；生一日当尽一日之勤”；丰德票号的理念：
“勤奋、敬业、谨慎、诚信”；是两句标志性的从晋商曾经而不再的辉煌历史中，从无比丰富和极度复杂的语境中抽取出来的经典。
这两句话语代表了晋商语境中的主要符号和象征意义。
“票号”一词是个语境框架，他包围着剧情中的事件，“票号”以一种难以磨灭的烙印，深深镌刻为历史的履迹而成为晋商经验的代名词。
“诚信”是晋商原生动力的一个语境脉络，“诚信”以一种传承的形态而成为晋商商业文化的代表内涵。
梅耶荷德曾说：
“戏剧原于世情，审美贵在言动”。
《立秋》选择票号临危之时的矛盾冲突而不是那些增添风趣的微小细节，用饱满诗情和深刻哲理的语境来塑造人物。
这一艺术抉择是创作者将这种冲突搬上舞台使主人公的价值取向与大多数观众在假定的与主人公利益相同的前提下的价值取向一致。
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让这种利益与价值观的坚持者在一场严肃而崇高的行动
中遭受痛苦直至毁灭，那么一场伟大的悲剧就诞生了。
《立秋》语境设计的核心意义就在于此。
马洪翰的台词说：
“非不为，非不能为，而是天不让我为”，这是剧中人物悲剧命运深层次的历史本位。
面对日新一日的时局，马洪翰恪守祖训，誓死为丰德护牌守门，而错失了融入近代银行的机会。
“可为而不为”是一种价值的抉择。
道出了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与保守性之间的共生性，是社会转型期创新与守旧冲突的根源。
余秋雨在《抱愧山西》一文中，将这种历史悲剧归结于“上个世纪中叶以来连续不断的激进主义的暴力冲击，一次次阻断了中国经济自然演进的路程，最终摧毁了山西商人。
”余先生的结论显然是错误的，是非历史本体的，“激进的暴力冲撞”是给了经济以破坏，但也催生了新的经济型式，一种商业模式若是适合民生的就绝不会消亡。
历史也给了山西票商机会，剧中人马洪翰和许凌翔的现实原型——毛鸿翰与李宏龄，自1904至1908年反复论争关于建立近代银行的事宜，朝廷亦将与山西票商合作组建国家银行放入议事日程，等待票号大股东的答复。
由于价值观的差异，毛鸿翰以他在票商中的影响力封杀了所有可能革新的动议，也拒绝了朝廷的方案。
终于在1914年宣告破产。
十年后，李宏龄在《山西票商成败记》一书的序中写道：
“今者机会已失，商运已衰，纵有救时良策，亦枉托诸空言，惟耿耿之怀，终难自己。
爰将筹设银行前后信件，次第排列，俾阅者始知原委，知我票商之败，果天数乎，抑人事乎。
”《立秋》导演从历史的本源中抽取“语境”，组织人物的对白，由此来告诉观众：
错失制度创新的良机，并非晋商的智慧问题，而是深刻在传统里的价值取向。
这是一种给人以感动的反思，是一种历史的尴尬，历史的悖论，是美学的历史批判与历史的美学批判。
正如陈颙导演在研究剧目布局时所说：
“不能抱愧山西呀，我们应该拥抱山西”。
于是剧中人物进退之间的天平，让观众也走在思索与前行的路上。
《立秋》打破了以往歌颂性作品的主旨，而以悲剧性来凸显反思与批判，在丰富的背景中看晋商的处境与人格张力，并激起人们对中国第一大商帮起落兴衰的反省。
悲剧的诞生来源于非理性的领域，对于马洪翰来说，票号的解体是他的最高痛苦，票号
一旦融入银行就如出嫁的女儿成为别人家的媳妇，对此他有着一种莫名的恐惧。
马洪翰对于操守的追求所表现出来的强力意志，又决定了他的生命本质，而且有了审美意味。
战乱中票号大量现银被抢劫，甚至店铺账簿都付之一炬，而工商业大批破产导致几百万两的贷款无法收回，清政府的借款亦无法归还，存款又遭挤兑，银根告紧。
一封封的告急电报预示丰德票号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以现代的眼光来看，这些由时局造成的国家管理成本和社会责任成本，为何要由票号来“埋单”？
诚信，并非无限责任！
但是最后马家义无反顾地将13代人积蓄的60万两黄金倾囊而出以保全成千上万储户的身家性命；以不计后果的举措向世人昭示了信义在票号业中至高无上的价值观。
对于现代企业来说，选择活下去，才是对社会的最大责任，丰德票号选择悲壮的死已不是商业范畴的问题，而上升为民族、哲学、文化的范畴，若单从商业来看是缺乏智慧的选择，但在马洪翰看来，为了“丰德”信誉的永存需要放弃生存。
形成悲剧情节的真正意蕴，即决定悲剧人物去追求什么目的的出发点，这种精神实体受一种伦理性因素的约束，人的本性被社会的传统所替代。
在冲突中，人失去了自己本身的意义。
在危机中面对与传统的冲突时，马洪翰对我们今天所说的“与时俱进”已视而不见，马洪翰的视野已经不能越出那深宅大院的高墙了。
个人是历史的儿女。
在马洪翰与许凌翔各自代表的传统与维新的冲突中，对立的双方各有他那一方面的辩护理由，而双方都在维护伦理理想之时，双双也陷入“罪过”之中。
60万两黄金是一场诚信的功德，而票号未能融入时代的银行则是商业生存的“罪过”；许昌仁的自由恋爱是人性的解放，而悔婚则成为对瑶琴的诚信的“罪过”。
这是那个时代个人命运的悲剧必然性及偶然性的根源。
悲剧恰恰是在描写人的渺小无力回天的同时，表现人的伟大崇高。
命运也恰恰存在于人所坚持的利益与价值观遭受到一些必然抑或偶然的冲击时，这种冲击的激烈程度与人的坚持的强度和长度决定了人生悲喜。
这就是《立秋》的美学力量----深刻的批判力量。
当我们今天已经成熟，我们仍需被感动，我们也着实为《立秋》所感动。
《立秋》成功地运用悲剧性对一桩严肃、完整、有相对广度的事件进行摹拟，以具有丰富想象空间的隐喻出师表
两汉：
诸葛亮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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