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借人生的真实书写真实的人生人生道路上的选择作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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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圣陶借人生的真实书写真实的人生人生道路上的选择作文
叶圣陶:
借人生的真实,书写真实的人生:
人生道路上的选择作文
1919年10月10日，浙江省最早的新文学团体――晨光社成立，他是发起人之一；1922年1月15日，中国新诗史上的第一个诗刊――《诗》在浙一师孕育而生，他是主要的创办者；他是《文学周报》《小说月报》《中学生》《国文月刊》的总编辑；他在新中国成立后任教育部副部长和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他主持我国中小学和师范学校的教科书以及大学语文教材的编撰工作。
他就是我国现代教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现当代语文教育的灵魂人物――叶圣陶。
叶圣陶，原名叶绍钧，字秉臣，1894年10月28日出生在江苏苏州府城东北隅一个叫做“协记”的小小布店中。
虽然生在名曰“人间天堂”的苏杭，但是对于穷苦人民来讲，“天堂”不过是个美丽的谎言。
叶圣陶在谈到他的出身时曾说过：
“我家无半亩地一间屋，家况很清苦”。
[1]因为晚年得子，全家对叶圣陶都寄予了厚望。
叶圣陶3岁开始接受严格的家庭教育，6岁开始读私塾，11岁秀才落第，12岁考入苏州第一洋学堂――长元吴公立高等小学堂，传统的家塾教育和新思潮从此在叶圣陶的思想中交汇、萌芽、生长。
1912年，年仅18岁的叶圣陶迫于家庭压力而走上了言子庙小学二年级课堂的讲台，由此开始了他长达76年的教育之路。
一时为生计,一辈子为教育
“如果有人问起我的职业，我就告诉他：
第一是编辑；第二是教员。
”
“为什么啼泣？
/要发展你独创的天才？
/要锻炼你奋发的潜力？
/要期求你意志的自由？
/要受你成功的喜悦？
”
――叶圣陶《成功的喜悦》
叶圣陶开始走进大多数人的视野是缘于他创作的童话。
但时隔多年后，后人对于叶老的怀念和感恩开始来自于那段沉淀似金的教育岁月，来自于叶老语重心长的谆谆教诲。
1912年2月初，叶圣陶来到苏州中区第三初等学校（因学校设在苏州城内干将坊言子庙，所以又叫言子庙小学），担任二年级教员。
“学生大的十一、二岁，小的七、八岁，年龄虽然相差，识见却似乎没甚上下，都不出学校、里巷、家庭的范围。
”叶圣陶当年只有18岁，当他第一次来到学校和学生一起对孔夫子“行礼”，并接受学生对他“揖拜”的时候，学生们私议开了。
叶老在日记中写道：
“晨起即到言子庙，则学生已有小半来，见余矮小，则相与目余而私议，殆言余之不像教员也。
”[2]
旧社会等级森严，就连这些见识“不出学校、里巷、家庭的范围”的小学生也以貌取人。
然而不久，学生们都乐意亲近这位矮小的叶先生了，因为叶圣陶将纯美的“师德”铭刻在心中，从他踏上讲台的第一天起，就亲近学生，爱护学生。
在谈到自己是怎样当好小学教师时，他说：
“决不将投到学校里来的儿童认作讨厌的小家伙，惹得人心烦的小魔王；无论聪明的、愚蠢的、干净的、肮脏的，我都要称他们为‘小朋友’。
那不是假意殷勤，仅仅浮在嘴唇边，油腔滑调地喊一声；而是出于忠诚，真心认他们作朋友，真心要他们作朋友的亲切表示。
小朋友的成长和进步是我的欢快；小朋友的羸弱和拙钝是我的忧虑。
有了欢快，我将永远保持它；有了忧虑，我将设法消除它。
对于朋友的忠诚，本该如此”。
[3]叶老把“我要做学生的朋友，我要学生做我的朋友”看做是认真做教师的起码条件，“小朋友顽皮的时候，或是做功课显得愚笨的时候”，叶老总是从观察和剖析着手，再从根源上加以对症的治疗，从来不搞体罚，绝无傲态，和蔼若朋友，和学生亲密无间。
叶老的朋友们都很高兴地说：
“圣陶的性情，原是和小学生聚得下淘的。
”
1912年3月，叶圣陶第一次领到薪水20个银元，当时他的心情很复杂：
