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与极限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发展比较分析的论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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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与极限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发展比较分析的论文
增长与极限：
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发展比较分析的论文
内容提要：
三角洲经济与流域经济是区域经济的一类。
领开放之先，珠江三角洲现实占优，得开放之利，长江三角洲潜力巨大，三角洲成为
关键词：
增长/三角洲
经历了二十余年改革开放，中国大陆东部沿海业已形成三个以城市群为核心的经济圈，即长江三角洲经济圈、珠江三角洲经济圈和环渤海湾经济圈。
由于集中了大陆最优秀的人才，最雄厚的资本，最先进的技术，三大经济圈的经济增长速度始终高于中国大陆平均速度，尤以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为甚，成为大陆经济成长的发动机，在21世纪上半叶，其走势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大陆现代化目标的进程。
任何经济体的成长都会受到内生因素的制约和外部条件的局限，因内生因素和外部条件的不同，简单的类比通常并不恰当。
本文仅通过对内因与外件的比较分析，试图较客观地描述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的现状，研判两地可持续发展的潜力。
一、地缘经济条件与整合前景
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经济圈属区域经济，但尚无统一认定的区域范围，本文取两经济圈内各自较普遍使用的口径，即长江三角洲经济圈是指上海、南京、苏州、无锡、常州、南通、扬州、镇江、泰州、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舟山等15个省辖市以上城市「1」，珠江三角洲经济圈则是指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东莞、中山、惠州市区、惠阳县、惠东县、博罗县、肇庆市区、高要市、四会市等14个市、县「2」。
因为区域经济通常是开放性系统，若评价其增长的潜力，不能囿于三角洲地域的局限，应考察其地缘经济的条件与发展前景。
（一）三角洲与流域经济地理概况
流域经济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区域经济。
流域经济是以江河作通道，以物流为纽带或轴心，通过流域内资源的优化和整合，形成一定分工协作的经济区域。
流域经济曾经在各国历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如中国的黄河流域，美国的密西西比河流域，南美洲的亚马逊河流域，非洲的尼罗河流域，都创造过辉煌的古代文明。
只是近代以降，随着国际贸易和海运的兴盛，使得沿海港口迅速繁荣起来，及至后来现代交通工具及网络发展，内河流域经济逐渐衰落，但各大河流域出海口的三角洲区域则往往成长为现代文明的积聚地，流域经济往往仰赖三角洲的拉动，方得以保持持续的发展。
由表一可见，长江三角洲位于大陆海岸线中部，区域面积99687平方公里，人口7504万，是中国大陆最大的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位于大陆海岸线南端，区域面积41698平方公里，人口2910万，是中国大陆第二大三角洲。
以人均指标考量，2000年，长江三角洲人均gdp18344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6967元%，珠江三角洲人均gdp31990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珠江三角洲又比长江三角洲高出%，占有明显优势。
而长江三角洲因区域面积广、人口多，所以经济规模较大，区域内经济成长的潜在能力和前景应优于珠江三角洲。
就更大范围的流域经济增长的潜质而言，长江流域更胜出珠江流域一筹。
由表二可见，因为长江是世界第三、中国第一大河，流域面积远大于珠江，航道里程也超出珠江甚多。
