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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代的社会与文学概况

清代文学集封建时代文学发展之大成,是古代文学的一个光辉总结。

各种文体无不具备,蔚为大观,诸多样式齐头并进,全面繁荣。

诗、词、散文等传统文学样式,清代使之得到复兴;小说、戏曲、民间讲唱等新兴文学样式,在清代达到登峰造极的高度。

下面就按不同文体对清前期至中期文学的发展变化作一简单的概述。

第一章清初的诗词散文

一、清初诗坛

1、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

清初最富有时代精神的诗歌是遗民的作品。

以气节高尚而被后世敬仰的是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大学者诗人。

顾炎武论诗主性情,反对模拟,提倡文须有益于天下。

反清复明和坚守气节是其诗突出的色调。

黄宗羲是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和文学家。

其诗歌感情真实,沉著朴素,具有爱国精神和高尚情操。

王夫之博通经学、史学和文学,贡献卓著,受楚辞影响较大。

2、屈大均和吴嘉纪:

吴嘉纪诗歌主要写兵酷灾荒和民生疾苦,具有直朴古淡的苍劲风格。

屈大均诗歌是其心灵历程的写照,诗歌奔放纵横,激荡昂扬。

3、其他遗民诗人:

阎尔梅的诗歌吊古伤今,感念时事,格调苍劲。

杜濬诗学杜甫,风格浑厚。

钱澄之诗歌写甲申国变,足可证史。

归庄为人豪迈尚气节,与顾炎武有归奇顾怪之称。

4、钱谦益与虞山诗派:

钱谦益政治立场不稳定,仕途坎坷,先后降南明、清,晚年忏悔,(归庄、顾炎武、黄宗羲)。

诗歌叙事抒情,各体兼擅,七言律诗学习杜甫,情词怆恻,沉雄苍凉。

《后秋兴》(“嫦娥老大无归处,独倚银轮哭桂花”“平生知己谁人是?

能不为公一泫然”——黄)是他的七律组诗,是一种创造性的史诗巨制,具有很高的艺术造诣。

受钱谦益的影响,产生了虞山(常熟)诗派,主要成员有冯舒、冯班、钱曾、钱陆灿等人。

5、吴伟业和梅村体叙事诗:

在清初诗坛上,吴伟业与钱谦益并称。

吴伟业以明末清初的历史现实为题材,反映山河易主、物是人非的社会变故,描写动荡岁月的人生图画,志在以诗存史的诗歌较多。

痛失名节的悲吟,是吴伟业诗歌的另一主题。

吴伟业以唐诗为宗,五七言律绝具有声律妍秀、华艳动人的风格特色。

其七言歌行,在继承元、白诗歌的基础上,自成一种具有艺术个性的梅村体。

(《圆圆曲》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

6、王士禛及其神韵说:

钱谦益之后,王士禛成为一代正宗。

王士禛论诗以神韵为宗,提倡神韵说。

他的诗作,风神独绝的神韵诗占了主流,尤其是山水诗,风致清新,词句明隽圆润,音节流利跌宕,代表了其诗的主要成就和特色。

7、康熙朝的其他诗人:

康熙诗坛上,朱彝尊和王士禛并称南朱北王;施闰章、宋琬也称南施北宋,此外还有查慎行和赵执信。

二、词的中兴和纳兰性德

词在明清易代之际摆脱柔靡,出现了中兴的气象。

陈子龙《湘真词》抒写抗清复明之志和黍离亡国的哀思。

遗民词,王夫之、屈大均为其代表。

1、陈维崧和阳羡词派(豪放):

陈词以豪情抒悲愤,尊词体,以词并肩经史,反映明末清初的国事,有词史之称。

2、朱彝尊和浙西词派(婉约):

朱彝尊崇尚醇雅,宗法南宋,以姜、张为学习典范,以醇正高雅的盛世之音,绵亘康、雍、乾三朝。

3、纳兰性德和“京华三绝”:

纳兰性德论词主情,崇尚入微有致。

其爱情词低回悠渺,执著缠绵。

曹贞吉词多为咏物怀古、哀生伤逝之词。

顾贞观《弹指词》以情取胜,宛转幽怨。

三、古文三大家

明末清初,学者们提倡经世致用,以振兴民族。

顺应时代的要求,散文讲求载道的唐宋古文传统,对道及其他方面作了修正和扩展。

代表作家是号称“清初三大家”的侯方域、魏禧和汪琬。

侯方域散文继承韩、欧传统,融入小说笔法,流畅恣肆,委曲详尽,推为第一。

魏禧散文以观点卓越、析理透辟见长,论文以有用于世为目的,反对模拟。

汪琬写人状物笔墨生动,散文力主纯正。

清初散文家还有廖燕、王猷定、姜宸英、邵长蘅等。

以不同的表现方法和风格特点抒发感情反映现实。

第二章清中叶诗文词

1、格调说”与肌理说:

乾嘉诗坛,才人辈出,各领风骚。

沈德潜、翁方纲,或主“格调”,或言“肌理”,固守儒雅复古的阵地;厉鹗扩大浙派的门户;袁枚(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

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赵翼(子才果真是才子,我欲分他一斗来)、郑燮标榜性灵,摆脱束缚,追求诗歌解放;黄景仁等抒写落寞穷愁,吟唱出盛世的哀音(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衣裳未剪裁)。

2、袁枚及性灵派诗人:

袁枚宣扬性情至上,肯定情欲合理。

是晚明文艺思潮的隔代重兴,为清诗开创了新的局面。

与袁枚并称乾隆三大家的是赵翼和蒋士铨,此外,还有舒位、王昙和孙原湘。

(九月2号2班)

3、桐城派及其以外的散文

桐城派:

桐城派在康熙年间由安徽桐城人方苞开创,同乡刘大櫆、姚鼐等继承发展,成为清代影响最大的散文派别。

方苞首倡义法说。

义法是言之有物而有条理。

义决定法,法则体现义。

要求内容醇正,文辞雅洁。

方苞的古文选材精当,以凝练雅洁见长。

刘大櫆对义法理论进行丰富和拓展。

其文章指摘时弊,抒发怀才不遇的感慨。

姚鼐在桐城派中地位最高。

主张道与艺合,天与人一,义理、考据、词章合一。

桐城派分支阳湖派,以恽敬、张惠言为代表。

桐城派馀脉是道光末叶曾国藩领导的湘乡派和曾门弟子,声威重振,呈一时之盛,但已是回光返照的末势。

4、骈文的复兴和汪中

清代汉、宋学之争使得骈文,在清代浓重的学术文化氛围里,重又得到肯定和利用。

骈文八家是由吴鼒鼓选辑袁枚、邵齐焘、刘星炜、孙星衍、吴锡麒、洪亮吉、曾燠和孔广森八人骈文为《国朝八家四六文钞》而来。

汪中是清代骈文成就最高的一位,被视为清代骈文复兴的代表。

李兆洛与恽敬、张惠言合称阳湖三家。

李兆洛选录的骈体文章篇,汇为《骈体文钞》,在骈文选集中流行较广,影响也大。

5、浙派词的嬗变和常州词派的兴起

浙派词的嬗变浙派中期领袖厉鹗,推衍朱彝尊醇雅说,向往清空境界。

后浙派词因生活狭窄和词境单一,又有真气少存、意旨浅薄之弊,后学枯瘠琐碎,加速了衰落,引起吴锡麒、郭麐等以融贯通变进行挽救。

常州词派常州派发韧于嘉庆初年,后各种社会矛盾趋于尖锐激烈,浓重的忧患意识使学者眼光重又转向于国计民生有用的实学。

张惠言是学者,又是古文阳湖三家之一,更是著名词人。

他与兄弟张琦合编《词选》(又名《宛邻词选》)。

倡导词意内言外、比兴寄托和深美宏约之致,对扭转词风和指导风气起了积极作用。

常州派周济以艺术审美眼光推尊词作,突出词的史性和与时代盛衰相关的政治感慨;对词的比兴寄托非常重视。

此外,博取各家之长的词人,也是填词的佼佼者。

有郑燮、蒋士铨、黄景仁、洪亮吉等。

第二章清代戏曲《长生殿》与《桃花扇》

第一节洪昇的《长生殿》

一、洪昇的生平与作品

洪昇(1645-1704)字昉思,号稗畦,浙江钱塘人。

出身没落的世宦之家。

洪昇先是以诗名世,诗作有《稗畦集》、《稗畦续集》、《啸月楼集》。

他还曾写过12个剧本,今存杂剧《四婵娟》和传奇《长生殿》。

杂剧《四婵娟》由四个单折断剧组成,分咏历史上四个著名的才女:

《谢道韫咏絮擅诗才》写主人公与叔父谢安咏雪联诗;《卫茂漪簪花传笔阵》写主人公向表弟王羲之传授书法;《李易安斗茗话幽情》写主人公与丈夫赵明成赌茶评论古代夫妇;《管仲姬画竹留清韵》写主人公与丈夫赵子昂泛舟画竹的故事。

《四婵娟》或歌颂妇女聪明才智,或表现夫妻琴瑟之好,具有民主精华。

传奇剧《长生殿》是他的代表作。

二、《长生殿》的题材渊源与创作过程

《长生殿》写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

洪昇写作《长生殿》传奇,前后历时十余年,“三易其稿而始成”。

开始写成《沉香亭》,主要通过李白遭遇表现自己的怀才不遇。

第二稿改为《舞霓裳》,增加李泌辅助肃宗中兴,表现出对国家命运和历史兴亡的思考。

最后才写成《长生殿》表现出“情缘总归虚幻”的深刻的哲理主题。

三、《长生殿》的思想内容

《长生殿》的思想内容相当复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展现帝、妃情缘,宣扬李、杨挚爱。

在剧本实际描写中,李杨爱情是全剧的核心情节。

全剧50出,有33出专写李杨爱情。

前半部主要写他们爱情由浅而深的发展过程,中间曾克服各种缺陷,经受严峻考验,最后达到成熟。

后半部更极力表现杨玉环自缢后还死抱痴情。

(二)穿插朝政事件,寄寓垂戒之意。

剧作围绕李杨爱情,写了一系列军国朝政事件,生动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皇帝昏庸腐败、不理朝政,杨家挟势弄权、酿成祸乱的社会现实,表现出祸福相倚、乐极哀来、荒淫误国等“垂戒”之意,寄寓着深沉的民族意识和兴亡之感。

(三)“情缘总归虚幻”,点出全剧主旨。

《长生殿》既宣扬了帝妃罕有之情,又寄寓了垂戒来世之意。

在忘我爱情与社会角色的矛盾难以克服和弥合的尴尬面前,作者让李、杨二人在历尽人间劫难、遍尝悲欢离合之苦之后,终于大彻大悟,毅然跳出爱河情海,以佛家色空观念否定她们的情欲,以精神的“长生”来消解现实的“长恨”,以“情缘总归虚幻”的主旨,使沉迷情海者“遽然梦醒”。

这种主旨除了开头《自序》中开宗明义之外,终场的“永团圆”曲更是卒章显志。

四、《长生殿》的艺术成就

(一)在创作方法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有机地结合,很好地表现了作者的创作意图。

上半部偏于写实,既通过《贿权》《权哄》等表现权奸的勾结争夺,又通过《游》《进果》《舞盘》等表现了帝妃宫廷生活的荒淫腐朽,还通过《幸恩》《夜怨》等表现了风流天子既宠爱贵妃杨玉环,又不忘梅妃江采苹,同时还迷恋虢国夫人,爱情很不专一;而绝代佳人杨妃则争风夺宠,愁怨满怀。

这种帝妃之爱的明显烙印,让人觉得真实可信。

下半部主要写幻,通过《冥追》《觅魂》《补恨》《寄情》《重圆》等表现李、杨爱情的生死不渝,在非现实的缺憾面前,只好以精神的“长生”来消解现实的“长恨”,从而自然归结出主旨。

总之,剧中采用真幻结合手法来写李杨爱情,既有深刻的真实性,又有浓厚的理想色彩。

(二)在剧本结构上,以李、杨爱情故事为主线,以朝政军国之事为副线结构全剧,表现出“占了情场”与“驰了朝纲”间的必然联系;而爱情主线又以富有象征意义的道具,即一对金钗和一只钿盒贯穿始终,随着情节和人物命运变化由合而分,由分而合。