“我接在手里，重重的。
白亮的银片连成的一段体积似乎很长，仿佛一时间难以数片数的样子。
这该是我收受的么？
我收受这许多不太僭越吗？
这样的疑问并不清楚地意识着，只是一种模糊的感觉通过我的全身，使我无所措地瞪视手里的银元，又抬起眼来瞪视校长先生的毫无感情的瘦脸……”。
[4]从那以后，每次领薪，叶老总要作一番反省：
“这该是我收受的么？
我收受这许多不太僭越吗？
”然后鞭策自己以教学为本业，尽心竭力地教书育人。
在漫长的教育生涯中，叶老处处为着学生，一切以学生为本位，“凡是学生所要明晓的，倾筐倒箧，不厌其详；凡学生所要解决的，借箸代筹，惟求其尽”。
[5]
在教学实践中，叶圣陶不断摸索教育的规律，因材施教。
他认为七八岁为儿童想象的黄金时代，他们爽直纯洁，灵动活泼，反应捷速，好奇心盛，求知心切。
在担任小学二年级教员期间，针对儿童的这些特点，叶圣陶采用生动、活泼的教学方法，让孩子们高高兴兴地学习，并引导他们知荣辱、识美丑。
他讲“修身”课，不是照本宣科地讲“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而是把“诚实”“反省”“正直”“博爱”“强身”“尚武”等空泛的说教编织成为精彩的故事、小说、童话，讲给学生听，使学生们感到有无穷的乐趣。
这样一位年轻有为、有创新精神、深受学生爱戴的教师，居然为“昏庸卑劣”的教育当局所不容。
1914年7月11日，言子庙小学以缩减班次为理由（由原来的四个班并成三个班）将叶圣陶排挤出校（其实，所谓“并班”是借口，言子庙小学并未减少班级）。
“一朝解职，全家凝愁，贫穷如吾家，失此即入窘乡矣！
”[6]遭解职后，叶圣陶出门当家庭教员，但这份工作不足以糊口，几番无奈之下，路路断绝，只能靠卖文谋生。
两年后的一天，叶圣陶忽然收到了吴宾若和王伯祥从苏州�直镇吴县公立第五高等小学校寄来的信，信上邀请叶圣陶去他们那里教书。
告别了繁华的都市生活，叶圣陶来到这个宁静的小乡镇，开始了他“甜津津”的乡村教师生活。
就在这块乡村教育的园地上，他如一名园丁般开始了辛勤的耕耘。
叶圣陶把新的思想灌注在他的工作中，注重德育、智育、体育的全面发展，他热忱地希望小学生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首先要懂得做人，日后才能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因此到校不久，叶圣陶就选择了莫泊桑的《两渔夫》，都德的《最后一课》等文艺作品供学生阅读，培养他们的高尚情操。
他还经常给学生写一些如“直、谅、多闻”“温不增华、寒不减叶”等能够激励学生进步的文句，指导学生吟诗作文，力图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植入学生的脑海心田。
一向平静的校园因为叶圣陶的加入而变得热闹了起来。
在“练好身体，打倒列强”的口号影响下，学校很快开设了体育课；叶圣陶课上教学生徒手体操，课外也不断组织球类和田径运动。
叶圣陶还指导小学生把“荆轲刺秦王”的故事改编成戏剧，表演给�直镇上老老少少的居民看，使水乡小镇上的人们也开始接触到了新的文化生活。
自从叶圣陶到来后，吴宾若、王伯祥就把学校办成了一个实验新教育的园地：
创办了农场，开设了利群书店、小商店，还搭造起了戏台，开辟了取名“百览室”的博览室及篆刻室、音乐室，自编乡土教材，等等。
叶圣陶还把自己购买的中外名著、南社诗人的诗集，以及《新青年》《新潮》等刊物陈列在“百览室”里，并经常到“百览室”指导小学生吟诵诗文，教育他们要博学多闻。
每到夜深人静时分，叶圣陶就点亮书桌上那盏白瓷罩的煤油灯，在闪动的、淡黄暗弱的光亮下读书、备课、批改作业。
这个时期，他在进行教育工作的同时也密切关注着社会动态，同在北京大学读书的顾颉刚、俞平伯书信往来频繁，受到的新文化运动影响使他的教育思想发生了转变，不断在教育实践中寻求改革。
教是为了不教
教学宜思殊授受，善施三育贵熏陶。
奉贻二语供尝试，莫效宋人事揠苗。
――叶圣陶《赠师范毕业生》
叶圣陶一贯主张学生不仅要学习书本上的知识，读“有字人书”，更重要的是学习社会，读自然、社会、人生这些浩如烟海、无边无际的“无字天书”。
