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中国史前玉文化板块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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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中国史前玉文化板块论

中国史前玉文化板块论

 

中国万年玉器史的发展历程揭示了史前6000年的玉器发展先后走出了实用的生产领域,由群体普遍自发地采用个体玉件打扮自己到精心组合的玉饰之出现,说明玉已经不是纯物质的东西而已是初步具备意识的观念的成分的特殊的物质文化体。

进而被原始宗教领袖及神学贤哲——巫觋攫取用以事神,玉于是被罩上“神物”的外衣供天神以食以飨,或制之为“神器”。

巫、玉、神三位一体的神秘氛围笼罩着当时的整个群体。

同时它也表明玉由为生产服务、满足人们美感享受而进入为天神食飨或充作天神的化身(神器),为广大人群顶礼膜拜,最终跃进天神的境界,标志着史前玉文化已达到高峰,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

之后,有些爱美尚武的群体,以武力征服四邻并夺取巫的事神权,出现了将神界的主宰和现实的统治两大权力集于一身的“王”,他也从巫那里学到赋予玉以“神物”的神秘哲理和巫魔法,进而用玉制成“瑞符”标志他自己及其身边一伙人的权威和功绩。

至此,玉文化已接近走完了它的史前社会的光辉路程,虽然离文明社会仅有一步之遥,但它怎样也无法越过这雷池一步,仅仅为文明奠定了一块基石。

玉文化的发展离不开特定的时空条件,这一点很容易理解,但是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成长发展的玉文化有着往往不易为人发现的凝聚力和爆发力,并非始终都处于缓慢的稳健的发展状态,它的变化有时是突然性、爆发性的,使我们感到来无影去无踪,难以捉摸。

为了形象地说明史前玉文化的多样性、复杂性、延续性、爆发性的状态。

姑且采用地质学上的“板块”以说明史前玉文化的宏观性质与微观特点,这不仅易行而且也便于理解。

中国史前玉文化板块的划分及其发展变化是建立在古文献记载、考古发掘出土的大量玉器、考古学文化宏观研究、玉器考古学研究、玉资源及古矿的调查研究以及玉器、玉文化、玉学理论的探讨与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的。

它是属于玉文化的科学范畴并与文献学、历史学、考古学、地质学、矿物学、工艺学等等都有着密切关系,它又是独立的分野和新颖的课题。

中国史前玉文化是分散的、散漫的、自发的、突变的。

在全国分布不均匀、不平衡,早期偏于东部,晚期分散于北方。

在时间序列上有迟有早,有的成为谱系,也有的来去下明。

其发展水平也有高有低,有的无所作为,有的登峰造极。

玉器的土著性与移入性并存,以及群体的移动像火花四溅般一般地各奔一方,这都说明各玉文化板块处于运动状态,并发生碰撞。

其碰撞的动力有的来自大自然的惩罚,也有的来自人们互通有无、公平交换或人为的扩张、掠夺和冲突。

其实我国史前玉文化的起讫兴衰的历史也紧紧与各板块的碰撞联系在一起。

今依我国史前玉文化板块的位置、布局极其玉器的起源、从北向南运动和互为碰撞的状况,习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段出现三大玉板块,后段形成五支亚玉板块。

我国出土玉器已证实北方玉器露头时间早于南方不下1千年。

如果仅仅眼盯着国内各地出土玉器的时间早晚是不够的。

一种适时的做法是迅速地将目光转向我国周边的玉资源矿藏和玉器出土的情况。

早已得知在我国四周都有古玉出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北部俄罗斯西伯利亚出土玉器要比我国兴隆洼出土古玉器早得多,可能要早一二万年。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将我国北方、东北方的古玉研究纳入东北亚的宏观环境,从总体发展历程来探讨我国玉器的源头及在社会生活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确有必要从北向南来观察我国古玉文化板块的组合及其浮动情况。

中国史前玉文化板块示意图

 

