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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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史
中国古代史（上）
1
人类的起源，与宇宙的起源、地球的起源一道构成了人类认识自然和自身的三个谜团。
人类对它的早期探讨，表现为扑朔迷离的神话传说。
“神造人”是东西方关于人类起源传说的共同基点。
对它的科学探索，出现在19世纪。
首先提出人是从古猿进化而来的是英国著名生物学家查理·达尔文。
他在两部名作《物种起源》（1859年）和《人类起源》（1871年）中，以“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的理论，破解了生物进化之迷，提出了人类起源于早已绝迹的类人猿的全新论断。
对“猿变成人”的内在原因做出科学解释的是恩格斯。
这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的思想伟人，于1876年写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后收入《自然辩证法》，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论证了“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命题。
一个多世纪以来所发现的大量的早期人类化石，一再证明了它的科学性。
东非、北非以及西亚地区，一直被考古学家、文化人类学家视为人类文明的起源地。
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我国境内发现了为数众多的猿人遗址、遗物，为进一步解决人类起源问题提供系统而珍贵的材料。
七十年代英国考古学家格林·丹尼尔在他的著作《最初的文明——关于文明起源问题的考古学研究》中，明确地将中国列为世界六大文明策源地之一，彻底纠正了西方学者此前推测的“中国文化西来说”。
中国文化是在本土独立发生、发展的结论，日益为中外学术界普遍接受。
据吴新智、黄慰文、祁国琴所著《中国古人类遗址》（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提供的统计数据，不同阶段的古人类遗址在我国均有发现，其中，直立人阶段有22处，早期智人阶段12处，晚期智人阶段47处。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除了世界学术界广泛关注的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以及营口金牛山人、山西丁村人、陕西大荔人之外，近年间所发现和报道的安徽繁昌“人字洞”猿人遗址、重庆“巫山人”的新材料，把我国境内所见的早期猿人的出现时间，大大提前，从而用力地证明了中国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
安徽繁昌“人字洞”遗址，1998年在繁昌孙村镇附近的“人字洞”遗址发现了一批更新世早期的灵长类化石，伴出人工打制石器40余件、骨器十余件，脊椎动物化石50余种600多件。
依据其地质年代判定为距今200～250万年之间。
已被确认为迄今所知亚洲最早的人类文化遗存。
如此丰富的早期灵长类化石和石器共存的材料，在长江下游地区尚属首次发现。
它对继续寻找我国境内早期人类活动的线索，意义不同凡响。
早期报道见于1998年8月12日、12月16日的《中国文物报》；《光明日报》1999年3月9日也有专文报道。
巫山人，1985年在重庆巫山县龙骨坡发现早期猿人化石，定名为“巫山人”。
经科学鉴定，巫山人的年代大约为距今200万年。
黄万波等著《巫山猿人遗址》（海洋出版社，1991年）有详尽论述。
此外，1998年5月8日前后，几家知名报刊相继报道了它的最新发现。
元谋人，随着1965年两颗门齿化石在云南元谋县的上那蚌村的出土而广为人知。
依据地质年代判断，元谋人距今约170万年左右。
后来对元谋人化石产地进行了大规模考察和发掘，发现了打制石器、动物化石和大量的炭屑，有人据此推论元谋人可能已经掌握了用火技术。
元谋人的出现，在当时具有明显的学术意义：
把我国古人类出现的时间提前了一百多万年，并填补了南方直立人的空白。
因此在学术界备受关注。
蓝田人，1963～1964年在陕西蓝田县的陈家窝、公王岭发现的人骨化石、打制石器、动物化石，宣告了蓝田人的问世。
依据最新的测定数据，蓝田公王岭直立人的生存年代大约在距今一百万年之前（安芷生等：
《“蓝田人”的磁性地层年龄》，《人类学报》1990年第9卷1期）。
北京人，发现于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的龙骨山。
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为这一古人类文化圣地的发现，做出了重要贡献。