另外,结构安排又匠心独运,情节曲折,波澜起伏,时而是骄奢淫逸的帝妃,时而是金戈铁马的沙场,时而天上,时而人间,悲欢离合相间,庄谐冷热参错,轻重张驰交互。

(三)在曲词艺术上,清丽流畅,充满诗意,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

多处化用唐史、元曲名句,如《惊变》《雨梦》等出曲文,基本由《梧桐雨》脱化而来,却又融化极妙,如同己出。

其浓厚的抒情性,尤其能把人物的内心情感表现的声情兼备,淋漓尽致。

第二节孔尚任的《桃花扇》

一、孔尚任的生平与创作

孔尚任(1648—1718),山东曲阜人,孔子第64代孙。

反清恋明之情是他创作《桃花扇》的思想基础。

1699年,孔尚任经过十多年的惨淡经营,三易其稿的《桃花扇》终于问世。

孔尚任长于诗文,著有《湖海集》、《岸堂文集》等书,今有《孔尚任诗文集》(汪蔚林辑录)。

戏曲方面有与顾彩合作的传奇《小忽雷》,代表作是《桃花扇》。

二、《桃花扇》的内容和意义

(一)《桃花扇》的创作意图

作者自称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桃花扇·先声》),即围绕侯、李爱情故事,展现南明兴亡历史,使人“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桃花扇·小引》),在清王朝满洲贵族的统治下,回答许多汉族知识分子产生的“国在那里,夹在那里,君在那里,父在那里”(《桃花扇·八道》)的疑问。

以期“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桃花扇·小引》)。

(二)剧本揭出阉党余孽既是造成侯、李悲剧的罪魁,又是导致南明覆亡的祸首。

剧中的阮大铖,在侯、李爱情悲欢离合的发展中,一直是阻碍和悲剧制造者的角色。

阉党余孽马、阮,同时又是南明王朝覆亡的罪魁祸首。

(三)塑造了光彩照人的李香君等下层人物形象,表现出对等级贵贱观念的思索和突破。

剧中女主人公李香君是秦淮名妓,她多才多艺,美丽聪慧,憎爱分明,有坚贞节操和反抗精神。

他对侯方域一见倾心,不是一般的儿女私清,而主要是出于对复社文人的倾慕。

另外,剧作还写了下等艺人苏昆生、柳敬亭心存国家,为了朋友敢于两肋插刀,为了国家甘愿出生入死的精神,不仅与马、阮之流大相径庭,而且使复社文人相形见绌。

热情歌颂下层人物,表现出作家的民主思想。

(四)剧末以马、阮败亡和侯、李入道,不仅蕴含了清王朝“太平盛世”下汉人的民族兴亡之悲,而且从哲理高度揭示出个人命运与国家存亡不可分割,表现出鲜明的国家至上思想。

三、《桃花扇》的艺术成就

(一)结构精巧缜密,匠心独运。

第一,全剧整体构思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桃花扇·先声》),“一生一旦为全本纲领,而南明治乱系焉”(第21出《媚座》原批)。

即以侯、李爱情为中心线索,展现南明王朝一代兴亡的历史画卷。

侯、李爱情与政治斗争结合紧密。

开始侯、李结合,正是南明王朝酝酿成立之时,剧中展开了复社文人与阉党余孽阮大铖之间的斗争,使侯、李爱情带上浓重的政治色彩;弘光王朝成立,马、阮奸党开始排斥异己,造成侯、李分离,引出侯、李两条线索:

以“侯线”联结南京城外的史可法、江北四镇和左良玉,表现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以“李线”联结南京城内弘光皇帝、马士英、阮大铖、田仰等朝臣及秦淮歌妓艺人,揭露统治集团荒淫腐败。

两条线素互相穿插,全剧结构严谨有致,浑然一体。

第二、一柄诗扇贯穿全剧,具有典型道剧的作用。

它既是侯、李的定情信物,又是二人离合的象征。

它在剧中多次出现,诸如赠扇、溅扇、画扇、寄扇、撕扇等。

作者说:

“剧名《桃花扇》,则桃花扇譬则珠也,作《桃花扇》之笔譬则龙也。

穿云入雾,或正或侧,而龙睛龙爪,总不离乎珠;观者当用巨眼”(《桃花扇凡例》)。

扇子虽小,但它却联系着人物命运,牵动着剧情起伏,隐括着剧本主题。

第三、以中介人物作为连接正邪双方的纽带。

剧中一方是正直而注重名节的复社文人,一方是卑鄙无耻的阉党余孽;一边是侯、李爱情,一边又是弘光王朝的政治闹剧。

这截然对立的双方,作者巧妙利用了剧中人杨龙友的双重身份和双重性格,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从身份看,杨龙友既是马士英的亲戚、阮大铖的盟弟,又是侯方域的好友。

从立场看,他属于阉党,与阮大铖一样失势而同病相怜,但他又有怜才惜香之心,有时也能良心发现,感情用事。

身份和性格的二重性使他动摇于正、邪双方,左右逢源,同时为双方效力,在剧本人物中起黏着穿插作用。

第四,结局不落生旦团圆的俗套。

剧末,劫后余生的侯、李在栖霞山白云庵相逢而互诉钟情,不想张道士突然下坛,撕扇掷地,厉声大喝,于是侯、李双双入道。

这一笔,把侯、利爱情和南朝兴亡都作了总结。

既使人耳目一新,又令人深思回味。

第40出原批说:

“离合之情,兴亡之感,融合一处,细细归结,最散、最整,最幻、最实,最曲迂、最直截,此灵山一会是人天大道场,而观者必使生旦同堂拜舞乃为团圆,何其小家子样也!

(二)人物有血有肉,个性鲜明。

剧中人物包括前述最具光彩的形象李香君,上至皇帝朝臣,下至歌妓艺人,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有姓名可考者达39人。

人虽众多,但又人各一面,血肉丰满。

其人物塑造的主要特点是:

第一,善于写出同类人物的不同性格。

同为阉党余孽,马士英贪鄙而无才略,阮大铖狡诈而富才情。

同为江湖艺人,柳敬亭机智诙谐而锋芒毕露,苏昆生则憨厚朴实又含蓄深沉。

同是江北四镇的武将,高杰无能被杀,二刘变节投敌,黄得功争位却死不降清,左良玉忠贞却骄矜少谋。

第二,善于写出人物性格的多面性。

比如杨龙友,作者把他放到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成功地描写他会说会道、善写善画得多方才艺,表现其四面讨好、八面玲珑的琉璃球性格,塑造出他见风使舵、老于世故的政治掮客形象。

他周旋于两种力量之间,既不得罪于魏党,又不自绝于清流;既出面为阮大铖疏通复社文人,甚至带人抓走李香君的假母,又在马、阮要逮捕侯方域时,及时为侯通风报信;既利用李香君去巴结田仰、马、阮等权贵,又在李香君骂筵反抗面临杀身之祸时,又出面对其巧言救护。

正如《桃花扇·媚座》批语说:

“香君一生,谁合之?

谁离之?

谁害之?

谁救之?

做好作恶者,皆龙友也。

(三)曲词、宾白刻意求工,安排合度。

其曲词虽不如《长生殿》优美,却以工整典雅见长。

其“说白详备,不容再添一字”(《桃花扇凡例》),用以交代故事情节,推动戏剧进程,展现人物性格。

“凡胸中情不可说,眼前景不能见者,则借词曲以咏之”(同上)。

曲词用以表现人物内心世界,不仅语句顺畅,语意明亮,而且每出以八曲为限,很适合舞台演唱。

但由于作者坚持宁不通俗,不肯伤雅,故《桃花扇》语言存在典雅有余而当行不足,严谨有余而生动不足的缺陷。

第三章清代其他戏曲

一、李玉与《清忠谱》

李玉是明末清初创作剧本最多的戏曲作家,所著传奇约四十种,现存十八种,其中《清忠谱》是其代表作。

《清忠谱》通过对苏州市民暴动这一历史事实的艺术加工,歌颂了以周顺昌为代表的东林党人的正义斗争和崇高气节,表彰了颜佩韦等下层市民见义勇为、不畏强暴的高贵品质,深刻地反映了明末复杂的政治斗争和社会矛盾。

