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论”中的劳工迁移观分析.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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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cr7年1月第34卷第1期求是学刊SEENGrI1UTHJan200r7Vo134No1口欧美问题研究本期视点：

美国移民与融合问题特约主持人：

梁茂信教授主持人简历：

梁茂信，男，1959年10月生，1983年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学院，1986年留学美国，获硕士学位，19911994年在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获博士学位。

先后在河北师范学院（现河北师范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工作，现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美国历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华美国学学会理事、中美人民友好协会理事。

2005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创新人才计划”。

长期研究美国社会史，先后完成东北师范大学“211工程”项目“地域文明重点问题研究”子课题、教育部规划项目和教育部重点地研究项目等四项，出版美国移民政策研究、都市化时代20世纪美国入口流动与城市社会问题、美国入力培训与就业政策等5部著作，在美国历史杂志（JournalofAnlericanHistory）、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和美国研究等刊物上发表文章近40篇，10余篇文章先后被新华文摘和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等刊物转载。

主持人话语：

在世界近现代史上，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那样在过去几百年间接受了人数如此众多、来源如此纷繁庞杂的外来移民群体。

据粗略计算，自殖民地时代以来到2000年，先后进入美国的世界各国移民（包括非法移民）总数已达8000万人。

如此波澜壮阔、高潮迭起的移民潮涌入美国后，对其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

因此，系统深入地研究美国社会、经济、文化与政治等许多方面的历史，都不能不涉及到外来移民。

最近20余年来，尽管中国学界对美国历史上外来移民的研究成果日渐增多，研究范围、层面和视角等都较之前有了实质性的突破，但迄今为止，多数成果只从宏观上探讨了美国移民政策的产生与演变及某些移民群体如华人、西班牙裔和民族认同与融合进程，而对于移民的促成因素、实证性理论研究、移民进入美国后的区域流向、就业结构与走向等问题的研究仍十分薄弱，对不同时期不同群体间的比较性研究也鲜有佳作问世。

对殖民地时代移民的文化、民族认同和民族关系的研究至今仍是空白。

移民究竟在美国革命时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l9世纪爱尔兰移民、德国移民和后来的意大利移民等群体在美国化进程中的差异及其制约性因素、来自世界各国的犹太入移民在完成美国化的同时又如何凝聚为一体，并对美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产生了怎样的不可比拟的巨大影响?

在当代，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有色种族移民进入到美国后，其区域流向、就业机构与走向、民族认同与心理变化过程，以及它们在美国所遇到的各种困难与障碍等，这些问题都需要在翔实的资料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地研究。

本期的三篇文章从不同方面分析了美国移民状况，其中欧阳贞诚的论文探讨了加勒比海黑人移民迁移美国的过程，分析了移民在政治、经济、民族和文化方面与主流社会积极融合的过程，认为黑人移民及其后裔在经济上的进步不可小觑，政治上参与主流社会生活的努力也取得了不凡的成就。

但是，加勒比海黑人移民在各个方面仍然面临着许多无法逾越的障碍，移民代际之间存在的三重认同十分明显。

李秀红的文章认为，二战后美国移民政策的松动对包括华人在内的许多有色种族移民平等地迁入美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地区、东南亚以及中美洲的华人纷纷入境后，对散落在美国各地的华人社区的性别、年龄和文化结构性变化产生了巨大影响，使其具有明显的“外来”特征。

移民自身在经济条件、就业技能与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直接导致了当代美国华人移民在就业结构上呈现出明显多样性特征。

华人在就业市场上的总体表现既是华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反映，也暴露出华人中间因内部种种差异以及美国社会种族歧视等诸多制约因素的掣肘而形成的种种问题。

对于华一122维普资讯http:

/人移民来说，他们的就业状况直接影响到他们与主流社会的融合进程。

梁茂信的文章则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20世纪60年代形成的人力资本论中的劳工迁移观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了其中的普遍性的重要意义的同时，也探讨了其中的不足，认为无论是在全球范围内还是在美国，不管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现实进行考察，移民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和历史过程，任何“以点代面”的结论都会陷入以偏概全的泥潭。

当然，这几篇文章只是从更为微观的层面上进一步分析美国移民史的尝试，希望它们对国内美国史的研究有所帮助，并能产生抛砖引玉的效果，以期加深对美国历史与现实的深层认识。

“人力资本论中的劳工迁移观分析梁茂信（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吉林长春13（1024）摘要i二战结束后，随着美国科技革命的展开和经济结构中服务业的崛起，美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出现了经济繁荣和社会失业率并行攀升的趋势。

对此，以西奥德-舒尔茨为代表的经济学家通过实践和潜心研究，提出了颇有影响的人力资本论，其中关于劳工迁移的精辟论述具有很强的历史和现实性价值，但是，其中的局限性也十分突出，尤其是强调区域工资差异的论述似有以偏概全之嫌。

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近现代史上的跨国移民以及二战后美国以劳工为核心的人口流动，都证明了该理论中的局限性。

关键词：

人力资本论；劳工迁移；推一拉理论；社区网络论作者简介：

梁茂信（1959一），男，陕西合阳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美国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美国史研究。

