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原创征文10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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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年原创征文10篇
改革开放四十年原创征文10篇
【篇一】
东汉刘熙《释名·释宫室》说：
“灶，造也，创造食物也。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而灶台是创造食物的地方，可谓是生活的小缩影。
改革开放40年，我家的灶台也“闹革命”。
烟熏火燎的“草锅”
记得小时候过年，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蹲在奶奶家的灶台旁烤火，玩心重的我时不时要往火膛里递两根干草，又怕火烫着自己，草一递进去手就缩回来，非要学生火，却常常弄得满脸灰，熏得眼泪直流，呛得一直咳嗽。
这种灶台，我们这里的方言称作“草锅”，用砖石砌着一个固定大灶，下面生火，上面摆着一口黑黢黢的大铁锅，灶台竖起一支烟筒直通屋顶。
听妈妈说，他们小时候放学了，经常还要出去拾柴火，一小捆一小捆往家里背，有一次一不小心，火从锅膛里掉出来，正好旁边堆了些柴火，还差点把家里的茅草屋烧掉，可是挨了一顿揍。
灶台旁边备柴火又怕着火，不备柴火，遇到连日阴天下雨，屋外湿漉漉的柴火又点不着，想做顿饭就可是愁人。
有记号的“煤气罐”
后来，煤气灶逐渐普及了。
不必再去捡秸秆、枯枝、甘草，不必再劈柴火，不必因生火熏得眼泪直流，不必为了阴天做饭而发愁，酷暑天不必再受“外面太阳大火炉，屋里土灶小火炉”的双重煎熬。
取而代之的是，打一通电话煤气罐送上门，开关一扭火就来，方便快捷干净。
虽然各家的煤气罐有新有旧，但是怕送煤气的师傅搞混，各家还是在罐子上用粉笔做了标记，就记得浅蓝色的煤气罐上，有写名字的，有做记号的。
一罐煤气快用完时，火头就变得很小，一般都是妈妈在炒菜，爸爸在摇晃煤气罐，或是接一大盆热水，把罐子坐在里面，这两种方法都还能让煤气多烧一会。
煤气也有不好的地方，一旦忘了关，就很是危险，不少人家都不放心小孩、老人单独用，生怕他们忘关了，酿成大祸。
有时送煤气的师傅送得不及时，就只能自己去气站换煤气。
“电字头”的世界
再后来，电磁炉、电饼铛、电炖锅、微波炉走进了我家的厨房，按钮轻轻一按，煎、炒、煮、焖样样都行，又快、又方便、又干净、又无污染。
装了抽油烟机，灶台上也贴上了光洁的瓷砖，妈妈不再为墙上的油烟发愁，炒个辣椒也不再喷嚏不断。
这几年，“电字头”也有了新变化，更加智能、更加方便。
就拿电饭锅来说，可预约、可选择米的种类、可选择饭的软硬，晚上预约、早上不用早起就可以喝到暖暖的粥，上班前预约、下班到家香喷喷的米饭就好了，东北大米、糙米做米饭一键选择就搞定，不再担心火候掌握不好。
上周回家，妈妈说家里要通管道煤气了。
一张磁卡解决问题，不再担心饭烧一半火没了，也不用担心煤气罐拿混了，对于节俭的母亲而言，管道煤气的价格更低，相信她用起来也会更舒心。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改革开放40年了，我家的灶台也沐浴着改革的春风，“闹起了革命”，旧貌换新颜。
回想起灶台旧茂、厨房旧物、旧日趣事，略有怀念，更多的是感恩，感恩好时代，感恩改革开放，感恩党的领导。
【篇二】
我家有一台蝴蝶牌缝纫机，母亲经常指着它说，它啊比你岁数还大呢。
这台缝纫机是父母结婚时置办的“大件”，现在它虽然不能用了，但一家人都不舍得扔了，哪怕放在屋里当个摆设，也是因为我们家艰苦朴素的家风。