何况，长江黄金水道与东部黄金海岸在大陆上形如英文的“t”字，长江三角洲正好位于长江出海口与东部海岸线中端的黄金交汇处，是大“t”字的结合部，区位优势可谓得天独厚。
以至有人构想：
以上海为龙头，武汉为龙身，重庆为龙尾，珠江三角洲和渤海湾经济圈为两翼，一气贯通之日，便是巨龙腾飞之时。
如果由此得出增长潜力珠江三角洲不如长江三角洲的结论，仍然未免失之主观，因为潜在优势未必一定能变为现实优势，何况区域发展并非仅仅由经济地理条件决定，还需要其他许多条件配合。
（二）“极化”、“扩散”与区域经济发展
90年代起，由法国经济学家佩鲁提出的“增长极核”导出的扩散理论在大陆滥觞，近年来，时而又有不同的声音响起，各执一词，莫衷一是。
根据区域经济研究领域的“谬尔达尔——赫希曼假说（myrdai-hirschmanprognosis）”，市场力量的正常趋势与其说是缩小区域间的差距，不如说是扩大区域差异，在著名的累积循环模型中，谬尔达尔指出：
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间的要素流动中，不仅仅是劳动，而且资本也会从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因而不发达区域显示出一种下降的正反馈运动，结果各区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穷者更穷，富者更富「5」。
表三的数据表明，仅仅是“全民”投资即国有投资，中西部与东部已有不小差距；其中“九五时期”的数据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即国资加上外资和民资，两者的差距更大，中西部所占比例首次降至40%以下。
事实是截止1998年底，西部累计实际利用外资亿美元，仅占全国的%，同期东部沿海地区实际利用外资高达亿美元，占全国的%，。
表四则反映了东部与中西部经济增长差距的变化，1990年前仅相差不到1个百分点，但1990年后差距迅速扩大到5个百分点以上。
中国大陆经济市场化进程印证了这一模型给出的基本特征，即发达区域向不发达区域要素流动构成导致缩小差异的扩散效应（spreadeffect）或涓滴效应（trcklingdowneffect）并不明显，不发达区域向发达区域要素流动构成导致扩大差异的回流效应（backwasheffect）或极化效应（polarizedeffect）十分突出。
中国大陆区域经济显现出新的特点，如果之前仅是城市与农村点面经济的差别，而今又凸现沿海与内陆梯次经济的差异。
尽管中西部经济也有进步，但与东部沿海地区的突飞猛进比较，仍然是渐行渐远，差距在持续扩大。
有观点以苏州尤其是昆山接受上海辐射效应作为增长极扩散的实证，可能偏于牵强。
因为上海与苏州虽然属于不同的行政区域，但以经济地理考量仍应属于同一经济区域，以扩散效应解释毗邻行政区域之间的经济活动，庶乎忽略了该理论所研究的应是经济区域之间的现象。
张敦福反思大陆区域经济发展研究，认为有明显的误区：
以为存在一个作为增长极或核心的大城市、工业中心或现代化产业基地，就能够迅速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并缩小边远地区和增长极的差异。
所以，在扩散理论用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时，有三个要点不能忽略，一是完全的市场竞争才能带来空间上的经济平等；二是由于回流效应或极化效应的存在，市场力量趋于扩大区域差异；三是只有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通过政府的适当干预，扩散效应或涓滴效应才会实现。
而在中国特殊的文化和制度背景下，古典经济学的扩散理论及其变种，需要警醒本身抽象化、理想化的特征「6」。
其实，岂止是极化——扩散理论，即便不是全部至少也是多数西方经济理论，因为经济活动的条件和环境截然不同，因为对于西方文化和制度背景下生成的经济理论难以融会贯通，在
遵守游戏规则，倒是激励人们竞争进取的利事。
然而，遗憾的是这样的游戏规则远未健全，或者即使有这样的游戏规则，落后的一方通常也不甘愿遵守。
何况大陆仍处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行政体制虽在逐渐转换，但壁垒尚未打破，因此，无论是区域经济研究中的“扩散理论”，或是“梯度推进”理论，在实践中很难通行。
在长江三角洲，80年代便曾经提出过“苏锡常一体化”、“长江三角洲一体化”的设想，均束之高阁不了了之。
而今情况应较80年代有进步，至少在省际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有了合作的可能，但依然抹不去那一丝阴影。