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学子们被“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规训紧紧束缚，大多数学生只能死读书本，拼命往故纸堆里钻，教师们也只是把封建八股、洋八股，不分软硬轻重填鸭式地塞给学生，压得学生喘不过气来。
对此，叶圣陶写了一系列文章进行抨击。
在《如果我当老师》中，叶老指出：
“填鸭式”“满堂灌”的教学方法是“滑稽”和“残酷”的，“因为学生除了听讲以外再没有别的工作，这样听讲要连续四五个钟头，实在是一种难受的刑罚”。
[7]因此在叶老的教育实践中，除了讲授书本知识，更注重让学生去观察实际，使其能得到亲身的历练。
在他任尚公小学教员时，曾和其他两位教师一起率学生“修学旅行”，远足昆山。
一路上，叶老向同学们讲述所游历的名胜古迹，陪学生采集动植物做标本。
回来之后，要求学生作游记、作记忆画。
他通过这种“修学旅行”的方式，将各科教育联系在一起，使学生受到切实而亲切的教育。
对于学生，叶老总是循循善诱地教导他们：
“书本固然是增进经验，取得知识的一种工具，但绝不是唯一的工具。
除了书本，还有实际的观察，亲身的历练，都可以增进经验，取得知识，使生活丰富起来。
而且，两相比较，实际的观察和亲身的历练尤其重要。
因为书本只是这些事项的记录，而实际的观察和亲身的历练才触着了这些事项的本身。
人为要丰富生活，所以读书。
生活是主，书本是宾。
如果只顾抱着书本，离开书本，就不肯用一点心思，费一点力气，那不是为生活而读书，是为书本而读书了。
”[8]远足昆山的教育方式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叶老又率领学生参观上海美华利钟表制造厂、商务印书馆印刷所。
类似的“校外教授”不仅丰富了学生的知识，也使他们逐步认识到：
学问如大海般浩瀚无边，而书籍只是海边的一只船，正如读书只是求学的途径之一，”天地阅览室，万物皆书卷”。
叶圣陶在指导学生作文、教育学生成长的过程中，其高明之处在于能顺其自然、因势利导地启发培养学生的兴趣和自觉，而不是强制、苛求。
他一贯主张：
“教师教任何功课（不限于语文），‘讲’都是为了达到用不着‘讲’，换个说法，‘教’都是为了用不着‘教’”。
[9]所谓“不讲”“不教”，指的是学生经过训练，达到这样一种境界：
能够自己去探索、自己去辨析、自己去历练，从而获得正确的知识和熟练的能力。
为了实现这种效果，教师要“随时注意减轻学生的倚赖性”，“给指点、给讲说，即随时准备少指点，少讲说，最后做到不指点，不讲说。
这好比牵着手走，即随时准备放手。
”[10]因此，叶老从不搞全盘授予和强制要求。
叶老的长子叶至善在回忆父亲教授他作文时，对于“不教”有深刻的印象。
原来，叶老从不教给他作文技巧、写作方法之类的东西，只要求子女每天读点书，但是读什么却悉听尊便；此外还要求每天写一些东西，至于写什么也不加限制，喜欢什么就写什么：
花鸟鱼虫、路径山峦、放风筝、斗蟋蟀、听人唱戏、看人相骂……都可收于笔下。
叶老修改子女的文章也是在不教中教。
叶至善曾描写过父子们一起修改文章的情景：
“吃罢晚饭，碗筷收拾过，植物油灯移到了桌子的中央，父亲戴起老花眼镜，坐下来改我们的文章。
我们各据桌子的一边，眼睛盯住父亲手里的笔尖儿，你一句，我一句，互相指责、争辩。
有时候，让父亲指出了可笑的谬误，我们就尽情地笑了起来。
每改完一段，父亲朗诵一遍，看语气是否顺适，我们就跟着他默诵。
我们的原稿好像从乡间采回来的野花，蓬蓬松松的一大把，经过了父亲的选剔跟修剪，插在瓶子里才像个样儿。
”[11]在一种良好的学习氛围中，有指导，有点拨，有热烈的讨论，这样的教育产生的影响更加深刻而持久。
叶老的子女长大成人后个个成才，确实得益于叶老的“不教”。
叶老认为教育中必须贯穿一个“导”字，他很赞成《学记》中的一句话：
“教人尽其才”，也就是教师要因势利导地组织学生开展各项学习活动，使学生“尽其才”。
学生写的诗文，叶老总是认真地评改，把优秀的习作汇集展览，让更多的学生阅读欣赏，还专门写文章评价学生的诗作。
学生受到叶老的影响，喜欢篆刻，叶老就不顾劳累，负责各班的篆刻课，在课余时间教学生刻图章印记、竹板、诗文等。
