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制度变迁中的政党与政治思潮研究.docx
《东欧制度变迁中的政党与政治思潮研究.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东欧制度变迁中的政党与政治思潮研究.docx（12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东欧制度变迁中的政党与政治思潮研究
东欧制度变迁中的政党与政治思潮研究
姜琦、张月明
（华东师范大学 法政学院 上海 200062）
【摘要】本文通过对苏联、东欧国家十几年来政党格局和社会政治思潮变化的分析，考察了制度变迁的特点与后果。
苏联、东欧国家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政党出现了异乎寻常的剧烈变动，原来执政的共产党纷纷倒台。
实行多党制后，政党政治逐渐走向制度化，议会也成为国家政治的中心，基本上进入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体范畴，从政治体制上结束了斯大林模式。
同时，各国原有的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主流文化丧失，各种潜在的或外来的政治思潮涌现，在制度变迁中起着催化剂的作用。
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三股思潮在苏东国家制度变迁和变迁后的十几年中，不同程度地左右着政局和社会的变化。
由此给我们的启示是，执政党要充分认识社会政治思潮的重要作用，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要不断总结经验，不断进行理论创新。
【关键词】苏联东欧；制度变迁；政党；政治思潮
【作者简介】姜琦，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顾问；张月明，女，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中图分类号】D6；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574（2005）02-0019-08
苏联东欧剧变过程中一个突出的现象是，政党出现了异乎寻常的剧烈变动，原来执政的共产党纷纷倒台，或者解散，或者停止活动，或者改名换姓异质化。
与之相伴随的是五花八门的新党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再就是各国原有的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主流文化丧失，各种潜在的或外来的政治思潮奔涌而上，在制度变迁中起着催化剂的作用。
本文试图对此提出一点不成熟的看法，求教于各位同仁。
一、关于政党
在当代，一个国家的政治在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往往首先是政党的问题。
俄罗斯与东欧13个国家，由于各国不同的地缘政治环境，各自独特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和民族文化传统，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展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
但是它们以前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东欧国家长期受苏联控制，多数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都是照搬了斯大林模式，因而在剧变中又具有一些共同点。
首先，这些国家几十年来积聚下来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以及民族矛盾和宗教冲突是导致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
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东欧国家早在共产党夺取政权后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就已消灭了剥削阶级，那里已没有地主和资本家，在动荡中浮现出来的是各种政治力量和政治思潮。
执政的共产党面对各类矛盾激化和剧烈动荡的关键时刻，党内尤其是领导层发生了意见分歧，在党内斗争中占上风的派别改变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直至改变党的性质。
最明显的证据就是苏联的戈尔巴乔夫举起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旗帜，东欧各国执政党也无例外地“社会民主党化”。
他们向反对派妥协、让步，直到“和平地”交出政权。
其次，这十几个国家，一般都是先从政治体制的变革开始，执政的共产党主动地把多党制这个闸门打开，使形形色色的政党像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然后实行议会民主制，在各类政党和政治派别的竞选角逐中，共产党纷纷落马，反对党获胜。
获胜的反对党依靠手中掌握的政权推行经济转轨，实行全盘私有化，废弃社会主义公有制，摧毁原有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在改变政治经济制度的同时，实行与之相适应的对外政策，倒向西方。
再次，大多数国家制度变迁的方式是“和平”的，西方称之为“天鹅绒革命”，一般的是共产党通过与各派政治力量举行圆桌会议等方式达成谅解，和平交出政权，只有罗马尼亚发生流血冲突。
苏联与东欧13国制度变迁的突破口是实行多党制。
殊不知多党制这个闸门一打开，各种主张的政党和组织争先恐后地出笼，而共产党在与这些政党的竞争中则面临着几个不可回避的事实：
第一，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经济没有搞好，拉大了与同等起步国家的距离，这是事实。
第二，共产党在执政的几十年间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历史包袱沉重，这又是事实。
正如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拉科夫斯基说的，我们爬山为什么没爬得过瓦文萨?