由于作家第一次把如火如荼的群众斗争搬上舞台,塑造出了五个反抗性很强的市民领袖形象,使这个剧本在中国戏曲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清忠谱》在艺术上突出的成就就是把轰轰烈烈的群众斗争场面直接搬上舞台,填补了戏曲史上的空白。

《清忠谱》的艺术结构严密紧凑,主线清楚,详略得当,布局合理,一洗明人传奇头绪纷繁、结构松散的通病。

《清忠谱》的语言,克服了明人传奇过于典雅华丽的缺点,比较注重语言的舞台效果,曲词流畅,宾白通俗易懂。

另外《一棒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也是李玉的成名作,世称“一人永占”,并以〈《笠庵四种》〉的名称刊行。

二、李渔与《风筝误》

李渔是中国戏曲史上第一个专门从事戏剧创作的剧作家,他的传奇《奈何天》、《比目鱼》、《蜃中楼》、《风筝误》、《凰求凤》等十种,合称《笠翁十种曲》,几乎全是喜剧。

《风筝误》取材于“家常事”,透过荒唐可笑的喜剧情节和喜剧人物,隐藏着一个严肃的主题,那就是揭露和讽刺当时普遍存在的以假乱真、以丑充美的社会现象。

《风筝误》在艺术上的最大特点是构思精巧,情节新奇,全剧以风筝为线索,通过巧合、误会组织情节,具有强烈的喜剧效果。

结构严谨,针线细密,主线突出,不蔓不枝。

《风筝误》的宾白很有特色,既通俗又有机趣;既生动活泼,又合人物身份。

李渔在戏曲理论上的贡献要比戏曲创作上的贡献大得多。

他的《闲情偶寄》中〈词曲部〉、〈演习部〉、以及〈声容部〉中的部分内容,是中国古代戏曲理论的集大成著作。

李渔戏曲理论比较全面而系统。

在编剧方面,他提出了结构第一的观点。

在艺术结构方面提出立主脑、密针线、减头绪等一系列观点。

在语言方面,李渔认为戏曲语言要有机趣,不要堆砌典故,要注意人物语言的个性化。

在题材的选取、情节的安排方面,李渔认为必须强调奇与新,但又不能荒诞不经。

这些理论都填充了中国戏曲理论的空白。

三清代的地方戏

清代地方戏在戏曲艺术形式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在音乐上突破了昆山腔和弋阳腔的曲牌联套的结构形式,创立了一种名为板式变化体的新的戏曲艺术体制。

昆山腔、戈阳腔等声腔是把许多首乐曲按照一定的宫调类别和排列次序组成套数,通过曲牌的更迭来实现旋律的变化,属于多曲体结构形式。

梆子、皮簧等地方剧种中的板式音乐,则以一首乐曲为基础,运用各种拍节(即板)的变化,将每一首乐曲作种种不同的变奏发展,属于单曲体结构形式。

其音乐结构体制更为单纯、通俗,更能充分发挥戏曲音乐的戏剧性功能。

剧本也突破了过去传奇尽可能完全按照音乐套曲来分出、分折的局限,主要依据冲突的发展来安排场次,使戏剧结构和声韵结构得到了统一,从而把戏曲艺术的综合性、戏剧化和表现力都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第四章清初白话小说

第一节小说续书与《水浒后传》

清书的小说续书,有两种作法。

续书中陈忱的《水浒后传》比较优秀。

第二节《醒世姻缘传》

《醒世姻缘传》是一部独创的长篇世情小说,小说在因果报因模式中描绘出相当丰富的真实而鲜活的世态人情,叙事中有幽默色彩与喜剧风格。

第三节李渔的短篇小说

李渔的小说集有《无声戏》、《十二楼》,其短篇小说全是叙写世情的。

第四节才子佳人小说

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叙才子佳人才色相慕,终成连理,是超世俗情欲的,追求理想的配偶,却严守礼

《聊斋志异》

第一节蒲松龄与《聊斋志异》的成书

一、生平思想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别号柳泉,山东淄川(今淄博市)人。

他生活于由动乱到安定的清初。

二、蒲松龄的著述

文四百余篇,诗九百余首,词一百余阕,杂著数种,戏三出,通俗俚曲十几种,而使他垂名于世的是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其中收短篇491篇。