一、东夷玉文化板块

东夷是居住于我国东方的古老族群,包括今内蒙古东部、东北三省、河北、山东,直至江淮的一大片土地的先民而言。

玉名为珣玗琪,其主要矿源为今辽宁省岫岩县细玉沟山顶,其次生玉料出于沟内溪流及其坡地。

另两个蕴藏丰富的玉矿在外兴安岭和东萨彦岭,即今产于贝加尔湖东北及西南的“俄罗斯玉”。

在远古时期此地原始文化与我国黑龙江省原始文化出土玉器有一定的相似性,也出现了玉材交流的可能。

因我国史前东夷玉文化板块玉资源矿藏偏于东部,对北南两地诸夷交流多有不便,故东北夷很有可能亦与东北亚西伯利亚古文化群体在玉材与玉器方面已有了交流。

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十分必要,但这是今后重要的科研任务,在此不必赘言。

此玉板块内各爱玉群体可能也是由北向南迁徙。

现今已发现的古文化有内蒙古东部及辽西兴隆洼文化、查海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辽东有新乐下层文化、小珠山文化;吉林、黑龙江省有左家山文化、新开流文化、小南山文化、昂昂溪文化等。

内蒙古赤峰及辽西距今8000~6000年的兴隆洼、查海遗址出土块(彩图1、2)、匕形器、管、凿,按功能分类,玉块、玉匕形器和玉管均为装饰品,只有玉凿是生产用工具,说明玉用作生产工具之外,主要用作装饰,戴在耳上或系于身上,增添了人体之美,打扮得更漂亮、更美丽。

此时的原始人对玉的审美是建立在长期积累的对自然物质和人体的美感基础之上的已有升华了的自发意识,并非审美的萌芽状态。

这是离开了生产而进入了人自觉的创造玉装饰的文化领域。

姑且称这些玉玦、玉匕形器和玉管为玉美器。

说明该地先民继其他自然物之后,已认识到玉的美感价值和装饰功能。

这比将用其作工具从事生产获得物质资料的实用功能已有所进步。

在此必须说明这些玉美器的占有者和使用者是何许人,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关键问题!

从发掘出土的资料及其迹象来看,其占有者和使用者并非是社会群体中的一般成员,而是掌握着诸多特权的巫觋。

所以,玉美器的社会功能绝非仅仅是一个美字,很可能与神已经挂上了钩。

到了距今6000~5000年红山文化时期,玉器功能又有所变化,器形大为增加,代表性玉器有玉龙(彩图7)、马蹄形器(彩图8)、玉勾云形器(彩图3、4)、兽首玦(彩图9)、边刃圜形器(彩图5)、边刃连体圜形器(彩图6)、兽面纹丫型器(彩图10)、鸮、鸱(彩图11右、左)和龟(彩图12)等。

以边刃圜形器为(彩图5)为例,已知其分布状况:

北起小南山,南抵新沂花厅,其连体边刃圜形器向南传播可达凌家滩。

说明这种器形的生命力是十分强劲的。

目前红山文化玉器中直接事神、飨神、媚神的玉器,从其出土状况判断,上述马蹄形器、勾云形器、兽首玦、边刃圜形器均为墓主所服佩之器,也就是巫事神时所用的玉器。

玉龟是占卜或行巫时用的,也可算作玉神器。

上述神器均发现于赤峰的那斯台、赛沁塔拉、凌源、建平的牛河梁、三官甸子、阜新的胡头沟等重要遗址,大体上距今5500年。

这些玉神器说明红山文化巫觋是主要的统治者,除了神权之外,同时掌握着猎物分配权和政治统治权,军权虽不在握,但他可借神来控制军事指挥权。

牛河梁积石冢是巫的陵寝,女神庙即其祖宗庙堂。

红山文化是以神来维系部落群体的繁衍壮大、巩固加强、防御自然灾害和外来侵略的。

神权、政权、军权、族权四位一体,集于巫一身。

这就是以神灵为核心的红山玉文化的主要恃点

辽东地区的玉文化起于沈阳新乐文化至小珠山上层文化,以工具和饰品为主,玉工具有斧、锛、凿,饰品有珠、坠、“璇玑”(“牙璧”)和“勾玉”。

其中“璇玑”和“勾玉”是辽东半岛玉文化的新器形。

“璇玑”(彩图14)本为夷玉中的牙饰圜形器,清吴大澂定名为“璇玑”不妥。

“牙璧”之名也失实。

因夷玉确无“璧”,只有边刃圜形器。

考虑上述二种定名均不妥,相比之下,还是从旧为宜,以免节外生枝,名称歧出。

依管见应为“牙饰边刃圜形器”。

“勾玉”(彩图15)系移用日本出土玉器之名,亦通行于韩国。

其形为一端尖一端圆的弧形玉器,类似我国的阴阳鱼。

此“勾玉”来自郭家村下层文化,距今6000~5000年,大大早于日本所出者,其形亦属弧状,但孔钻于尖部,与日本勾玉孔位相反,然此“勾玉”仍堪称日韩两国“勾玉”之鼻祖。