日前《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曾任宁波市副市长、现任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的刘福垣，他认为宁波和杭州不合作，和上海也无法开展合作，宁波的北仑港原本就是为上海准备的，但现在上海却又要自己再建一个洋山港「9」。
究竟应如何建港，孰是孰非暂且不论，然而区域合作欠缺无疑是严峻的现实。
区域内基础设施的重复建设，不仅是资源浪费，更严重的后果是导致城市间恶性竞争，影响了区域一体化进程，制约经济发展和水平的提升。
从更大经济系统考量，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与其他区域一样，终究只是大陆乃至世界一角，离开其他区域的相应发展，可持续发展便可能落空。
最突出的问题是，中、西部投资环境远不能与东部比拟，部分地方对于外资、台资和港资或许比较规矩，但对于外地的投资往往不能有效保护，使民间资本对异地投资望而生畏，严重阻碍了区域间资金等要素的流动配置。
因此，东部沿海三大经济圈的区域发展，并不能自然产生扩散效应或涓滴效应，带动中西部的发展。
如此状况的直接后果是，既减缓了中、西部发展，又影响了东部产业结构升级，还加大了大陆产业结构调整成本。
甚至有这样的潜在危险：
区域之间发展差距过大，便可能如过度倾斜的航船发生倾覆。
由此可见，行政体制对于经济一体化的割裂，实际就是对经济市场化的阉割，成为大陆区域经济发展的首要制约因素。
以东、中、西部现有的产业梯度层次，如果能够形成全国统一市场，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东部的产业在提升的过程中，就可能不断向中、西部进行产业转移，为大陆和个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巨大的活动空间。
（三）区域整合的前景
按照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差异既是经济发展的伴生物，也是经济增长的条件。
无论是长江三角洲或是珠江三角洲，其获得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条件，既取决于三角洲内的资源整合，也取决于与其外部经济资源的整合。
以现时情势，即便是三角洲区域内的整合也尚需时日，欲将潜在优势化为现实优势，绝非轻而易举之事。
一般而言，珠江三角洲仅涉及广东省内14个市、县，若能由省有效地协调行动，整合或许会较为顺利。
而长江三角洲15个城市跨越上海、江苏、浙江一市两省，情况更为复杂，整合必然会遭遇更多困难。
在三角洲整合过程中，还必须与流域、大陆、台港澳和世界资源互动，更需要中央政府的支持，有赖全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推进，以及经济市场化的进程。
珠江三角洲整合的关键是与港、澳的互动。
以地缘经济而论，珠江三角洲理应包括港、澳，只是因为港、澳政治地位特殊而未涵盖其中。
耐人寻味的是，香港对与珠江三角洲整合的积极性高于内地城市，近年港府官员频繁出访与各方酝酿合作，正如香港政务司司长曾荫权2002年末访问日本时所说，“我每到一处所传达的信息也是一样，就是向日本市场，做生意的和政客，解释香港如何利用国际财务中心和商业枢纽的地位，与珠三角充裕的土地和人力合作成功拓展成为一个世界举足轻重的制造业中心”，“我亦向日本商界解释，香港作为财务中心和商业中心不单纯是一个窗口和中介人的角色，我们与珠江三角洲的发展，是全亚洲区内没有一个（地方）能够与我们相比，亦更加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发展的配套”「10」。
2003年1月8日，香港特首董建华在立法会发表施政报告《善用香港优势，共同振兴经济》，专门用一个章节“加强与内地经济合作”重点阐述“与珠三角经济融合”「11」。
广州无疑是珠江三角洲的中心城市之一，但仅依靠广州显然不足以带动整个区域与长江三角洲竞争。
广州等内地城市如能从大处着眼，摈弃“中心城市”角色冲突的心障，与港、澳通力合作，核心是必须确立香港在珠江三角洲的中心城市地位，以香港和广州双驾马车协力带动区域发展，便可能将潜在优势化为现实优势。
长江三角洲整合的关键是突破省际间壁垒。
最近，上海及江、浙两省正在研究参照欧盟的做法，建立直属国务院的规划委员会，协调长江三角洲大型基建及环境治理等重大问题，以加强区域协作，提升综合竞争力「12」。
连江通海本是长江三角洲风生水起的关键，长江黄金水道的运力不能发挥，将制约长江三角洲对流域的影响力，也将反制长江三角洲的可持续发展。
当前条件下，三角洲乃至流域的整合从统一规划、建设交通配系起步，可能是一个可行的启动方略。
发达国家对改造整治天然航道十分重视，努力实现航道网络化，以利干支贯通、江海直达。