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开始于1927年。
北京人的第一个头盖骨，是由参加现场发掘的裴文中先生于1929年12月2日发现的，这标志着“北京人”的正式问世。
在贾兰坡先生主持下，1936年又发掘出三个猿人头骨化石。
这是轰动世界的重大发现。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批稀世珍宝在转移过程中神秘失踪，造成了令世人痛心的损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北京猿人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继续进行，并有重大发现。
总结几十年的发掘成果，先后出土头盖骨六个、头骨碎片十二块，并有大量的肢骨、牙齿等，经鉴定分属四十多个个体；还伴出了十多万件石器、大量的古生物化石和人类用火痕迹。
“北京人”的生活年代，在距今六十九～四、五十万年之间。
在众多的早期猿人文化中，“北京人”的年代是较晚的，但它文化内涵之丰富，在全世界都是无与伦比的。
北京猿人遗址依然是古人类学家最向往的圣地。
回顾中国考古工作的历程，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仰韶被推测为中国人的第一个史前遗址，当时受北洋政府聘请在华工作的瑞典科学家安特生，提出了“仰韶文化西来说”。
一时之间，“中国文化西来说”几乎成了学界定论。
而事至今日，“中国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的结论，已经得到世界学术界的普遍承认。
2
新石器时代，与此前的旧石器时代相比，呈现出极大的变化与进步：
原始农业的出现，使人们开始了定居生活，大大地改变了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有学者推崇之为“农业革命”；生产工具的制作方式，由打制变为以磨制为主；生产工具的种类，砍砸器、尖状器等与狩猎采集经济相适应的工具消失，石斧、石镰、石锛等与原始农业、手工业相适应的工具取而代之；人类第一次创造出自然界原本不存在的东西，陶器被发明出来；特别是在它的中晚期，“文明”的因素开始出现，人类历史即将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因此，有学者把它称之为“文明的曙光”。
在我国广袤的土地上，野外考古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已达到七千多处；不同地区的文化面貌各具特色，并有自成一体的发展系列；时间愈晚相邻地区间的文化交流的迹象愈明显。
这证明了我国古代文化的源远流长、异彩纷呈和多元一体。
我国的新石器文化，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早期文化（距今11000～8000年）、中期文化（距今8000～5000年）晚期文化（距今4900～4100年）。
对其中内涵丰富、意义重大的考古文化，择要简述如下。
仰韶文化，以最早发现于河南渑池仰韶村而得名。
距今约为7000～5000年。
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地区，而以关中、晋南、豫西为其中心。
已发现的遗址达一千多处，被划分为多种类型，其中以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宝鸡北首岭、三门峡庙底沟、安阳后岗、郑州大何村等遗址最为著名。
一般文化特征是：
村落遗址面积较大，出土农具甚多，体现出原始农业的发达；陶器以磨光红陶和彩陶为主；陶器上出现的一批刻符受到学界关注。
河姆渡文化，以最早发现于浙江余姚村而得名。
距今约为7000～5000年。
主要分布于浙江东部的宁绍平原上。
它的内涵自成体系，大量的稻谷堆积，把我国人工栽培稻的历史提前了约二千年；特征鲜明的手制陶器和木制漆碗，为探索制陶技术和制漆工艺发展史提供了新材料：
带有榫卯大型木构建筑，显示了建筑史上的奇迹。
它是20世纪70年代的重大考古发现，作为长江下游新石器早期的重要文化遗存，动摇了“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摇篮”的传统观点。
大汶口文化，以最早发现于山东泰安大汶口一带而得名。
距今约为6500～4500年。
分布于山东、苏北、皖北、豫东、辽东半岛，而以泰山——沂蒙山区为其中心。
是黄河下游地区最重要的一支原始文化。
已发现的遗址以山东省泰安大汶口、曲阜西夏侯、胶县三里河、莒县陵阳河、江苏省新沂花厅、邳县大墩子最为著名。
其主要文化特征是：
出现了大量的通体磨光石器，且有高明的石器穿孔技术；陶器上有刻符，也有学者判识为早期文字；骨器较多，其中尤以造型奇特的“獐牙勾形器”引人注目；存在着大面积的公共墓地，到中后期随葬品多寡相差悬殊。
红山文化，以最早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红山而得名。
