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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动态1033
（20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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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宏观调控的内在困境
中国经济增长的五个宏观特点
1、单位劳动生产率在快速追赶，这是非常基础性的演变。
这意味着汇率体制要有足够弹性，允许汇率水平也随之调整。
2、资本回报率持续增长，推动投资高速增长。
任何一个快速追赶的国家一定要快速投资，并且我国投资较快增长的根本原因并非制度扭曲，而是在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和规律客观需要背景下，较高投资回报推动的投资增长。
3、“增量大国”的地位凸显，中国经济规模“块头”大，导致它快速增长的过程中，需求密集的领域对全球的需求影响特别大，比如钢铁以及其他基础资源性产品。
大宗商品涨价和波动，我国国内总需求波动是最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因而输入型通货膨胀对我们这样增量大国最不适用。
4、汇改滞后伴随顺差性外部失衡局面，经济增长快同时保持顺差快速增长，说明中国现阶段增长能力超强。
过去几年中国的增长一直很快，贸易依然顺差，说明大国生产率快速追赶特定阶段，经济增长具有强大内生能力。
5、宏观经济运行呈现总需求偏强的主导形态，总需求很强导致通货膨胀，但通胀又有四快四慢的结构性特点：
进口产品价格涨得比较快，而出口产品涨得比较慢;资产价格涨得较快，商品价格较慢;农产品价格较快，制成品较慢;投资品快，消费品慢。
从上述经验看，把通胀经验表现完全归结为CPI（消费者价格指数）表现显然存在局限，有专家提出用“居民消费和投资指数”来替代CPI，并把房价适度纳入这个新的指数，并作为通胀的经验指标，在分析逻辑上可能更有道理。
调控组合拳的特色逻辑
我们再结合这些特点看这些年的宏观政策。
总体说来，新世纪的最初10年，我国大体经历了“走出通货紧缩”、“应对偏热通胀”和“大幅V型波动”几个时期，宏观调控政策也相应发生着调整演变。
2000—2002年，宏观经济偏冷，政府实行了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2003—2004年经济过热，经过铁本等一系列宏观措施，把过热势头打下来;到2005年以后又出现更为明显的经济偏热和通胀形势，并引发新一轮更为广泛的紧缩性调控;到2008年碰到全球金融危机，政府出台力度空前的刺激政策;到2009年上半年，我们看到总需求V型回升，伴随着通胀预期压力。
去年夏秋特别是今年以来，宏观政策在基本方针表述上维持积极、扩张表述，然而实际操作早已逐步反向调整，可以看做是“中国式部分退出”过程。
“部分退出”时实施的多方面收缩性政策，使得最近几个月宏观经济在V型回升后再度回落，呈现某些偏弱表现。
很有意思的是，你会发现，这10年中国的宏观政策在应对经济偏冷的时候，它的方法与教科书还比较接近，基本措施大体包括增加投资刺激经济，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等。
我们实施刺激经济时候，出手快、出拳重、措施实，雷厉风行。
但是面临宏观“治热”时情况会较大程度不同了。
我们提出退出刺激政策方针表述一般更为审慎，甚至有些滞后。
紧缩货币政策采用利率手段比较优先，财政政策退出比较慢。
如2004年治理铁本时，宏观偏热早已是共识，然而到2005年积极刺激财政政策才全面退出。
从具体过程看，2004年7月开始有关部门召集经济学家开会研究退出，10月份又开会讨论，专家普遍认为世纪之交积极财政政策应该尽早退出。
有关部门到年底又召开外国专家会议，外国专家也建议尽快退出。
最后到2005年3月“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里才正式退出积极财政政策。
汇率方面，到2005年经济已经过热了，汇率还在贬值，贸易顺差不断增加，2005年贸易顺差增加了两倍，一直到2005年7月才退出盯住汇率制。
治理经济过热时调控手段更为多样化，不仅包括货币政策、汇率、财政政策等市场经济通常利用工具，还包括银行监管、产业政策、产能过剩治理、土地政策、房地产部门调控等等各种各样措施。
梳理新世纪以来有关政策实践，至少可以列举出24种紧缩性宏观调控工具。
比如土地政策，2004年宏观调控是曾经实行过建设用地3个月暂停紧急措施，是当时紧缩性宏观政策重要举措之一。
当时到地方调研，各地企业和官员“哇哇叫”，投资项目等地干着急，业内把这类措施称作“土地水龙头”或“地根”调控。
金融监管首要目标本是防范风险，应主要属于长期制度性建设范畴议程，宏观调控则是短期周期性的事情，实际上在我国特殊环境下，在宏观调控高潮时期金融监管实际总是把宏观调控目标放在优先地位。
这些政策工具对于达到特定时期目标确有效果，然而也会因为“长期工具短期利用”派生深层问题。
房地产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发挥关键作用，并且随着宏观周期演变急促演变。
2005年房地产市场的“前国8条”和“后国8条”，1个月出两个文件控制房市。
去年5月份我们还在鼓励房地产，4月底还把房地产开发商自有资本金比例从35%降到20%。
为什么?