如美国已建成以密西西比河为主干，连接五大湖、墨西哥湾和大西洋沿岸的水运网；西欧建成了以莱茵河为主干的水运网。
内河与沿海航运资源的开发，促进了这些国家流域经济的发展。
迄今为止，长江水系航道虽曾有过治理，但总体有计划、有系统的开发和治理仍未实施。
以长江干流航道为例，宜昌到武汉的单向通过能力为2000万吨左右，武汉以下的单向通过能力达13亿吨，而实际总运量不到2亿吨，可见航运资源利用程度之低，反之也可见航运潜力之大「13」。
尤其是三角洲南京至吴凇口348公里航道，常年可通航万吨级海轮，两岸可建大量深水码头，上海两侧北有南通、南有宁波、洋山可建深水海港，如是统一规划、建设，可望成为世界最大的国际航运中心之一，而巨大的物流又将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长江三角洲的巨大潜力即可由此发挥。
概言之，珠江三角洲现实优势明显，长江三角洲增长潜力较大，而当前区域内的整合是资源整合的首务，若能突破各自受到制约的关键点，便有望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获得更快发展的条件。
二、内外开放与区域发展
中国大陆的改革从农村发轫，开放则是由沿海开启，绸缪之初，改革与开放是两大战略，似乎互不相干，然而，在实践中，改革与开放却汇合成浩浩荡荡的大潮流。
（一）对外开放及其效应
大陆学者在对外开放与区域发展关系的研究方面，取得了许多有意义的成果。
方勇、张二震的研究显示，fdi（外商直接投资）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十分明显。
见表五，1985年——1999年，大陆吸引外资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长江三角洲的fdi年均增长%，高出全国均值个百分点，同期gdp年均增长%，高出全国均值个百分点；1979年——1999年，珠江三角洲fdi年均增长%，高出全国均值12个百分点以上，gdp年均增长%，高出全国均值10个百分点以上。
可见fdi增长与gdp增长呈正相关关系，长江三角洲的增长弹性，珠江三角洲的增长弹性，均明显高于全国平均的，说明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fdi对gdp的带动作用比较强。
fdi增长最直接的效应是带动国际贸易的增长。
东部沿海地区拥有出海口的优势，对外贸易远较中西部地区发达。
见表六，2000年，沿海地区外贸进出口额占全国的%，珠江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的进出口贸易为1701亿美元和美元，分别占全国的%和%，占沿海地区的%和%，但两地相差亿美元和个百分点。
珠江三角洲的依存度达到惊人的%
，远高于长江三角洲的%，至于长江三角洲低于沿海地区平均水平个百分点，应是为珠江三角洲屏蔽的结果，若扣除珠江三角洲的数字，长江三角洲比其他沿海地区的平均水平要高个百分点。
长江三角洲落后于珠江三角洲的原因之一，或许应是香港规模巨大的转口贸易经由广东出口过货所至，香港对广东经济的拉动作用之大可见一斑。
珠江三角洲的数据是本文作者另补的，因未查到1985年—1999年数据，又因1985年前fdi很少，故用1979年—1999年数据替代。
国际投资开放度是指一国（地区）国际投资与gdp的比值，用于衡量国际投资的开放程度。
由于中国对外投资数额极小，故可忽略不计，仅以实际利用外资额与gdp的比值作为衡量尺度。
见表六，根据闫浩的研究，2000年，长江三角洲国际投资开放度为%，仅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个百分点，比沿海地区平均水平还低个百分点，更比珠江三角洲低个百分点，仍然是受到珠江三角洲屏蔽的结果，除去珠江三角洲，则沿海地区国际投资开放度降到%，低于长江三角洲个百分点。
无论如何调整，长江三角洲在沿海地区并无明显优势，且与珠江三角洲有很大差距，都是不争的事实。
此情况似与长江三角洲的声名不符，个中原委可能是上海及苏南、杭州、宁波等地确实较发达，较之珠江三角洲不遑多让，但因整个三角洲区域广大、人口众多，各地经济发展水准的不平衡更为突出，总体水平便远逊于珠江三角洲了。
比较珠江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的变化，可以更清楚地观察到对外开放的巨大影响。
见表七，广东学者卜新民等为评价两地的总体经济综合发展水平，专门建立了一套指标体系，以珠江三角洲综合发展水平为指数100，1995年长江三角洲为，2000年为，他们分析：
