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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的美学思想
席勒的美学思想
席勒（1759—1805），德国诗人、剧作家、狂飙突进运动的主要人物之一。
1759年11月10日生于内卡河畔的马尔巴赫。
父亲是军医，母亲是面包师的女儿。
1766年，举家迁往路德维希堡。
幼年曾进拉丁语学校。
13岁时，被公爵强迫选入军事学校，接触到莎士比亚剧作、狂飙运动文学和启蒙思想家卢梭的作品，深受影响。
1780年毕业后，在一个步兵旅当军医。
1781年，完成《强盗》的写作，公演后引起强烈反响。
1782年9月22日，席勒毅然摆脱公爵束缚，乘机逃出斯图加特，到达曼海姆。
其间，完成《阴谋与爱情》。
这是席勒青年时代最成功的一部剧作，反映了当时德国统治阶级政治的腐败、生活的侈靡、精神的空虚、宫禁的秽行。
恩格斯曾说，它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
1785年4月，席勒接受克尔纳等人的邀请，前往莱比锡。
由于深感友情温暖，写成名诗《欢乐颂》。
同年秋，迁居德里斯顿，写成中篇小说《失去荣誉的犯罪者》和未完成的《视鬼者》，同时完成《唐·卡洛斯》。
这是席勒青年时代最后一个剧本，也是他的文艺创作由狂飙突进时期进入古典时期的一个过渡。
1787年7月，席勒应卡尔普夫人之邀前往魏玛，因感需要学习，毅然放下写作。
从1788至1795年，研究历史与康德哲学。
1789年三月，经歌德介绍到耶拿大学任历史教授。
1792年，获法国国民会议颁发的荣誉公民状。
1793年9月，席勒回路德维希堡探望父母，结识了出版商科塔，商定出版文艺刊物《季节女神》，后又出版《文艺年鉴》。
其间，席勒同歌德结为深交。
从1794至1805的10年，两位诗人的结交给德国民族文学的发展以深刻的影响。
两人通力协作、相互启发。
歌德的已经衰惫的创作精力经席勒的激荡而又旺盛起来，获得“第二次青春”，席勒得到歌德的帮助，逐步从唯心主义的哲学探讨中摆脱出来，面对现实。
由于两人的密切合作而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作品。
席勒最大的一部历史剧《华伦斯坦》于1799年完成。
同年12月，席勒举家迁往魏玛。
1801年，完成剧本《玛丽亚·斯图加特》和《奥尔良的姑娘》。
1803年，完成他最后的一部剧作《威廉·退尔》。
这部剧作塑造了一个反抗异族统治和封建统治、进行解放斗争的典型，洋溢着爱国主义激情，具有高度的现实意义。
它是席勒的呕心沥血之作，演出时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1805年5月9日，席勒因病逝世。
席勒是德国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对德国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为冲破封建的枷锁、赢得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而大声疾呼。
早在青年时代，他就在《强盗》一剧中发出了“德国应该成为一个共和国”的革命呼声。
晚年，他又在《威廉·退尔》中公开地对自由进行召唤，以澎湃的激情唱道：
“他们冲锋陷阵，封建之花凋谢，自由高高地举起胜利的大旗。
”但作为德国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他又必然地有其软弱性的一面，对封建制度的批判和对“自由”的呼唤都仅仅是停留在思想理论上而已。
归根结底，在政治上他只不过是一个改良主义者。
在哲学上，席勒并没有形成自己的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是受到康德，歌德，孟德斯鸠、卢梭、温克尔曼、莱辛等各种思想流派的影响。
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康德和歌德。
特别是康德，对他的影响更大。
所以，人们一般都把席勒看作是康德哲学的信奉者。
但席勒并没有完全拘泥于康德的哲学体系，而是努力地摆脱其主观先验的根本局限。
正因此，才使席勒的美学与文艺思想没有成为康德理论的翻版而有其独特的意义和地位。
席勒不仅是著名的诗人、剧作家，而且对理论深有兴趣。
自1791年开始研究康德哲学后，他就先后写作了一系列有关美学和文艺理论的论著。
