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苏联全民垦荒运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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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苏联全民垦荒运动
20世纪50年代苏联全民垦荒运动
李华
（嘉兴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浙江嘉兴314001）
摘要：
20世纪50年代，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赫鲁晓夫振兴农业的一个最为宏大的行动计划，就是发动全民垦荒种粮。
持续多年的轰轰烈烈的垦荒运动，虽然具有扩大农作物播种面积、增加谷物产量、带动畜牧业发展等积极意义，但是，赫鲁晓夫将其放在一切经济工作首位的做法是欠妥当的。
另外，在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辽阔的草原地带以及半森林半草原地带开荒种地的同时，由于没有采取必要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结果产生了影响苏联自身甚至欧洲国家的沙尘暴现象，进而导致六十年代初期新垦区的土地严重歉收。
关键词：
赫鲁晓夫；全民开荒；绩效评价
中图分类号：
C913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3－2359（2010）03－0070－05
作者简介：
李华（1962-），男，江苏南通人，嘉兴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教授。
基金项目：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基金项目（2008HQZZ001）
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苏联全民垦荒运动，“是苏联人民创造性劳动史册中最为光辉的篇章”[1]，也是赫鲁晓夫当政时期农业改革的一项主要举措。
本文拟就这场运动的由来、组织及其绩效等问题加以评述，以期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一、垦荒运动缘起
农业问题一直是苏联国民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
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虽说农业得到了顺利的恢复，但是，20世纪50年代初，农产品的生产仍然落后于居民日益增长的需求。
谷物生产方面的落后状况特别严重，畜牧业也因饲料供应不足而停滞不前。
1953年，国家谷物的收购量是3100万吨，而消费量却在8200万吨以上。
结果“不得不动用部分国家的储备粮”[2]。
造成这种产不应求的状况，主要原因有三：
其一，是因为苏维埃国家当时还没有足够的资金用以既高速度发展工业生产，同时又高速度发展农业生产。
其二，是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领导体制上存在着严重缺点。
农业生产计划的制订过分集中，也束缚了地方干部的主动性。
其三，是当时农产品收购价格几乎停留在战前水平上，往往甚至补偿不了集体农庄和庄员生产这些农产品的实际开支。
所有这些因素，都对农业劳动生产率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
在1940年至1953年期间，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长了71%，而农业劳动生产率总共才增长了15%[1]26-27。
纵然农业态势每况愈下，但是苏共却陶醉在高枕无忧的幻境之中。
1952年l0月，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马林科夫在苏共十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声称，1952年谷物产量已经达到1.3亿吨，并宣布：
“以前认为是最尖锐、最严重的问题——谷物问题，就这样顺利地解决了，彻底而永远地解决了。
”[3]然而，在十九大上当选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兼中央书记的赫鲁晓夫，看到了苏联农业的严重危机。
他认为，马林科夫在报告中所谈及的谷物产量，是“生物学产量”（即估产数），与实际产量相差很大。
他在对实际产量作了新的计算后认为：
丰收的1952年谷物实际产量仅为9，220万吨，国家收购到的谷物只有3，400万吨。
可这一数字“连国家的日常需要也不能满足，更不用说建立必要的储备了”[2]195。
