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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家庭是农民经济的组织基础，家庭经济是农民家庭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物质基础。

在中国，小农家庭经济传统以来就发挥了相当重要的功能和作用，“传统中国农民占人口总数的80%以上，农民的劳动是传统中国社会秩序的生产基础”.[1]（P150）它主要是指在“同财共居”的家庭范围之内，家庭成员间通过劳1行为主要包括生产、投资、消费等方面。

中国农民家庭的组织结构不同于西方社会以个人为单位的核算方式，而是自古以来就形成了勤劳节俭、吃苦耐劳的经济品格，并在当前农村去过密化、农业生产机械化和化学化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仍然保持着。

关于小农经济行为的研究，学界已经形成了较为厚重的学术积累和历史脉络，对小农行为动机、目的等都做出了一定解释。

其中，理性小农、道义小农、综合小农和社会化小农等概念都是在不同层面对不同类型、不同时间点上的农民群体进行概念分析，[2]对小农性质进行界定和判断，解释小农行为的合理性。

特别是恰亚诺夫对道义小农的研究更成为了农民学和经济学领域中的经典范式，他主要是运用劳动-消费均衡理论来解释小农家庭的经济行为逻辑，有其合理性。

但道义小农范式在解释中国农民家庭经济行为逻辑时会遇到困境。

二、恰亚诺夫“道义小农”范式的理论基础

1、生命周期论

恰亚诺夫对农民家庭经济进行了深入分析，其最主要的两个理论来源是生物学规律基础上的生命周期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基础上的边际效用论。

首先是家庭经济活动量受家庭人口结构、规模和生命周期变化的影响，恰亚诺夫认为“家庭结构首先决定了家庭经济活动规模的上限与下限”.[3]（P20）而随着家庭生命周期变化，家庭人口结构中的劳动者数量（下文用p表示）与消费者数量（下文用e表示）比率不断变化调整，家庭内部所面临的经济压力是不一样的，从而决定了家庭在劳动力投入力度上的决策差异。

当家庭劳动者数量（p）等于消费者数量（e）时，家庭经济压力最小，自我剥削程度最低。

根据此，恰亚诺夫对家庭经济行为选择做出的第一个判断是，“家庭经济活动的量完全由消费者的数量决定，而根本不由劳动者的数量决定”,从这里可以看出恰亚诺夫对农民家庭经济行为的分析是建立在消费决定论基础上，而不是生产决定论。

另一方面，劳动力自我开发程度还因为体力劳动具有辛苦和乏味的特点，[4]（P121）这就决定了劳动量不可能无限付出。

因为“体力劳动的经济活动不同于其他形式的经济活动，人类体能的耗费决不是无限制的。

在一段有限的时间之内，一个人的劳动量越大，他所付出的最后一单位劳动（边际劳动）的辛苦就越大”.这就是恰亚诺夫强调的第二个判断，即劳动能力的耗费会受到劳动本身辛苦程度的制约。

“换言之，我们能够肯定地说，农民劳动自我开发的程度靠需求满足程度和劳动艰苦程度之间的某种关系来确定”.[4]（P53）进而在这一基础上，恰亚诺夫讨论了边际劳动耗费的辛苦程度与劳动所获价值总量的边际效用的主观评价之间的均衡点。

