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社会秩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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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社会秩序
会不发生大规模的社会动乱，怎样使目前我们看见的发生的这些冲突，逐渐得到化解，这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
在我看来，有下面三点值得我们去议论。
第一点，就是现在中央建设和谐社会这一种主张，能不能得到整个社会的认同，特别是既得利益集团的认同，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根据新的一代的中央领导人，他们提出来的新的发展观，就要调节整个社会的利益。
因为冲突的背后就是利益的冲突，那么这个就必然要使整个社会的利益结构要发生一些变化，进行调解。
那么这个问题，就是这一种主张能不能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认同，我发现老百姓肯定认同，因为老百姓希望调节利益，不管减量也好，增量也好，都希望它发生一些变化，第一点呢我认为这一点决定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它这个路线和方针，能不能得到那些既得利益集团的认同呢？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执政的人，就是当权的人，执政的人，掌握国家机器的人，怎样去看待当前的工农维权抗争，我最近几年来，一直想改变大家的一个观念，就是工农维权不可怕，它是一种社会利益，必然的利益表达，就是说你要改变一种方式，改变一种思路，不要认为工农维权就要对抗我们社会，就要推翻政府，他不是，他们的目标非常简单，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新的一代领导人在处理最新发生的一些群体事件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冷静的、比较科学的认识，对工农维权的一种比较科学的认识，把它们界定为一种维护权益的斗争，而不是对抗体制的斗争，这一点非常地重要。
所以你最近看，很少有提出来，要对他们进行坚决打击、镇压的口号，都是说怎么协调，谈判，大家来平息事情，这是第二点。
决定这个冲突是否走向社会对抗的第三点，就是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核心价值，就是说已有的意识形态能不能得到修复，就是说我们大家共同认识什么呢，这个社会我们大家共同遵守什么样的规则呢，那么这一点也非常重要，什么才是这个社会大家都遵循的规则呢，在我看来就是法律。
于建嵘：
那么这个法律，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它怎么能够保护大家的利益，这就是宪政，宪政，就是民众能够通过他的意志，民众的意志能够转化为国家的法律，而国家的法律能够约束他的官员，他才能够使整个社会走向一个平和的、和谐的这种方向来推进。
所以我认为，对面对中国目前的社会冲突，社会需要理智。
就是发生这个问题，我们不能随意地，我们感觉到恐慌，或者感觉到，感觉到好像是这个社会已经发生了许多的问题，那么作为执政的人，他需要智慧，就说处理现在的问题，他需要什么呢？
他需要智慧，就是说你不能按照传统的那种思维去处理现在的问题，你必须看见，你面对的是工农，面对的是一个维护自己权益的工农，学者学什么呢，学者需要的是品格。
就是说我们一方面不能迎合这种社会冲突希望它扩大，希望它发展，另一个方面，我们也不能视而不见，我们应该，应该有勇气去面对它，当然更加要有勇气去解剖它，了解它真正的原因，我今天就讲到这里。
主持人：
谢谢。
主持人：
好，接下来呢是我们的网友的提问时间。
首先这个网友的名字呢叫做“农民傻根”，他说，我的名字叫傻根，但我不是《天下无贼》里面的傻根，因为我觉得农村的贼实在是太多了，像我们家的土地就被别人侵占了，被开发商侵占了，我只能到城里面来打工，现在依靠农业税来解决农村问题，专家们都说形势大好，但我却觉得这是不够的。
因为土地都没了，我们还怎么办呢？