1978年，长江三角洲人均gdp837元，珠江三角洲570元，仅为长江三角洲的%，经济总量不及长江三角洲的五分之一；1990年，珠江三角洲人均gdp反超为长江三角洲的倍，珠江三角洲以不到长江三角洲三分之一的人口，创造了相当于长江三角洲%的经济总量；珠江三角洲独领10年风骚后，1992年浦东开放，长江三角洲增长速度开始加快，两地隐然形成竞争之势，“九五”是两地发展的又一个分水岭，长江三角洲可能开始超越珠江三角洲。
但实际的数据显示，两地差距并未缩小，反而仍然有所扩大。
见表一，到2000年，珠江三角洲人均gdp是长江三角洲的倍，较之1990年又扩大了倍，经济总量是长江三角洲的%，较之1990年也提高了个百分点。
既然如此，为何依据表七会得出如此结论？
原因之一可能是表七中第4、5、6、9项指标以广州和上海的数据替代所致，因为广州与上海比较显然略有不足。
另一原因则是，如上所述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性，长江三角洲也远大于珠江三角洲，以单个城市指标替代整个区域指标，必然损害指标的客观性，降低其代表性的可信度。
所以，综合各方面的数据研判，90年代，珠江三角洲经济增长速度仍然快于长江三角洲，只是增幅的差距缩小而已，长江三角洲还谈不上赶超。
有学者研究大陆区域经济转型时，将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分别界定为内生渐进式制度创新模式和外部变量引入型制度创新模式「17」。
其实，尽管制度创新的切入点存在差异，但两者很快殊途同归，在过程中主要还是通过开放来促进改革。
邓小平曾有改革“摸着石头过河”之说，是因为初始阶段缺乏参照系，无从知道水之深浅、流之方向，因此改革试点城市多以自身经济发展的迟滞为代价，为全国总体改革探索道路。
在此意义上，对外开放的成效不仅仅是体现在经济增长的数字上，由于引进外资的同时引进了先进的技术和装备，提升了产业结构，更重要的是引进了现代市场经济理念、科学管理方式，提升了人力素质，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难以估量。
注重于开放的东部沿海地区，正是在开放中逐渐明确了改革的市场化方向和目标，既推进了改革又加快了发展。
珠江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的实践证明，改革和开放互为前提互为条件，方能相得益彰。
由此，也可以体会邓小平自承“上海浦东开放晚了”是一大失误的底蕴。
在加入wto后，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已成为大陆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珠江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在扩大对外开放中的定位和举措，仍然是两地可持续发展的首要因素之一。
（二）对内开放的内涵及成果
有学者认为，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已无所谓本土经济。
然则，该如何理解世界上贸易保护主义仍然大行其道，又怎样解释国家间贸易战愈加如火如荼？
其实，无论是国家或是地区，欲图发展经济，闭关锁国自外于世界固然不行，一味依赖外国企业的资本、技术也有隐忧，一旦外部资源流出，本土企业不能支撑经济，势必动摇根本。
当前，如欧盟、日本、台湾等发达国家和地区，虽然因产业向外转移等原因造成经济困难，但只要资本、人才和技术力量雄厚的本土企业的根基在，假以时日正可以在产业转移中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在新的平台上再谋发展。
以大陆或者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现时的情况，一旦外部资源流出，本土企业还不足以当此重任，必将遭遇较发达国家和地区更大的困难及危机。
发展本土经济虽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必须在公平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实现。
若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或地区，本来不会有对内开放的概念和提法，这是大陆特殊环境条件下独有的产物。
虽然已经处于转型过程中，但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残余尤存，所有制歧视等市场准入障碍未消，大陆市场经济的体制和秩序尚需时日。
所以，对内开放不仅仅是缘于地域的概念，而是有更深刻的内涵。
对内开放的本质是确立所有市场经济主体平等的法律地位，给予所有企业“国民待遇”，保证公平竞争的实现。
对内开放的关键是对私营部门开放，保证私营企业获得公平竞争的地位和权利。
