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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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

速发展等趋势因素。

探索一个区别于发达国家的中国工业化实现模式，是中国工业未来发展和工业化实现的关键所在。

也就是说，中国实现工业现代化、推进工业化进程一定要考虑到中国是一个具有１３亿人口和二元经济特征、工业门类比较齐全、非均衡发展的工业大国的基本经济国情。

２、经济增长方式亟待转变，经济增长的集约化程度还很低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努力收到明显成效。

无论从能源消耗强度指标还是从劳动生产率指标的变化看，这一时期都有较大改善。

１９９５～２００４年，我国每万元ＧＤＰ的能源消耗分别为２２４吨标准煤和１、４４吨标准煤，下降幅度达３５７％；规模以上工业平均每个从业人员生产的工业增加值分别为１、８５万元和８、９９万元，增长了３、８６倍。

但即使这样，我国经济增长的集约化程度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存在很大差距。

从单位资源的产出效率看，按现行汇率计算，我国单位资源的产出水平大约相当于日本的１／２０，美国的１／１０，德国的１／６；从资源利用的技术效率看，较之国际先进水平，我国吨钢可比能耗高２１％，乙烯综合能耗强度高７０％，供电能耗强度高２３％，水泥综合能耗强度高４４％，大型合成氨能耗强度高２４％；从资源综合利用率看，我国矿产资源的总回收率为３０％，比国际先进水平低２０个百分点，我国木材综合利用率约为６０％，而发达国家一般都在８０％以上；从再生资源利用率看，我国废钢利用量占粗钢产量的比重为２６％，而国际先进水平为５０％以上，我国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不足６０％，比国际先进水平低２０个百分点左右。

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阶段相互联系的规律表明，在经济增长的集约化程度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是很自然的。

有分析指出，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的集约化程度与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的平均水平大致相当。

２００１年，每千克石油当量能源消耗产出的ＧＤＰ，下中等国家为１０７美元，而我国为１、０４美元。

但是，判断一国经济增长方式是否合理，除了要考虑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还要看其是否与该国经济增长所面临的内外部条件相适应。

从未来我国工业化过程中所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和国际背景看，我国进一步转变增长方式的客观要求十分迫切。

２００３年，我国创造的ＧＤＰ按汇率计算约占世界总量４％，而重要资源和原材料的消耗占世界总消耗量的比重却很高，石油为７、４％，原煤为３１％，钢材为２７％，水泥为４５％，发电量为１３％。

很显然，如果不能大幅度地提高经济增长的集约化水平，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就必然受到影响。

３、工业化的技术来源过多依赖国外，产业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薄弱，大中型工业企业的自主技术创新能力亟待提升

我国工业化的技术来源可以分为国外和国内两个部分。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我国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有利机遇，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依靠技术引进和国际产业转移带来的技术扩散，大规模利用国外技术资源。

２００３年，我国技术引进合同成交金额达到１３４、５亿美元，比１９９１年的３５亿美元增长了２、８倍。

对国外技术资源的大量利用构成这一时期我国产业技术进步的主要来源，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受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转轨滞后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国内企业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效果较差，特别是没有把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结合起来，不断重复引进导致对国外技术资源的过分依赖，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并没有相应增强。

具体表现在：

我国关键技术的自给率较低，对外技术依存度达５０％以上，而发达国家均在３０％以下，美国和日本则在５％左右；在我国的设备投资中，进口设备占投资设备购置总额的比重达６０％以上，一些高技术含量的关键设备基本上依靠进口；我国每年的发明专利数占世界的比重不到３％，与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以及韩国这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２００３年我国的研发经费总额为１５３９、６亿元，按汇率换算仅相当于美国的１／１６，研发占ＧＤＰ的比重仅为１、３２％，明显低于美国、日本和韩国３％左右的水平；我国制造业的产出规模已占世界制造业产出总量的６％，而制造业研发投入仅占世界制造业研发投入总量的０、３％。

有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技术研发能力先天不足，在国际竞争中与工业发达国家不是处在同一起跑线上，要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必须实行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

从实践上考察，这种策略有其积极的作用，与发展中国家最初的技术和产业的起点相比，以市场换技术确实起到了缩小技术差距、促进新兴产业发展的作用。

例如我国的家用电器工业、轿车工业、电子计算机工业、通讯设备制造业，等等。

但是发展中国家工业技术进步不能长期建立在以市场换技术的基础上，因为你所换到的技术永远是第二流或第三流的技术。

发达国家为了通过技术垄断实现超额利润，在技术转让时，必然要“留一手”。

虽然跨国公司的技术研发实行本土化策略，利用了发展中国家廉价的、高素质的科技人才，但技术的所有权仍然控制在跨国公司手里。

因此，我们在利用外资、引进技术的同时，必须不断培养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在一些重要的技术领域实现跨越。