因为他背的是一个空口袋，而我们背的是一口袋石头。
第三，什么是社会主义?
理论上千头万绪，一时也说不清楚，这也是事实。
第四，在党派林立、思想混乱的情况下，共产党一时也拿不出一个治国良方，这又是一个事实。
刚冒出来的反对党，他们的目标是狠打共产党，没有什么可承担的责任。
在反对党猛攻之下，共产党只能步步后退，毫无还手之力。
而被搞乱了思想的群众心态则是：
“既然你共产党没有领导好，那就不妨让别的党来试试!
”在议会民主选举中，共产党纷纷落马，败下阵来，就是难以避免的了。
一些右翼政党上台后，立即实行了西方的多党议会民主制。
当苏东国家陷于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困境中，社会各界特别是反对派和持不同政见人士，都把国家发展中出现停滞和各种危机的根源归咎于共产党一党执政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认为只有实行西方式的以多党政治、议会民主、三权分立为主要特征的“多党议会民主制”才能走出困境。
当多党制的闸门一打开，各种政治色彩的党派纷纷走上政治舞台，少则几十个，多则上百个，相互之间展开激烈斗争，使政局处于混乱的无序状态。
通过制定新宪法，出台政党法、选举法等，并经过几次全国大选的实践后，政党政治逐渐走向制度化，议会也成为国家政治的中心。
这些国家的多党议会民主制逐步确立，在政体的宪法原则、政体结构、运行机制等方面，基本上进入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体范畴，这就从政治体制上结束了斯大林模式。
现在看来很清楚，问题出在共产党内。
放弃马克思主义，把群众的思想搞乱，实行多党制是共产党自毁长城的关键一步，圆桌会议则是共产党为自己“编织了送葬的花圈”。
反对派上台后，依靠手中的权力，摧毁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在内外政策上一步一步地走向资本主义。
这恐怕是俄罗斯和东欧诸国复辟资本主义带有规律性的方式。
在早已消灭了剥削阶级的苏联东欧国家，从共产党领导的一党制转为多党议会民主制过程中登上政治舞台的那些政治组织和政党，其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在哪里?
这些国家制度变迁中浮现出来的右翼政治势力，究竟是哪些阶级的政治代表?
这些阶级又在哪里?
是从西方世界派遣过来的吗?
当然不是。
要回答这个问题，只有遵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分析方法，应该到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中去寻找，也就是说，应该从20世纪的各种社会政治思潮中去寻找。
这些新冒出来的政党是利益集团，是选举机器、是意识形态的聚集，而不是阶级的聚集。
在社会发展的现阶段，由于分工的细化，技术水平的提高，阶级关系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中间阶层日渐扩大，政党都努力争取中间阶层的支持。
与过去相比，政党的利益表达出现了各党间趋同的现象。
虽然各政党都试图表明自己的纲领与别的政党的区别，但都有着越来越多的相同内容。
当前俄罗斯和东欧诸国，哪一个政党能提出包容性越大的纲领和主张，就越有可能获得执政地位。
这恐怕也是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一时难以提出更有吸引力和超越当政者纲领、主张的原因所在。
二、关于政治思潮
在前苏联东欧国家中，主导的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
但在同一个星球上，占绝大多数的是资本主义国家。
二战后的民族独立国家，少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有的曾一度自我标榜是社会主义，但实际上仍然是当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代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延伸。
在当今世界，作为意识形态的社会政治思潮就有自由主义（包括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族主义，还有无政府主义、恐怖主义等等。
在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发展的条件下，各种社会政治思潮都在寻找自己的信徒，都想以自己的价值观念来改造世界，构成了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严峻挑战。
仔细观察苏东剧变以及剧变后的十几年，人们不难发现意识形态的变化轨迹。
苏联东欧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其体制的弊端，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积聚了不少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
而执政的共产党思想僵化，不思改革，不去探索适应新的时代条件和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不作理论上的创新；或者经过一番探求，却进入了误区（如南斯拉夫的自治道路），使改革受挫。