到1953年，谷物产量又进一步下降为8，250万吨。
赫鲁晓夫认为，粮食问题不仅没有解决，相反变得更加严重了。
于是，1954年1月赫鲁晓夫决定：
采取“最紧急的措施”发展谷物生产。
其中，最主要的措施就是，在哈萨克斯坦、西伯利亚、乌拉尔、伏尔加河流域和北高加索等地大规模开垦生熟荒地。
上述地区对垦荒有利的因素是：
地势平坦，土质肥沃（为黑钙土和栗钙土），易于大规模机械化耕作。
但不利因素是：
气侯条件十分恶劣，冬季严寒，夏季短促，风沙大，雨水少（年降雨量只有300毫米，接近小麦种植的极限），无霜期短，冻害严重。
因而自古以来，很少耕种[3]。
因此，赫鲁晓夫的垦荒主张提出以后，国内外议论纷纷，国外的农业专家以反对者居多，除意识形态原因外，主要认为：
“在干旱地区垦荒，破坏地表植被，必然引起风蚀，而且旱灾频现，谷物产量不稳定，得不偿失。
”国内苏共领导层中也意见不一，“曾出现过犹豫和阻力”[4]。
在中央，马林科夫等人坚决反对垦荒，而主张“农业的集约耕作”，即“集中精力提高现有耕地的生产率”。
[4]马林科夫认为，赫鲁晓夫实行的农业政策是“右倾的农民路线”，说“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一向是以工业化为出发点的”。
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也说：
“开垦荒地是很不值得的事，连投资都收不回来。
”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卡冈诺维奇则坚持：
“我们走到沙漠里去，那里是不会生产小麦的。
”[5]369除了中央这些顽固坚持集约耕作的人以外，赫鲁晓夫“还要对付另一些人的反对意见。
这些人代表了哈萨克人口较密各州以及为开垦生荒地需要从他们那里拨出资源的地区”[4]。
总的说来，这些人主要有两方面的担心：
一是担心扩大垦荒以后将会引起大量非哈萨克族农民涌入本地区，二是唯恐为垦荒需要从他们所在地区拨出资源并抽调人力[4]。
但是，所有这些反对意见，皆未能动摇赫鲁晓夫的开荒决心。
他始终认为，开荒的最大好处是，“可以在短时期内用最少的投资使国家的粮食供应状况得到改善，可以得到许多廉价的粮食，恢复谷物供求的平衡，还可以为发展畜牧业和家禽业创造现实的条件。
”[1]他估计，在容易发生旱灾的地区开垦荒地，“即使在五年内我们只有两年丰收，一年是普通收成，两年是歉收，种植谷物还是可以得到很多利益的。
”不论赫鲁晓夫这种想法是否科学，关键的问题是，在当时的苏共政治局委员中，只有他一人认识到了粮食问题的严重性，并试图去解决它，通过开荒，找寻一条增产粮食的捷径——这是赫鲁晓夫经济思维中的杰出之点。
由于赫鲁晓夫的坚持，1954年2月至3月苏共中央全会，在综合各加盟共和国、边疆区、州建议的基础上，最终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全国的谷物生产和关于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的决议》。
[4]该决议要求，在1954—1955年一年之内至少开垦1，300万公顷的荒地。
1955年从这些土地上收获1，800万至1，960万吨的谷物。
其中，要有1，300万吨至1，470万吨商品谷物。
自从中央全会作出上述决议以后，“开垦生荒和熟荒地的战斗就蓬勃地开展起来了”[6]。
这一场战斗，“震撼了全国，并引起了世界的注目”[7]。
在国内，它被看成是党改造农业的伟大纲领；在国际上，它则被看成是苏联农业政策的根本性转折。
[7]
二、垦荒运动组织
1.全国动员，从各地抽调人力
赫鲁晓夫认为，用通常的办法即向新地区逐渐移民的办法垦荒，费时费力太多，不能在短时期内开出大量荒地，迅速提高谷物产量。
他建议全民动员，尤其是通过共青团对青年进行动员，抽调大批机器拖拉机手、建筑工人、工程师、专家和普通工人、庄员作为志愿垦荒者移居垦荒区，进行开荒。
结果，这一建议“得到了全体苏联人民的极其热烈的响应”[1]。
据统计，仅垦荒头几年，就有100多万志愿者参加了垦荒工作，其中有50万是青年。
单是哈萨克斯坦，1954至1955年内志愿垦荒者就有36万人。
这些人主要来自生活条件舒适的大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富庶地区。
他们有的人是从原有的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中抽调的；有的是从工业和其他部门中调出的；还有的则是通过有组织招工来的。
抽调职工到垦荒区去，当时是作为任务下达的，必须完成。
赫鲁晓夫宣布：
“应当把有组织地给新开垦地区选拔和派遣工作人员，看作是执行党和政府的重要任务，看作是一件爱国的大事。
”
同时，赫鲁晓夫为垦荒者规定了一系列物质刺激措施。
其具体做法是：
①凡从国营企业调到垦区工作的人，一律发给相当于三个月原职原薪的一次补助费；②在1954-1955年对开垦荒地的新国营农场工人、职工、专家和领导人实行工资补贴，其数额相当于其工资的15%；③对在垦荒区工作的机务人员，优先供应小汽车和摩托车。