我国与工业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已主要不是工业生产规模和产品产量方面的差距，而是工业经济结构、生产技术水平和产业组织方式上的差距，是研究与开发投入水平和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方面的差距。

推进工业技术创新是缩小这种差距的根本出路。

我国工业化的技术来源过多依赖于国外，产业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从长期看必然影响到我国产业的升级和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地位的提升。

还要看到，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不仅引进国外技术的成本日益提高，而且也越来越难以获得真正的先进技术。

在未来的工业化进程中，现有以技术引进和技术模仿为主的技术供给模式的发展空间日趋狭小，要保持经济的不断发展并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就必须转向以自主创新为主的技术供给模式。

但是，根据目前国内企业的技术积累和技术学习能力，要顺利地实现技术供给模式的转换还面临较大的困难和障碍。

如何把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结合起来，更多地以自主创新作为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已经成为未来工业化进程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从企业角度看，我国大中型企业是技术创新和进步的主体，工业化的关键在于大中型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培育。

但是，整体上我国大中型企业自主技术创新能力还有待提高。

首先，大中型企业自主创新的意识还不强，动力机制还不完善，与发达国家企业相比，企业科技投入还有较大差距。

近几年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科研开发投入占销售收入比重总体上提高到２％左右，但根据国际经验，如果该比重为１％，企业就难以在竞争中生存，当该比重为２％时，企业可勉强在竞争中维持，只有该比重超过５％，企业才有真正竞争力。

其次，作为我国工业技术创新主体的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总体上技术水平较低，技术创新效率还有待提高。

在２００３年，４２７８家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共有２１、６万科学家和工程师，投入２５７３亿元科技活动经费，当年新产品销售收入１５５５、８亿元，而２００３年２９９５家外商投资大中型工业共有６、５万科学家和工程师，投入了２５８、６亿元科技活动经费，却获得了４２２７、７亿元的新产品销售收入；在２００４年，３６８１家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共有１６、４万科学家和工程师，投入２９０、１亿元科技活动经费，当年新产品销售收入１６２６、７亿元，而２００４年４７００家外商投资大中型工业企业共有９、３万科学家和工程师，投入了３４２５亿元科技活动经费，却获得了６２３５、９亿元的新产品销售收入；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０４年，中外合资经营大中型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分别高达３０、２％、３５、０％和２８、１％，不仅远远高于国有中大型工业企业的８９％、９、２％和７、５％，也高于大中型国有独资工业公司的１９、９％、２０、２％和１７１％。

显然这除了因为国有企业技术水平低、技术储备少、技术水平与外资企业存在巨大差异外，我国国有大中型技术创新效率低下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这除了因为国有企业技术水平低、与外资企业存在巨大差异外，无疑我国国有大中型技术创新效率低下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再次，我国大中型企业的在技术引进基础上消化吸收、自主创新的能力十分薄弱。

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４年我国大中型国有工业企业技术引进经费总额为５６、７亿元、４７、３亿元，消化吸收经费仅为３、６亿元、４、２亿元，引进技术和消化吸收费用的比例为１∶００６和１∶００９。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韩国、日本企业的引进技术和消化吸收费用比例为１∶５到１∶８。

这表明在消化吸收基础上自主开发和创新是我们工作的薄弱环节，如果我们不能够建立有效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机制，我国将无法走出“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恶性循环。

最后，企业的自主创新环境仍然不够完善。

这一方面表现在我国还没有形成有利于企业自主技术创新的竞争环境，政府在科技创新中处于主导地位的局面还没有彻底改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与企业经济效益相关性不高；另一方面表现在技术创新系统基础设施和政策法律环境建设滞后，科技中介服务体系有待完善，技术创新政策法律的完整性、有效性和一致性有待进一步加强，随着行业科研院所企业化改革，面向产业提供共性技术和技术服务的创新能力有所下降。

４、资源环境约束与工业化加速推进的矛盾突出，我国工业可持续发展还任重而道远

自然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保障。

我国是一个人均自然资源拥有量相对贫乏的大国，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将是一个长期的制约因素。

那种认为在信息化时代，资源的重要性已经下降的观点是片面的，土地、水、森林、矿产资源和石油资源仍然是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