各种保护主义与歧视性限制，其实是二而一的问题，要突破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的壁垒，关节点是必须突破所有制歧视为标志的歧视性限制。
国务院已经两次减少审批项目，地方政府也纷纷仿效，实质便消除了许多审批项目涉及的所有制歧视。
但单纯依靠政府自我转换职能，显然有所不足，因为任何秩序都是在各主体的互动中逐渐成型的，法律也只有在各主体的互动中确立或完善。
传统的国有、集体企业非自主的主体，既是行政附属物只能听命于行政机关，因而流动性极弱，这正是各种保护主义泛滥的基础。
私营企业是自主的主体，虽然投资者可能无法用手投票，但至少可以用脚投票，所以流动性极强，使得保护主义失去了孳生的土壤。
如某地保护主义盛行，进入该地的外地企业受到歧视，自然会想方设法逃离险地，而未进入的外地企业必然裹足不前，该地经济发展势必受阻，想要维持保护主义也不可能。
更进一步，私营部门作为市场主体地位的确立，意味着大陆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已不可逆转地由政府转向民间。
从长远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量，发展私营企业也是必由之路。
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成长之路证明，总体而言，不论国有企业规模多大，也永远无法与国际大公司、大企业一较短长，惟有放手让私营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拼搏，才有希望成长起世界级的大企业。
实践中的陈义当然不会太高。
私个经济最直接的贡献，是创造了数量巨大的就业机会，极大地缓解了大陆的就业压力。
如果没有个私经济，国有企业改革中职工下岗分流，大、中学校毕业的学生就业，都可能成为无法解决的噩梦。
所以，鼓励个体、私营业者创业，成为地方政府必然的选择，近年更形成个私经济发展的大潮。
2001年，全国个体工商户达到2433万户，虽然在数量上比1999年减少72
7万户，但注册资本仍达到3436亿元，与1999年持平，户均注册资本则净增万元，增幅近30%；私营企业则突破200万户，达到万户，比1999年净增万户，增幅达%，注册资本逾18211亿元，比1999年净增7925亿元，增幅高达77%.
对外开放刺激了境外资源的流入，而境外资源的配置也创造了更多商机，如为外资企业配套加工零配件等等，有利于私营企业的成长，因而越是对外开放度高的地区，个私经济发展的也就越快。
所以，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个私经济发展同样雄踞全国最前列，且各有所长。
广东个私经济正在“二次腾飞”，2002年私营企业达25万余家，比1996年增加12万多户，注册资本达3060多亿元，户均资本122万元，平均规模列全国第一。
以发展个私经济著称的浙江，2002年私营企业也已突破20万户，注册资本超过1600亿元，个私经济增加值达2935亿元，非国有工商业所占经济比重从1978年的%上升到95%以上，非公经济比重列全国第一。
即使是曾经以集体经济为主的江苏，近年也大步追赶上来，个私经济的增长幅度超过了其他经济类型，2002年私营企业达万户，私营企业数量列全国第一「18」。
（三）内外开放的前瞻
从近年的走势观察，大陆的内外开放也在不断融合，在wto非歧视性原则框架内，可望建立一个广泛平等的基础，并在之上发展成为一个共同的开放空间。
在此过程中，对外全面落实关于承担wto义务的承诺，应不存在什么严重的阻力，大陆的吸引外资和对外贸易会有一个更大发展。
2002年，大陆实际利用外资金额达到创记录的527亿美元，列世界第一，进出口贸易总额从1997年的3252亿美元增加到6208亿美元，排名从世界第十上升到世界第五，年均增长%，占gdp的比重由36%上升到44%.石广生据此预测，到2020年，进出口总额可望比2000年再翻两番，接近并冲刺20000亿美圆，将实现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19」。
由此，扩大对内开放可能是未来大陆经济发展最大的变数之一。
加入wto后，大陆许多学者呼吁对外开放首先要对内开放，多数原本设限的领域确实也已有所松动，如银行、民航、能源、交通等行业都已有限度开放民间资本进入，但总令人有步履迟缓之感。
当前社会上出现的民间投资渠道不畅，假冒伪劣屡禁不止，乃至市场经济秩序难以规范等等弊端，虽然是多种原因生成的，而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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