辽东史前文化是东夷玉文化的一支,出土了具有地方特点的玉器,可能停留在工具、饰品的阶段,尚无进入玉神器阶段的任何迹象,反映出其原始性与停滞性。

即使如此也不能忽视或否认巫觋对其实际控制和应用。

吉黑两省出土玉器约自距今7000年沿至距今5000年。

边刃圜形器、连体边刃圜形器、匕形器与辽西、赤峰地区出土的近似,椭圆形孔椭圆形器是其代表性器形。

其玉文化也是处于工具、饰品阶段,其形制、工艺上也带有一定的原始性和古拙性,其发展趋势似乎是缓慢的、低调的。

大汶口文化当为海岱文化之源,其年代为距今5900~4500年,大体与红山文化相当,应为海岱早中期玉文化,族属为东夷。

唐兰先生生前曾见告大汶口文化相当于太昊少昊时期。

其器形仍有相当多的边刃圜形器、连体边刃圜形器及其衍生的牙饰圜形器(璇玑),故划归于东夷玉文化板块之南端。

大汶口文化器形多样化,主要器形有玉钺、锛、刀、镞、圜形器、镯、珠、管、璜、坠、锥形器、琮形镯、圆孔方形器以及人面(彩图16)等,也是以工具、饰物为主的玉文化,治玉工艺精致化是重要特点。

此玉文化地处青徐二州之交界处,其玉材来源是否有远距离搬运还不甚清楚,可能是就地取材。

《禹贡》记“青州……岱畎丝枲铅松怪石”,无玉。

颜师古曰:

“怪石,石之次玉,美好者也。

”徐州亦无玉。

暂且可认同大汶口文化玉器之材来自泰岱的“怪石”。

泰岱之“怪石”也是夷玉的第二来源,其矿点、产状、质色均不见矿物学勘探及检测资料。

以上东夷玉文化南北拉得很长,虽然其地区差别明显,但仍可见其共性,故前些年笔者曾统称为北系玉器或北系玉文化玉器。

二、淮夷玉文化板块

此板块包括考古学文化的江淮宁镇地区的薛家岗文化、凌家滩文化、龙虬庄文化、青墩文化、丁沙地文化、北阴阳营文化、昝庙文化等古文化。

按《禹贡》论该地属徐州南部及扬州偏北。

此地西部江淮地区玉器多少带有东夷玉的特点,宁镇地区以玦、璜为代表,然尤以璜最为突出。

其璜形与大溪、薛家岗、马家浜、崧泽都有一定的联系,呈现出长江中下游各考古学文化玉器的互相交流及南北夹冲之势。

笔者曾经定其为红山、良渚北南两系玉文化的中间地带、缓冲带、碰撞带和融合带,同时又指出其有着鲜明的土著性特色。

还曾经设想将江淮划归北系,将宁镇划人南系。

但是也有不能圆说之嫌。

所以,在研究重新划分玉文化板块时,考虑到年代、气候、环境、玉矿藏量时空关系以及考古学文化等条件,将其视为距今6000~5000年间的一个较小的约千年的玉文化板块,也是未尝不可。