叶老的学生皇甫墀回忆说：
“叶老先生指教我们刻写的诗文往往富有人生哲理，像‘温不增华，寒不减叶’、‘直、谅、多闻’等。
有一次，我刻竹板作枕臂，请先生题字，先生写了‘时还读我书’五个篆字，教育我刻苦攻读，温故知新”。
[12]可见叶老的教育艺术和人格修养对学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
语文教育的灵魂人物
“语就是口头语言，文就是书面语言。
把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就叫语文。
”
――叶圣陶《认真学习语文》
在94年的生命历程中，叶老为语文教育倾注了全部的心血，无怪有人说：
不读叶圣陶无以教语文。
《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叶圣陶教育文集》《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摘编》，以及他编写的语文教材等等，都是他为语文教育所作出的贡献。
l949年，叶圣陶在主持拟定《中学语文科课程标准》时，首先提出“语文”这一名称。
他解释说：
“此前中学称‘国文’，小学称‘国语’，至是乃统而一之。
彼时同人之意，以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
亦见此学科‘听’‘说’‘读’‘写’宜并重。
”[13]叶圣陶指出“语文”这门功课就是学习运用语言本领的，口头说的是“语”，笔下写的是“文”。
早在1915年，叶圣陶在尚公小学执教时就为商务印书馆编撰小学国文课本。
当时，学校的教材各行其是：
“或有不用课本，专事选读者；或者拘泥课本，顺次讲诵者。
一则漫无范围，恐失其之滥；一则执成不化，恐失其之死。
”[14]叶圣陶“鉴此二弊，将课本斟酌活用”，采用教科书，但不拘泥于教科书，再自选一些文章充实教科书，这可以看做叶老改革语文教育的最初尝试。
来到�直中学后，他自编国文课本，用语体文作教材，这在当时一律用文言教学的背景下，无疑是一次大胆的革新，叶老因此成为我国使用白话文的最早倡导者之一。
“五四”运动时期，叶老站在时代的前列，提出一系列语文教材改革的主张：
“小学语文教材宜纯用语体”，“教材或由搜集，或由创作”，“力避艰古而近口说”。
[15]长期的教学经验和编写教科书的实践，使叶老编撰语文教材的思想日臻成熟。
1931―1949年，叶老应邀至上海开明书店从事教材的编辑和出版工作，期间他与夏�尊合写的《国文百八课》等小学、初中、高中课本，成为当时语文教材的范本，《国文百八课》和《初中国文教本》的编辑思想和体例对现今的教材编写仍有借鉴意义。
叶老始终抱着试验和改革的态度，“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为语文教材的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除了编撰语文教材，叶老还创作了大量的儿童文学作品。
叶老一贯关注儿童的成长，他认为“小孩是将来的人，他们尤其需要诗”，因此，写作以儿童生活为题材的诗歌成为叶圣陶创作儿童文学的第一步。
早在1920―1921年间，叶圣陶就创作了《拜菩萨》《成功的喜悦》《小鱼》《两个孩子》和《损害》等多篇小诗，既教育儿童，又提醒成人关注儿童教育的问题。
1921年冬天起，叶老又开始致力于童话的创作，出版了第一部童话集《稻草人》。
鲁迅先生评价道：
“给中国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
1931年，他出版了第二部童话集《古代英雄的石像》，之后，又写了《聪明的野牛》《鸟言兽语》《冥世别》等童话，还创作了童话歌剧《蜜蜂》《风浪》等。
叶老用他充满“爱”“善”“纯洁”的语言，为天真无邪的孩子描绘出一个美妙的世界，让他们的心灵能获得陶冶，永远保持其纯洁无瑕的本性。
叶老一生为人真诚质朴，最厌恶浮名虚名，生平以哗众取宠为耻。
40年代初，叶老曾应四川某大学聘请，担任教授。
