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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宝騄19101970
许宝騄1910-1970
编者按：
这是T.W.Anderson（左图：
美国科学院院士）,钟开莱（中图：
著名概率论学者）和E.L.Lehmann（右图：
美国科学院院士）文章的译文（郑忠国译）。
原文“PAO-LUHSU1909-1970”载于顶级统计学期刊TheAnnalsofStatistics,1979第7卷第3期第467页至470页。
许宝騄1909年生于北京（译者按：
应为1910年9月1日出生），1933年获清华大学学士学位。
1936-1940年就学于伦敦大学的大学学院（UniversityCollege），在那里于1938年获博士学位（Ph.D），1940年获科学博士学位（DSc）。
他从伦敦返回中国后，任教于北京大学数学系。
战争年代生活是十分困难的（1943年-1944年许先生给奈曼（Neymann）教授的信中曾提到过挨饿之事），但许先生仍然坚持研究。
1945年他到达美国时，刚好赶上参加第一届加州伯克莱大学（Berkeley）概率统计会议。
在那里教了一学期的书后，接着又到哥伦比亚大学教了一学期的书。
刚好这一年Hotelling教授由哥伦比亚转到北卡罗莱纳大学（NorthCarolinaatChapelHill）筹建统计系，Hotelling就把许先生带到北卡，许先生在那里拿到一个副教授的职位。
之后，尽管众多的统计学家鼓动他留在美国，最后他还是回到了北京大学任教。
北京大学的段学复教授通知我们，许宝騄先生于1970年12月18日于北大的家中去世。
他死于肺结核。
学校为他开了追悼会。
许宝騄出身于杭州的官宦之家，并在北京长大。
由于他的出身背景，他讲的是一口具有幽默感的官方普通话。
从风度和气质来看，他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
他所受的英国教育，使他偏爱上数学。
他在数学研究中的风格是倾向于困难但具体的研究，而不是一般而抽象的研究。
他学术上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但是作研究工作可以着魔。
他经常感到生活中的广泛爱好与献身科学之间的矛盾。
他非常喜欢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一起交流，同时也十分爱好传统的中国文学。
他的一个特别爱好是与一部分昆曲爱好者一起欣赏古典昆曲的美好旋律。
可能是由于健康的原因，他终身未婚。
他于1947年夏回到中国，希望成为即将成立的新社会的一个成员。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但他仍然坚持在他的房间内进行教学。
他的中国同事们在他最后告别仪式上，对他表示最深切的敬意。
除了他的著作和少数几个朋友提供的一点消息外，关于许先生在解放后20多年的生活和工作，我们可以说是一无所知。
许先生的学生回忆起他来，都认为他是一个对人忠诚、温和又含蓄的人。
他的个人生活很严谨，但作为一个教师和科学家，对人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他在北卡罗莱纳大学的学生IsadoreBlumen写道：
“许先生坚持简洁，对事物深刻的了解，不畏避困难，凡事追求高标准，这些优秀品质深深地吸引着我们，而成为他的学生。
”RalphBradley回忆起许先生的讲课，认为他的讲课是将来的典范。
HerbertRobbins评价许先生时说“他是不可被忘记的，同时又是无人能替代的”。
对于他的一些学生来说，尽管许先生不是他们正式的博士导师，但许先生对他们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
在许先生来美国之前的钟开莱、冷生明、王寿仁等人，来到美国之后的IsadoreBlumen、AlbertBowker、ErichLehmann和IngramOlkin等人，都得益于许先生的指导。
许先生的统计工作主要集中于单变量和多变量线性模型的统计推断以及相关联的分布理论。
既有小样本的，也有渐近理论。
关于他的统计和概率方面的工作，另有专题作详细介绍。
深深的怀念——我所知道的许宝騄先生（节选）
张尧庭
他对科研工作的评价有他自己的标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下面两段话：
“一篇文章的价值不是在它发表的时候得到了承认，而是在后来不断被人引用的时候才得到证实。
”“我不希望自己的文章登在有名的杂志上因而出了名；我希望一本杂志因为刊登了我的文章而出名。
”
斯坦福大学的统计系走廊中，悬挂着许的画像。
许宝騄先生把数学家分成三流：
“第一流的数学家，是有天才的，他们能开创新的领域，这些人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第二流数学家是靠刻苦学习而成的，认真消化整理前人的东西，在这个基础上有所创造发现，这种工作对后人影响较大，中国缺少一批做这一类工作的人。