所以土地的问题，我们怎么来解决，想请问一下于博士。
于建嵘：
我认为这位网友讲到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说税费问题，它是不能解决农民的基本生存问题，它是少拿的问题，那么土地问题怎么办呢，去年以来，去年以来，就是说我们中央采取的措施是限制对土地的征用，但是这个问题，最大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在于土地制度本身存在着问题，这个问题什么呢，就是农民他是没有办法决定自己土地的处理的，农民不能处理他的土地，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农民，政府它有权力去决定农民的土地怎么去征用，怎么去使用，而农民本身是没有的。
那么我看来，首先要赋予农民对自己土地的处分的权利，就是说你征用他的土地，首先要他的同意，而不是政府的同意，为什么呢？
最关键就在于怎么限制政府在这中间的土地中间的利益，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取消农业税费之后，土地是支撑政府的一个活的资源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渠道，所以讲呢，我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一个最大的问题，赋予农民的土地的权利。
主持人：
接下来这位网友的名字呢叫“酸酸的臭老九”，他的问题是我想请您判断一下，在中国发生大规模，特别是特大规模的社会冲突的可能性会有多大，会严重到什么地步？
于建嵘：
我认为，根据我的判断，我认为就是说，在中国目前一个阶段，发生特大的社会冲突的规模比较小，因为我们这个国家，到现在有一个共识，包括知识界，都有一个共识，一个什么共识呢，就是这个社会不能乱，需要社会的稳定。
但是存在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而且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工人和农民，他们对这个事情的要求，都是法定的框架，那我们刚才提到了，最大的可能性在于给它的意识形态化，就是对工人、农民的这种抗争，意识形态化，而对他进行打击和镇压，那么有可能激化矛盾。
那么照着现在的这个思路去处理的话，我认为化解这个问题的，化解这一个问题，就是有可能使它逐渐走向缓和，所以我的基本判断就是说，如果能够按照一个比较平稳的、一个理性的方法来对待它的话，就是说在一个阶段之内，这个工农的这个抗争是会逐渐地在法定的框架之内活动，就是不可能突破法定的框架，所以发生特大社会的这个冲突的可能性，相对来讲比较小。
主持人：
好，谢谢!
主持人：
接下来，请我们在座的各位同学有问题的话可以提问，中间这位。
提问1：
主持人您好，嘉宾您好，我有两个问题想问一下您，第一个就是您认为现在日益壮大的权贵阶层，是否会使中国形成类似俄罗斯一样的寡头政治呢？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将来有没有可能发生大规模的土地兼并？
我的问题完了，谢谢。
于建嵘：
我认为中国与俄罗斯的情况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区别，一个非常大的区别是，中国的政治权威，中国能不能产生普京这样的英雄，就是说中国社会的这种政治权威和经济利益的这个分化，它有可能使精英产生联盟，那么精英之间的互相牵制，可能也是比较大的。
因为俄罗斯的转型和中国社会的转型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这个区别在什么地方呢？
这个区别在于俄罗斯实行的是“休克”疗法，它能够使权贵、迅速的获得大的社会资源。
那么中国，虽然我们已经看见了许多的通过权力获得财富的这个群体的存在，但是那种垄断性的，垄断性的，特别牵扯到国计民生的资源，就是说个人，个人能够进入或者控制，在中国目前应该还没有发现，最重要的问题，由于我们有了俄罗斯的经验，所以我们会采取一些措施来限制这种东西的存在。
这是我的第一个，我的看法。
从19世纪孔德提出用实证的新理性教化社会成员从而实现社会秩序与社会进步以来,现代社会学就试图通过推进社会生活理性化和制度化来实现和谐社会的追求。
那么,转型期我国社会秩序的构建面临怎样的困境?
社会生活的理性化和制度化能否实现转型期我国的社会秩序稳定和社会进步?