从与工业化发展息息相关的耕地、水和能源等重要资源的现状看，我国的人均耕地面积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１／３，一些沿海省市的人均耕地不足０、８亩，低于世界公认的警戒线；我国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１／４，在全国６００多个城市中，已有４００多个城市供水不足，其中１１０个城市严重缺水；２００４年我国人均消费的能源只有１４吨标准煤，相当于日本人均能源消费量的１／４，美国人均能源消费量的１／７。

在２０２０年我国人口１４亿的情况下，如果达到日本人均消费４吨标准煤的水平，国内能源消费总量就需要达到５６亿吨标准煤，很显然这是不现实的。

再比如，２００４年我国钢产量已达到２７０００万吨，超过美国和日本两国钢产量的总和，但我国人均消费的钢产量只有２３０公斤，不到日本人均消费的钢材的１／４。

如果按照人均占有的能源和钢材产量计算，我国能源和钢材等基础产业的产品产量都还需要成倍增长，但在大多数工业品的生产总量已经很高的情况下，持续增长的空间是有限的。

近年来，在经济的持续发展中，由于需求量的高速增长，我国的资源供应形势全面偏紧。

目前我国的主要矿产资源已经出现储量增长远低于开采量增长，开采量增长又低于消费量增长，国内资源保障程度快速下降，新增部分主要依赖进口的局面。

在２００４年的国内需求量中，约有５０％的铁矿石和铜矿、３３％的铝土矿、４０％的原油和４４％的木材依靠进口满足。

另外，由于经济增长方式粗放，产业组织结构不合理，平均的工业技术水平落后，造成我国资源利用效率较低，从而又加重了资源的紧张程度。

资源的利用效率可分为三个环节：

开采效率，加工转换效率，终端利用效率。

我国资源利用率不仅表现为终端利用效率较低，在开采和加工转换环节效率也低于国外同类行业。

例如，我国有色矿产资源储量回采率不到５０％，比国外低１０％～２０％，据对全国３４９８个矿山企业统计，我国有色金属矿采选回收率为５０％～６０％，采、选、冶的回收率比国际水平低１０％～２０％。

可以预见，在未来较长时期，我国仍将处于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不断增长的阶段，工业化高速成长必然对资源供给造成更大的压力。

因矿物燃料的大规模使用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是工业化最严重的负面影响之一。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生态脆弱、人与自然界的平衡状况容易出问题的国家。

由于在以往的工业化进程中对能源和自然资源的大量消耗和严重浪费，我国也和历史上的工业化国家一样，付出了环境严重污染、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生活环境质量下降的代价。

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我国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和有机污水排放量已占世界第１位，二氧化碳排放量仅次于美国占世界第２位。

即使国际社会不就环境问题向我国施压，我国自身的环境容量也难以持续容忍这样大的污染排放。

如果说资源的约束还有可能通过从国外进口得到缓解，那么生态环境受到破坏的代价则使我们更难承受。

虽然，近些年，环境保护和工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已经引起举国上下足够的重视。

针对工业企业生产的环境污染问题，我国正在大力提倡循环经济理念，通过立法方式推进清洁生产，加强ＩＳＯ１４０００与环境标志的认证工作。

但是，在过去的２００５年，我国发生了多起大江、大河的严重污染事件，其中，以“松花江苯污染事件”最为引人注目：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１３日，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双苯厂的苯胺车间因操作错误发生剧烈爆炸并引起大火，导致１００吨苯类污染物进入松花江水体，造成整个松花江流域严重生态环境破坏。

这一切表明，强化治理工业污染，促进工业清洁生产，推动工业发展模式从先污染后治理向全过程预防转变，推动工业增长方式从高耗能、高排放型向资源节约型和生态环保型转变，从而推进工业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进程，还任重而道远。

因此，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在推进工业化过程中努力应对环境的挑战，对我们来说特别紧迫和重要。

５、劳动就业形势严峻，不断增大的就业压力严重制约着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我国的国情和工业化道路的特殊性，决定了劳动就业问题在未来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

在我国农村，目前劳动力总量大约有５亿人，其中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为３、３亿人，而根据现有的资源状况，农业部门仅能容纳１、４亿左右的劳动力，农村潜在的剩余劳动力总量达１、８亿以上，也即到２０２０年，平均每年大约有１０００万人需要从农村中转移出来。

这些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既是进一步工业化的动力，也表明未来工业化的任务仍十分繁重。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农民纯收入中来自农业的部分出现不断下降的态势。

这一现象表明，必须加快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才能从根本上扭转目前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比较利益低的不利局面。