距今约为5500年左右。
主要分布于内蒙和辽宁西部、河北北部、吉林西部等地区，是北方地区新石器文化中最著名的遗存。
特别是1984～1986年间，在辽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凌源县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等重大考古新发现，被《人民日报》、《考古》等报刊集中报道之后，红山文化更加为世人注目。
其文化特征是：
以“猪龙”为代表的玉文化以及“女神庙”、大型祭坛遗址，突出了它的神秘气氛；彩陶与细石器共存；“之”字型纹陶说明它接受了仰韶文化的影响。
龙山文化，以最早发现于山东章丘龙山镇的城子崖而得名。
距今约为4800～4300年左右。
分布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大体上相当于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范围。
它的分布范围过于广大，而且不同地区的龙山文化又各具特色，研究者把它进一步划分为四个类型的亚文化，即：
早期龙山、河南龙山、陕西龙山、山东龙山。
在已经发掘的众多龙山文化遗址中，以山东的城子崖龙山城、寿光县边线王古城、河南的登封王城岗古城、淮阳平粮台古城、山西的临汾陶寺墓地最为著名。
特别是1989——1990年间，对城子崖遗址的再一次大规模考古发掘，发现了一座面积达20万平方米的大型古城。
规模之大，在迄今所知的同期古城遗址中是首屈一指的。
这一时期一批古城遗址的出现，以及早期文字的问世，使讨论我国文明起源的学者的目光，聚焦在龙山文化上。
临汾陶寺墓地，是独立于上述四种亚文化范围之外的龙山文化类型，以其鲜明的特色和丰富的内涵，成为研究“酋邦”与早期国家问题的宝贵资源。
良渚文化，以最早发现于浙江余杭县良渚遗址而得名。
距今约为5300～4000年左右。
主要分布于苏南、浙东一带，是长江下游新石器晚期的重要文化遗存。
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特别是1982年对上海青浦县福泉山墓地的发掘、1986年对余杭县反山贵族墓地的发掘、1987年和1991年分别对余杭县的瑶山及汇观山两处祭坛与大墓复合遗址的发掘、1992～1993年对余杭县大观山——莫角山遗址的发掘，使良渚文化的内涵得到了全面展示和升华，显示出在余杭县内“良渚文化遗址群”的客观存在，有学者推论是良渚文化的政治中心所在地。
良渚文化中最为引人入胜的是：
以玉琮、玉钺、“族徽”共同构成的神秘主义氛围；大规模巨型建筑所显示的强大权力机构的存在。
良渚文化对研究我国文明起源的重大意义，使它成为考古学、历史学共同关注的焦点。
马家窑文化，以最早发现于甘肃临洮马家窑而得名。
距今约为4500年左右。
分布于甘肃及四川、宁夏等地，而以洮河、大夏河为中心。
主要文化特征是：
受仰韶文化的影响明显；彩陶极为精美，堪称独步世界。
齐家文化，以最早发现于甘肃广河县齐家坪而得名。
距今约为4000年左右。
分布于黄河上游相当广泛的区域内。
主要文化特征是：
出现了数量客观的红铜工具，并出土了青铜镜，是我国境内迄今所见最早的铜镜，同时石器依然大量存在，表明它是我国早期的铜石并用文化；葬式以成年男女合葬墓最富有特色，男尊女卑的观念已有鲜明体现；随葬品的多寡悬殊反映了贫富分化、社会分层的形成。
此外，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浙江肖山跨湖桥遗址、河南舞阳县贾湖遗址、分布于河北河南的磁山——裴李岗文化，以及新石器中期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马家浜文化，也各有其重要价值。
3
我国夏王朝之前的历史，没有可信的文字记载，主要是靠神话与传说保存至今的。
传说中的上古帝王系统，最有影响的是“三皇五帝”之说。
由于这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学者对本来流传于不同地域、不同部族的传说加以系统化、条理化的改铸之后形成的古史体系，所以其中颇多矛盾和异说，以至于连“三皇”、“五帝”究竟指哪些人，都各有六种以上的组合。
根据顾颉刚、刘起釪先生的考证，先有“三”、“五”的神秘数字概念形成在先，后有填空式的杜撰、条理上古帝王姓名、世系之举，“由此可知一两千年来所盛传的为人们所尊奉的三皇五帝，原是纷纭不定，递经战国至汉、晋长时间的不同组合，从神话古史传说众多的古帝先王中，各家各自挑选出三位五位不同人物先后搭凑成好几种不同班底的。
”（刘起釪《古史续辨》92页）因此，如果有谁还想致力于弄清“三皇五帝”的具体人选，恐怕是徒劳无益的。
古史传说在其形成、流传的过程中，往往出现人为神化、加工改造、甚至是凭空虚构等问题，使其与信史的价值不可同日而语。
但在十九世纪之前，人们大多把传说当作真实的历史来看待，这种局面，直到现代考古学和“古史辨”运动出现之后才得以改观。
考古工作的一系列重大收获，特别是北京猿人、仰韶文化的发现，使人们了解到与传说根本不同的远古历史的片断。