本文试图对此问题作一探讨。
一、理性制度期待的社会秩序在经济学尤其是制度经济学中,秩序是一个时常被提起,而提法又略显随意且从未被单独论述的概念。
制度与社会秩序的关系则被简单地论断为“制度促成秩序”。
这就使得人们在用制度经济学理论研究社会秩序问题时,从“制度促成秩序”论断出发强调秩序是由制度规范出来的,主张用制度规范人的行为从而促成所欲求的秩序。
于是,在促成社会秩序问题上,人们把思路主要局限在制度上,企望通过制定制度并加强执行和完善来促成社会秩序。
从孔德开始,到迪尔凯姆的社会团结理论、韦伯的合法性权威和科层制理论,以及帕森斯的社会行动和社会系统理论,再到默顿的中层理论,都是根据理性主义原则,针对社会转型或社会变迁中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为寻求社会和谐而建构的理论学说或社会理性化方案[1]。
制度经济学中“制度促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体制与结构必然出现变动，社会失范行为容易产生。
本文初步探讨了社会学意义上的失范行为（社会越轨行为）和社会控制的含义、类型和功能，分析了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和默顿的社会失范理论，并探讨二者的理论与我国转型期的内在联系，针对我国转型期出现的社会失范行为提出了几点建设性措施，即：
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促进社会秩序理性化；转变思维方式等。
关键词：
失范行为越轨行为社会转型文化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在社会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成就。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正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些转变使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同时也出现了许多问题和矛盾，如道德观、文化观和价值观的转向，犯罪行为和腐败行为、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能源资源危机、环境危机等，这些问题暂且不论其性质如何以及对于未来我国社会的发展究竟是利与弊，它们都属社会失范行为，亦即社会越轨行为。
如何解决已出现的社会失范行为，是当下值得我们予以慎重考量的。
一、社会学失范理论
失范行为在某种意义上亦可称为越轨行为。
我们所指的失范行为在宏观层面上意旨社会规范自身的混乱直接导致具体的个人失范或越轨行为的发生；微观层面上指社会群体或个人破坏、违反现有社会秩序的行为。
根据越轨程度不同，可把越轨行为划分为四种类型，分别是违俗行为、违德行为、违规行为、违法行为。
四种行为中，违法行为是社会越轨行为最严重、最高级的行为，是社会成员所不认同的。
如何界定越轨的社会功能要看越轨的对象，有的越轨行为可以动摇社会道德规范，破坏社会常规制度，解构社会基础；有的越轨行为可能有利于澄清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变迁。
但在当代历史发展背景下，特别是结合我国社会发展状况，这里我们主要讨论社会失范行为的负功能。
我们认为社会越轨行为是社会规范是否良性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现有的社会规范是否符合时代发展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中之重。
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控制指约束、抑制人们扰乱、损害社会正常秩序的行为。
“在学术界和实际工作中对社会控制有两种用法：
第一种是从对破坏社会秩序行为的整治上来着眼的，另一种则是从社会系统管理的角度分析问题。
而在社会学中，社会控制作为一个专业概念，基本上是在约束人们损害社会秩序的行为的意义上被使用的。
”[1]社会控制主要以文化手段和社会手段引导和制约个人和集体行为，包括人和社会两方面的互动，它最终使人们的行为符合社会成员认同的行为模式，以维护社会秩序。
社会控制不仅能维护社会秩序，而且它也可帮助建立新的社会规范。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结构逐渐复杂，个人之间、群体之间、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也越来越多。
现代社会控制突出特征是法律成为其重要手段，且控制手段趋向完善，呈现出规范性和制度化的特性。
社会控制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我们讲依法治国，完善法律制度就是加强社会控制的有力体现。
二、迪尔凯姆、默顿的社会失范理论与我国社会转型
社会学中的失范理论研究者有很多，其代表人物有迪尔凯姆、默顿等。
第一位研究失范理论的是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
他认为所谓的失范是因为社会本身失去了行为规范而出现的不正常状态，换言之，社会规范的多重急剧变化、混乱和缺乏是社会失范的表现，其结果导致现有社会规范不能为社会成员提供必要的指导，社会整体处于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