基金项目：

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课题“人口流动理论问题研究”之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

F0141文献标识码iA文章编号：

10007504（2007）01012309收稿日期120061102自20世纪60年代“人力资本论”在美国问世后，它首次清晰地揭示了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因而在全球经济学界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相关学科的研究中对其评价和分析不胜枚举。

各种版本的大学教材中也将该理论尊为经典理论之一。

然而，我国学者的多数成果中并未对其中的劳工迁移思想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因而没有揭示出该理论中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口流动的深层含义及与之并存的局限性。

有鉴于此，本文不揣浅陋，略述管见，以期补苴罅漏。

二战结束后，随着科技革命在美国的兴起，许多尖端技术的开发及其在经济生产中的推广，引起了生产技术的变革和经济结构的巨变，美国也开始由19世纪末以来的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社会迅速地向以高新技术为主要标志、以服务业为主要载体的“后工业化时代”转变。

据统计，从1947年到1962年，第一和第二产业在美国国民经济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51下降到42，而服务业在同期则由49上升到58。

服务业各部门的就业就增长更快，占新增就业机会的34以上。

相应地，农业劳动力由800多万减少到500多万，制造业就业人数虽略有增加，但更多的是白领职业的增长。

1956年，专业技术人士、经理、办公室职员和销售员人数超过了体力劳工数量。

到1962年，白领劳工达到3000多万，比1947年多970万，占这15年就业机会增长总量的9r71（V5，22）。

在此过程中，由于许多劳工的就业技术相对滞后，无法满足新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结果就出现了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繁荣发展的同时社会失业率不断攀升的矛盾现象。

面对这种结构性变化，美国参议院劳工与一l23维普资讯http:

/福利委员会的报告中认为，美国“正在经历一场人力革命”。

其中，社会失业问题之严峻，形同“一座庞大的冰山”，隐藏在其深处的最主要根源是就业市场上劳动力技术供求关系的脱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2（pxv）。

与此同时，上述种种变化也引起了一些美国学者的注意。

他们纷纷著书立说，各抒己见，从不同角度提出政府应该采取的对策。

从现有资料看，从宏观经济学的战略性高度进行研究的第一人是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伊莱金斯伯格。

他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探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问题。

二战爆发后，金斯伯格一直从事美军后勤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

理性的思考和实践使他在战后敏锐地看到了人力资源问题对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1951年，金斯伯格启动了他酝酿已久的“人力资源保护工程”，七年后又完成了他的扛鼎之作人力资源国家的财富。

在这本拓荒性力作中，他批评现代经济学界忽视了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应开发人力资源的重要性，认为“经济学家们在人力资源问题上走马观花”，忽略了斯密关于国家财富根植于“技术、技巧和对本国劳动力普遍应用的判断”的思想3（r9，1415）。

由于美国政府始终没有制定完整而有效的政策，人力资源浪费现象十分严重。

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美国的失业劳工达到1500多万就是最为典型的例证，它给美国经济造成的损失难以估量。

如果没有罗斯福新政，美国也可能像德国一样走上法西斯道路。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尽管在二战中饱受技术人才短缺、大批青壮年身体不符合军队应征条件的困扰，美国政府依然对人力资源问题未予足够的重视，因而在二战结束前，除颁布军人权利法外，几乎鲜有作为3（P5455）。

由于政府没有提供覆盖全国的信息系统，加上种族和性别歧视，许多劳工因无法流动而被挤出就业市场。

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失业影响的不仅仅是一代人，它也会波及到失业者的家庭和后代。

为说明政府干预人力资源开发的必要性和合理性，金斯伯格特意从冷战思维出发，认为美国人力资源的浪费“阻碍了我们的经济增长，并威胁到我们的国家安全”。

为此，他呼吁政府通过发展教育和劳工技术培训来充分开发人力资源。

金斯伯格的贡献在于他对美国多次出现的人力资源浪费现象的实证考察和对政府的鞭挞，创建了“制度性人力资源学派”，强调了其与政府间的关系及其在战略上的对重要性，但他并未证明一124一人力资本价值对经济发展贡献的程度。

因此，美国经济学家明瑟尔从1958年起先后发表了人力资本投资与个人收入分配、在职培训：

成本、收益与某些含义等论文，首次运用数学模型对个人收入分配与其学历的正反关系进行了分析。

几乎与此同时，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西奥多舒尔茨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积累，相继推出人力资本投资、由教育形成的资本等论文。

此后，他耕耘不辍，终生著书20多部，发表论文200多篇，创建了“人力资本论”的核心体系，并因此在1979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舒尔茨认为，传统的经济学原理已不足以诠释现代经济的发展，只有人力资本论才能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他认为，第一，在经济生活中，资本包括物质资本（货币、自然资源和生产设备等）和人力资本。

两者都有资本的属性，但人们过去过于看重物质资本，忽视了人力资本。

在社会生产中，人力资本高于物质资本的收益，它对技术、经济和人类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