第三流的数学家只在某一、二个问题上有一点贡献，不能象第二流的那样有系统的工作。
剩下的就是不入流的数学家了。
”
他衷心希望他的学生超过他，一次他在讨论班上说：
“自古以来，只有做状元的老师是光荣的，做状元的学生是没有什么的。
”
我是1955年认识许先生的，第一次见到他是他来给我们班上“概率论”的课。
记得第一堂课还没开始，教室里坐满了人，其中相当一部份还是从外校赶来的，有的年龄也不小了，只听说许先生课讲得非常好，概率论的课还是第一次开，所以听众很多。
上课铃响后，许先生进来了，手里提一个小的草包，里面放着自备的黑板擦、一个小暖瓶和一只杯子。
我心想，大教授上课还带自己的黑板擦，和别的教师就是不一样。
讲课开始了，声音不大，但很清楚，一堂课下来，说真的，当时并没有感到他讲课的特别之处。
每次擦黑板时，看他额上沁出颗颗汗珠，这时才体会到他的身体的差，为什么他要自己带特制的轻巧的黑板擦。
讲了三次课后，他因身体不行，就不再上了，这样课由赵仲哲先生一直讲到完。
自那以后，许先生再也没有在教室中上过课，我们这一班同学是听他在教室中上课的最后一班学生。
1960年代初，他对我谈起他自己的希望，他说：
“30年代末期，我在英国留学，当时有三个中国人在那里学统计，日本也有三个人在那里学，可是我们三个中国人（许、唐培经、徐钟济）比日本人强多了。
那时日本已侵略中国，我们想，在统计、概率方面，我们将来回国之后一定把它搞好，超过日本人，当时很有信心。
”我感到他的这个想法一直是指导他的行动的准则。
快解放时，他急于回国，其中就有想回来后好好干一番科学事业的愿望。
即使到了文革时期，他已病在床上，还对探望他的亲友说：
“我身体不行了，不能动了，但我的头脑还是很清楚的，我还可以用脑子为祖国服务。
”可见他念念不忘的还是想尽自己的力量，振兴国家的科学事业。
他自己一生发表的论文，篇数并不算多，总数不超过40。
他对自己的工作要求很严，一个问题在他的手中没有彻底解决好，他往往不肯放手。
他对科研工作的评价有他自己的标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下面两段话：
“一篇文章的价值不是在它发表的时候得到了承认，而是在后来不断被人引用的时候才得到证实。
”“我不希望自己的文章登在有名的杂志上因而出了名；我希望一本杂志因为刊登了我的文章而出名。
”
他很想办一个概率统计的杂志，目的是可以让一大批年青的人有发表作品的地方，让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同行了解到我们中国的工作。
他愿意拿出他的积蓄来创办一个杂志。
后来由于文化大革命，这事也就成了泡影。
1983年冬天，我访问威斯康星大学统计系时，系里年龄最大的教授盖兰，他要求系主任一定安排出一段时间让我能与他个别谈谈。
他告诉我他是P.L.许的学生，那时许在伯克莱大学执教，许很高兴留他作为助教，他对许的帮助和信任终身难忘。
许宝騄先生在美国的几所有名的大学，都教过一些学生，伯克莱、哥伦比亚和北卡罗莱纳等大学都有他的影响。
斯坦福大学的统计系走廊中，悬挂着许的画像。
他对于发表文章要求是严的，他自己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
他认为一篇文章不在于它的长短（顺便说一句，他的论文最长的有五十页，最短的只有一页多一点，内容是举一个反例），而在于它是否真正有内容。
他不希望我们稍有一些结果就满足于此，而急于发表，应力求把问题做到底，敢于去碰难处，要知难而进。
对写文章的要求是不要罗嗦，而要把关键之处交待得明明白白，他很不欣赏那种在关键之处一带而过，写“显然”两字的那种文风。
他告诉我们：
“良工示人以朴。
”要把自己的想法、技巧都告诉别人，以便交流。
许宝騄先生把数学家分成三流：
“第一流的数学家，是有天才的，他们能开创新的领域，如柯尔莫哥洛夫，冯•诺依曼，维纳这一类人，这些人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第二流数学家是靠刻苦学习而成的，认真消化整理前人的东西，在这个基础上有所创造发现，象辛钦这样的数学家就是这一类的，他写的《公用事业理论的数学方法》、《信息论基础》等就是消化整理的结果。
这种工作对后人影响较大，年青人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较快地进入科学的前沿，中国缺少一批做这一类工作的人。
第三流的数学家只在某一、二个问题上有一点贡献，不能象第二流的那样有系统的工作。
剩下的就是不入流的数学家了。
”他认为自己没有才能，是刻苦学习得到的，他也没有经验去培养有天才的人，他只能传授如何认真学习，努力钻研，埋头苦干的经验。
他衷心希望他的学生超过他，一次他在讨论班上说：
“自古以来，只有做状元的老师是光荣的，做状元的学生是没有什么的。
”
作者简介张尧庭（1933-2007），我国著名统计学家和统计学教育家，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并留校任教，1976年调离,曾任武汉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武汉市科协副主席，中国统计学会理事，上海财经大学资深教授。