迪尔凯姆指出，如果社会处于失范状态之中，人的欲念和行为会由于缺乏有效的约束和控制从而无限的膨胀，因为人们对何为有效、适当的规范和行为的观念相去甚远。
欲望的膨胀支配着人们的行为，使社会处于斗争和冲突的混乱秩序。
一旦社会出现了失范行为，而未及时建立起合理的社会规范和社会道德体系，就会使整个社会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并向着有碍于其前进的趋势发展。
迪尔凯姆是一位社会责任感很强的人，他毕生都致力于促进社会的道德水平和加强社会的有机整合，所以社会整合、社会有机团结是其主要的研究问题。
他为，现代社会的失范行为意味着社会转型不成熟的结果，这是由于从社会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转变不彻底造成的。
同时，他指出机械团结主要存在于不发达和古代社会当中，有机团结则在一个更发达的、更文明的社会中出现。
在迪尔凯姆所处的时代，他认为工业革命对社会经济结构、价值观取向、文化认同、社会关系等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变迁，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期，旧有的宗教信仰、价值观念、道德体系已经被解构，而工业社会所需要的相应的社会机制、价值体系、道德秩序等并未建立，因此，社会就会处于失范状态。
所以，迪尔凯姆致力于寻找在时代转型期新出现的社会秩序的基础，并努力创造社会整合的新局面。
这与他的个人与社会关系论密切相关，他认识到个人产生于社会，社会第一性，个人第二性；整体优于局部，社会总体是集体状态的体现，不能从数量上理解为成员之和，社会总体必须用集体状态解释个人现象。
美国社会学家默顿继续深化了迪尔凯姆的失范理论。
他把社会结构引入了社会失范的研究领域。
默顿认为社会的越轨行为同正常行为一样，是社会结构的产物，个人的具体行为与社会结构有紧密的联系，若社会结构失范则必然导致个体行为的越轨。
他分析了社会和文化的结构，指出两种因素是社会失范出现的原因，即由文化所确立的目标和实现个人目标的手段的制度化规范。
若此两种因素相互背离可能会引起社会越轨行为，那么社会失范状态就呈现出社会所规定的目标与决定着达到这些目标的规范不一致。
默顿所指的目标是由文化确定的目标、兴趣，它们对于不同地位的社会成员而言都是合法的，都是在当下社会规范框架内值得存在的东西。
从默顿的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化价值的重要性。
他认为，文化价值是人们在其存在的社会中共同遵从的意识规范，文化价值确立社会的发展目标，而社会为人们提供实现目标的制度化的合法手段。
制度化手段是社会承认合法的，为实现个人文化目标的方式，而一味强调实现文化目标，忽视实现这种目标的手段就会促进越轨机率的升高，因为个人在社会认为合法的手段下不能实现自己的文化目标。
根据这一理论，默顿划分了五种个人适应模式，即顺从者、创新者、形式主义者、逃跑主义者和反叛者，只有顺从者类型是合法的，其他几种方式都会有越轨行为。
他分析得出处于社会结构低层的人越轨率越高，深层原因是由于他们没有实现较多的文化目标，也与他们接受实现文化目标的机会较少有关。
因此，社会结构的变迁往往伴随着越轨行为的发生，人们的文化接受程度也会对越轨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
无论是迪尔凯姆还是默顿，他们对社会越轨行为的理论分析都着重强调社会转型期的社会道德、文化价值观的建构，目的是建立合理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促进社会整合和良性发展。
我们三十多年的改革发展使国家实现了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等各项改革，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是当前我们把握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良好机遇。
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历史性转型过程中，问题和矛盾的出现意味着失范行为发生机率的增高，与其他国家的转型相比，我国面临的问题更加严峻，所有危机和问题都要在内部化解，因此，如何调整社会结构和制度规范对控制越轨行为起着关键的作用。
三、当前我国转型期存在的社会失范现象
迪尔凯姆和默顿的社会失范理论提出的背景与我国社会转型期有很大的相似性，我们用很短的时间走完了资本主义社会几百年的发展路程，各种社会机制还不够完善和稳定，整个社会处于全面改革和转变的时期，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巨变使现代社会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失范行为，这些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犯罪现象增多。
按照默顿理论的解释，失范行为的发生意味着社会制度和文化目标的脱节，二者的反常状态容易导致犯罪现象发生。
我国的反腐败行动于1989年8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通告》起已有20年的时间。
这二十年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犯罪行为、腐败现象开始逐渐增多，屡禁不止，经济腐败行为已经发生根本的变化：