其早期玉文化为薛家岗文化,距今6000~4700年,主要器形有玦、璜、环、镯、珠、管、坠、锥形器以及钺等圜曲系器。

凌家滩除了璜、玦、环、边刃圜形器之外,还以玉龟甲腹(彩图19)、长方形玉片(彩图20)、玉巫(彩图17、18)、玉鹰(彩图21)、玉龙等为代表。

宁镇地区古玉也是以玦、璜、管、坠等器。

此玉板块以玦、璜、环为主体,与马家浜、崧泽两文化的玉器非常接近。

惟有凌家滩所出玉龟甲腹、长方形玉片、玉巫及鹰是其独特产品,不见于此期其他考古学文化。

因此肯定其为北南之间的淮夷玉文化板块,也是可以通得过的。

然而仅从其淮夷玉文化板块的名称来说,它与东夷玉文化板块有着亲缘般的密切关系,作为东夷玉板块的一分支也是可行的。

此玉文化板块的立废问题是一个学术问题。

也就是如何看待玉文化板块的内涵,以何标准来划分玉板块的问题,就目前出土的玉器的状况来看,它既有土著性的玉文化较为稳定的一面,另外,它还有着来自长江上游、江淮之北南等玉文化势力冲击与影响的被动的一面。

如何估量其稳定性的内因和浮动性的外因及其矛盾的统一则是有关玉文化板块立废的关键,这还须等待今后更多的发掘出土的玉器来检验并加以论证。

特别要正视凌家滩出土的土著性甚强的玉龟甲腹、长方形玉片、玉巫和玉鹰。

玉龟(彩图19)、长方型玉片(彩图20)可能是占卜的法器;玉立、坐两种人物应是觋(彩图17、18),是男性巫者;展翅的鹰(彩图21)其翅端有兽头,很难诊释,也是一件具有神秘性色彩的玉器,可能与巫卜都有关联。

由此可以了解这些玉器可能都是直接得、间接用以事神的“玉神器”,相对于东夷牛河梁积石冢出土的玉器,北南呼应而又各得其所。

三、东越玉文化板块

越泛指我国南方的一支庞大族群,战国时称“百越”。

地处《禹贡》古扬州。

包括今江苏、安徽南部、湖北偏东地区、浙江、福建、台湾、江西及广东北部。

现已发现的考古学文化有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等。

起止年为距今7000~4200年,长达2800年。

以太湖地区即江苏南部、浙江北部为中心区,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一脉相承,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玉文化。

玉器有玦、璜、环、镯、珠、管、坠、串、璧、琮、钺、梳背、带钩、柱形器、牌饰、三叉形器、锥形器、觿、纺轮、鸟、蛙、鱼、龟、蝉等,器形多样,工艺精致,特点鲜明,笔者过去曾称为南系玉器。

继红山玉文化之后在古扬州地形成了史前玉文化史上的极其辉煌壮观的第一个高潮。

河姆渡文化首先发现于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主要分布于杭州湾南岸宁绍平原,年代为公元前5000~3300年,是南系玉器中最早者。