纪念先师许宝騄诞辰一百周年（节选）
胡迪鹤
没有多少人知道，住在这样简朴的居室，过着如此清贫的生活，忍受着如此的孤寂，竟然是为我国科学事业辛勤耕耘一生的一代学术宗师许宝騄先生。
许先生在统计推断和多元分析等方面做了一系列理论性开创性工作，把许多数学中的分支，如矩阵论、函数论、测度论等引进统计学，使统计学中的许多问题的理论基础更加深厚，逐渐形成了统计学中的一个主流方向——数理统计。
就是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下，在1941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许先生在顶级统计学期刊Biometrika、伦敦数学期刊（J.LondonMath.）、数理统计年鉴（Ann.Math.Stat.）等许多国际权威性刊物上发表了十多篇有关数理统计等方面的开创性文章，成为国际上数理统计这一方向的奠基人之一。
佟府丙八号
一进北京大学的西校门，走过两颗银印似的方水池中间的石拱桥，举目望去，是一对庄严肃穆的华表屹立在一片碧草如茵的广场中，一座雕梁画栋的宫殿式建筑坐落在广场正东方，那就是北京大学标志性建筑，办公大楼了。
从北京大学办公楼往东南行约五六百米，但见柳林深处，点缀着几棵丁香和翠竹，其中坐落着几栋小平房，有的形似老北京的四合院，有的由门字形的三排平房组成，这就是鲜为人知的佟府。
不少人知道北京大学一批著名学者的寓所的园区，如燕南园、燕东园、镜春园、朗润园、蔚秀园等等，但很少人知道，还有个佟府，就是北京大学的师生员工，知道的也不多。
许宝騄先生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到1970年他去世，就一直住在佟府丙八号。
这是一所两廊四间的小平房。
一进门是一个临时封闭起来的托檐，不到四平方米，用作厨房。
由此前进，是一条由北向南的走廊，尽头是一间贮藏室，东西两侧各有两居室。
西侧较大，住着张景昭老师一家，东侧两间较小，进门一间大的，也只有十三四平方米，算作是许先生的客厅，里面的套间就是卧室和卫生间了。
先生的客厅，其实是一个多功能厅。
厅内东面墙上，挂着一块黑板，北面放着两个齐屋顶高的书架和一把双人沙发，西南各放置一把单人沙发，中间是一张一米见方的矮桌，厅内还放着几张小凳和几个竹壳热水瓶。
先生主持教研室的讨论班时，这个客厅就是教室；教研室要政治学习或讨论问题时，它变成了小会议室；查阅资料时，它变成了图书馆；先生用餐时，它又变成了餐厅；只有外客来访或学生向先生问问题，这间小屋才恢复原来的角色——客厅。
先生很少在客厅工作，绝大部分时间在卧室工作。
靠坐在床上，在一块一尺见方的薄板上把稿纸展开，撰写论文和讲稿。
由于睡眠情况不好，黎明前就开始工作，晚上无人照顾，饿了就用一块巧克力和一杯热开水充饥，“三年困难期间”，巧克力也随之困难掉了。
累了就听听收音机，然后再睡一会。
卧室中总是放着一台“熊猫牌”收音机，这是先生了解时事和休闲的主要工具。
对京昆艺术这类国粹，先生非常喜爱，有深入的了解和典雅的鉴赏力，据说青年时代还曾粉墨登场。
先生上世纪五十年代，寒暑假还到北京城内的宾馆疗养一两个星期，六十年代以后，几乎是足不出户。
先生自患肺病后，身体一直瘦弱，无论春、秋、冬，在室内总是穿着长衫和毛裤，只有外客来访，才着正装。
没有多少人知道，住在这样简朴的居室，过着如此清贫的生活，忍受着如此的孤寂，竟然是为我国科学事业辛勤耕耘一生的一代学术宗师许宝騄先生。
如今的佟府丙八号，早已是人去房毁，若仅是人去房空，还可以去那里凭吊先生，现在，只能把崇敬和谢恩之情永铭心间。
许宝騄（右）与著名数学家H.Cramer（中）、著名统计学家M.S.Bartlett（左）在美国的ChapelHill（1946年）。
望尽天涯路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这是晏殊在他的蝶恋花一词中唱出的佳句。
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认为做学问，首先要有这种远大的目光，崇高的境界。
上世纪三十年代末期，苏联数学家柯尔莫哥诺夫（Kolmogorov）奠定了概率论的公理化系统的基础，这为许多数学工具引入概率论开辟了道路，从而使近代概率论以崭新的面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也就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统计学，特别是各种专业统计，例如生物统计、医药统计、农业统计、工业统计首先在英国迅速发展，得到广泛的应用。
当然，在统计学中，统计思想，例如选定统计模型、设计统计推断方案等等非常重要，但统计量的选取及其分布的计算，统计误差分析等理论问题也是很重要的。
当时许先生正在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著名统计学家奈曼（Neyman）。
此后的几年间，许先生在统计推断和多元分析等方面做了一系列理论性开创性工作，把许多数学中的分支，如矩阵论、函数论、测度论等引进统计学，使统计学中的许多问题的理论基础更加深厚，逐渐形成了统计学中的一个主流方向——数理统计。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研究机构和一些大学里，统计学往往被称之为数理统计。