2、边际效用论

恰亚诺夫描述农民家庭经济行为也可以用农户收入曲线和“收入-闲暇”无差异曲线组成的几何图形表示。

在收入曲线图中，两条曲线必然会相交于一点，这就是对于边际劳动所获收入的主观评价相等于对边际劳动所付出辛苦的主观评价。

在这一基础上，劳动者的产出一旦达到这一点便会自然停止。

横坐标代表农民家庭经济的总收入，曲线AB代表为获得相应的家庭收入而付出的劳动辛苦程度。

如恰亚诺夫所说，获得第10个或第20个卢布时所付出的辛苦是微不足道的，但随着所获卢布的增多，劳动者每多挣一个卢布就会越发困难。

曲线CD代表获得相应家庭收入的需求满足程度或者边际效用水平。

对于获得的第20个或30个卢布的主观评价会非常高，因为家庭获此微薄收入将能够应付其一年的最基本需求。

随着年收入额的递增，对于边际卢布收入的主观评价将日益降低，因为新增收入所满足的需求在家庭成员看来是不太重要的需求。

曲线CD的走势显示了对于边际卢布收入的主观评价的变动情况，它与曲线AB相交于x点，假设x点的年收入为67卢布。

在这一产出水平上，对边际劳动所获收入的主观评价相等于对边际劳动所付出辛苦的主观评价。

至于x点以后的边际效用，每一个新增卢布所得到的评价都要低于对获取该卢布所付出劳动辛苦程度的评价。

随着家庭经济所获得收入的增加，劳动辛苦程度会不断提高，而其边际效用却不断下降。

但两条曲线总有一个相交点X,X是边际劳动所获收入的主观评价相等于边际劳动所付出辛苦的主观评价。

在这一点上，劳动辛苦程度与需求满足程度达到均衡，如果继续投入劳动，则劳动辛苦程度就开始大于需求满足程度，这自然是不符合农民经济理性行为的。

恰亚诺夫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劳动辛苦程度和需求满足程度均衡点的变迁，他主要从两个因素入手，一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二是家庭消费需求的提高。

对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同样的辛苦努力可以获得比之前更高的收入水平，从而曲线AB就会下降到AB1,就出现新的均衡点。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付出与之前相同的劳动投入会获得更高的消费需求主观评价，从而达到单位劳动收入增加和劳动强度降低的效果。

如恰亚诺夫所说，农产品价格上涨，使得劳动生产率翻了一番，那么同样的辛苦努力现在就可以达到获取第n个卢布的水平，而在以前，则可能只获取n/2个卢布。

同样，当e/p比率提高时，即家庭中消费者增多、消费需求增长时，同样的辛苦努力所获得的收入可以有更大程度上的需求满足。

这要付出更高的劳动辛苦程度以获取更高的收入水平，以满足家庭消费需求。

实际上，恰亚诺夫利用收入曲线对劳动-消费均衡点进行探讨，还是借助了微观经济学无差异曲线进行序数效用论分析。

即，恰亚诺夫在讨论劳动-消费均衡点的时候并不一定明确指出确切的数量点，而只需知道农民家庭的偏好顺序选择，即无需知道具体的效用差距数量。

在讨论均衡点变迁时也是同样的道理，不需要分析出具体均衡点的数量，而只明确均衡点会在相关因素影响下产生变化，也即明确了劳动者在偏好选择下愿意付出更高的劳动辛苦程度。

三、对恰亚诺夫劳动-消费均衡论的争论

恰亚诺夫的理论引起了众多学者的讨论，秦晖认为恰亚诺夫首先跳出了“经济人”这一逻辑预设为前提的经济学古典传统，转而从农民本来的心理状态出发分析其经济行为。

同时首创大规模地采用“参与观察”的人类学方法对农民社会进行田野调查与微观研究，因而从理论与方法两方面都为经济人类学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因此，恰亚诺夫如果不是“经济人类学的奠基者”的话，那么他至少也是“对当代人类学思想有很大影响”的人。

[5]

最重要的是，恰亚诺夫理论被归入“道义经济”和实体主义经济学研究范畴中，主要是因为恰亚诺夫在其《农民经济组织》中指出“资本主义的计算利润方法不适用于小农的家庭农场，因其生产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其家庭的消费需要，而非追求最大利润，小农的经济活动和经济组织均以此作为基本的前提”,从而形成了与波普金和舒尔茨为代表的“理性小农”范式的对立。

黄宗智（2000）和郭于华（2002）等既分析了恰亚诺夫理论“道义经济”范式的合理性，同时将其与“理性小农”理论进行了综合。

[6]因此，恰亚诺夫“道义小农”范式就成为农民学和经济学领域中的经典命题，得到了广泛认同和应用。

当然，学界也有对恰亚诺夫理论的质疑，主要是针对恰亚诺夫研究对象和研究的适用性问题。

秦晖认为“由于劳动-消费均衡论假定农场的‘经济活动量’只受劳动供给的制约而不受其他要素（如土地、资本等）供给的制约，而这一假定很少得到满足”,从而认为恰亚诺夫的分析对象适用于市场关系不发达的传统农业社会，可以免除“经济因素”的挑战。