当时他已在多所大学教书，又是知名作家，可到校后，在经历栏中只写了四个字――“小学教师”，这一方面是因为叶老历来低调，不喜欢炫耀自己，另一方面则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小学教师”是一个光荣的称号，是一项光荣的事业。
著名诗人臧克家曾经说过：
“温、良、恭、俭、让这五个大字是做人的一种美德，我觉得叶老身上兼而有之”。
叶老在为人和为事上的言传身教，永远是后来者的楷模。
附录一：
叶圣陶论小学教师
称职的种植家栽培植物，虽不能增加植物的可能性，却能渐渐改良那不良的遗传性和环境。
不称职的种植家非但不能改良遗传性和环境，反而阻遏可能性，那么植物就糟了。
如今把植物比做小学生，小学教师便是个种植家。
栽培小学生有效没有效，只有他负责任。
――叶圣陶《今日中国的小学教育》
叶圣陶论小学教育
我将特别注意，养成小朋友的好习惯。
我想“教育”这个词儿，往精深的方面说，一些专家可以写成巨大的著作；可是，往粗浅的方面说，“养成好习惯”一句话也就说明了它的含义。
――叶圣陶《如果我当老师》
叶圣陶论教材教法
教材只能作为教课的依据，要教得好，使学生受到实益，还靠老师的善于运用。
我国有一种至今还相当普遍的观念，认为“教”就是老师讲课本给学生听，“学”就是学生听老师讲课本。
如果真的照这样做，学生得到的益处就非常有限。
学生要学的，不光是课本上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在各科的学习中学会自己寻求知识和解决问题的本领。
这是他们一辈子的工作和生活的第一需要。
要使学生养成自己寻求知识和解决问题的习惯，并不是容易的事，这就更需要探讨各科教材的教法。
――叶圣陶《关于探讨教材教法的几点想法》
附录二：
评价叶圣陶
他的逝世，使文化教育界失去了一位巨人，是中国人民的一个重大损失。
哲人已萎，典范永存。
――新华社《叶圣陶同志生平》
叶先生从事编辑出版工作，从选题、阅稿、审校、加工、校对、装帧设计、宣传发行到处理作者投稿和读者来信，都是呕心沥血，事必躬亲，而且数十年如一日，不因地位的改变而改变。
一直到耄耋之年，在两耳失聪，一目失明，一目弱视，健康日益恶化的情况下，圣陶先生仍然希望“多活几年，多做些有益的事”。
谢世前一个月，即1988年1月16日，圣陶先生挥笔写下“老有所为”四个大字。
这是他留在世上的最后手迹，也是他晚年的心情写照。
――史晓风《圣陶下成长――叶圣陶先生廿周年祭》
参考文献：
[1][2][4][5][6][8][10][12][14][15]《中国现代教育传》编委会.中国现代教育家传[M].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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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叶圣陶.叶圣陶教育名篇[M].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
37.
[9]叶圣陶.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M].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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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叶至善.花萼与三叶[M].北京：
三联书店，1983:
3.
[13]叶圣陶.叶圣陶集（第25卷）[M].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
33-34.
（作者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责任编辑：
谭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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