第二，人力资本表现为人的知识、技能、经验和技术熟练程度等，它是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为获得并提高智慧、知识、技能和素质等而进行的各种投资所形成和积累起来的资本。

从货币形态看，它表现为在保健、医疗、学校教育、在职培训、劳动力迁移等各项开支，其中最重要的投资形式是接受教育。

接受教育的水平越高，劳动技能就越强，人力资本的可变价值就越大4（译者序P23，正文P19，29）。

第三，人与其他商品一样具有使用价值，它表现为从事工作的总人数及劳动力市场上总的工作时间。

第四，人力资本投资的目的是获得投资收益。

它一方面表现为个人收入的增长，另一方面表现为国民经济的增长。

与物质资本相比，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率“无疑是在按照一个比再生产性（非人力）资本高得多的速度不断地增长着”5（P4243）。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力资本比物质资本的作用更加重要。

为证明自己的观点，舒尔茨对李嘉图的“土地资源决定论”提出质疑，认为土地和自然资源对未来社会的制约作用的确存在，但“人类的未来不是预先由空间、能源和耕地所决定，而且是由人类的知识发展来决定。

”否则，就无法解释印度和非洲许多国家开发时间较长但却十分落后的现象。

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耕地的经济重要性在下降，而人力资本，即知识和技能的经济重要性在提高”4（P4243）。

那么，人力资本究竟对经济发展产生了多大的影响?

他指出：

“很多材料表维普资讯http:

/明，或许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未能得到解释的美国国民收入之增长，应当归功于这种形式的资本投入。

”例如，在18891957年美国私有经济产出年均增长率为35，而资本投入的年均增长率为17，其中18就属于人力资本的收益5（e68）。

这就是说，提高人口的教育质量是每个国家由弱到强的必由之路。

值得一提的是，在舒尔茨不断完善自己的人力资本理论的过程中，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也具有锦上添花的作用。

例如，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丹尼森的成果中对被认为是“余数”问题做出了“最令人信服的定量分析和解释”。

他认为，用传统的分析方法估算劳动和资本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时，还有大量未被认识的、不能由劳动和资本投入来解释的“余数”，其中包括资源的配置、管理方法的改善以及劳动力技术质量的提高等。

在这些要素中，最为关键的是各级教育赋予劳动力的知识。

根据丹尼森的计算，在19291957年美国经济增长中教育发展的贡献率占23以上6（。

不言而喻，上述成果构成了比较完备的人力资本理论体系，它不仅涉及到人力资源的保护与开发，说明了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对经济发展贡献的差异，而且还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即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不单纯是一种个人行为，而且是一种社会行为。

关于这一点，美国全国生产力和劳工生产生活质量中心主任乔治H库珀清楚地指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取决于人力资源的开发程度、物质资本投资的多寡和政府政策的导向与力度。

在技术和资本投资与经济需求相吻合的条件下，政府对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特别是在教育、技术培训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政策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7（P4950）。

在上述学者中，唯有舒尔茨的理论构建最为全面，也最具影响力，因此，笔者拟从舒尔茨的论述入手，再结合其他学者的论述，对人力资本中与劳工迁移的思想进行分析，以求管中窥豹。

舒尔茨在构建人力资本论时，清楚地认识到自然资源与可以进行扩大再生产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之间的地理区位差异，它需要以劳工为核心的人口通过迁移来调配与自然资源和物质资本的区位配置关系。

他所强调的经济制度就是以自由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市场经济。

这种制度下的人口流动是经济充分发展的一种必然前提和结果。

尽管这种思想在舒尔茨的“人力资本”论中并非居于主导性的地位，但他毕竟指出了迁移在人力资本论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道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永恒的主题：

即人口的迁移与恒定性流动是市场经济运作机制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美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看，舒尔茨的认识无疑是正确的。

自1850年美国开始统计其国内人口的住址变化后，到20世纪末，美国平均每年改换家庭住址并居住在非出生州的人口（不包括外来移民）一直占全国人口的20以上，其中在1850和1860年就分别达到24，此后到1900年虽略有下降，但也未低于217。

在19101940年间，尽管经济繁荣与危机相互交错，人口的流动性始终平均在23左右，1940年之后则逐年上升，由1950年的256上升到1970年的2848（P29），1990年又增至329（P54），为历史之最。

显然，舒尔茨的认识与美国历史上人口流动的恒定性又与马克思和列宁有关19世纪工业化时期劳工流动的精彩论述具有惊人的一致性。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

“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

这样，它同样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

因此，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力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

”10（P353354）列宁也指出：

“大机器工业必然造成人口的流动性；各个区域的商业交往大大地扩展了；铁路使人们的往来更方便。

对工人的需要总的说来是增加的，在兴旺的时期高，在危机的时期下降，于是工人从一个工厂转到另一个工厂，从国家的一方转移到另一方，就成必然的了。

”11（r,sm）上述深中肯綮的论断指出了人口流动与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关系。

工业化发展之所以能导致人口的全面流动，是因为工业日益集中的趋势使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力也像资本一样集中起来，其过程实际上就是劳工的迁移与流动。

在舒尔茨看来，劳工迁移的目的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