当然，垦荒者生活也是十分艰苦的。
严寒酷暑都住在帆布帐篷里，冬季六个月交通断绝，没有电灯，有些地方甚至连饮用水也要靠卡车运送。
为了给垦荒人员创造必要的生活条件，苏共中央要求，在1954年组织田间休息站，保证垦荒地有宿营车、帐篷、职工食堂和浴室，还要组织公共饮食业和供水事业；广泛利用流动商店，向拖拉机队出售食品和日用品，保证提供文化生活服务（如电影、广播、报纸、杂志）和医疗服务。
要求垦区国营农场和机器拖拉机站组织副业生产，就地生产职工需要的肉奶等食品。
尽管如此，由于生活条件太差，许多技术人员和专家曾以种种理由为借口纷纷离开垦区。
[6]
因此，大规模垦荒工作结束以后，为防止劳动力尤其是机务人员流出垦区，苏联政府加紧了垦区国营农场生活设施的建设工作。
同时，坚持采用多种物质刺激办法。
其一，照现行制度规定，垦荒地区国营农场机器拖拉机手的标准工资高于一般地区20%以上；其二，连续工龄长，津贴也多。
在本农场连续工作3-5年，工龄津贴为工资的12%，5-10年的为15%；10-15年为20%，15年以上的25%（非垦区则分别为8%、10%、13%和16％）；其三，收获时节，有更高的苏动报酬，如收获开始的头10天，从事收获工作的机器拖拉机手工资单价提高100％，10天以后的收获工作工资单价提高50％（其他地区则分别提高60%和30%）；其四，在新垦区工作过一定时间的青年人在报考高等学校时可享受优待。
另外，国家还给予垦荒地区的居民较多额外休假日。
[1]
2．为垦荒区拨出大量投资
从1954年到1958年，苏联国家对垦荒的投资共达307亿卢布，约占这几年全部农业投资的20%左右。
据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讲，1954至1955年就给垦荒区运去了20多万台拖拉机（每台以15匹马力计算）以及成千上万的其他农机具。
仅在哈萨克斯坦，这期间就拨给拖拉机12.2万台，联合收割机2.6万台，载重汽车2.2万辆以及大量其他技术设备。
3．垦荒的主要形式是建立新的国营农场
在大面积垦荒的地区，除了由原有的国营农场、集体农庄在自己的地界内开荒外，主要是通过组织新的大型国营农场在国家储备的土地上进行垦荒。
1954至1958年，在垦荒区共组织了l，750个国营农场。
这些农场规模都很大，耕种面积一般均在2万公顷以上，有的达5万公顷。
它们往往是由来自同一个地方的人组成的。
例如，哈萨克斯坦许多垦荒区新建国营农场的名字叫“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等等。
[1]在垦荒过程中，某些集体农庄被包围在国营农场中间，这些集体农庄后来也就转为国营农场，加入了垦荒农场。
垦荒区国营农场，主要种植小麦。
虽然政府也曾要求它们同时发展畜牧业，但实际上畜牧业占的比重很小。
三、垦荒运动绩效
我们知道，苏联全民垦荒运动主要是在1954至1960年期间进行的。
最初，赫鲁晓夫只打算开垦700万公顷荒地。
如上所述，中央正式通过决议时规定的开荒数字是l，300万公顷。
后来，他自称“胃口大了”，就决定把这一数字提高到2，800至3，000万公顷。
到1956年6月，他宣布已开垦3，320万公顷。
可以说，1954至1956年是垦荒的高潮。
到1960年，总共已开垦出4，180万公顷土地。
“新开垦出的荒地面积，大大超过当时九个欧洲国家，法国、意大利、西德、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荷兰、西班牙和瑞典谷类作物耕地面积的总和，从而使苏联农业生产的整个布局发生了变化”。
垦荒的主要地区是：
哈萨克斯坦2，548万公顷（占6l%），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1，109万公顷，乌拉尔地区292万公顷；伏尔加河流域地区232万公顷。
至此，苏联易垦土地已基本被开完。
进一步扩大耕地面积，就需要灌溉造田和排水造田，投资要大大增加。
所以，从60年代中期起，苏联发展农业的方针便逐步转向了集约化经营。
应当承认，苏联50年代的大规模垦荒运动，是收到了预期效果的。
这些效果突出地体现在：
第一，垦荒迅速扩大了谷类作物的播种面积。
1953年，苏联的全部播种面积为15,040万公顷，其中谷物播种面积为l0，670万公顷，到1958年分别增加到19，560万公顷和12，520万公顷，即增加了30%和18%，其增加额主要就是开垦荒地的结果。
由于垦荒区主要种植谷物，这就有利于其他地区发展经济作物，进而改善全国农作物的播种结构。
第二，垦荒增加了谷物总产量。
1953年，全苏谷物总产量为8，250万吨，1958年达13，470万吨，即增加了33%。
当然1958年是丰收年，谷物产量的增长，不能全部归之于垦荒，但不可否认，大规模垦荒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事实上，这一时期在国家的谷物平衡中，“东部地区的作用有了显著提高”[1]。
从50年代中期起，“开垦荒地的收获量占全国粮食生产总量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8]。