看着它，我总有满满的回忆，回忆着我的成长、家庭的变化、时代的变迁。
孩提时代，它是妈妈的好帮手。
我记得我小时候是没怎么买过衣服的，除了穿家里亲戚剩下的旧衣服，就是妈妈帮我做的衣服。
那个时代大家好像都不太去商场买成衣，价钱贵是一方面，很多人会自己做衣服是另一方面，父母告诉我这就叫艰苦朴素。
我还记得那时候觉得缝纫机是个特别神奇的物件，妈妈做衣服的样子温暖又有意思，我总喜欢学着她假装在缝衣服，只可惜那时候太小，我连脚踏板都够不到。
上了初中，它成了我的写字台。
我们家里地方不大，卧室里放了床、放了衣柜，就没有地方再放写字台了。
不过好在我有缝纫机。
我在上面写作业、做卷子，读书、练字，妈妈继续用它做衣服、补衣服。
虽然偶尔会因为缝纫机上面板上的接缝而在卷子上点个窟窿出来，但也会因为终于长高了，能够着脚踏板，能像大人一样在缝纫机上“干活”了而开心，这也使我亲身体会了一把什么叫艰苦朴素。
高中之后，它慢慢退出历史舞台。
2003年，我升入高中。
改革开放成果基本已漫遍祖国大地，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社会的进步、生活水平的提高。
父母的工资逐年递增，物价水平持续走低，基础配套设施也越来越全，出去家门没几步就是大商场。
大规模流水线产出的衣服不再昂贵，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走进商场买买买，也不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对衣服缝缝补补了。
父母对我说，虽然生活条件好了，外在的“艰苦”没了，但我们要永远记得朴素过生活。
大学时，它被重新启用。
大学的某一天，我买了新裤子，但裤长不太合适，需要扦裤边。
妈妈想起了家里闲置许久的缝纫机，说别去外面花钱了，我给你扦。
我们把缝纫机从角落里推出来，又好好擦了擦，结果却发现它早就年久失修、不能用了。
母亲又拿出了那句老话老调侃我说：
“也是，你都20了，这缝纫机岁数比你还大呢，也该坏了。
”后来我们满大街好不容易找着个能修缝纫机的师傅，师傅看见它第一句话就是“您家这可算个古董了，现在市面上很少见了，修也不好修，不如卖了，我收。
”妈妈还没说话，我一口就回绝了。
我是个恋旧的人，也是个被艰苦朴素的家风教育了20年的人，我可舍不得卖了它。
如今，改革开放已有40年。
我家的缝纫机也过了而立之年。
对我来说，它不仅是个物件，还是家里的“固定班底”，不管搬几次家都会带着它，只因它温柔了岁月、见证了时光，它带着那个时代的记忆和气息陪着我们一起走进新时代。
它，历久弥新。
【篇三】
白浪翻飞，碧水奔流。
贯穿山东省潍坊市区南北的白浪河，被称作潍坊市的“母亲河”，她的前世不便深究，而她的今生却被大家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上世纪的60年代，我第一次来潍坊，记忆最深的有两件事：
一是在白浪河滩上赶大集，二是中午吃的朝天锅。
从1974年秋天起，因为西上求学，从坊子站坐火车，数次经过白浪河，隔着车窗来来回回远望，印象并不深刻。
1977年7月，我大学毕业，分配来到了潍坊，从此便与白浪河有了亲密的接触和不解之缘。
因为，那时的年青人，一到盛夏得空就往河里跳，在河中畅游嬉水，不亦乐乎，一天不游，浑身痒痒，直到河内严禁游泳为止。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历届政府的治理，白浪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原本一汪奄奄一息的无名之水，焕发了青春，变成了一串美妙的珍珠、一条流淌在鸢都人心中最美的风景。
