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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世界持续的经济低迷、金融动荡、债台高筑、失业增加和社会不安，引发国际社会广泛热议，焦点已不是单纯的如何尽快摆脱经济和财政金融困境，而是造成当前危机的根源和资本主义制度能否及如何继续发展。
两年前一些美欧的经济金融界人士已发现当时的经济动荡与以往的经济周期运行有所不同，提出了所谓的“新常态”（NewNormal）概念，即经历金融危机后，由于去杠杆、降负债以及加强金融监管，金融资产收益率下降，风险溢价维持高水平，宏观经济变量波动性上升，在债务重压下西方国家经济低增长将常态化。
此后的形势发展特别是欧债危机的深化和兴起于美国的“占领运动”，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仅仅试图从经济周期运行中寻找答案是远远不够的。
不管西方国家喜欢还是不喜欢，都不得不承认危机已经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社会领域，西方国家面临的是制度困境。
今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主题是“大转型：
寻找新模式”，并举办了以“20世纪的资本主义是否适合21世纪？
”为主题的辩论活动。
论坛主席施瓦布公开表示，当前形式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再适合当今世界。
新年伊始，英国《金融时报》亦推出“危机中的资本主义”系列文章。
这些都反映了国际社会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质疑和试图探索出路的迫切心态。
一些学者从政策层面寻找原因。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马丁·
雅克、法国经济学家热拉尔·
迪梅尼尔等认为，当前的危机根源于20世纪70年代末撒切尔-里根时代兴起的新自由主义。
德国历史学家汉斯-乌尔里希·
韦勒、美国斯坦福大学高级研究员弗朗西斯·
福山则将危机归咎于金融业监管的缺失。
另有一些人在社会领域寻找答案。
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胡安·
索马维亚指出，极端的不平等加剧了资本主义危机。
而美国前劳工部长罗伯特·
赖克干脆把危机的深层原因归罪于人的贪婪本性，并称每个人都是共犯。
①
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辩护一向都是在多个层面展开的。
当前西方国家的制度困境，既不能仅仅归咎于某些人执行的政策，更不应由抽象的人性来承担责任。
制度困境的原因只能从制度本身去检讨，资本运作的后果也只能由资本自身来担当。
二、制度困境的原因
（一）国家资本主义泛滥
资本的本性是追逐利润和不断扩张，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的作用下，剩余价值的生产量与实现量难以均衡，社会的有效需求不足是一种常态，由此造成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和社会不同阶层矛盾的激化。
为了减缓这些矛盾，西方国家政府加强了对经济运行和财富分配的直接干预。
在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这种干预体现在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制度的实施，也标志着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
尽管国家资本主义帮助西方国家创造了有史以来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1950年至1973年），②但也成为此后出现滞胀的重要原因。
为了摆脱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撒切尔-里根政府带头奉行新自由主义，一方面用货币主义的工具压缩通胀，并通过财政政策和减税刺激经济；
另一方面推动私有化、解除管制、自由贸易和资本自由流动。
新自由主义的盛行不是减少西方国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参与，而是使经济运行对政府行为的依赖达到空前的程度。
这种依赖在近几年西方国家处理金融危机过程中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
面对危机，往日神气活现的金融集团束手无策，也不愿自掏腰包，完全依靠政府纾困。