共产党的领导集团不能做到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在新情况下发展马克思主义，解决前进道路上出现的诸多矛盾和问题，而是以僵化的理论固守着僵化的体制，终于陷入困境而不能自拔。
为寻找出路，各种社会政治思潮就乘机跃上了政治生活的前沿。
正是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三股思潮在苏东国家制度变迁和变迁后的十几年中，不同程度地左右着政局和社会的变化。
（一）自由主义思潮是右翼政治势力的思想武器
自由主义是当代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
苏东剧变中右翼政治势力的目标是推翻社会主义，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很自然地以自由主义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
右翼政治势力认定，西方发达国家是实行市场经济的模范，自由主义在经济方面的主张也就必然成为经济转轨的主导思想，典型的如波兰实行的“休克疗法”。
当反共的右翼势力推倒执政的共产党上台后，整个社会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就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
右翼政党（或政治集团）也清楚地意识到，光靠意识形态是支撑不久的，必须抓紧培植自身的阶级基础。
于是，它们上台后，加紧推行全盘私有化，通过将国有财产流失的方法把社会主义公有制转为私有制。
东欧有些国家还通过制定和实施财产“赔偿法”，把国有资产归还给解放前的大资产阶级以及他们的子女。
经过这10年来的变迁，这些国家都已出现了大财团、大富豪。
他们人数极少，却掌握着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左右着整个国家的金融和工商企业，甚至军火生产。
自由主义的改革造成财富分配不均，使财富空前集中在少数人手里。
这些新生的大资产阶级，日渐成为这些国家右翼势力的阶级基础。
俄罗斯和东欧的经济转轨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制度变迁之一。
这里有一个理论上的问题，即意识形态和经济规律问题。
其一，经济转轨并非一定要否定政治制度才能实现。
从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与政权更迭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
前者是经济发展和体制中种种弊端暴露以后的客观要求，而后者则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
客观要求和意识形态的交织，给转轨打上了意识形态的深刻烙印。
这种与政治剧变联系在一起的转轨，毕竟伤了国家元气。
其二，转向市场经济并非一定要从全面私有化开始。
全面私有化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也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它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
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在剧变之初都提出“全面私有化”的口号，连西方学者都认为，这种做法“是非常意识形态的”。
其三，走向市场经济并非不要国家宏观调控。
苏东剧变之初，有一种普遍的倾向，即把国家视为经济和社会危机的元凶，若有人提出应保持和加强国家对经济必要的干预，便被视为旧制度的卫道士而遭到谴责。
国家调控经济成了中央计划经济的同义语备受冷遇。
这显然是把意识形态和经济规律混为一谈的偏见。
俄罗斯和东欧诸国在转轨初期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是可以理解的，但社会发展的规律是“适者生存”，如果为了表明要与过去制度决裂，就不顾客观经济规律，其结果总是不能如愿以偿。
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经历了10年的经济转轨摸索，慢慢地清醒过来。
它们共同的经验教训是：
明晰有效的产权、符合市场经济的法治和政府在转轨中的重要作用，是实现转轨成功的三个必要条件。
（二）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又一块阵地
历史常常会嘲弄人。
列宁在80多年前脱掉的“社会民主党”这件“肮脏的衬衣”，在20世纪80年代居然被苏联、东欧许多共产党人当作时装又穿了起来。
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作为资本主义工业化时代社会矛盾的产物，是一种反对资本剥削和要求将生产资料由私人占有转为社会所有的运动，其改造社会的方法的实质是“以民主主义的方法来改造社会，但是这种改造始终不超出小资产阶级的范围”[1]（p614）。
马克思、恩格斯用批判加引导的方式适时地将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纳入了“革命”的轨道。
虽然那时建立的一系列工人阶级政党都取名为社会民主党，但马克思、恩格斯尽可能地使这一运动在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指导下开展活动，“社会民主主义”也便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同义语。