第三，由于垦荒的结果，垦荒区成为苏联主要的谷物产区，国家收购到的谷物也大大增加了。
1953年全苏谷物收购量3，110万吨，1958年达到5，660万吨。
其中，小麦一项由l，918万吨增加到4，187万吨，即分别增长了82%和1.1倍。
第四，粮食产量的猛增也为发展畜牧业，尤其是为发展垦荒地区国营农场的畜牧业创造了现实的条件。
仅在1955年到1960年期间，垦荒地区牛的总头数就增长了近5倍，生猪增长了19倍多，绵羊和山羊增长了近4倍，家禽增长了21倍以上。
[6]此外，随着垦荒区农业的发展，也为开发东部地区丰富的资源打下了基础。
事实表明：
垦荒运动“有着重大的社会经济意义”[9]86。
然而，全民垦荒运动，不仅“对于整个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对于改善整个农业生产的结构起了积极的作用”[1]，而且，它还具有深远历史意义。
关于这一点，1954年2月至1956年2月，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直接领导这一运动的共和国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曾作过如下阐述：
“在荒地上，千百万苏联人民继续进行革命的尝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了革命的成果，创造了胜利地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的生动经验。
”[10]同时，勃列日涅夫写道：
“形象地说，荒地培养了一大批劳动者、爱国者、能工巧匠……开荒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再一次向全世界显示了苏联人崇高的道德品质。
它成了忘我地为祖国服务的象征，成了社会主义时代的伟大创举。
”[10]
当然，毋庸讳言，垦荒运动中也存在一些失误或教训。
具体言之：
其一，垦荒运动突然开张，令全国各个经济部门高度紧张。
仅从农机具的分配使用情况看，用于1954年开荒的拖拉机就得12万部，谷物联合收割机1万台和相应数量的载重汽车。
实际上，1954年全国农业部门，总共才得到13.7万部拖拉机。
结果，垦荒区成了个“暴发户”，拨给多少农机也不够用；非垦区的摊子大，压缩农机供应吃不消。
全国农机供应达到强人所难的地步。
与此相关，全国铁路运输也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并波及了国民经济的各部门。
可以这样说，“垦荒运动一露头，国家经济的各部门就开始乱套了，国家财政也被搞得焦头烂额。
”[7]
其二，垦荒运动是赫鲁晓夫农业体制改革的主线。
他有改革的魄力，但没有改革的整体构想。
如前所述，苏联东部地形复杂，温差悬殊，开荒的难度相当大，哈萨克斯坦多是盐碱地、沼泽地。
西伯利亚多是冻土带和夏天干燥的气侯条件。
再加上风沙流动，甚者，沙漠移动会吞没松林。
诸多问题没有解决之前，贸然开荒，自然会给经济带来损失。
早在开荒之初，一些农业专家就指出：
“生荒地是人民的财富”，“但是，在开发这个财富时，要慎重考虑和研究，以便不再重复先辈因开垦生荒地而很快地破坏了肥力的无意识的错误。
”[11]37然而，这样的建议赫鲁晓夫并没有充分听取。
他急于迅速提高谷物产量，对开荒的利弊得失缺乏全面科学分析。
只看到开荒有利的方面，不考虑因此会带来的问题，更没有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和控制开荒的规模及速度。
因而，开荒地区从50年代末开始，便出现大面积风蚀现象。
据当年西方媒体透露，苏联“中亚细亚垦荒区的风沙一直吹到东欧和中欧一些国家”[12]158。
1962年的沙尘暴，波及了几百万公顷的土地。
1963年春，连续几场风暴竟将成百吨处女地上的沃土卷走。
据统计，当年风蚀总面积约占全苏农业用地的l/3。
[13]209因此，1959年以后，苏联开荒运动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就被暴露出来了：
垦荒区播种面积从1958年的8，070万公顷减少到1963年的6，500万公顷，谷物总收获量从5，838万吨减为3，790万吨。
国家每年从垦荒区收购的粮食，也从1958年的3，283万吨，锐减为1963年的1，630万吨。
[14]应当承认，这些都是忽视自然规律而受到的惩罚。
[8]
综上所述，垦荒运动对缓和苏联的粮食问题、发展整个国民经济是起过一定作用的。
这种作用，在垦荒的头几年表现尤为明显。
但是，全民垦荒也带来不少不利后果，有些后果甚至是灾难性的。
不过，我们不能因此就全盘否定整个垦荒运动。
正如赫鲁晓夫生前挚友费奥多·勃拉茨基所阐明的那样：
“赫鲁晓夫开垦西伯利亚等荒地，尽管存在许多失误，但曾给那里的人民提供了粮食，这一点是头等重要的。
”[15]
参考文献：
[1]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第12卷）[M].上海:
东方出版社,1987.