主要器形有玦、璜、环、管、珠、饼、坠等小件佩饰。

玉材有玉和萤石,萤石较多,约占第一期文化玉器中的75%。

工艺较简单,器形不够规整。

玦有圆形和椭圆形,孔偏于一端,可保持稳定。

可见玉美器中的玉玦在北南两系玉器中共存,都是最早的耳饰。

璜多为单孔,呈半环形或弧形。

单孔璜形器也是用于装饰,从其单孔来说,只能作为坠饰,可用于颈胸的装饰。

玉工具尚未发现。

上述玉器都是装饰品,属玉美器类,尚处于玉文化的初级阶段。

马家浜文化主要分布于太湖地区,南抵钱塘江北岸,西北到江苏常州一带。

其年代约始于公元前5000~4000年左右。

出土玉器多为玦、璜等小件饰品。

玉玦缺口部位稍薄一些,孔多在正中,个别也有偏于后端,多为璧式,少有瑗式,也有算珠形。

材料有玉、玉髓、冻石。

有白色和黄褐色。

玉很少,多用白、浅黄、黄褐等色玉髓制成。

马家浜玉文化实质上也是处于玉美器阶段。

崧泽文化由马家浜文化发展而来,其年代为公元前3900~3300年,约六、七百年。

崧泽文化玉器中玦已少见,大量的是璜,分为半璧形和条形,多为对称,也有不对称者,其中还有兽头者。

此外还有环、瑗以及琀、项饰等。

琀有心形(彩图22)、璧形和圜饼形,标志着已出现以玉为殓葬器的新趋势。

玉质较好,多为闪石玉。

崧泽玉文化仍属以璜为主体的玉美器阶段。

当然,也不能排除玉美器的主人公是巫觋。

良渚文化分布于太湖地区,南以钱塘江为界,西北至江苏常州一带,以今余杭反山、瑶山及其附近为中心。

它是从崧泽文化发展而来,其年代为公元前3300~2200年。

可分为两期,早期以钱山漾、张陵山等遗址为代表,出土玉器有琮、璧、钺、梳背、璜、镯、觿、蝉、管、环、锥形器、猪形坠、坠、串饰。

晚期以良渚遗址为代表,所出玉器精美异常,器形是在早期的基础上更精致化、完善化,有的镂空化。

新器形有琮、璧、带钩、龠、钺、鐏、柱形器、半圆形饰、杖端饰、双孔管形器、梳背钩、纺轮、牌饰、三叉形器、璜等。

重器有玉琮(彩图23)和玉钺(彩图26)两种。

良渚早晚两期玉文化表现了它的成熟及其登峰造极的水平。

良渚玉不仅器形丰富多彩、工艺精湛优美,而且在其功能上出现了新状况,由崧泽璜文化转到以玉事神的高级阶段,如直接事神的琮(彩图23)、璧(彩图24、25)、以及巫所服用的梳背(彩图31)、三叉形器(彩图27)、璜(彩图28)、锥形器(彩图29、30)、牌饰(彩图32)、带钩(彩图33)等玉器均为玉神器。

说明此时巫觋的势力无限膨胀,已牢牢地掌握神权,还攫取了政治、军事等大权,将神、政、军三权集于一身。

此时原始宗教——巫术已笼罩全部生活的方方面面,已发展到狂热而失去理智之程度,巫觋也成了万能的主宰者,既是神的化身和使者,又是现实社会的最高统治者。

毫无疑问玉器生产直接地为他所控,他成了玉器的最大占有者,甚至还在神器上镌刻他事神的图案。

如过去释为“族徽”、“神徽”的“神人骑兽”图案,笔者释为“巫骑兽事神纹”,也就是巫以玉事神时的自我写照,所谓神就是巫戴面具——“傩”,“神兽”也是如同“汉百戏”上常见的龙虎之形的道具,留下了巫觋头戴面具、骑坐在由人扮演的兽身上事神时的形象。

琮上的多层人面、兽面图案也都是巫骑兽事神图案的简化形式。

不论“神人骑神兽”还是“神人面”、“神兽面”等图案都不是巫的真实形象,而是巫的示意性的形象符号。

玉器为他事神服务,这开创了玉器从广大的或部分人手中集中到少数人之手的先例,也是后世帝王玉的鼻祖。

巫推动史前玉文化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与玉人共同创造了史前的第一座玉文化高峰。

所以巫对史前玉文化的发展,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如果不承认原始宗教的狂热,没有以玉事神的巫为现实的万能主宰的使者的话,良渚玉文化的内涵及其载体都将成为不解的谜团。

以上就是我们对史前中后期三个玉文化板块的简单解释,它的发展及结局都是巫觋始料未及的,其繁荣成为昔日的追忆,他们所面临是人为的或自然的灭顶之灾,在这场灾难中他们并未得到天神庇佑而都突然地消逝了。

我们认为主要的是天灾,北方的干旱和南方的水灾,由此引起的厮杀火并也是另一大灾祸,造成红山文化解体南下受阻,良渚文化酋邦解体四处逃窜。

随之神巫彻底毁灭!

这是对神与巫的最大嘲讽!

之后,迎来的是重现实的崇武的强力集团所创造的史前新文明前夜的社会和新的玉文化,即山东海岱山玉文化、陶寺玉文化、陕北神木石峁玉文化、甘青宁齐家玉文化及石家河玉文化等五处新时期晚期玉文化亚板块。