西方政府则在“大到不能倒”的借口下举全国之力予以救助，导致政府财政赤字更加庞大，国家债务急剧升至天文数字。
自2009财政年度起，美国联邦财政赤字已经连续三年超过万亿美元，本财年估计仍在万亿美元以上。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10年美、欧、英、日四方总债务余额达到84万亿美元，约为其GDP的2.4倍。
七国集团2012年到期的主权债务总额约7.3万亿美元，美、日分别有2.8万亿和3万亿美元债务到期。
美国政府的欠债，加上给政府退休项目和其他一些项目打的欠条，现已超过15.23万亿美元，同美国的经济总量持平。
③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2012年美国债务对GDP的依存比将接近过去40年平均数的两倍。
现如今，西方国家经济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债务依赖型经济”，没有政府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支持就无法正常运转。
更值得关注的是，经过政府三年来的救助，私人企业的破产风险已经转变为“公有”国家的破产风险。
（二）金融资本主义失控
金融资本是由产业垄断资本和银行垄断资本相互渗透、融合而成，最初具有服务产业经济的功能。
但在资本趋利本质的驱动下，金融资本的运作愈来愈独立化，并凌驾于其他资本形式之上，西方国家金融资本主义的特征日益凸显。
近20年来，两个因素在推动金融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是西方国家权力机构的支持。
金融资本所产生的巨额财富无疑会产生巨大的政治影响。
只要看看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长罗伯特·
鲁宾、小布什政府的财政部长汉克·
保尔森、欧洲中央银行主席马里奥·
德拉基等人的经历，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西方国家政府的决策总是与金融资本集团的利益高度一致。
要让金融资本发展并实现利益最大化就要放松对金融产业的监管。
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也许对利率工具的使用较为谨慎，但他从来不吝惜对金融市场的信任。
直到金融危机前夕，格林斯潘在其回忆录中还赞扬道：
“为什么要限制那些辛勤劳作的华尔街蜜蜂呢？
”在他的呼吁和推动下，1999年美国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废除了在大萧条时期通过的旨在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严格区分的《格拉斯·
斯蒂格尔法案》。
在解除监管的同时，美国行政当局也拒绝了对金融衍生产品进行限制。
一系列的松绑使原本为实体经济提供信贷的银行业务与投资银行的投机行为混为一体，导致西方经济的赌博化。
脱离监管的金融市场额度几乎是接受监管的市场的10倍。
“信贷违约互换”、“债权保障证券”等大量金融活动都是在调控领域之外进行的。
④金融衍生品市场以核裂变式的速度发展，相关产品价值在1987年至2007年间从8660亿美元增长到454万亿美元。
⑤当金融资本可以脱离实体经济而独立和迅速地膨胀，经济的虚拟化和泡沫化也就难以避免了。
为了实现金融资本在世界范围的扩张，西方国家还不遗余力地在多边领域清除对金融资本的各种限制。
1997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定推动“资本完全自由化”，削除各国对资本项目的控制权力。
同年，世界贸易组织达成一项有关全球金融服务的协议，目的是使任何一家金融公司都能够完全自由地进入其他国家，并享受国民待遇。
1998年，经合组织又达成《多边投资协定》，使一国的工业公司能够完全自由介入另一国的国内经济，购买当地公司，控制当地产品市场。
在西方国家的力推下，金融资本的全球化成了最近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内容。
全球跨国金融资本流动规模从1990年的1万多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8.2万亿美元，占全部跨国资本的比例从80%上升到85%。
⑥
其次是金融业与不动产业的结合。
美国不动产业快速膨胀发端于20世纪与本世纪之交。
2002年至2006年，美国经济年均名义增长率为5.4%，而不动产业年增15%，几乎是美国经济增长率的三倍，同期美国房价上涨了90%，相当于每年平均上涨11%。
在最高峰时期的2006年，房屋市场被高估达50%之多。
⑦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可借到低廉的抵押贷款，即次级贷款，是刺激不动产市场增长的原因之一。