除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外，再考虑国有企业改革中需要再就业的劳动力、机关事业单位大量存在的富余人员以及自然新增的劳动力，保守的估计每年还要新增１０００万人左右。

两者相加，未来几年我国每年需要提供２０００万个新增就业岗位，才能满足日益庞大的劳动力就业需求。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无论从行业看还是从所有制看，我国工业的资本劳动比率均呈现出持续而显著的上升趋势。

各个行业、各类企业的资本劳动比率迅速上升，表明我国的工业化正在走向资本密集也即资本对劳动的吸纳能力越来越弱的新阶段。

２００３年与１９８０年相比，工业部门每吸纳一个劳动力就业需要的固定资产净值增长了１９倍。

资本对劳动的加速替代，使得工业增长所能够提供的就业机会出现了相对甚至绝对下降。

１９９８～２００３年，全部国有企业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的从业人员人数年平均下降幅度达７、２２％。

不仅如此，由于多种原因的共同影响，我国经济增长所能支撑的就业增长比率即就业弹性系数，自２０世纪中期以来也呈现出下降的态势。

这就使我国未来的工业化面临两难选择：

一方面是不断增长的劳动力需要就业，另一方面是工业的资本密集度越来越高，单位资本所能吸纳的劳动就业量日趋减少。

未来如何处理好技术进步与扩大就业的关系，促进资金和技术密集型工业和劳动密集型工业的共同发展，是工业化推进过程中面临的最富挑战性的问题。

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受到不断增长的巨大就业压力问题的制约。

６、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东西部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扩大

我们的地区工业化进程的评价表明，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格局主要表现为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内地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即全国的生产力和经济活动不断向经济繁荣的东部沿海地区集中，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不断下降。

近些年，虽然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但是我们的评价表明，地区之间的差距还在逐步扩大。

由于不同地区在制度创新、基础设施建设、自然和经济条件等方面的差异以及国家对不同地区的政策倾斜，在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过程中，必然会伴随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

作为一个地区差距较大且正在呈现加速扩大趋势的发展中大国，在未来的工业化过程中，我国必须把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差距的任务放在重要位置。

进一步分析发现，造成我国地区经济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又在于各地区的工业发展不平衡。

东部地区的工业依靠扩大开放和加快改革带来的先发优势得到迅速发展，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发展则明显滞后。

因此，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发展是缩小东西部地区经济差距的必经路径。

另一方面，在全国工业的总体规模已经相当庞大，生态环境保护又使工业发展的成本不断上升的新形势下，工业化处于较低发展水平的中西部地区怎样才能走出一条加快工业发展的新途径，这又是一个新的矛盾。

７、产业结构协调性较差，工业产业升级压力比较大

在ＧＤＰ结构中，工业的比重过高而服务业的比重偏低。

２００５年，我国第二产业占ＧＤＰ的比重为４７、３％，服务业的比重为４０、２％。

不论与一般模式相比还是与相近发展阶段的国家相比，工业比重显著偏高，而服务业的比重明显过低。

ＧＤＰ结构的偏差表明我国的生产结构不适应由人均收入水平决定的一般需求结构，从而使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制约；另一方面，作为能够较多吸纳就业的行业，服务业发展较慢也不利于缓解我国的就业压力。

而且从服务业内部构成看，传统的生活服务业所占比重过大，具有现代意义的作为中间投入品的生产服务业，如产品设计、市场咨询、金融、保险和技术服务等行业所占比重较小。

有研究指出，发达国家的生产服务业占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通常达到３０％以上，而目前我国只有２０％左右。

由于生产服务业主要是为整个经济扩大生产规模和提高生产效率服务的，因此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一直未能取得较大的进展，应该说与生产服务业的不发达状况有直接关系。

在工业内部，能源和原材料等上游行业供给紧张，多数消费品等下游行业相对过剩，从工业产业结构看，工业产业升级任务艰巨。

尽管过去几年来上游行业呈快速增长态势，但仍落后于需求的增长，这些行业的生产和消费弹性系数均处于较低水平，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占主导地位的工业产品多是一些劳动资源密集型产品，产业结构的整体层次还有待提高。

这些产品主要依赖廉价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参与市场竞争，即使一些高新技术产品也多停留在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装配环节。

二是产业结构趋同问题突出，各地间的工业发展有待加强协调。

一般而言，各级地方政府只注重本行政管辖区的经济发展和利益维护，结果造成区域市场分割和地方政府垄断，重复建设不断，进而更加重了产业在技术内涵、产品档次、规模等方面存在的同构化趋势。