最具代表性的有《给克尔纳的信》、《美育书简》和《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等。
《给克尔纳的信》又名《论美》，写于1793年2月。
此时，他正在研究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同时又受到歌德的影响。
这就使他对康德将美归结为主观性有些不同的看法，准备把这些看法写成一篇论美的对话。
结果，对话没有写出，写出的却是给友人克尔纳的七封信，其中最重要的是1793年2月28日写的题为《论艺术美》的一封。
《美育书简》的初稿写于1793年5月至次年7月。
他为了报答丹麦亲王奥古斯登堡的克里斯谦公爵所曾给予自己的资助，将这十多封论述美育的信寄给了公爵。
这些信最初只流传于哥本哈根的宫廷之中。
1794年，因火灾原稿被焚，但保留了复制件。
后来，席勒又重写了全部书简，篇幅几乎较原稿加长了一倍，并于1795年上半年陆续发表。
《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写于1794年秋，完成于1796年1月。
最初分几部分发表，各有独立的标题：
《论素朴》、《感伤的诗人》、《关于素朴诗人和感伤诗人的结论。
附关于人们的一个突出差别的若干意见》。
席勒的美学和文艺理论论著尽管也同康德一样，具有思辩哲学的特点，极为晦涩抽象，但其出发点却同康德迥异。
康德的美学与文艺理论研究不是从现实的社会和文艺现象出发，而是从其先验的哲学体系出发。
席勒的美学与文艺理论研究却完全是从活生生的德国现实出发的，是在抽象的理论形式中包含着丰富的现实内容。
他的美学和文艺理论研究开始于震荡整个欧洲大陆的法国大革命之后。
这场大革命一方面取得了推翻封建统治、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巨大成就，另方面也暴露了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所固有的弊病。
那就是这场革命尽管以“自由”为旗帜，但却并未能真正给人民带来“自由”。
席勒在描述当时的现实时说道，“国家和教会、法律和习尚现在是分裂开了，享受同工作分离了，手段同目的分离了，努力和奖励分离了。
由于永远束缚在整体的一个小碎片上，人自身也就成为一个碎片了，当人永远只是倾听他所转动的车轮的单调声音，他就不能够发表自己存在的和谐，他并不在自己的天性上刻下人性的特征，而是仅仅成为自己的业务和自己的科学的一个刻印。
”
（1）这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深刻揭露。
不仅如此，他还深刻地洞察到了弥漫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畜类状态”。
这就是所谓由于不知道自己的人的尊严，因而不能够尊重别人的尊严，由于意识到自己的粗野的情欲，因而害怕别人这种类似的情欲，从来在自己身上看不见别人，而只能在别人身上看到自己，社交越来越把人封闭在个体之内，而不是把他向全社会扩展。
席勒看到了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并试图改造污浊的现实。
但是，选择什么样的道路来实现这一目的呢?
席勒对以法国革命为标志的政治革命的道路已感绝望。
他以厌恨的态度对待法国大革命，认为这只不过是一场政治暴乱和“梦想”。
因此，他深感绝望，决心采取超现实的方式来解决现实问题，彻底摆脱现实的政治与经济要求，而通过美与艺术来改造人的灵魂，实现人的内在心灵自由。
他在1795年11月4日给歌德的信中写道：
“因此我看不出天才有什么脱险的办法，除非抛弃现实的领域，努力避免和现实建立危险的联系，和它完全断绝关系。
因此我想诗的精神要建立它自己的世界，通过希腊神话来和辽远的不同性质的理想时代维持一种因缘，至于现实则只会用它的污泥来溅人。
”
（2）他甚至还在《美育书简》中设想过一个培养拯救人类的艺术天才的最佳途径。
那就是，当天才还在襁褓之中时，就由神把他从母亲的怀抱中攫走，带到辽远的希腊的明朗天空下养大，成为完全脱俗的纯洁而高尚的人，再让他回到祖国，用艺术来教育和清洗他的时代。
由此可见，席勒己将美与艺术的追求看作是改造社会与人的唯一手段。
从理论上看，席勒的美学与文艺理论的研究是从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出发的。
他的这种人性论主要来自康德的影响。
他在《美育书简》的第一封信中就明确地说：
“我对您毫不隐讳，下述命题绝大部分是基于康德的基本原则”。