河两岸的商铺和高层楼宇，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为母亲河增添了一番繁华景象。
这里的风景最为迷人，生活日益方便，潍坊人都以在河边居住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2003年3月初，我选中了河边一座楼盘的房子。
2007年夏天收房时，适逢儿子大学毕业。
孩子妈妈说，这是送给他的一个毕业礼物，儿子还认为开玩笑呢！
当他接过新房的钥匙，站在十八楼的落地窗前时，顺河的凉风吹来，沁人心脾。
随即毅然辞掉了北京的工作，回到潍坊，工作至今。
外地的亲友经常到潍坊来玩，必去的地方，一定是白浪绿洲、鸢都湖、人民公园、风筝广场和风筝博物馆、北辰公园等等。
我们坐在河边的酒馆里小酌，千杯明月歌，半世吟水岸，真是别有一番情趣。
转眼四十多年过去了，从结婚生子，到儿子又有了儿子；从在河里游泳，到在河边漫步；从在河边逗留，到在河边居住；从远望到依恋；从欣赏，到思念，并且愈来愈深，愈演愈烈。
林清玄说：
“爱的开始是一个眼色，爱的最后是一个无尽的苍穹。
”对于白浪河，如同恋人般依恋。
怀着对白浪河的深厚感情，我常常在河边驻足。
看着老城门楼的垛口，摸着斑驳的城墙，想着那个被称作潍县的昨天。
这里物华天宝，风华绝代；
这里人杰地灵，人才辈出；
这里杨柳拂岸，百鸟争鸣；
这里水光潋滟，晚风不急；
这里白天游人如织，晚上霓虹闪烁。
我曾站在夜幕中，看着迷离的灯火、听着舒缓的音乐，感受如今的幸福。
那璀灿的光环倒映在河里，与天上的繁星媲美，使人们分不清哪里是银河，哪里是白浪河；哪里是天上，哪里是人间。
天上人间形成了一幅天然的画卷，如同新版的《清明上河图》，人在画中游，画在人中留。
也曾在无数个斜阳夕照的余晖中，我站在潍县战役胜利纪念碑前，回首往事。
仿佛又看到了七十年前战场的硝烟，听到了攻城拔寨的枪砲声，这场攻坚战被毛泽东写进了《将革命进行到底》，成为永恒史篇。
在无数个风和日丽的春天，我曾经移步河边，沿东岸南下，南下，走了很远，很远。
想找到她的发源地，再沿西岸返回，直至天黑。
在无数个树叶泛黄的金秋，我曾经骑车沿河北下，北下。
跑了很远，很远，想找到她的尽头，却仍然无功而回。
路人说，再往北，就到大海了……
四十年里，旧貌变新颜的白浪河，正以欢快的节奏，一路高歌，流向大海，流淌在千万鸢都人的心间。
【篇四】
流年可以带走青春，但总有一段经历镌刻着岁月的峥嵘；时光可以改变容颜，但总有一种味道能唤醒尘封的记忆。
波澜壮阔的四十年改革实践，带来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犹如陈酿佳肴，翻开时代篇章，总有三两种“味道”让我们记忆深刻。
爷爷说：
“四十年改革开放之味犹如家乡的明前碧螺春，入口清香，回味甘甜。
”1978年，34岁的爷爷已到而立之年，面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改革开放”等新名词，也会茫然无措，但凭着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坚定不移地跟党一直走。
从买米、买油、买布凭粮票、油票、布票，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天天去菜场、服装店买米买油买衣服；从灰、兰、白打着补丁的三色服装，到琳琅满目的各种料子、各色服装；从出行靠两轮，到四轮；从买东西掏出各种“票子”到纸币再到互联网手机支付……四十年改革开放的中国发生了令人惊叹的变化，整个社会以“光速”前进。
历经74载春夏秋冬的爷爷每每谈及此，都是诸多赞叹，改革开放是一壶上好的明前碧螺春，愈品愈有味，愈想愈有盼，这是改革开放在爷爷记忆中留下的“味道”。
父亲说：