次贷本来就是金融部门协助房地产业缓解有效需求不足的一个工具，具有高回报、高风险性，其偿付保障不是建立于借款者的还款能力，而是房地产价格持续上升的假设上。
为了降低风险，次贷又被进一步金融化，打造成更多的衍生产品。
由于房地产等不动产带有垄断性，而且占财富的比例极大，这一产业的金融化就大大地推动了金融部门的爆炸性增长，并进一步加重经济的泡沫化程度。
在本世纪的头五六年间，以“房屋风险抵押贷款”（即“次贷”）形式发行的“住宅债权抵押证券”和“债权保障证券”就增长了10倍，从1000亿美元猛增到1万亿美元。
“信贷违约互换”的市场几乎达到50万亿美元，是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倍。
⑧
金融资本的膨胀不能永远脱离实体经济的基础，社会再生产的现实矛盾终究会戳破虚拟财富的泡沫。
当房价走势出现逆转时，金融业受到沉重打击也就不足为奇了，而低收入者则失去房产，再次沦为无产者。
（三）社会不平等侵蚀西方社会基础
资本主义制度能实现最佳的资源配置和分配结果，这是所有西方国家最为津津乐道的，但事实并非总能支撑这一论点。
近几年的经济社会现实，使西方国家的公众一次又一次地发问，为什么受伤的总是99%的多数，而1%的少数即使在危机中也总能获得最大利益。
居高难下的失业率显示了贫困和不平等问题的严重性。
美国失业率2009年10月突破10%，之后在9%至10%徘徊，至今仍处于8%以上的高位，如将部分工时很少的准失业都计入在内，失业率可能高达15%。
与金融危机前相比，美国净损失的岗位超过500万个。
欧洲统计局1月3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12月欧元区17国失业率高达10.4%，其中西班牙达22.9%，年青人失业率超过50%。
在英国，不上学、不就业、不受训的青年群体“尼特族”（Neet）人数近来创下新高。
据英国教育部统计，截至去年11月，年龄在16岁至24岁的“尼特族”人数达116.3万人，同比增加13.7万人。
相关调查还发现，除数量增加外，处于“尼特族”状态的时间正在长期化，而且愈是贫穷家庭的孩子愈容易沦为“尼特族”。
更让西方社会感到不安的是，被视为社会中坚的中产阶级的衰落以及贫富差距的明显扩大。
摩根士丹利（亚洲）非执行主席史帝芬·
罗奇承认，贫富差距达到历史极限水平。
⑨甚至那位20年前推出“历史终结论”的福山也发现，“自由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不是那么美妙。
他最近指出，中等收入的美国人的实际生活水平自20世纪70年代起就没有再提高过。
美国人买得起便宜的手机和衣服，却越来越负担不起房屋、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费用。
美国的贫富差距在过去30年里迅速扩大。
1974年，美国最富有的1%的家庭拥有的财富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
而到2007年，这个比例已经扩大到23.5%。
⑩
经合组织2011年的报告也指出，在接受调查的22个成员国中，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收入差距扩大了10%，其中有17个成员国的情况更糟。
美国政策研究所的报告说，平均来看，美国大企业首席执行官2010年的收入为1080万美元，比前一年增加了28%。
普通工人的工资则为33121美元，只增加了3%。
首席执行官的收入比工人收入高出325倍。
（11）另据美国官方统计数字，在1999年后的十年间，美国收入最低的一成家庭，入息中位数减少了12%，收入最高的一成家庭，收入仅下降1.5%。
整体而言，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扣除通胀因素比1999年减少7%。
失业和贫困既是经济金融危机的后果，也是酝酿下一次危机的酵母。
当大量有形和无形的财富被迅速创造出来，失业和贫困的存在使得剩余价值生产量与实现量不一致的矛盾更加深化。
此外，社会不平等并不只表现在人们生活水平的差异，更重要的在于个人在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和对决策的影响程度。
（四）经济全球化冲击
在冷战时期，两大集团的对峙使世界市场处于割裂状态。
在殖民体系中，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交换也并非是对等的交易关系。
20世纪80年代，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基本完成使命，发展中国家实现了国家独立，至少名义上成为世界市场中平等的交易成员；
中国主动实行改革开放，使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国家开启了向市场经济的转变；