席勒同康德一样，将统一的具体的人性分成了抽象的感性与理性两个方面，并认为现代社会导致了这两个方面的分裂，只有通过美与艺术才能使这两个方面重新统一，从而达到人的改造和社会改造的目。
他在《美育书简》第九封信中声言：
“当人在内在分裂还没有停止的时候，任何改革都是不合时的，建筑于其上的任何希望也都只能是空想。
”（3）这一思想贯串席勒美学思想的始终，成为一条中心的理论线索。
只在抓住这条中心线索才能理解席勒的美学思想。
显然，席勒从康德所继承来的这种人性论的理论观点是一种露骨的唯心主义。
但在哲学观上，席勒又不完全与康德相同。
他试图摆脱康德美学的主观性的弊病，克服康德将美与艺术的根源归结为某种主观先验的原则。
为此，他努力探索美与艺术的客观性。
诚如黑格尔所说：
“席勒的大功劳就在于克服了康德所了解的思想的主观性与抽象性，敢于设法超越这些局限，在思想上把统一与和解作为真实来了解，并且在艺术里实现这种统一与和解。
”（4）席勒在著名的给克尔纳的信中指出，“我希望以充分的说服力证明，美是客观的属性”，并认为美是对象中的“客观要素”，“当它存在时使对象有美，而当它不存在时就使对象失掉这种美的东西本身”。
（5）席勒在一定的程度上承认了美与艺术的客观性，但抽象人性的观点却又使他将这种客观性仅仅停留在美与艺术本身的领域，而完全脱离了社会的政治与经济状况。
在文艺上，席勒的美学与文艺理论研究正值德国文学由浪漫时期到“古典”时期转变之时。
席勒曾经是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狂飙突进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力主文艺创作从主观的思想感情出发，使之成为时代精神的号筒。
但从18世纪80年代开始，特别是席勒与歌德结交之后，他就逐渐倾向于“古典主义”文学。
在当时的德国，以史雷格尔兄弟为代表的消极浪漫主义势力甚大。
这种消极浪漫主义在政治上日趋反动，公开向封建贵族投降，在内容上则缅怀过去，歌颂封建的、教会的中古时代，在艺术上则是一种散漫的怪诞的形式、模糊的语言。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已经是19世纪末期资产阶级颓废文学的先驱。
席勒与歌德对这种消极浪漫主义是持批判的态度的，并逐渐形成了以他们为代表的特有的德国古典主义文学。
这种古典主义既不同于17世纪法国的古典主义，又不同于德国启蒙运动初期高特舍特派所倡导的侧重于摹仿法国文学的古典主义。
在艺术理想上，他们把希腊艺术作为典范，同时也从民间文学吸收养分。
在思想体系上，他们继承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传统，坚持人道主义原则。
在创作方法上则倾向于现实主义，并强调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
在艺术上，要求形式完整、语言的纯洁。
席勒的美学与文艺理论论著就表现了这种德国古典主义的特征。
二
在写完《美育书简》和《论艺术形式运用上的必要界限》之后，席勒于1796年写成了《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
这是席勒的最重要的一篇美学与文艺理论论著，在欧洲美学与文艺理论史上，特别是欧洲近代美学与文艺理论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广泛的影响。
（一）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的起源
席勒认为，所谓“素朴的诗”即是“模仿自然”的诗。
此时，诗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原始的和谐的素朴关系。
而所谓“感伤的诗”则是“表达理想”的诗。
此时，诗人失掉了自然，所以在作品中千方百计地寻求自然，对自然的态度就象成人失去了童年一样，是依恋的、感伤的。
他说，这类作品中所描写的自然“代表着我们失去的童年，这种童年对于我们永远是最可爱的，因此它们在我们心中就引起一种伤感”。
（6）马克思在阐述古希腊文艺的永久魅力时曾吸收了席勒这一关于人对自己童年眷恋的思想。
马克思指出，“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
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他感到愉快吗?
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出来吗?
在每一个时代，它的固有的性格不是在儿童的天性中纯真地复活着吗?