以顾颉刚先生为主要代表的“古史辨”学派，则以“把古书和古史的真伪弄清楚”为宗旨（顾颉刚为《古史辨》第四册所作序言），在继承疑古学风的基础之上，明确地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即：
“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这无疑道破了上古传说不足凭信的根本缺陷所在。
这一振聋发聩之论，从根本上动摇了古人奉为绝对可信的上古史体系。
自问世以来，毁誉交集几十年，也在情理之中。
其实，顾颉刚和疑古学派对传统的古史与古史观的冲击与批判，是在为建立可信的上古史奠定基础。
把传说与真实的历史相区分，并不是否认它的价值，而只是把它置于应有的文化坐标上。
与顾颉刚的治学路径颇有不同的徐旭生先生，对此有平实之论：
“由于疑古学派（广义的）历史工作人员及考古工作人员双方的努力，才能把传说时代和狭义历史时代分开。
”早在十九世纪二十～四十年代，部分卓有见识的学者就开始了富有创新意义的工作：
试图把当时所知的考古成果与古史传说结合起来，重新构建和解释上古历史。
代表这一探索方向的经典之作有：
蒙文通先生在《古族甄微》（1927年）中提出我国的上古民族可以划分为江汉、海岱、河洛三系，并依据传说材料分析各自的文化特征。
钱穆的《国史大纲》（1940年），从五个方面特别强调了古史传说的史料价值。
吕思勉《先秦史》（1941年）致力于考辩古史系统，多处表达与“古史辨”学派不同的观点。
徐旭生先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1943年），不仅从理论上全面探讨了研究传说时代的方法，还将上古部族划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这一重大建树，直到现在仍得到古史学界的承认和尊重。
同时，继承“古史辨”的疑古精神，主张对历史传说持审慎批判态度的学者也不乏其人。
刘起釪的《古史续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堪称新时期古史考证的代表作。
书中对自盘古历三皇五帝各种古神古帝古先王的神话和古史资料，一一加以严谨的考证和清晰的表述。
“古史辨”学派疑古过甚的缺陷，被衣钵传人所纠正或弥补。
特别是书中最后一文《研究古史要有严肃的科学态度》，实为研究古史者所不可忽略。
以上所述对古史传说的不同观点，构成了史学领域百家争鸣的重要内容。
它们共同促成了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步步深入，从而用力地证明了学术分歧只有通过平等的讨论才能真正解决。
如果再做区分，“五帝”的传说形成在先，“三皇”的传说形成在后却被置于“五帝”之前，那么，“三皇”传说的可信程度自然更低。
我们从古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的取舍上，也可以受到启发。
司马迁著《史记》，屏弃无法考信的“三皇”之世，而以《五帝本纪》为开篇之作，是大有深意的。
他以黄帝为正式记载的第一位上古帝王，而战国诸子早把黄帝奉为古史传说的中心人物，于是，黄帝被华夏后人尊为“人文初祖”；《五帝本纪》叙事上溯至炎帝，炎黄时期就成为中国早期文明的代名词。
直到今天，我们说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也是以炎黄时期为开端的。
梳理关于“五帝”的传说，它有两个重要阶段：
前期围绕炎黄二帝及其文明创造而展开；后期则以尧舜禹为核心。
炎黄时代的文明肇造主要表现为：
原始农业、制陶业、医药业、丝职业的发明，“日中为市”交易市场的形成，文字与城池的横空出世，衣冠礼仪与百官制度的诞生，舟桥与“指南车”的出现；特别是发生在炎帝、黄帝、蚩尤之间的大规模战争，更是引人注目。
尧舜禹时期的传说，则集中在“禅让”制度的实施与废止、公共治水工程两个问题上。
我们不难发现，这些传说提供的历史内核，与文化人类学家所揭示的由史前阶段向文明时期演进的一般途径颇多一致；与我国考古所见新石器中晚期遗址的重要现象可以互相印证。
如此看来，研究五帝传说所包含的历史文化内涵，自有其学术价值。
具体到“五帝”的传说，在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人性与神性并存的现象，甚至有许多荒诞无稽的内容，这说明在长期流传的过程中，传说经受了无数的改造、想象、夸张、附益，确实存在着失实、失真、乃至于虚构的问题。
如果不加鉴别和审查，就盲目地据以构筑上古史的框架，无疑是历史的倒退；如果全盘否定它的价值，那就会把其中所蕴涵的宝贵的历史遗迹一并毁掉，建立科学的上古历史的努力会因此而蒙受重创。
两种态度都不可取。
我们应该把传说中的上古帝王系统视为含有宝玉的岩石，妥善地加以挖掘、清理、雕琢、运用。
其中的每个名号，我们既可以理解为在历史上确曾存在而被“放大”了的人物，更应该把它视为一个时代、一个部族、一种文化的代名词。
运用得当，它可以折射出真实历史的斑斓光彩。