“四十年改革开放之味是挥洒滴下的汗水，入口微咸，包裹喜悦。
”1978年，10岁的父亲是个半大小子，正是上蹿下跳、活泼好动的年纪，主观意识中对改革开放这类国家社会重大举措并没有太大感受。
很快，便迎来他对改革开放的第一次切身感受。
和当时许多同龄的男孩子一样，父亲并不喜欢坐在教室里念书，他更向往外界的“自由”生活，在父母亲多次劝诫无果的情况下，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父亲只身一人来到上海，想过自己向往的“自由”生活。
在上海的一年时间里，父亲深切感受到在改革开放下自己同这个城市的巨大差异，从此后回到家，开始废寝忘食的学习之旅。
父亲经常说改革开放是他的第一任启蒙老师，在四十年的时间里，他一次次在实践中证明“知识就是力量”的真理性，一次次挥洒下的汗水，微咸中溢满着辛勤丰收的喜悦，这是改革开放在父亲记忆中留下的“味道”。
我说：
“四十年改革开放之味就像糖罐子里的糖果，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精彩。
”2018年，改革开放40年，记忆中的糖果盒子从一开始的宝塔糖，后来新增了大白兔奶糖、阿尔卑斯牛奶糖、旺仔QQ糖等等，再到后来生活越来越富足，走出国门外出旅游，糖罐子里已经塞满了不同品种、不同口感、来自不同国家的各种“不知名”糖果。
馋嘴的我，抱着糖罐子，一路来到改革开放四十年，小小的糖果中蕴含着改革开放日新月异的惊人变化，这是改革开放在我记忆中留下的“味道”。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改革开放走过一个又一个10年，转眼便至40岁，携带“昨天、今天、明天”记忆的它如同烙在我们三代人心中一样，在无数人的记忆里留下深刻“味道”，经久弥香。
【篇五】
第一次知道一江之隔的上海，是通过当年那部万人空巷的电视剧《上海滩》，纵然剧中演绎的是民国时期的场景，但其描述的上海滩的灯红酒绿流光溢彩足以震撼还在田间地头摸爬滚打追逐嬉戏的我。
第一次来到上海，已是多年后的一九九二年，十二岁的我牵着母亲的手，从十六铺踏上了这片在心中想象千百遍的土地。
因为长江的阻隔，那时没有到上海的长途汽车，只能到启东青龙港乘坐一天一班的轮船，因为要绕过崇明岛，行驶到直线距离只有五十五公里的十六铺需要七八个小时，遇上风浪还要停航等待。
轮船分一等到五等五种舱位，数字越大，每个船舱里的床铺越密集，到四等舱已是上下铺八个床位，而五等舱更是在甲板下只有长条椅子的散席，当年我坐的就是五等舱。
外出谋生的乡亲用扁担挑着铺盖和本地特产，更有装在箩筐里的活鸡活鸭，浑浊的空气夹杂着人们的喧闹，令人窒息，唯有偶尔经过的大轮船和被惊扰跃出水面的大鱼能提升一下我的兴奋感。
后来有了轮渡，坐车一路向西从隔壁江面略窄的海门市摆渡到对岸的太仓，再一路向东开到上海，于是镇上有人买了大巴搞起了客运。
没有高速，没有空调，核定座位坐满了，在过道里还会摆上小板凳增加客运量，大件的行李都要爬上车顶放在行旅架上。
车主总会想要利益最大化，没有坐满不会轻易上路或是一路慢悠悠地走，路边有人招手便停下揽客，一路到达上海，五个小时也过去了。
遇上江面有雾渡口停航，便是遥遥无期的等待，曾经有过从早上十点一直等到下午五点的经历。
等待摆渡的车辆排起几公里的长龙，乘客们都下车闲逛，买一点江边的菱角花生以打发时间，还有相熟的直接聚在一起在路边打牌下棋，不时抱怨几声恶劣的天气和倒霉的牌运。
二〇〇八年六月，苏通大桥建成通车，往来的巴士骤然增加，沪太路的长途车站每隔半小时就有一班发往家乡的班车，到了节假日客流量增加更是公交化发车，到车站随时上车，坐满便走。
享受着冬暖夏凉空调车的惬意，听着当年流行的MP3，在音乐声中，两个多小时的路程转眼便到了。