由过去的个人行为转变为群体行为，群体之间互惠互利；官员犯罪级别、涉案金额、触及领域等呈扩大态势；由过去的单一行政部门蔓延到社会各个领域，犯罪情节极其严重。
尽管我国反腐败斗争一直未放松警惕，但国内经济腐败现象仍未得到根本性的解决，严重损害人民的利益，这是现今社会较为突出的越轨行为，在体制不健全和文化目标不成熟的两重作用下导致权力真空和漏洞，这从根本上激增了越轨行为的产生。
2、集体组织感逐渐缺失。
这主要体现在人们对现有的社会支持系统状况的评估。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去年在全国进行了一次“社会和谐稳定问题抽样调查”可以予以佐证，其中问卷列举了14种人民群众遇到生活困难时可能寻求帮助的途径，“结果显示，支持度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家庭’、‘家族’及‘宗族’、‘私人关系网’，排在第四至第七位的分别是‘社区组织’、‘工作单位’、‘地方政府’和‘党组织’。
”[2]结果表明人们在国家形势发生好转的前提下，集体意识趋向模糊，也反映出人们对如今社会结构与社会秩序的不同看法和态度。
所以，我们促进社会整合应该有一套严密的社会组织体系，尤其是当下，不应该陷入“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的扭曲的思维模式中。
3、价值观和道德感滑坡。
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文化充斥着社会的各个角落，同时文化泛滥现象也很严重，最突出的是网络文化。
科学技术将世界变成信息化社会，网络连接世界地球村，流通的文化也是良莠不齐，同时，社会的发展使人们思想急剧混乱，追逐刺激、个人利益最大化现象严重，社会中的越轨行为屡见不鲜，如暴力行为、抢盗骗行为、学术枪手、兜售各种假冒证件和信息等，青少年网络犯罪事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这些社会失范现象反映出人们已失去原有社会道德价值体系标准的约束与控制，并对现有文化目标和道德底线感到疑惑与失控。
一系列社会越轨行为的产生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在改革转型期未很快建立起一套适应社会转型的文化价值体系。
物质领域的发展带动精神领域的建设，精神领域应该紧跟物质领域的步伐，这样才会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越轨行为的发生。
四、运用社会失范理论促进我国社会转型
我国社会转型是发展的必要，转型期间由于体制变革、社会结构巨变、异域文化和观念的流入，使社会规范制度与社会发展程度不相适应。
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表现在道德、习俗约束力下降，社会价值观取向背离传统认同，社会越轨现象频繁发生。
依据迪尔凯姆和默顿的社会失范理论，我们必须采取措施有效保障社会转型，其重点在于社会文化建设。
1、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
“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3]软实力是一个泛概念，其核心和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文化软实力。
众所周知，软实力是与相对于硬实力而言的，所谓的硬实力是指外在表现为物质力量的实力，而软实力则可理解为内化为精神力量的实力。
软实力体现的范围比较广，它与科学技术力量、军事力量、经济力量等硬实力不同，软实力主要表现为一个国家的文化精神、民族精神对于世界的影响力和引导力，其中“文化竞争力是一个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所具有的优势和能力，反映出一国在世界文化市场所占有的份额和国际地位以及维持和提高市场份额和国际地位的能力，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显著体现。
”[4]它主要包括文化特性、民族精神、国家形象、时代特征、价值认同、制度法规、政策运行、战略设计、思维模式等。
目前，我国硬实力飞速发展，软实力较之以前相对提高，但软实力与硬实力还有很大差距。
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文化建设在世界文化市场中所占份额非常少，同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明显不足。
国家软实力的核心是文化建设，文化建设是国家软实力的纽带与灵魂，它始终贯穿和体现着国家软实力，从长远来看，文化软实力关系着国家和民族的兴盛与衰弱。
因此，文化建设是提升我国软实力的锁匙。
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着许多越轨行为，如官员形象、民族间的和谐、道德规范、价值认同等还存在缺陷，网络文化中经常有歪曲心灵、扭曲人性、侵害思想的社会文化垃圾。
特别是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使人们深刻认识到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性，“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的文化观念，建设生态文明是一场伟大的思想革命，关键在于构建人的核心价值观。