[2]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世界经济室编、世界经济参考资料（第1集）[M].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79.
[3]拉扎尔·沃林.苏维埃俄国夺取谷物的新战斗[J].国外农业，1954（11）.
[4]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M].上海：
东方出版社,1988.
[5]张月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讲座[M].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6]勃列日涅夫.1974年3月15日在阿拉木图开垦荒地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N].（苏）真理报，1974-03-16.
[7]王家福.论赫鲁晓夫[J].史学集刊,1989（3）.
[8]（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M].北京：
东方出版社,2006.
[9]吉·谢·哈恰图罗夫.现阶段苏联经济[M].北京：
北京出版社,1981.
[10]（苏联）勃列日涅夫.处女地[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11]马尔采夫新耕作法全苏会议讨论记录[M].北京：
财政出版社，1955.
[12]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系苏联经济研究组编.二十年来的苏联经济（1954-1973）[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13]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与资料丛书.社会主义改革史[M].北京：
春秋出版社,1988.
[14]（苏）统计通报，1963（9）.
[15]（英）费奥多·勃拉茨基：
试析赫鲁晓夫倒台的原因[J].文汇，1988
（2）.
责任编校邓乐群
注释：
[1]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六卷（1946-60年代初），北京：
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487页；勃列日涅夫：
《1974年3月15日在阿拉木图开垦荒地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苏联）《真理报》，1974年3月16日。
[2]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六卷（1946-60年代初），北京：
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481页；苏联科学院主编：
《世界通史》，第12卷，上册，东方出版社1987版，第26页。
同样能够说明问题的一组数据是：
截至1953年10月20日，国内收购粮食16亿8490万普特，与1952年同期收购粮食19亿4090万普特相比明显减少了。
在81个州、边疆区和共和国中只有17个州和共和国完成了粮食收购计划。
参阅档案文件No.03640:
《苏联农业部和苏共中央农业局关于国内粮食收购计划完成情况给赫鲁晓夫的报告》（1953年10月22日），《苏联历史档案选编》，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3卷，第697页。
[3]格·马·马林科夫：
《在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6页；格·马·马林科夫：
《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工作的总结报告》（1952年10月5日），《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51页。
[4]《苏共中央全会关于进一步扩大全国的谷物生产和关于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的决议》（1954年3月2日），《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四卷（1953年4月——1961年11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91-123页；《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农业问题的决议》（1953年9月——1955年5月），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0-87页；勃列日涅夫：
《1974年3月15日在阿拉木图开垦荒地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苏联）《真理报》，1974年3月16日。
TheGreatReclamationintheFormerSovietUnioninthe1950's
LIHua
（InstituteofInternationalIssues,JiaxingCollege,Jiaxing314001,China）
Abstract:
Inthe1950’sand1960’s,theGreatReclamationwasoneofthehugeoperationsconductedbyKhrushchev,PresidentoftheformerSovietUnion.TheGreatReclamationenlargedthehectaresofgrainplanting,increasedtheproduce,andpromotedthedevelopmentofhusbandry,butitwasnotproperforKhrushchevtoputtheGreatReclamationabovealltheothereconomicactivities.Besides,duetothelackofprotectivemeasuresforecology,theGreatReclamationcausedalotofsandstormsintheformerSovietUnionandeventhewholeEurope,andfurtherresultedincropfailureintheearly1960's.
Keywords:
Khrushchev;theGreatReclamation;evaluationoftheperformance
《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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