行驶在平坦的大桥上，望向波涛滚滚的江面，繁忙穿梭的集装箱轮由远及近，又渐渐变成一个黑点消失在视野里，下了桥走在宽阔的省道上，乡间的花园洋房日渐增多，乘客们所带的物品不再是铺盖和活禽，时髦的拉杆箱已是出门在外的标配。
到了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崇启大桥正式通车，我的家乡被纳入长三角一小时经济圈，一个多小时便可以从启东到达上海的每一处地方，每次往返上海启东之间，经过一隧二桥，真正感觉到了天堑变通途的便利。
我最喜欢的场景就是开车回家，即将下桥踏上家乡的土地时，在桥上眺望故土的风景。
左边不远处是高楼鳞次栉比的市区，右边是白墙红瓦绿树掩映的乡村，再远处的长江入海口，集装箱码头忙碌的吊机和一排排悠然自得缓慢转动的风力发电大风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世事流转，时代变迁，当年的天堑已被征服，这所有的变化都归功于时代的发展和改革的创新，我的家乡也在改革的浪潮中乘风破浪，奋勇向前，共饮长江水的沪启两地在改革的春风中也一定会继续携手并进，实现国家需要我们实现的目标！
【篇六】
提及坝坝电影，我得先从坝坝电视说起。
八十年代初期，改革开放春天西南拂，土地下到户的政策，接地气、聚村头、进田头，山村人的温饱问题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精神食粮却仍然很贫穷。
那年夏天，村北头有了第一部黑白电视，熊猫牌显像管，14英寸的。
主家姓张，在集镇供销社工作，很吃香，令人羡慕的。
当然，他的脑子灵光。
到他家看坝坝电视是要出钱的，小孩1分，稍大的2分，大人要3分。
即使这样，来看的人也很多。
每天，太阳还未下山，主家将电视桌子搬到堂屋门口，旋转好天线，老人和小孩便开始用板凳占位置。
能在椅子上躺着看电视，那真叫幸福。
主家也会准备几根长板凳，三五成群的村里人总会在节目快开始前准点到。
村里人摇着竹篾扇，大声说笑着，暑气还没有收敛，电视便开始了……
最早看的片子叫《霍元甲》，然后是《再向虎山行》《血凝》《一剪梅》……好些已经说不上名字，多少悬念、多少惦记，都成了大家茶余饭后交流的话题。
记忆最深的是播放《霍元甲》时，我和小伙伴们嘴里哼着自编的曲，“
霍元甲的迷踪拳，龙海生的鹰爪功，还是有点凶……”在戏外打仗。
我们的喊叫声、撕杀声，绝不低于电视中的各种声音，有时用稀泥做成的饼子互扔，偶尔落入人群，会遭到大人们的一番责骂。
当然，一些小伙伴们也会被家长高声吼回去，“战争”被无情地解散了，因为明天要放早牛……
村里放早牛是我们这帮小子每天必须完成的任务。
天蒙亮时分，我们便会被大人嚷着起床，揉着惺惺的双眼牵上牛缰，骑在牛背上，一晃一悠地下河去。
老家向西不远是润泽浅丘沃野的沙溪河，大片农田青黄交替，将临河的数个村庄的希望复耕不断。
幽绿幽绿的河水缓缓流着，河的眼睑随着波纹散开涟漪。
大水牛，或许因为渴，甩开蹄一头扎进水里，咕咚咕咚畅饮。
待到牛酣饮后，我们再翻身上牛背，一前一后向山里进军。
上树掏鸟蛋、下河摸鱼、捉螃蟹、捅马蜂窝……这都是我们的家常之事。
昨天，听村上的高音喇叭早早通知，乡里的电影队要下村来巡回播放。
这是村里的大事，大家奔走相告，呼亲唤友，喜讯很快飞遍山乡旮旯角落，人心也扑腾起来。
最欣喜若狂的便是我们这帮孩子了，不用花钱买票，可以自由看。
一个放映员、一块银幕、一个音响、一台放映机……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坝坝电影。
黑白两色的窄银幕“档子”，没有现下彩色电影的五光十色、绚烂多彩。
曾有一段日子，坝坝电影送文化下乡总在“微风徐来，蛙声阵阵”中为村民消夏避暑注入了一道快乐的清凉剂。
《突破乌江》《高山下的花环》《地道战》《地雷战》等抗战、悬疑、谍匪、情感喜剧，很接地气、很有正能量，唯美了“稻花香里说丰年”的记忆，给乡村生活带来了遥远的枪炮声和动听的号角声，沸腾了村庄的平常夜晚。