这五个新石器晚期玉文化亚版块虽然时间短,面积不广,但其玉器的形饰确发生了很大变化,面貌一新,令人刮目相看。

此时,掌握政治军事大权的酋长,剥夺巫事神的权力,将其归为己有,也成为集政、军、神三权于一身的新的统治者,推动了社会的转型——新的父权制社会和新的玉文化的建成。

四、海岱玉文化东夷亚板块

海岱包括《禹贡》之青、徐二州,今山东省及江苏、安徽两省北部地区。

海岱玉文化亚板块的源头在大汶口文化已列入东夷玉文化板块,此不赘述。

此亚板块的考古学文化仅指龙山文化,年代为距今4500~4000年左右。

出土玉器除钺、锛、锥行器、圜形器、璇玑、圆孔方形器、镯、管、珠、坠之外,尚有新型玉器有圭、刀、戚、矛、璋、琮、鸟形饰、簪、冠饰等。

玉质较好,白色、乳白色较少,多为青色、灰青色、淡绿色、翠绿色、墨绿色,偶可见黄玉和黑玉,治玉工艺也较大汶口文化有所改进与提高,在切割、镂空及抛光上均堪称精进,器形多规整、平薄、光泽晶莹。

海岱玉文化的玉器与其前大汶口、红山等玉文化之最大的不同处是玉兵类器增多,如玉戚出土数量增多,器体较薄,实用性减弱,仪仗性增强。

大量的直方系单孔或双孔玉钺,可能都是军事指挥的权力标志。

还出现了将下弧刃切割为四个上弧刃的玉钺(彩图36),其功能待考。

玉圭(彩图34)是海岱玉文化的最重要的新型玉器,长身锛形,下端两面均饰阴线兽面纹,与良渚文化兽面纹类似。

其刃部无使用痕,从兽面纹方向可证实,刃部朝上,应定为玉圭。

圭的功能《周礼·春官·典瑞》记载甚详,如“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它是王侯的瑞器,其源在海岱。

玉璋也是海岱玉文化的新型玉器,已见4例。

其中三例内援间出栏,邸斜杀与《周礼》璋邸射相符,“以祀山川,以造赠宾客”,这由山东五莲县五场乡上万家沟山顶龙山文化祭祀坑所出之璋邸射(彩图35)所证实。

只有一件在内上两侧饰有鉏牙,极不突出,易被忽略,可能是牙璋之祖型。

牙璋“以起军旅,以治兵守”,是兵符,可用于调兵遣将等军事行动。

玉冠饰(彩图37)由白玉镂空嵌绿松石扇面形饰和青玉竹节状梃组成,应为头上发髻或冠之插饰。

其扇面形饰的图案为夔龙,这也是首见之玉夔龙图案,商殷青铜器上大量使用的夔龙纹的源头当是此玉冠饰上的夔龙纹。

此器构思之巧、组合之妙、雕琢之精、品格之美堪称史前玉头饰之冠。

另有管心圜形器,即环、瑗等圜形器之圆孔周边凸起好似圆管,妇好墓、大洋洲扬越墓、三星堆祭祀坑以及云南古滇国墓均有出土。

此器出于海阳司马台龙山文化遗址,是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纬度最北的一件,可能是一种手镯,这也是值得注意的新器形。

海岱龙山玉文化由其圭璋的出现,带来了由巫统治的玉神器时期进入由政军首领统治的玉瑞器的社会转型期,并传递了统治权已经易手的新信息。

五、陶寺玉文化华夏亚板块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襄汾县陶寺村南,属龙山文化的一个类型,其年代约当公元前2500~前1900年,也是夏禹区域,《禹贡》中属冀州地,可能是先夏文化的一支,故列于早夏区域。

出土玉器有钺、钺形器、圭、璧、复合璧、璜、琮、双孔刀、梳、笄、步摇、项链、指环、服饰等。

经笔者目睹摩挲,确有不少透闪石玉。

其玉钺(彩图39)、玉斧刃钝,又无使用痕迹,已非生产中的实用工具,应用作军政首领的瑞信之器,与海岱玉文化的钺、斧是一致的。

琮是良渚文化玉神器,而此玉琮(彩图38)身矮,为外方抹角内圆或外八方内圆的两种形状,饰横槽数道,已去良渚玉琮甚远,说明其功能已转化。

产玉地尚不清楚。

从所见少量玉器可知军政首领掌握了全社会的统治权。

由于陶寺类型文化遗址发掘工作尚未结束,出土玉器不够丰富,其玉文化的属性、地位都有待今后探讨和研究,但是考虑到该遗址处于夏墟之内,出土了鼍鼓、特磐等重要礼器及玉钺等信物,应列为龙山文化时期的一处古华夏区域的玉文化亚板块。