例如长江三角洲地区各城市的产业目前主要集中在纺织、服装、机械、化工等传统产业，而加工贸易和出口产品主要集中在机电、服装、纺织、鞋类等轻工业产品方面，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主要集中在ＩＴ产业、生物医药、新材料产业等方面。

又如，在环渤海地区的京津冀核心层，长期以来，由于投资管理上的条块分割造成了大规模的低水平、不合理的重复建设，导致了京津冀地区工业结构趋同，缺乏地区产业经济的特色和合理的经济梯度，资源配置严重不合理。

虽然北京和天津的专业化部门主要集中在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食品制造业、家具制造业等几个行业，但两市内既未形成一批代表行业先进水平、占有较大市场份额、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企业和企业集团，又未形成一大批有技术特色的专业化协作配套的中小企业格局。

三是产业集群化水平偏低，产业集群有待进一步升级。

我国工业总体上向各类园区集中的趋势有所加快，但从实际情况看，大多数工业园区内产业混杂，缺乏功能分区，专业化分工不明确，产业配套程度不高，产业链经济不发达，产业配置效率低下，工业园盲目发展，离真正的产业集群化的要求仍有较大的差距。

即使是一些大型的特色工业园区，目前也还处于产业集群演进的初级阶段，发展层次较低，企业素质不高，“低、小、散”现象突出。

８、大企业与小企业之间的分工与协作关系较弱，低水平重复建设、总体产能过剩、单个企业规模小等问题表明我国工业产业组织合理化程度低

目前我国国内企业之间比较细致、紧密的分工协作主要发生在产业集群中的中小企业之间，而国内大企业与小企业之间的分工与协作关系较弱。

在以大企业为中心的分工网络中，核心企业为跨国公司的数量相对更多，社会分工程度也更高。

虽然这种“小企业、大规模”的产业组织形式相对于“大而全、小而全”更有效率，但也存在开展技术创新困难、抗风险能力较弱，难以进入规模经济要求高的行业等局限。

在国际分工格局中，虽然国内企业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不断提高，但在当前发达国家的产业组织呈现垂直专业化的背景下，国内企业多处于价值链中的低附加值生产环节，从事非核心零部件制造和低档组装等活动，而营销与产品设计等高附加值的活动则控制在跨国公司手中。

例如，在２００３年我国电子信息产品的出口中，进料加工贸易占出口额的７４７％，来料加工装配贸易占出口额的１５％，两项合计占出口额的８９７％。

总体上看，我国企业在国际分工格局中所处的地位十分不利。

在我国一些重要的工业行业中，存在低水平重复建设、总体产能过剩，但单个企业规模难以达到经济规模、国际竞争力差等现象，这突出表现出我国工业产业组织合理化程度低的问题。

例如钢铁工业，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我国有１１０家炼钢企业，到２００３年已增加到２８０多家，多数企业没有达到经济规模。

在近年炼钢能力的增长构成中，钢铁协会会员企业增长３５％，非会员企业增长了１２２％，在新增的炼钢能力中小于１００吨转炉占４８％。

这种情况说明，生产要素仍然缺乏向优势大企业集中的机制。

国内目前短缺的主要集中在附加价值高的汽车板材、管材和特殊钢材，但大多数地方中小型钢铁企业和民营企业新上的生产能力主要是长线的普通钢材。

又如汽车工业，汽车工业生产能力的迅速扩张是当前盲目投资的又一突出问题。

２００２年汽车生产能力已超过６００万辆，加上在建规模，全国２７个省区市有汽车生产厂家，其中２３个省区市有轿车生产线，到２０１０年汽车生产能力将超过１０００万辆。

轿车工业的低水平重复建设的重要原因是产品销售价格过高，生产厂家在高关税和配额制度的保护下获得了超额利润。

９、在扩大开放条件下提高国际产业分工地位面临巨大外部压力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在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国际产业转移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

从世界范围来看，国际产业转移的规模迅速扩大，使各国的产业发展及结构调整之间的互动性显著增强，各国之间的产业关联和相互依赖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这虽然为各国带来了更多的分工效益，扩展了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以及获得外部资源和先进技术的渠道。

但由于目前发达国家的大跨国公司控制了产业价值链的关键环节，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始终处在不利的边缘地位，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发展中国家产业成长与结构调整的自主性。

同时，以要素分工为主导方式的国际分工格局中，尽管发展中国家的优势资源与外来要素结合的机会增多，但参与国际分工的风险也随之增加。

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加快和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逐步融入了国际产业分工体系，成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最重要的国家之一。

跨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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