但却忽视了如身份、权势、等级壁垒、人身依附等“超经济因素”,而后者在传统农民社会中却起着重大作用。

恰亚诺夫分析的很重要一个前提是土地和劳动力市场的缺失，“恰亚诺夫理论的实证支撑源于19世纪末俄国乡村的农户普查数据，以缺少市场要素的俄国小农社会为历史背景”,[7]即在革命前俄国土地资源丰富、农村劳动力雇佣市场没有形成，这也成为其重要的理论缺陷。

潘璐（2012）认为“恰亚诺夫模型的有效性和解释力也因其对市场经济的完全隔绝和对政治与超经济力量的忽视而受到争议与质疑”.[7]因此，恰亚诺夫讨论的前提是无限土地供给、没有劳动力市场，而中国面临着土地资源限制，从而这一理论就无法解释中国农民家庭的经济行为选择。

以上对恰亚诺夫理论的质疑主要是认为其研究对象是革命前俄国的前商品化的小农家庭，从而认为其研究结论不具有适用性。

而经济人类学家萨林斯通过对美拉尼西亚等地部落经济的人类学调查，表明即使在土地供应弹性较大的原始经济中，边际主义的分析也是无效的。

[8]

这是进一步对恰亚诺夫理论的质疑。

还有学者对恰亚诺夫理论的文化适用性做出质疑，张江华（2006）提出，“劳动辛苦程度和消费满足都是指个体的主观感受，而这种主观感受要接受文化的导引。

恰亚诺夫不加区别地使用不同地区的材料进行横向论证的做法实际假定这些地区文化上的同质性，而这一点显然亦未经证实”.[9]薛桂霞、刘怀宇（2013）等认为恰亚诺夫的“道义小农”与波普金、舒尔茨的“理性小农”是相通的，他们指出“在当代中国农户家庭经济行为的研究中，有两个看似对立、实则都是基于理性边际主义经济理论假说，即恰亚诺夫的‘生产-消费均衡’假说和舒尔茨的‘利益最大化’假说”.[10]这两个假说体系互相区别的原因在于，它们基于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的不同经济制度背景。

其中，恰亚诺夫假说体系基于劳动力市场和土地市场双重缺失极端条件下的要素市场;舒尔茨假说体系则基于另一个极端条件-完全竞争市场下的要素市场。

因此在本质上，舒尔茨和恰亚诺夫都是在形式主义经济学背景下进行讨论的。

四、农民家庭经济行为的解释困境和深化

本质上，恰亚诺夫理论的核心所指是农民家庭的经济理性决定其要在劳动辛苦程度和需求满足程度之间寻找均衡点，这一均衡点使得劳动辛苦程度的边际效益不会降低，并且需求满足程度得到提高。

恰亚诺夫对小农经济行为均衡点的讨论是建立在消费决定生产这一基础上的，是基于马克思关于消费、生产论述的理论来源。

这不同于资本家或企业行为，资本家和企业是一种生产决定论，即考虑产出和回报率的关系，是不断扩大再生产和不断投资的理性行为。

而恰亚诺夫讲的消费决定论是考虑消费与辛苦程度的关系，恰亚诺夫的消费决定论有其强大的适用性，其所讲的消费也是相对具体的家庭消费，是根据家庭生命周期来进行调整的家庭消费行为。

同时家庭可以根据劳动辛苦程度和需求满足程度这一均衡曲线来决定农民的生产决策行为。

当劳动辛苦程度增加、边际收益递减、闲暇相对价值增加时，农民就会在继续投入劳动以换取递减效用还是在不劳动换取闲暇之间做出选择。

实际上，这一模式可以适用于美国中产阶级的生产-消费行为，即其可以根据收入情况进行资源配置，如将全部家庭收入用于旅游、养老资金、保险资金以及信贷等项目，完全根据既定收入来决定其消费行为。

1、主观偏好解释家庭经济决策的不足

一定程度上，恰亚诺夫的劳动-消费均衡论和微观经济学、家庭经济学领域中对家庭经济行为的讨论是相似的。

在家庭经济理论中，最令人瞩目的研究是家庭内部决策问题。

微观经济学主要运用消费选择理论来分析家庭内部如何在家庭主观偏好和收入预算约束下达到家庭经济的效用最大化。

对家庭消费偏好的分析主要是利用基数效用概念和序数效用概念，“今天的经济学家一般都拒绝接受基数效用（cardinalutility）概念，它来自人们消费物品或服务的感觉或经验。