到了傍晚，晒坝上便支上两根长长的竹篙，拉好幕布。
正对不远摆着八仙桌。
稍微吃过晚饭，大人孩子们都会端着凳子抢先去占领好位子，孩子们疯闹着等候电影开场，大人们摇着蒲扇，谈着闲话拉着家常，男人们悠闲地抽着味道浓、熏人的“黑武器”（叶子烟）。
有本村的，也有邻村的，甚至方圆几十里的人都往这涌。
当然，这也为异村的男女青年“耍朋友”谈恋爱提供了好机会。
当放映员将一打亮光束，晒坝上黑压压的人群顿时风平浪静下来。
但是对于我们小伙伴来说，看电影很多只是凑凑热闹，更大的热衷还是在夜晚的晒场上与同龄小伙伴们玩耍、奔跑和恶作剧。
偶尔，调皮的小孩伸手在光束里乱晃，银幕上顿时出现一只小手，原来上银幕这么容易？
于是一群孩子都在光束里现身，弄得银幕上乱糟糟的，引得大人一顿臭骂……
若知悉外村有坝坝电影，我们也会结伴相约同去。
尽管害怕走夜路，我们还是会一路高歌，一路小跑向外村进军。
赶到目的地，我们属于来得特迟的。
坝子里早已是人山人海，树上、墙上都是人。
要想觅得一席之地，谈何容易。
我们听着声音，看着人家的后脑勺，忙着转了一圈，也是徒劳。
只好去了银幕后面看反片。
看背面电影除了字幕是反的外，就是图像左右相反，看惯了也一样津津有味。
八十年代末期，雨过山村，解决温饱后的邻里开始外出打工，受各种职业和生活方式的冲击洗礼，部分村民的思想活跃起来。
邻村有个放映员头脑活泛，做起了卖票看电影的生意，在镇上修建了一座电影院。
每逢单号赶集，电影院的高音喇叭里《南北少林》《十三太保》等大片牵扯着过往脚步。
近万人的小镇，天天爆满。
如果是好片子还要加场，从上午一直放到晚上。
我记得《妈妈，再爱一次》把满场啜泣搞得泪水涟涟，教育片《少年犯》是上小学二年级学校组织观看的，每个学生1角钱，至今影片中的片段和那首经典歌曲《心声》仍留存在我脑海深处。
九十年代，改革开放的红利涌进山乡，村容更美了，茅草屋变红墙青瓦，二层小楼拔地而起，昔日崎岖的乡间小路变成水泥路延伸到村外，长虹牌彩色电视走进了各家各户。
坝坝电影消失了，镇上的电影院也倒闭关停。
乡邻们开始习惯固守着自家的“一亩三分田”，特别是除夕，一大家子守着25寸的彩电看春节联欢晚会，似乎是不成文的规矩。
如今，各城各地的多厅影院方兴未艾，与孩子一道快乐成长的亲子电影备受大家追捧。
守着45寸云电视的同时，更多的是牵伴女儿走进太平洋多厅影院，追忆那村那人那坝坝电影的温暖。
【篇七】
麦收时节，回乡探亲，院落空空，我讶异道，没有收回麦子么？
我还准备好力气帮忙晒麦子。
母亲备好饭菜，笑呵呵迎接我，说道，今年麦收格外轻松，前面收割机割麦子，后面跟着播种机种玉米，收割好的麦子直接拉走卖给淀粉厂，价钱也不低，省的拉回家。
饭毕，母亲絮叨起来，以前麦收时节多忙啊，忙得都要带饭去地里吃，现在好了，一天时间收完麦子播种完，多快啊。
我也随着母亲的思绪，忆苦思甜。
六十年前，我们还不种小麦。
我家在河北农村，六十年前，母亲还是孩子，她说，那时候村里穷啊，根本吃不上饭，整天肚子饿得咕咕叫。
地里种的大部分是红薯，因为红薯产量高。
那时候可能因为小麦品种以及农用井、化肥等还不完善，小麦基本没有产量，地里不种小麦，平时根本吃不上白面，过年过节吃饺子，基本上是奢侈中的奢侈了，当然也就谈不上麦收时节了。
四十年前，我们用镰刀收割小麦。
四十年前，改革开放了，小麦也开始在家乡大面积种植，六月中旬，天气干热，田间热腾腾的空气拨弄着麦浪，处处是铺天盖地的金黄。
我没有用镰刀割过小麦，据我母亲回忆，那是种痛苦的记忆，那滋味无法形容。
天热无风汗流浃背，麦芒的刺时刻挑衅你，扎得浑身疼痒，割上一会儿背疼腰酸，一天下来嘴里鼻孔都是黑黑的，全是土。
更重要的是还要抢收，白天顶着烈日收，晚上也要收，饭都是带到地里去吃。