苏东集团的瓦解拆除了分割世界市场的最后的政治藩篱。
一个前所未有的全球市场就此诞生，并为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奠定了基础。
全球市场的形成为资本迅速扩张提供了条件，给资本所有者带来巨额利润，同时也给资本所到之处带来发展机会。
其结果是，在西方国家经济出现空心化、虚拟化的同时，新兴国家迅速崛起，国际经济格局发生重大改变。
亚洲经济总量占全球的份额从1990年的15%上升至目前的28%以上。
2010年，亚洲出口额占到全球的31.6%，区域贸易也已经占到亚洲国家对外贸易总额的52.6%。
同年，新兴经济体实际GDP占到全球的49%，2011年将超过这一水平，其消费总量也已超过美国。
2007年至2011年，美国国民收入增长不到0.6%，欧盟收缩了0.3%，日本减少5.2%，同一时期中国则增长了42%以上。
（12）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国家在享受巨额利润的同时，也正面临自身竞争力削弱和外部竞争力增强所带来的双重冲击。
（五）周期因素加深危机
西方经济会发生周期性波动是普遍的共识。
但在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近20年间，西方经济出现了繁荣期拉长、衰退期缩短、波动幅度减小的现象。
西方国家一些人士甚至认为，经济周期将终结，持久繁荣可以实现。
近两年的财政金融连番危机和实体经济持续疲弱让上述期望成为泡影。
事实上，危机爆发前的西方经济周期只是发生变形而已，多种因素促成了这一现象。
第一，西方政府采用货币和财政政策强力干预。
特别是在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联储一直将下调利率作为对付周期波动的基本政策。
用宽松的信贷支撑总需求，使危机持续时间缩短，萧条和复苏之间的界限因经济上升加快也不明显。
第二，经济全球化一方面为西方国家的产品提供了广大的新市场，另一方面也让发展中国家的廉价物品源源不断进入西方国家，从而压低了的物价，进而为西方国家政府对经济运行实行调节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第三，正像工业与工业化熨平传统农业生产的季节性波动一样，信息业与信息化熨平了传统工业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以信息技术及其产业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迅猛发展，导致经济周期进一步变形。
正如格林斯潘所说，“信息技术无疑巩固了企业经营的稳定性”。
在美国，信息等高技术产业已经取代传统的周期性产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例如，当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的汽车等传统产业陷入萧条时，信息技术产业异军突起，促进了经济持续增长。
此后，网络经济尤其是电子商务的兴起，帮助延缓了经济衰退期的到来，从而使经济继续趋向高涨。
但上述因素已经发生重大变化，西方国家政府的干预已难以为继，经济全球化不仅使世界变平，也让世界变得更挤，科学技术创新也已过了一个高峰。
有学者甚至认为，目前西方经济正面临康德拉季耶夫周期（50年技术创新周期）、库兹涅茨周期（20年房地产周期）、朱格拉周期（10年资本投资周期）以及基钦周期（3年库存周期）同时处于低谷的阶段。
可见，政策和技术有可能缓解矛盾，但不能消除矛盾，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还存在，西方经济周期性波动就不会消失。
在技术创新和资本投资等长期性因素与库存等短期性因素恰好出现低谷重叠的情况下，经济走出衰退、摆脱疲弱的进程无疑会变得更为漫长。
本轮金融、财政、经济危机一经爆发，就有一些西方人士有意将罪过推给中国等新兴国家，宣称是这些国家的“不公平竞争”造成了世界经济失衡。
但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目前西方危机源于资本的本性，是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缺陷导致了经济和社会的失衡。
在诸多因素中，国家资本主义泛滥和金融资本主义失控是主要原因，贫富差距和周期因素则加重了危机。
西方经济空心化和虚拟化也是资本的趋利性使然，而非新兴国家有意为之。
三、西方国家的调整路向
从客观来看，正如马克思所说：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