第二节狐鬼世界的内涵

首先,揭露了官府黑暗,官贪吏虐,豪绅为富不仁的现实,展示了封建社会末期政治的腐败,国家机器衰朽的景象。

如《席方平》、《促织》、《梦狼》、《红玉》诸篇,有的直指朝廷和皇帝,触及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现出了作者对现实的深刻认识。

第二,对科举弊端的批判,其中多数篇章揭露了考官的昏庸和考试舞弊风。

如《贾奉雉》、《司文郎》等,嘻笑怒骂,妙趣横生,辛辣之极,有些篇章揭露了科举制度对读书人的毒害。

如《王子安》、《叶生》等,虽格调不同,或显示其可笑可卑,或显示其可怜可悲,但都开掘甚深。

第三、赞美纯真的爱情,讴歌美好的心灵。

书中描写爱情、婚姻、家庭生活的篇什最多,而其中最使读者感兴趣的是那些人间男子与狐鬼花妖之女相亲近,相爱恋,相婚配的故事。

那些狐鬼花妖幻化的少女,虽性格各异,但大都秀外慧中,善良无私,不图富贵,不慕权贵,以才德取人,爱其所当爱者,且历经患难灾祸而不渝。

她们来去自如、随心所欲,没有封建礼教戒规所造成的拘泥、矫情、虚伪、死气沉沉等弱点,这与本书中所写的现实社会的妇女迥异,与作者所信奉的道德观念大相径庭。

在这里,作者陷入了不可自拔的矛盾境地。

[①生活环境与艺术世界的矛盾;②对现实的认识与对理想的追求的矛盾。

]

总之,《聊斋志异》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一位正直的农村中下层知识分子对现实的体察、感受以及他的是非观和审美情趣。

《聊斋》的主要精神是积极的,但由于作者的思想和时代局限,也存在着许多消极落后的东西:

1、相信迷信,宣传因果报应、地狱轮回和宿命论思想。

2、宣扬佛教色空观念,如《画壁》、《绩女》等。

3、肯定封建伦理道德,鼓吹妇道、妇德、愚孝、贞节。

如《珊瑚》中歌颂对凶暴的婆婆逆来顺受的“妇德”,《邵女》中肯定一夫多妻制下的嫡庶观念,《金姑夫》中对寡妇再嫁颇有微辞。

4、以描写色情为佐料,有损作品的光辉

第三节《聊斋》对小说艺术的继承与创新

继承和发展了六朝志怪小说和唐人传奇小说所形成的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艺术传统。

鲁迅称之为:

“用传奇法,而以志怪。

具体地说,《聊斋》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注意人物形象的个性化和多样化。

现实世界的多样化决定了人物性格的多样化,而物的自然属性与人的社会属性的和谐统一及个性化的人物语言又往往突出了人物的不同性格。

2、善于、精于、巧于编织故事,形成曲折离奇的情节,造出引人入胜的竟界。

“处处为惊魂骇魄之文,却笔笔作流风回云之势”,大起大落,有如瀑布飞泉,惊心动魄,扣人心弦。

3、善于写景状物以烘托人物性格。

如《婴宁》。

4语言精练,词汇丰富,句法多变。

作者在创造性地运用古代文学语言的同时,适当吸收提炼了当代口语方言,在单行奇句中,间用骈词俪语,错落有致,典雅工丽,增强了作品语言的生动性,形象性和表现力。

第一节吴敬梓与《儒林外史》的创作

1、吴敬梓的生平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号秦淮寓客,又号文木老人,安徵全椒县人。

出身官僚地主家庭。

3、创作

垂世名作《儒林外史》为作家十数年心血之结晶,(49岁时已脱稿),现存嘉庆八年刊印的卧闲草堂本为较早行世者,五十六回,光绪年间有增补的齐省堂本六十回。

据吴氏好友程晋芳等人记载,原书仅五十回。

有人说为五十五或五十六回,今尚无确论。

另有《文木山房集》,收吴氏40岁前的诗、词、赋。

第二节科举制度下的文人图谱

一、深刻揭示示了科举制度对士人的腐蚀和毒害。

作品开宗明义,一开头就借元末名士王冕之口预言了科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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