六、石峁玉文化鬼国亚板块

鬼国是载于《山海经·海内北经》的北方古国,殷称鬼方,相当《禹贡》九州之冀州北部,即陕西北部、山西以及内蒙古中部,其尽头可以直至今俄罗斯西伯利亚、贝加尔湖以北之地。

重要遗址有陕西神木石峁。

石峁遗址玉器自20世纪30至80年代屡有出土,估计共出土玉器1000余件,大部已失散。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戴应新研究员于1976~1979年在石峁征集了127件,是研究鬼国古玉的重要资料。

笔者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看过数件,同时陈全方局长、戴应新先生提供了大约40~50张彩片供观看。

1993年戴应新先生将其全部彩片发表于台北《故宫文物月刊》总125~130期,方得见其庐山真面目。

此文将SSY45玉戚改变为神木贺家川采林村土坑墓出土,伴出一铜带钩,年代较晚,从石峁玉器中剔除,所以戴氏收集的石峁玉器实有126件。

玉色有黑玉、烟色玉、青玉、黄玉、绿玉、杂色玉、布丁玉、鸡骨白色玉。

玉质有透闪石玉、阳起石玉、蛇纹石、玉髓等。

器形有圭(9件)、斧(1件)、钺(5件)、戈(3件)、玉刀(近40件)、璋、牙璋(共28件)、璧(1件)、异形璧(2件)、璜(10件)、人头像(1件,彩图49)、玉蚕(1件)、玉虎头(1件)、玉蝗(1件)、膛螂(1件)。

此外还有一些残器或半成品未计。

这是一批出土范围尚属明确的采集品,有一定的科学性和研究价值。

但与正式发掘出土的玉器不同,具体地点及其层位不明,令人稍感惋惜。

但它又高于一般的传世玉器。

按其清况可作以下分析:

1.黑玉甚多,专用于璋、牙璋以及圭、多孔刀等由石兵器转化而来的玉礼器。

黑色在阴阳五行观中代表北方,而石峁遗址正是史前北方方国。

这种有选择的使用黑玉不是偶然的,与黑色代表北方的阴阳五行观可能有着密切关系。

2.牙璋(彩图43、44)出现。

牙璋的萌芽形式已见于山东海阳司马台龙山文化遗址,而石峁牙璋发育定型,以兽头鉏牙为特征,传至二里头、二里岗以至四川广汉三星堆祭祀坑等地。

3.玉戈(彩图47)稍有增多,均为长援斜尖刃,一无孔,另一有一孔。

玉戈是殷商西周时期的重要仪兵,疑其直接的源头亦在石峁文化。

4.圭(彩图45)、璋、钺(彩图46)、戈、刀(彩图48)等玉兵的大量发现,说明石峁文化的社会结构也是以掌握政治、军事、巫卜三权的酋长占据最高统治者的位置,而巫觋退出政治舞台而屈居于次要位置,专为酋长祀神。

5.初步查明在陕北的米脂、靖边、府谷及内蒙古淮格尔旗等地,也发现了石峁文化遗址,但其分布范围并不很大。

延安芦山峁出土的玉器器形与玉质表明,似不属于石峁文化类型。

故其南到了米脂,但未跨过延安地区,西至靖边,北到府谷,出省境近几十公里就是准格尔旗。

这一石峁文化分布的考查结果受到普查与发掘不足的局限,疑其并非昔日鬼国所控的实际区域。

因为出土上千件玉器的古文化群体需要广阔的空间、较发达的生产力、强力统治集团、社会文化层次较高等多种条件。

以今天所知的狭小的区区三角形区划范围内,何以能磨治上千件的各式玉器?

这是令人难以理解的。

我相信石峁文化的实际区划比我们今天所发现的地点要多,面积要广,其延续时间要长达几百年,所琢玉器要比我们已知上千件还要多,其玉材也非采自附近,而是要经过山川阻隔、远途运输来到石峁。

鬼国玉文化亚板块的情况我们掌握的遗址尚少,资料很不充分,其分布状况也极有限,其玉料产地也未落实。

鬼国历史的起讫虽有文献记载,也甚朦胧,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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