母亲说，有一年，赶上雨水多，实在抢收不回，麦子在地里都长芽了，庄稼人啊庄稼人，那心里的难受比身体痛百倍。
收割回来还要用机器打麦子，晒麦子，一步步下来，麦收时节真的是最累人的时候。
二十多年前，我们还要交公粮。
2006年以前，收回的麦子还要交公粮，那时我也有了记忆，收回的麦子在大马路上晒，还要提前占马路，村庄里就那么一段水泥马路，人们都抢着晒，不像现在基本家家院落水泥硬化，麦子可以在家里晒。
母亲和父亲还要去地里播种玉米，那时候我经常负责看麦子、晒麦子，然后我们一起装口袋，先把需要交的公粮装上车，父亲开着三轮车去乡政府排队交。
记忆中有一次，赶上疾风骤雨，麦子收拢不起来，被水冲走了很多，那一年，交完公粮，麦子所剩无几。
国家不断发展壮大，各种惠农政策也来了，公粮不用交了，收来的麦子全是自己家的，这个消息让村里人欢心鼓舞了许久，麦收时节的累啊忙啊都不算什么了。
现在，麦收时节轻松应对。
农业机械化发展越来越明显，麦收时节收割机成了主要角色，隆隆的机器昼夜不停，麦收效率大大提高，一个村庄，一两天就可以收清完毕。
让我更加振奋的是，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发展，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农业机械在向一体化系统化发展，收割机、拉麦机、播种机团队作业，有的地方播种后灌溉、打药也是无人机参与，这样的发展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农民的迫切需要。
麦收时节的忙碌、劳累都成了过去式。
母亲不断重复着现在麦收多么轻松，她对这样的发展也是兴奋不已，我信心满满地对她说，等着看吧，再往后，乡村振兴不断深入，农村会有更大、更令人振奋的变化。
改革开放四十年了，四十年前，母亲怎么也不会想到，在应当忙碌无比的麦收时节，她可以闲下来，和我回忆过去，唠唠家常。
【篇八】
早晨在饭堂吃早餐，一位同事戏道：
“我拿鸡蛋跟你换个包子吧！
”一石激起千层浪，脑海中不禁又浮现出鸡蛋里的流金岁月。
鸡蛋，现在最常见的食材，普遍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
但放在40多年以前，却是非常珍贵的营养品。
据说，那时只有家里来了贵客、有人生了病，或者产妇“坐月子”，家庭主妇们才舍得给碗里加个鸡蛋。
这样的记忆，许多年龄较长的人都有。
听母亲说，以前的鸡蛋，是可以当钱用的。
那时候物资很稀缺，粮食等一些能交易的东西很少，最有交易价值的，就是鸡蛋了。
像母亲这样的很多没有钱的百姓，就跟亲戚朋友借几只小鸡仔养着，长大了产了蛋，就赶忙先拿出一些还了鸡仔的“本”和“利”，后续产的，就拿去换盐、“洋火”、煤油、针线、毛线等日用品，以及蜡笔、铅笔、毛头纸等学习用具。
那时的鸡蛋很廉价，大致5分钱一个，一个鸡蛋可以换一大堆“水果糖”。
40多个鸡蛋，就可以换一匹够做一件衣服的花布。
做完衣服剩下的“边角料”，手巧的母亲就拿“刃片子”（用废的菜刀）裁好，给姐姐缝成一个文具袋；再剩的小块儿，可以拿来做补丁，往破衣服上一缝，显得格外耀眼；实在用不了的花布“绺子”，母亲也不会放过，往一起一拼接，就成了姐姐的“头绳儿”，系在头上可漂亮了！
就这样，土鸡成了农村家家户户物质和精神的“寄托”，我们当地形象地称之为“鸡屁股银行”。
像母亲这样的家庭主妇更是望眼欲穿，每天早上都要把前天洗碗剩下的“饭渣”洒在鸡圈前，来“讨好讨好”这些土鸡们。
鸡圈门一开，母亲就堵在门口，挨个把每个鸡屁股都摸一边，看看哪只会下蛋，以此来估计当天的“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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