19世纪末，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走向开始发生变化。
原因是资本主义不但没有出现崩溃的迹象，而且正在逐渐走向稳定。
这就影响了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发展方向。
因为，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它的发展方向取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方向。
对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由于缺乏理论上的科学解释，运动中改良主义日渐抬头。
191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改称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
十月革命后，各国左派新建立的党，也都取名为共产党。
自此以后，社会民主主义成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名词。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民主党变成一个典型的议会政党，不但在资本主义稳定发展时期进行改良活动，而且在具有革命形势的情况下也仍然拒绝革命。
二战后，东西欧的社会民主党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不同的道路是与冷战的大背景和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竞争的优劣态势密切相关的。
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由于资本主义协调能力的提高，导致制度稳定性的不断增强。
与此同时，民主社会主义者也完成了自身由资本主义的“背叛者”到与资本主义体制共生的角色的转变，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相容性越来越强。
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在工人运动中占有明显的优势。
共产党人虽然艰苦努力，但影响相当有限。
由于历史的原因，在苏联没有社会民主党的存在。
在东欧，由于苏联强劲的影响，共产党利用战争契机掌握了政权，而且很快地把民族民主革命转为社会主义革命。
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在人民群众中同样有重大影响的社会民主党被强行与共产党合并，实现了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化。
但东欧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的合并，只完成了组织层面的统一，并没有解决思想层面的统一。
由于这种合并带有很大的强制性，加上在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一些原社会民主党成员横遭厄运，致使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时隐时现地潜伏在党内，在20世纪50~80年代的几次改革浪潮中，都有民主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显现。
随着社会党的冤案的平反，与社会党国际关系的改善和勃兰特“新东方政策”的推行，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渐渐由浮现趋向活跃。
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举起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旗帜，改变了党的性质，取消了党对整个社会的领导作用，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由潜流变为潮流，民主社会主义派别抓住时机改名易帜，实现了共产党的社会民主党化。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改为社会党，波兰统一共产党改为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德国统一社会党改为民主社会主义党，保加利亚共产党改为社会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改为社会党。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已不复存在，原南斯拉夫各共和国的共盟都改为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
罗马尼亚共产党解体后，部分前共产党人组成了社会主义劳动党，救国阵线中一部分人分离出来成立社会民主团结党，另有一部分人从救国阵线分离出来成立了社会民主主义党，都以民主社会主义为其纲领目标。
捷克共产党虽没有改名，但其纲领完全是社会民主党化的，斯洛伐克共产党改为民主左派党。
应该怎样评价20世纪80年代末的这次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化呢?