主要是假设效用是可以用某种单位衡量，实际上一个人的主观感受是很难用具体的单位进行测算衡量的。

现代需求理论所注重的是序数效用（ordinalutility）理论。

根据这种学说，我们考察消费者对商品组合的偏好顺序。

”[11]（P76）而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之后主要是序数效用论，即不对物品效用量化而只是比较不同物品的效用，就是偏好。

因此，微观经济学对家庭决策的讨论主要是基于家庭消费偏好和预算约束选择效用最大化的消费均衡。

贝克尔认为微观经济学中利用主观偏好去分析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近代的经济学家一般很少在理解偏好的成因上有所建树，因此假定偏好不随时间的变化而发生根本变化。

同时也假定，富人和穷人之间、即使来自于不同社会和文化的人们中间，偏好也没有很大的差异。

”[12]（P159）他进而从时间价值的角度去分析生产和分配对闲暇的需求、对生产成本的影响，他认为时间价值与市场商品成本具有同等重要性，可以通过减少用于消费的时间并增加用于工作的时间而将时间转换成商品，并能使家庭效用最大化。

但这同样是从经济分析、成本核算的角度分析非工作时间的投入对整个家庭经济效用的重要性，因此不愿意将非工作时间用于闲暇娱乐等活动。

刘怀宇等（2008）运用微观经济学理论讨论了农村居民为了追求收入和闲暇的最大化而选择“被动闲暇”,主要是指在农民收入相对低下时虽然有增加收入的强烈愿望，却只能选择闲暇的经济现象，称为“被动闲暇”.[10]在边际收益出现递减时，如尚未满足生存需要，则仍会继续生产;满足生存需要后，又开始根据收益情况理性地选择继续生产或享受闲暇。

选择“被动闲暇”是出于个人偏好上认为劳动对闲暇的替代率高将会带来边际劳动生产率的降低和劳动辛苦程度的上升，从而选择闲暇活动。

这种“被动闲暇”的行为选择也没有脱离微观经济学的解释框架。

总体上，贝克尔等还是在微观经济学范畴中对农民家庭经济行为进行分析，将农民经济行为放在货币和时间两个因素下，并用这两个因素来衡量农民经济决策选择。

周长城（2010）结合贝克尔的家庭经济学分析中国传统的家庭主义传统，认为贝克尔所主张的利他行为绝不是真正无私的利他行为，而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人的效用最大化假设。

家庭中的利他行为并不是个体理性的利益算计所能完全解释清楚的，而是由制度性的社会文化共同塑造和维持的。

整个社会的文化和传统价值诉求对于个体的行为选择都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如家本位和尊老爱幼等。

[13]

这是在中国现实基础上对贝克尔家庭经济学的补充和深化。

所以，微观经济学和家庭经济学是在理性选择理论基础上进行对农民经济行为选择的分析，认为决定其做出选择的是个人偏好以及理性算计，即考虑劳动辛苦程度和劳动边际收益问题。

但这仍然回答不了那些在边际劳动生产率不断下降情况下仍从事生产劳动的农民家庭的经济行为。

这就需要在经济人类学视角下展开对农民家庭经济行为的理解，即不仅分析农民家庭的主观偏好，还要分析这种偏好形成的社会文化因素。

因此决定了微观经济学和恰亚诺夫的不足之处，即只是用主观性的偏好去解释行为决策选择，而偏好不是真空的，是由客观性的社会文化因素决定的。

2、中国农民家庭经济行为的社会文化嵌入性

关于中国农民在家庭经济中的勤劳行为，用微观经济学的语言就是生产与闲暇的替代率问题，即中国农民总体上是保持一种生产对闲暇的较高替代率。

农民将大部分时间用于农业生产、副业或务工经商等生产活动，而用于闲暇的时间较少。

因此，恰亚诺夫的劳动-消费均衡框架在解释中国农村家庭经济行为时就还不够。

因为中国农民家庭消费行为有其支撑的社会文化因素，如家庭内部的责任观念、代际伦理以及养老观念和村庄内部的社会竞争、社会舆论等因素，这些都形成了对农民家庭经济行为的影响，进而影响小农家庭的投入与产出行为以及家庭内部的资源配置方式。