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
”（7）席勒认为，素朴的与感伤的这两种诗的对立起源于人同自然（现实）的关系。
素朴的诗起源于诗人同自然（现实）的和谐一致，而感伤的诗则起源于诗人同自然（现实）的对立。
他说，“诗人或者是自然，或者寻求自然。
前者使他成为素朴的诗人，后者使他成为感伤的诗人”。
（8）而人与自然的关系又同人性密切相关。
当人性处于内在的感性与理性和谐统一的状况时，他本身就是自然（现实），因而诗人同自然处于素朴的和谐关系之中，同自然之间是一种现实的协调。
而当人性处于感性与理性的分裂状态时，诗人就同自然处于对立的关系，只能通过表现理想来追寻自然，这时人同自然的协调就只能在理想中存在。
因此，在席勒看来，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的对立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人性的对立。
也就是感性与理性和谐统一的人性同感性与理性分裂的人性的对立。
这就超出了文艺学的范围，而将文艺学的问题同伦理学的问题相联系。
不仅如此，席勒还进一步将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的对立归结到社会学上来，认为同社会历史时代紧密相联。
具体地说，就是一定的社会时代产生了一定的人性，进一步产生出某种特定的艺术类型。
他认为，古代希腊罗马的时代是一种自然的素朴时代，这个时代为．人性的和谐统一提供了足够的条件，人可以在自己的感性行动中充分体现理性的力量。
而近代的文明社会则由于道德的沦丧、分工的发展导致了人性的分裂。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席勒认为素朴的诗是古代诗的代表，而感伤的诗则是近代诗的代表。
他说，“在自然的素朴状态中，由于人以自己的一切能力作为一个和谐的统一体发生作用，他的全部天性因而表现在外在生活中，所以诗人的作用就必然是尽可能完美地模仿现实，在文明的状态中，由于人的天性的和谐活动仅仅是一个观念，所以诗人的作用就必然是把现实提高到理想，或者换句话说，就是表现或显示理想。
”（9）这种追溯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的做法，反映了席勒美学与文艺思想中所包含的极其重要的历史意识。
这是对温克尔曼与莱辛将古今文艺在对比中加以研究的继承和发展。
（二）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的区别
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集中表现于它们处理艺术与现实的关系时遵循着根本不同的原则。
席勒将此归结为对艺术与现实的关系在“处理上”的差别。
他说，“因为素朴的诗人除了素朴的自然和感觉以外，再没有其他的范本，只限于模仿现实，所以他对于自己的对象只能有单一的关系，因而在处理上是没有选择余地的”，而感伤的诗人则“沉思事物在他身上所产生的印象，他的心灵所引起的和他在我们心灵中所引起的感情，都是以他的这种沉思为基础。
对象是联系着观念而考察的，它的诗的印象就是以同观念的这种关系为基础。
”（10）这就说明，素朴的诗是以对现实的客观的“模仿”作为其原则的，而感伤的诗则以主观的“沉思”为原则。
因此，“素朴的诗”就具有主观与客观绝对统一的根本特点，具体表现为客观描写对象与文艺作品是完全一致的，客观对象作为主观表象的文艺的唯一范本，而文艺则是客观现实的忠实“摹本”。
正如席勒所说，“因果的这种绝对的统一是素朴的诗的特点”。
（11）而“感伤的诗”则是一种对客观对象的主观的“沉思”，对象经过了观念的改造加工，客观经过了主观的变形的处理，主观与客观、因与果已不完全一致。
他在另一个地方用另一种方式对这两类诗的不同的创作原则进行了表述。
他说，“当然，诗应当以无限为描述的内容，诗之所以为诗就在于此，但是这个要求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方式实现出来。
诗可以描述它的对象的一切界限，即把它个性化，而表现出形式的无限；或者诗可以使它的对象摆脱一切界限，即把它理想化，而表现出绝对观念的无限，——换句话说，诗或者作为绝对的描述可以是无限的，或者作为绝对物的描述可以是无限的。
前一条路是素朴诗人所走的，后一条路是感伤诗人所走的”。
（12）这是完全从艺术创作的过程来论述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的不同的原则的。
席勒认为，作为文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的目标是相同的，都要通过有限表现出无限，但达到目标的方式却迥然不同。
“素朴的诗”采取“个性化”的方式，始终不离开感性的个别的形象，通过艺术的提炼与加工使之具有巨大的艺术概括性，从而在有限的个别中蕴含着无限的内容。
这是一种“绝对的描述”，即通过相对的事物表现出绝对的内容。