东欧国家社会民主党的命运的每一次变化，都与东欧的地缘政治环境有关。
欧洲大陆的东西对峙，并不只是军事对抗，而且包括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的对立。
处在两种社会思潮对立的中间地带的东欧地区，社会主义运动的方向更易受占据优势一方的思潮的影响。
20世纪初，东方的共产主义思潮就与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处于对立状态。
当时，发展到列宁阶段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潮处于上风，东欧国家就跟上了这股潮流，社会民主党内的左派分离出来建立了共产党。
二战结束以后，共产主义思潮处于鼎盛时期，东欧国家又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内，在东欧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乃大势所趋，社会民主党也就不免其消失的命运。
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明显要超过共产主义思潮，东欧逐渐被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所占领，社会民主党也就有了再生的机会。
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化是东欧剧变中突出的核心事件。
纵观整个过程，这次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化有着如下鲜明的特点：
第一，这不是一般的名称的改变，而是实实在在的党的性质的蜕变。
我们只要从他们异口同声地提出“三个多元化”中就可窥见一斑。
这“三个多元化”就是政治多元化、经济多元化和意识形态多元化。
政治多元化的矛头所向是针对共产党的。
东欧各国共产党先是强调无边无际的公开性、民主化，然后是允许对立的党派出现，最后是修改宪法，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实行多党制，结局是在多党竞争中一个个被赶下台，丢掉了政权。
所以，政治多元化实践上就是实行多党制，多党制就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
这不是牵强附会的逻辑推论，事实就是这样明摆着。
再说经济多元化。
经济多元化的实质是对公有制的否定。
原来体制中的公有制，是有超越生产力水平的问题存在，但社会民主党提出的经济多元化决不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同时发展其他经济成分，而是要否定公有制。
最后，所谓意识形态多元化。
意识形态多元化的矛头是针对马克思主义一元化指导而来的。
长期以来，东欧各国共产党在执行马克思主义指导方面存在着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倾向问题，教条主义更严重些。
这本可以从本国实际出发，冲出教条主义的束缚，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
这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要求，也是各国共产党当仁不让的职责，而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实质是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否定。
从三个多元化的分析可以看出，东欧各国共产党改名为社会民主党，不是名称的一般更改，而是党的性质的蜕变。
第二，这种蜕变是非强制性的。
在东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比共产党要悠久得多。
早在19世纪80年代，匈、保、波、罗、捷就建立了社会民主党，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二战期间，东欧各国社会民主党参加了反法西斯的斗争，在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战后初期，多数社会民主党在人数和群众影响方面要高于共产党。
战后，东欧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多数都由莫斯科回来的共产党人执政。
在苏联强制推行斯大林模式的同时，东欧除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之外，社会民主党统统与共产党合并，实现了社会民主党的共产党化。
但是，20世纪80年代末共产党的社会民主党化应该说是非强制性的，是共产党自己蜕化的结果。
第三，20世纪80年代末的社会民主党化是对执政四十多年的共产党的极端反对，带有更多的感情色彩，而不是真正的理智的选择。
这种极端的反对来自三个方面：
共产党内部、反对派和部分群众。
事实上，在当时特定的政治环境中，大家都在骂共产党，骂社会主义。
由于共产党确实有许多失误，确实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
这种被长期抑制的不满情绪一下子迸发出来，所谓“蓄之既久，其发必烈”。
东欧共产党对此不是接受教训，改正错误，而是不负责的推卸责任，对历史进行全面彻底的否定。
反对派利用这种反共情绪，进行蛊惑性的宣传，夸大共产党的失误，挑起群众的愤怒和仇恨，致使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望尽失。
可见，在苏联东欧由社会主义倒退到资本主义的剧变过程中，民主社会主义政治思潮起了桥梁作用。
然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东欧各国政坛的角逐中，经过几年的努力，那些由共产党转变而来的社会民主党已经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
社会民主党迅速崛起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右翼势力上台后的种种失误而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另一方面，是他们提出的民主社会主义纲领和政策有很大的包容性，得到相当多群众的支持。
他们凭借过去执政的政治经验，通过逐步适应社会民主的政治机制，开始了新的发展。
俄罗斯虽然没有一个统一的、有重大影响的社会民主党，但现有的几个大党，无论是其政策主张，还是行动，无不流露着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痕迹，为数不少的选民也带有社会民主主义的诉求。