我们若不正确处理社会转型期的越轨行为，它将会动摇社会结构，影响思想统一、道德提升、文明建设与和谐发展，不利于加强民族凝聚力和内合力，而且有损中国的国际形象，不利于中国文化在世界的传播，最终也会牵制我国硬实力的发展。
提高文化软实力势在必行，我们要花大力气建设文化软实力，推动文化体制和价值系统的改革，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深化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探索出适合中国文化建设的道路，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发展文化软实力会有力推动硬实力的发展，并拓展硬实力的发展机遇和空间。
面对社会多元文化的相互交织，我们要把国家力量和人民意志凝聚起来，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有力智力支持和精神保证，使软实力与硬实力齐头并进，共同促进现代化建设。
2、加强社会秩序理性化建设。
迪尔凯姆和默顿都重视社会秩序的稳定性与理性发展，社会秩序的理性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减少、规避社会失范行为的发生。
社会转型期必然带动社会秩序的变动，处理好社会秩序问题关系着社会转型的成败。
社会运行机制的不成熟，社会结构状态不稳定，社会失控现象很容易发生，所以加强社会控制是至关重要的。
社会秩序的理性化是未来社会发展的直接走向，理性化社会更多的体现为社会控制力的加强，它注重理性规划和设计明确的规章制度约束个人与群体的行为内在关系和外在表现。
加强社会控制的直接有效手段是依法治国，而法律就是为了消解矛盾，解决争端，维护社会安定。
“法律，作为所有社会规范中最具明确性、确定性和强制性的规范，是化解社会矛盾、保障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的最有效手段。
”[5]我们这里讲的法律不仅体现在它是控制社会秩序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它是均衡、协调权力和利益的保障。
社会秩序的理性化并不是根据设计者的主观意识，而是要参考各种制约因素。
因为社会秩序是建立在合法性的基础之上的，所以社会秩序的理性设计是有根可寻的。
社会秩序的理性化需借助法律为主要手段，协调不同利益群体，合理分配不同的利益格局。
我国要建立理性化的社会秩序必须与实际社会发展状况结合起来，要充分了解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
当代中国处于快速转型期，社会体系进一步的分化、重组，各种利益冲突相继发生，社会亟需完善法律和加强法治。
法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途径，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社会，这就意味着社会秩序的理性设计者要深入了解广大群众的知识、信仰、习俗等，使社会秩序更多的涵盖和符合后者的社会生活。
社会秩序的理性化必然要使群众所接受，政策制度和规范要适合民情，这里就体现出社会生活感性化问题，社会秩序的理性化与社会生活的感性化看似矛盾，其实二者并不冲突，社会秩序理性化设计者要看到社会生活的感性化趋势，要考虑到民众的实际感性需求，因此，正确处理社会生活的感性化问题有助于法律制度和社会机制的完善，促进社会秩序的理性化建设。
3、变革思维方式。
社会失范行为也是一种思维方式的产物。
真正的社会变革是要从新的思维方式和理解方式为起点，思想方式的转变引起的革命会改变社会自身，因此只有从不同的思想角度出发，社会转型才会成功。
过去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我们解决问题不能割裂事物之间的联系，不能照搬照抄别人的发展模式和解决方法，要结合自已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解决自己的问题和矛盾。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要求我们以一种跨界的、创新的、和谐的思维方式迎接社会转型期带来的挑战。
今天的世界是全球化的世界，社会转型的影响也会扩散到全球范围，跨界的思维模式能开阔我们的发展思路，丰富我们发展的手段与方法。
当今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我们彼此联系，不可分离。
世界的统一性也决定了人们要高瞻远瞩，将社会各个领域统一结合起来共同发挥作用。
创新的思维决定了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发展前程，我们发展教育为了培养科技创新人才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创新不是一句口头语言，要从根本上转变我们的发展模式，以开放的姿态完成中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重大战略任务。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穿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
要求我们增加对自主创新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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