但“感伤的诗”则与之相反，采取的是“理想化”的方式，可以脱离客观的描写对象，直接地表现主观的具有无限性含义的思想观念，这是一种对于作为无限理性的“绝对物的描述”。
这就是所谓的“达到同一目标的不同道路”。
（13）席勒曾举出一些生动的事例来说明素朴诗与感伤诗的区别。
其中的一个例子是，荷马在《伊利亚特》卷六中写特洛伊方面的将官格罗库斯和希腊方面的将官阿麦德在战场上相遇，在挑战时的交谈中发现彼此有世交之谊，就交换了礼物，相约此后在战场上不交锋，而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诗人阿里奥斯陀的《疯狂的罗兰》中也有类似的情节，是说回教骑士斐拉古斯和基督教骑士芮那尔多原是情敌，在一场恶战中都受了伤，听到他们同爱的安杰里卡在避险中，两人就言归于好，在深夜里同骑一匹马去追寻她。
席勒认为，这两段情节尽管类似，但两位诗人在表现时所遵循的原则却完全不同。
阿里奥斯陀是一位近代的感伤诗人，他“在叙述这件事之中，毫不隐藏他自己的惊羡和感动”“突然抛开对对象的描绘，自己插进场面里去”，以诗人的身分表示他对“古代骑士风”的赞赏。
而荷马却丝毫不露主观情绪，“好象他那副胸膛里根本没有一颗心似的，用他那种冷淡的忠实态度”描写。
（14）这就是主观的“理想化”的方式与客观的“个性化”的方式的明显区别。
通过席勒的这些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所讲的“素朴的诗”即是“现实主义的诗”，而“感伤的诗”则是“浪漫主义的诗”（或理想主义的诗）。
1796年3月21日，就在席勒完成《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之后二个多月的时间，他在写给威廉·亨布尔特的信中写道“我突然发现了”，“我的关于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思想的非常令人惊奇的证明，这个证明同时能在我的诗的结构中顺利地给我帮助”。
（15）而歌德对此也有着明确的表述。
（16）如上所说，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的产生有其历史的根源，而其典型形态也产生于特有的古代和近代，从而成为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不同流派。
但作为创作方法，它们又决不仅仅局限于古代与近代，而在古代仍会有感伤的诗，在近代也同样有素朴的诗。
诚如席勒自己所说，“如果把近代诗人拿来和古代诗人比较，我们就不仅应该注意到时间的差别，也应注意到风格的差别。
甚至在近时，而且在最近期间，我们也看到多种多样的素朴的诗，虽然不是完全纯粹的，在古代罗马诗人中，甚至在希腊诗人中，也不是没有感伤诗的”。
（17）他认为，莎士比亚和荷马尽管是被时代的无法计量的距离所隔开，但在按照客观的态度模仿自然这一点上却是完全一致的，因而都属于“素朴的诗”，即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席勒指出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
这就深刻地揭示了创作方法与文学流派之间的紧密联系和严格区别。
席勒还进一步具体地阐述了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之间的区别。
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题材不同。
素朴的诗侧重于摹写客观的自然（现实），而感伤的诗则侧重于表现主观的观念。
席勒认为“正是题材才使感伤的诗和素朴的诗迥然不同。
”（18）第二，产生的效果不同。
素朴的诗由于侧重于对客观现实的摹仿，是一种较单纯的形象浮现，因而产生的效果不是那么强烈复杂，而是愉快的、纯洁的和平静的。
这也同素朴诗人与自然（现实）处于和谐协调的状态有关。
而感伤的诗则由于侧重于对主观观念的表现，想象力被理性观念所左右，情感在爱与憎、喜与怒之间摇摆。
因而产生的效果是包含着严肃和紧张的多种复杂感情的混合。
这当然也由诗人与自然（现实）处于矛盾对立的关系所造成。
席勒指出：
“任何人只要注意到素朴的诗在他身上产生的印象，并且能够把内容所引起的兴趣分开，他就会发现这种印象是愉快的、纯洁的和平静的，即使作品的题材是极其悲惨的。
在感伤的诗中，印象总多少是严肃的和紧张的。
这是因为在素朴形式的诗中，不论它的题材如何，我们总是从真实中，从对象活生生的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中获得快乐的，并且除了真实以外我们是不寻求别的东西的，至于在感伤的诗中，我们必须把想象力的表象和理性的概念结合在一起，并且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心境中摇摆不定。
”（19）第三，代表性的艺术种类不同。
由于素朴的诗侧重于客观的摹写，因而造形艺术在素朴的诗中具有代表性。
而由于感伤的诗侧重于表现主观观念，所以诗歌在感伤的诗中具有代表性。
席勒指出，“在造形艺术中，近代艺术家的观念上的优越对于他没有多大帮助；他在这里不得不以精确测定的空间来限制他的想象力所产生的形象，并且在古代艺术家占有确实优势的领域中同他们比较力量。