可以这样说，俄罗斯、东欧已经成为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又一块阵地。
（三）民族分离主义思潮导致联邦制国家的解体
民族主义是一个多义的复杂的而又敏感的问题。
分清不同性质的民族运动是共产党制定政策的依据之一。
80年代的民族主义浪潮，震荡最强烈的地区便是以苏联为首的中东欧社会主义国家。
在民族分离主义的旗帜下，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分别在1991、1992和1993年相继解体，形成二十多个民族独立国家，并导致该地区各国内部的民族危机和国家间领土纠纷进一步激化。
民族矛盾和宗教冲突纠合在一起，造成无休止的内乱，加上国际强权势力的插手，由内乱发展到局部战争，危及了国际局势的稳定。
苏联东欧大多数是多民族国家。
共产党在执政的几十年中，在实现民族平等和促进民族团结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
看不到这一点，不是实事求是的。
但长期以来，执政的共产党在处理民族问题上，其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失误也是十分严重的，这就为民族危机的爆发埋下了祸根。
看不到这一点，也不是实事求是的。
苏联的民族分离主义就是作为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对立物而出现的。
南斯拉夫则长期放纵地方民族主义，使民族利益冲突不断。
在捷克斯洛伐克，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的民族矛盾长期比较突出。
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都存在不顾民族差别，强行推行民族同化的错误政策。
民族矛盾在苏东地区时隐时现的存在着，只是过去在高度中央集权的压制下，没有总爆发而已。
一旦确立了社会民主主义路线，实行多党制，就为民族分离主义的泛滥创造了适宜的政治土壤。
这些国家出现了大批以争取民族分离为目标的地区性政党，它们以民族主义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导致了国家分裂。
在列宁逝世以后的苏联几代领导人以及东欧国家领导人中，都错误地认为民族进程与社会进程是同步的。
他们都认为消灭了剥削阶级以后也就消灭了产生民族纠纷的社会基础。
直到戈尔巴乔夫还认为，“公正的说，我们的民族问题已经解决”，苏联已成为“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和族际主义的共同体”。
社会进程与民族进程是有密切关系，剥削阶级的消灭当然会大大减少民族的对抗，但社会进程与民族进程并不是同步的，剥削阶级的消灭不等于民族矛盾的消失，民族问题比起阶级问题来，面要广得多，内容要复杂得多。
列宁早就看到了这一点，他说，民族问题“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也还要保持很久很久”[2]（p200）。
他还说，消灭民族差别，这在目前是荒唐的幻想。
事实上，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民族冲突的实质已不是私有制基础上的阶级对立，而是基于民族的差别和事实上不平等引起的民族利益矛盾。
在民族问题上的理论错误、实践上的后果是：
其一，粉饰太平，在民族矛盾面前，麻木不仁，视而不见；其二，人为地加快民族同化进程，激起了逆反心理，增强了离心倾向。
上述三种社会政治思潮在苏东剧变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这些社会政治思潮是否仅仅凭借了它们的“价值观念”争取了民心?
这样看又过于夸大了社会政治思潮的作用。
这些思潮都植根于一定的社会制度，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思潮都是以维护和巩固资本主义制度为目标的，民族分离主义则是资本主义制度下民族矛盾的一种表现形式。
在当今世界上，存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
两种制度共处于一个星球，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激烈斗争难以避免。
资本主义世界在20世纪下半叶，经过不断的自我调整，处于经济稳步发展和政治相对稳定的局面。
尤其是社会民主主义所追求的价值观，更能适应广大劳动阶层的需要。
正因为现实资本主义对人们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当社会主义国家由于体制的弊端和思想理论上的严重僵化而陷入困境时，代表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思潮，就成为不同社会利益集团所选择的武器，也可以这样说，社会政治思潮是有其物质力量为后盾的。
由此我们得到的启示是：
第一，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下，与资本主义世界共处在一个星球上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无法闭关自守的。
通过现代化通讯手段，全球化的网络系统，人类可以做到知己知彼。
广大群众在两种社会制度的比较中会作出自己的选择。
这就要求在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必须适应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集中主要精力尽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展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第二，执政党要充分认识社会政治思潮的重要作用，认识到在一定条件下社会思潮能改变人们的选择，可以对变革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过去我们也重视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思潮，但这些批判往往多是空话大话，脱离实际，不能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能力和活力与弹性；共产党又不善于借鉴资本主义稳定资本统治的一些经验和做法，这样，就无法赢得群众的信任，反而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政治思潮占领我们的思想阵地提供了条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