”过去的数百年间，资本主义在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和发达的文化的同时，也在应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社会不同阶层冲突的过程中，经常性地改良自身。
这个历史进程尚未终结。
就主观而言，资本主义从来就不乏卫道士，尽管西方社会的不少人对资本主义制度有所不满，或阵发性地表示愤慨，但推翻这个制度显然不是主流选择，主流的议题仍是试图就重建资本主义秩序达成共识。
格林斯潘认为，资本主义需要调整，但对资本主义模式的诸多“改进”是否明智深表怀疑。
（13）哈佛大学教授劳伦斯·
萨默斯呼吁，要理智干预不景气，而不是摧毁。
他声称，一旦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到位，当前的许多担忧都将烟消云散。
（14）
在今后一段时期，西方国家可能采取如下措施应对制度困境：
1.在理论领域将进行一系列的探索和争论。
如同以凯恩斯主义对付大萧条、以新自由主义因应滞胀、以福利主义缓解社会矛盾，西方社会亟须指导摆脱困境的理论。
但不管是左翼还是右翼都尚未能拿出一个整体的设想，迄今提出的一些改良性建议主要集中于对金融体制和财富收入分配进行改革。
也有一些西方人士对新兴国家强大的国有公司和政府对经济的严格掌控产生了兴趣，但这种经济管理模式在西方尚缺乏生长的基础。
目前来看，西方社会近期内难以找到一种能起主导作用的理论。
2.从经济和社会政策层面讲，中短期内仍以采取救急和补漏措施为主。
为了摆脱危机、防止进一步衰退，只能借助新的公共贷款和尽快恢复私人信贷供应，并尽可能地增加生产性投资，同时努力增收减支，整顿财政。
老百姓也要过一段减少享受的“苦”日子。
较长期的做法可能有：
通过税制改革使大资产阶级让渡一部分利益，制订新的市场规则，包括加强对金融资本活动的监管等。
3.对于主权债务，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不会采用“勒裤腰带还债”的办法，仍会继续先以债养债，然后再使债务货币化，通过货币贬值和适当的通货膨胀稀释债务。
4.西方国家将集中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寻求科学技术有所突破，并在现有产业中使用更多的新技术，以达到通过增加新供给产生新需求、以技术垄断取得超额利润的目的，同时也会加快劳动力市场改革和企业重组，以提高经济竞争力。
5.依靠霸权来支撑。
此轮金融危机源于美国，且美国储蓄率比欧洲国家低，财政赤字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和国债风险也并不比欧洲小，但美国受到的伤害却小于欧洲。
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美国的霸权，特别是美元的特殊地位。
与以往霸权国家必须对主要财富的来源地进行直接统治不同，美国霸权的经济基础不是有限的固定区域，而是建立在现行国际货币、金融和贸易体系之上。
因此，在国际经济领域中任何可能削弱美国主导权，特别是否决权的改革，美国都不会接受。
而在国际政治领域，美国会制造和延续适度的紧张状态，以使美元和美债在实际的经济价值之外，增加政治安全价值。
美国综合使用政治、经济、军事手段维护霸权的娴熟程度，是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也是各国需要高度警惕的。
【注释】
①英国《金融时报》，2012年1月17日。
②安格斯·
麦迪森：
《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15页。
③《今日美国》网站，2012年1月9日。
④居伊·
伏思达：
《欧洲如何走出危机》，新星出版社，2010年1月，第47页。
⑤西迪恩·
拉赫曼：
《世界30年》，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103页。
⑥转引自张宇、蔡万焕：
“金融垄断资本及其在新阶段的特点”，《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⑦同注④，第2页。
⑧同注④，第35页。
⑨英国《金融时报》，2012年1月30日。
⑩FrancisFukuyama,"
TheFutureofHistory"
ForeignAffairs,Jan/Feb,2012.
（11）美国《时代》周刊网站，2012年1月9日。
（12）英国《卫报》，2012年1月18日。
（13）英国《金融时报》，2012年1月25日。
（14）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012年1月12日。
（作者系外交部港澳台司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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