在“夏商周断代工程”（见下）宣告完成之后，继续探讨夏王朝之前的历史概貌，提上了议事日程——“文明探源工程”已经启动。
对历史传说的重新认识和解释，必定会在与考古材料相结合的新格局中，发挥相当的作用。
所以，有学者直言，“文明探源工程”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五帝”时代的历史定位。
4
关于“文明”的定义，据统计有几十种之多。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起源》中有“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论断，我们以此为依据，在历史学的范畴之内讨论问题，以“文明”代指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段，即跨过漫长的史前时期，进入以国家为其显著标志的社会。
文明的起源，可以被理解为指文明社会的起源。
它既有一个长期积累和演变的过程，也有一个标志着完成质变的分界线——阶级与国家的形成。
讨论和确定这一分界线的时空坐标，就是文明起源课题的内在规定。
中国文明起源的讨论，由来已久。
由于它自身就是无法回避的历史课题，又与重大的史学理论密切相关，故一直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
而近年间受到一系列新的理论体系和考古成果的刺激，进展尤为快速。
“夏商周三代断代工程”的完成，确立了我国第一个王朝——夏王朝的始年，它为中国文明起源的讨论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迸发出巨大的推动力。
李学勤为主编，由王宇信、王震中、罗琨、杨升南、宋镇豪执笔撰写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态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苏秉琦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等著作的出版，“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态研讨会”在北京的召开（2000年7月），以及“文明探源工程”的启动，都表明这一讨论正向新的深度和广度进展。
伴随着新的理论体系的导入，讨论文明起源的理论标准首先受到触动。
曾经长期主宰中国大陆学术界的“五种社会形态”说的有关理论，已经失去了昔日的权威。
依据该学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必定按照由低到高依次排列的五种社会形态演进，而奴隶制时代是必须经历的社会阶段。
而现在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倾向于同意人类社会的发展模式是多元的，“五种社会形态”只是若干模式中的一种，不是唯一的选择；奴隶制更不是无法逾越的必经阶段。
文明起源研究领域的权威、故宫博物院张忠培先生，在近年间公开发表的论著中，就明确无误地否定夏商周社会是奴隶制时代的传统之说（参见张氏论文：
《中国古代文明形成论纲》，香港《明报月刊》1996年11月号；《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考古学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00年2期）。
这一自由讨论局面的出现，与两次重要理论的导入和讨论，直接相关。
“亚西亚生产方式”，是马克思于1858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首次提到的。
对其内涵的不同理解，构成了国际学术界持续一个多世纪的讨论热点。
在我国，第一次争论发生在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
由于它与“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相交合，其命运正如在苏联一样，政治论争压倒了学术争鸣。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亚西亚生产方式”讨论的再度兴起，在宽松的学术气氛中，表现出较多的理性。
意大利学者翁贝托·梅洛蒂的代表作《马克思与第三世界》，在吴大琨教授的大力推荐下翻译出版，加深了讨论力度；《中国史研究》1981年3期以专辑的形式，发表了国内学者的代表作。
讨论中出现的主要理论分歧是：
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社会是否与西方社会有不同的发展道路？
亚西亚生产方式是否是马克思社会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是独立于五种社会形态之外的特殊类型、还是附属于其中的某一种？