在诗的作品中情形就不同了。
如果古代诗人以素朴的形式，以从感觉上描绘的具体的对象占有上风，那么近代诗人则以丰富的内容，以超出造形艺术和感性表现的界限的对象，总之，以称为艺术作品的精神的东西胜过了古代诗人。
”（20）这里涉及到我们通常所说的再现艺术和表现艺术的区别。
第四，对现实的态度不同。
素朴的诗人由于以占有感性现实见长，因而总是带着愉快的态度对待现实，而感伤的诗人则由于失去并远离了现实，所以总是对现实生活感到厌恶。
由此形成素朴的诗人总是充满欢快的情绪来描写感性现实，而感伤的诗人则设法使心灵超过自然，沉溺在自身的精神生活之中。
席勒认为，“感伤的诗是隐遁和静寂的产物，它又招引我们求取隐遁和静寂，素朴的诗是生活的儿子，它引导我们回到生活中去。
”（21）席勒对于感伤诗的这样一种看法应该说并不太完全符合浪漫主义文艺的特点。
因为，在浪漫主义文艺中，只有消极浪漫主义才对现实取厌恶态度，并引导人们走隐遁的道路，积极浪漫主义则仍是以乐观进取的态度来对待现实人生的。
（三）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的优劣
关于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的优劣，歌德曾有一段明确的评述。
他说：
“我想到一个新的说法，用来表明这二者的关系还不算不恰当。
我把‘古典的’叫做‘健康的’，把‘浪漫的’叫做‘病态的’”。
（22）这就反映了歌德试图以现实主义反对消极浪漫主义的努力。
而在这一点上，席勒与歌德是站在同一立场之上的。
自从1794年同歌德结交以来，席勒深受歌德影响，逐步摆脱了康德哲学的影响，走上了现实主义的道路。
他在1797年6月18日给歌德的信中写道；“您越来越使我”“抛弃那个在任何实践的、特别是在诗的活动中不可容忍的志愿，——从一般的事物走向单个的事物，与此相反，您给我指出了从个别情况达到一般法则的道路”。
（23）席勒在《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一文中也从总的方面观点鲜明地肯定了素朴的诗、贬抑了感伤的诗。
他不仅象歌德一样将素朴的诗说成是“健康的”，将感伤的诗说成是“病态的”，而且，突出地肯定了自然（现实）在艺术创作中的巨大作用。
他说，“甚至现在，自然还是燃点和温暖诗的精神的唯一的火焰。
诗的精神只是从自然才获得它的全部力量，在追求光明的人身上，它也只是对自然说话”，“在人类文明当前的情况下，能够强烈地激起诗的精神的仍然是自然。
”（24）因此，崇尚自然的现实主义精神是贯串《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全文的主旨。
但席勒作为一个有远见的思想家，又决不是一个复古主义者。
他尽管认为，从总体上来看，古典的素朴诗优于近代的感伤诗。
前者标志着人性的和谐完善，后者标志着人性的分裂破坏。
但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他又认为近代的感伤诗对于古代的素朴诗来说是一个历史的进步。
他把素朴诗作为古代“自然人”的作品，而将感伤诗作为近代“文化人”的作品。
他说，“自然人是从绝对达到有限而获得他的价值，文化人是从不断接近无限的伟大而获得他的价值。
由于只是后者才有等级，并且才有进步，所以遵循文化道路的人的相对价值是决不能确实地加以决定的，虽然从事于文化的人，如果单独来看，比起自然在其身上发生完美作用的那类人来，一定居于不利的地位。
但是，人类的最终目标只有依靠进步才能够达到，而自然人除了走上文化的道路，是不能够取得进步的，所以只要考虑到最终目标，哪一方面占着优势，就十分明显了。
”（25）这又一次证明了席勒的文艺观中包含着历史意识，说明他已认识到，任何文艺现象（包括一定的创作方法）都是历史的产物，因此，尽管都不可避免地有其时代的局限，但又同时具有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不能轻率的、抽象而孤立地加以否定。
正是根据这样的理由，席勒尽管自觉地站在现实主义立场对浪漫主义有所贬抑，但他还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肯定了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历史地位。
这是难能可贵的。
席勒还围绕着艺术与现实的关系更具体地阐述了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的优劣。
关于素朴的诗，他认为“在感性的现实方面总是比感伤诗人占有优势，因为他是把感伤诗人仅仅力求达到的东西作为实在的事实来处理的”。
（26）但素朴的诗也存在着不足之处。
首先是素朴的诗所塑造的形象存在着局限性。
因为素朴的诗本身就是感性现实，而一切感性现实都是有限的。
感性现实的这种有限性就使形象的内涵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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