其实把数理统计视为统计学的一个主要分支似乎更妥当些，可以说，许先生是数理统计这一方向的奠基人之一。
回国以后，虽然学术环境不如国外优越，资讯迟缓，学术交流稀少，学术梯队不健全，但许先生仍竭力站在学术前沿来从事研究和培养人才。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经典概率极限理论与随机过程论，正处在一个蓬勃发展时期，先生在继续数理统计的前沿研究的同时，积极组织队伍对概率论的两个前沿领域：
独立随机变量族的极限理论和马尔可夫过程论进行研究。
一般人认为Gnedenko和柯尔莫哥诺夫所著的“相互独立随机变量之和的极限分布”（原版为俄文著作，英译本为钟开莱译，中译本为王寿仁译）是经典概率极限理论的一个总结，其实许先生获得过有关此方面的许多重要结果，有的正式发表出来了，有的由于当时国内资讯迟缓，外国人抢先发表了。
拳拳赤子心
1940年，抗日烽火正在祖国大江南北熊熊燃烧，抗日战争处于最艰难的时候，许先生在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获得双博士学位后，放弃优越的学术环境和生活条件，毅然返回祖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
当时昆明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极端艰苦。
图书资讯极端贫乏，连教材都少有，学生听课主要靠记笔记，相当一部分教师和学生租住在农家茅篱竹舍。
就是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下，从1941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许先生在顶级统计学期刊Biometrika、伦敦数学期刊（J.LondonMath.）、数理统计年鉴（Ann.Math.Stat.）等许多国际权威性刊物上发表了十多篇有关数理统计等方面的开创性文章，成为国际上数理统计这一方向的奠基人之一。
他曾经说过，我们在某杂志上发文章，不是借该杂志来标榜我们的学术水平，应该让我们在该杂志发表了文章来抬升此杂志的地位。
先生这样说了，也确实这样做了。
为了迅速发展我国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学科，北京大学一枝独秀是不成的，必须在全国主要地区都有一支强大的概率统计的教学和科研队伍。
当时全国在概率统计的人才分布和研究水准很不平衡，而且总体水准也不高。
在这种背景下，只有集中优势，全国协调，才能尽快缩少与国际水平的差距。
为此，1956年秋，把中科院数学研究所的王寿仁和张里千，中山大学的郑曾同和梁之舜借调到北京大学任教（当时江泽培、胡国定、王梓坤诸先生正在苏联留学）。
与此同时，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抽出34名四年级学生，从中山大学和南开大学各抽调10名四年级学生来北京大学培养，此外北京大学还接收全国各主要综合大学的概率统计方面的教师来进修。
这样一支具有七八十人，老中青齐全的学术梯队就组建成功了。
不能不说，这样的大手笔，非许先生难以举此帅旗。
许先生亲自主持“独立随机变量族的极限理论”的讨论班。
此讨论班的相当一部分内容，后来都成为培养概率论专门化学生（相当于现在的硕士生）的教学内容。
在这个由北大、中山、南开三所大学的54名学生，以及部分综合大学进修教师组成的培训班，系统地学习了“测度论”、“概率极限理论”、“马尔可夫链”、“数理统计”等课程。
这是我国第一批培养的数量可观的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人才。
本文作者也是这批培养的学生之一。
自此以后，全国各综合性大学绝大多数都设有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研室。
讨论班，这是交流学术信息，产生创作灵感，介绍前沿研究成果的平台。
许先生在这个平台上，不仅发挥了上述种种功能，而且还把它变成了系统讲授一个研究分支的课堂。
先生在1956年和1957年，主持“独立随机变量族的极限理论”讨论班，不仅使我们对经典概率极限理论有了一个整体性的了解，而且也为教学工作积累了一份很有参考价值的素材。
1958年以后，先生主持着三个讨论班：
数理统计、马尔可夫过程、平稳过程。
参加讨论班的人员，不仅有北京大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研室的师生，还有校外的一些人士。
不是先生这样的学术泰斗，焉有如此魄力与才气。
1963年，许先生在讨论班上给我们系统讲述的“点集拓扑”，无论从教学技巧、形式逻辑的应用、教材内容的精选，都使我们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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