讨论所引发的史学理论的解放，是无需言表的。
“早期国家”，是近几十年间国际学术界在研究人类早期政治组织时普遍使用的概念，在中国引起足够的重视是八十年代末期。
童恩正先生《文化人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的出版，标志着中国学者与国际学术主流衔接、对话的努力，取得重大进展。
谢维扬先生《中国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一书，首次把国际学术界关于早期国家的主要研究成果加以全面、深入的介绍，指出“它可以指在人类历史的较早时期中出现的最初形成的国家，也可以指在历史上出现较晚，但在形成的机制和形态上与人类最早的国家有相似之处的各个国家社会。
”还对研究的理论、方法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对中国早期国家的模式、形成过程、阶段划分，进行了颇具独创性的分析论证。
可以称之为运用这一学说致力于研究中国上古历史的经典之作。
早期国家学说对讨论中国文明起源的理论意义集中表现在：
从氏族社会经由部落联盟而进入国家的模式，不再是人类跨入文明阶段的唯一方式，经由酋邦——早期国家而进入帝国时期，是一种更具备典型意义的途径；“专制主义和君主制的因素存在于前国家社会中”的论断，也为揭示人类专制主义政治的发生提供了新的思路。
对判定文明时代的具体标志，进行了富有新意的探索。
寻求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可操作性标志，是学术界为冲破困境而寄予厚望的解决问题的途径。
部分学者引进西方文化人类学家的文明“三因素”、“四因素”说，将城市、文字、青铜器、大型宗教礼仪性建筑的出现作为文明的要素。
此说一度引起过关注，但不同地区进入文明的标志是有不同的，想用某种固定模式解决中国的文明起源问题，也存在着预设前提不科学的问题。
通过考古发现，来寻求符合中国实际的文明标志，是学者持之以恒的努力方向。
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先从安阳殷墟、郑州商城谈起，次及可能是夏代都城的二里头遗址，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即以已经确定的文明遗存为基点，逆向推测更早的考古材料是否含有文明因素。
继承这一思路，中国历史博物馆朱凤瀚先生，在2000年7月召开的“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态研讨会”上提出，应该在“归纳商文明最重要的物化表现”的基础上，进一步探求中国早期文明的物化表现。
他的概括是：
（一）以宗庙、宫室为核心的都城的设立；
（二）王陵区的存在；（三）青铜礼器与青铜兵器被比较广泛地使用；（四）已能记载语言的文字的应用（论文发表于《文物》2001年2期）。
此说从表面上看来，与上述文明三要素、四要素之说相近，但思路却是大不相同，立足本国国情由已知推未知的方法，显然更为科学。
上举《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的作者认为，将铜器、文字、城址之类视为文明的标志，无法体现世界各地文明起源的多样性和区域性，因而主张以国家的出现作为文明时代到来的标志。
也有学者认为，国家的产生并不一定是因为阶级的矛盾不可调和，而主要因为随社会发展而来的社会结构的复杂化，从而需要管理体制也随之复杂化。
就中国文明社会的形成而言，根本标志应是礼制的建立，礼乐制度是古代中国文明社会代代相传的显著特征（参见张居中：
《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问题的理性思考》，《中原文物》2002年1期）。
这一观点更加强调中国文明的特点，应该是符合未来的探索方向的。
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方式、时间问题，获得重大突破，并且继续是讨论的焦点。
文明起源方式的争论，集中在文明起源的“一元说”和“多元论”上。
“一元说”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国文明的摇篮，流行于七十年代之前。
随着在中原地区以外发现了若干重要的新石器中晚期文化遗存，八十年代以来，“多元论”逐渐取得了主导地位。
它认为中国早期文明并不是首先在中原形成并向周遍辐射传播的，而是各地的史前文化在各自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并相互影响、相互促进，都对中国文明的形成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谈到这一重大突破，我们就应该感谢两位学界巨人苏秉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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