即农民经济理性的均衡点形成不全是由经济因素决定的，而是社会因素决定经济因素。

如在村庄内部，当个体年龄在20岁时，其所挣得的收入基本上都用于自我消费，当到了30岁时就开始感觉到家庭压力，在40岁时就逐渐形成家庭责任感，这包括养老责任以及照顾子代的责任，并开始通过勤奋劳动来积累家庭财富。

因此，劳动-消费的均衡点在个体身上就是不断变动的过程，根据年龄不同产生变化。

最终在个体完整的生命周期身上呈现出一个倒U型曲线,即均衡点随着个体生命历程的不同而变化，均衡点先是不断上升，当个体年龄达到50岁左右时达到最高，因为这时其面临的家庭压力最大、责任最高。

刘玉照（2009）在研究家庭经营的成本核算和经营决策时也指出，“对40-49这个年龄段的家庭来说，家庭的负担明显加重，虽然单纯从抚养比的角度来讲变化不大。

因为，虽然他们的父母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退出经济活动，然而，与此同时他们的子女也正值跨出（或将跨出）学校之际，加入到劳动者行列。

对于一个家庭而言，年轻人进入劳动年龄并不意味着家庭负担的减轻，主要原因在于，进入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只有两个发展方向，上大学或参加工作，两者都需要较大的家庭开支”.[14]这与本文所讲的是同样道理。

当家庭内部实现了代际再生产和劳动力再生产，其原本很高的均衡点就开始下降，即由很高的承受能力到承受能力不断下降的变化。

恰亚诺夫是根据家庭人口结构和家庭生命周期来分析家庭经济行为的变化，这包括家庭消费行为和劳动投入力度。

根据家庭内劳动者和消费者的数量比例，家庭内部所面临的经济压力是不一样的，从而决定了家庭在劳动力投入力度上的决策差异。

当家庭中劳动者数量p等于消费者数量e时，家庭经济压力最小，自我剥削程度最低。

而在中国农民家庭中却呈现出截然相反的情况，当家庭中包括一对夫妇和成年未婚子女时，虽然e/p=1,但因为中国家庭中存在代际伦理责任，父母要为子女完成人生任务，这时正是家庭经济压力最大、自我剥削最重的时候。

这是由中国家庭消费结构造成的，即主要有两种消费类型，一种是日常生活支出消费，一种是大宗消费支出（如家庭中婚丧嫁娶等仪式性消费）.而第二类消费才是真正造成家庭经济压力的原因，在这种因素影响下，中国农民家庭消费压力如果说也受到人口因素的影响，那么其峰值也与恰亚洛夫描述的不同。

概言之，中国农民的家庭经济行为不是纯粹的理性行为，而是建立在家庭伦理责任基础上的，即家庭伦理责任决定了农民家庭的生产行为和消费行为，农民家庭经济活动是建立在家庭责任基础上的资源配置行为。

正如桂华（2011）所讨论的，“传统时期农民家庭经济行为选择是围绕整个家庭进行的，是为了儿子或者是完成家庭内部的代际再生产，从而实现资源向下流动，所有的经济活动都以此展开”.[15]当辛苦程度很高而继续投入劳动将带来边际收益递减时，因为有家庭伦理责任的支撑，农民对辛苦程度的忍耐力就继续存在，而不会出现终止家庭经济活动的行为。

这都不同于恰亚诺夫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农民经济行为决策选择的讨论。

参考文献

[1]麻国庆。

家与中国社会结构[M].文物出版社，1999.

[2]详见舒尔茨。

改造传统农业[M].梁小民译，商务印书馆，2006;波普金，斯科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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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中华书局，2000;郭于华。

“道义经济”还是“理性小农”:

重读农民学经典论题[J].读书，2002（5）;徐勇。

“再识农户”与社会化小农的建构[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3）;徐勇，邓大才。

社会化小农：

解释当今农户的一种视角[J].学术月刊，2006（7）.

[3]A.恰亚诺夫。

农民经济组织[M].萧正洪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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