因为当时学界比较流行的观点是认为宏观经济和房地产业回升不稳，需要进一步在刺激政策方面“添柴加火”。
实际情况是，在去年信贷超常扩张驱动下，房地产快速回升带动房价飙升，迫使决策层年底开始转而抑制房地产需求和价格，去年12月到今年4月房地产调控“三道金牌”，频率之高和节奏之快堪称罕见，具体调控范围和严厉尺度也超乎寻常。
2008年宏观经济不好的时候证监会关闭了IPO窗口，2009年上半年经济V型回升推动股市反弹，有关部门加快重启IPO速度，并在重启后增加IPO数量和融资规模，IPO一定程度调节股市和宏观过热的手段。
信贷数量控制也是具有特色紧缩方式，1998年政府有关部门曾宣布不用信贷控制这种非市场化的手段，转而对银行进行资产负债表管理、风险管理和资本充足率管理。
然而真到宏观经济过热时，数量控制手段又重新派上用场。
新时期宏观调控的又一特点，是通过治理产能过剩进行宏观调控，实际上是采用部门性管制或产业政策手段进行宏观调控。
比较常见做法是在治理产能过剩题目下采用各种投资限制措施，比如针对钢铁、水泥、电解铝等等被认定存在产能过剩行业，采用投资核准审批，3年不上新项目等手段限制投资。
实际上从经验研究角度看，如何认识经济追赶时期产能过剩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问题，治理产能过剩政策对一些部门长期存在严重产能过剩判断并不准确，在超越环保、排放等功能性监管之外限制投资是否合理也有待探讨。
治理产能过剩产业政策变成宏观政策工具，突出反应在正常宏观工具因为体制原因利用受限制条件下，采用非市场性调控手段面临的内在矛盾。
另外在特殊情况下，还可能采取直接查处大案方式助推宏观调控，也可能通过直接价格干预方式进行调控，这些措施无疑更有特色。
这几年宏观调控存在一个问题，是参数调节工具利用受到太多限制，一个是利率，另一个是汇率。
比较中国和十几个主要经济体过去10年利率调节相对频率和幅度，在全球除了日本我们是最小的。
但在这十几个国家中，我国通货膨胀率即便用CPI衡量也是除了印度、巴西和俄国外最高。
通胀变动较大，利率变化较小，利率工具利用相对呆滞。
为什么?
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汇率挡住了利率，也就是宋国青教授2004年阐述的“车马效应”结果。
因为常规货币政策不便利用，数量性、部门性、行政性工具就要上来。
归结起来，目前宏观调控面临内在矛盾是，因为汇率要维持稳定，所以经济偏热时不便调外需，只能压内需;内需包括消费和投资，压内需不能压消费只好压投资;调投资又不能有效利用利率等常规参数工具，只好用产业政策。
结果难免出现宏观干预微观，以致一定程度派生所有制歧视、国进民退等一系列问题。
宏观政策改革终究还是应该回到一个价格参数调节的框架之下，把汇率、利率搞对，用市场兼容的手段来调节，来改变宏观调控的困境，使得宏观调控的政策与改革和发展的目标更好的兼容。
（供稿：
中宏网，文章有删节）
国内财经
经济“滞后性下滑”风险不容忽视
7月份相关宏观经济数据相继公布完毕，尽管对未来中国经济波动趋势还存在一定的分歧，但对全年经济将呈现“前高后低”运行格局的看法较为一致。
问题是引发未来经济下滑的风险有哪些，我们是否能在综合评估这些风险因素之后，再制定出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防止经济出现“滞后性”的加速下滑。
这个问题非常值得关注。
对当前中国经济出现“滞后性下滑”风险不可掉以轻心。
这是因为，房地产价格经过一段时间僵持后出现回落，并带动房地产投资明显回落；全球经济复苏受阻，美国经济再次恶化、欧债危机继续深化和扩散及人民币出现一定幅度升值和有关政策因素变化，这些因素都将影响出口增长明显下滑。
如果这两大因素在今年第四季度或明年第一季度同时出现（即所谓“双碰头”），将可能导致经济增长短期内出现较大幅度下滑。
其实，7月份经济数据已经显示中国经济出现“滞后性下滑”的风险是存在的。
第一，固定资产投资下滑幅度有所加大，尤其是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为20%）开始出现加速回落苗头，其增速已从1-5月份的38.2%、1-6月份的38.1%回落至1-7月份的37.2%。
历史经验表明，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相对于政策调控具有明显的滞后性，一旦趋势形成，下滑幅度和时间往往会超出事前的预料；第二，7月份工业增加值回落幅度虽小于预期，但与领先指标PMI中的生产指数出现背离，预示着下个月它的跌幅将可能扩大；第三，消费零售的名义增速在物价上扬情况下反而明显回落，可能预示着消费的动力在减弱；第四，未来数月中国出口增长出现回落将是个大概率事件。
这是因为，除了去年基数、汇率变化及欧债危机不确定性等影响因素外，出口增长已成为各主要经济体经济复苏的主要推动力，这种情况不可持续。
另外，2008年中国出口曾出现的滞后性和突然性下滑，显示出口一旦下滑极易形成“失速”，此时政策调控的余地很小，收效也甚微。
综上所述，未来中国经济将出现一定幅度回落，尽管经济存在着“滞后性下滑”的潜在风险，但也存在着促进经济增长的诸多积极因素，如目前民营投资的增长率已超过国有投资的增长率，表明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正在发生积极变化。
正所谓“好处着想，坏处打算”，关键是我们既要看到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一面，又要看到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另一面，因势利导，制定出灵活、有针对性的宏观经济应对政策措施，防止未来经济可能出现“滞后性下滑”的潜在风险。
警惕新涨价因素可能抬头
从8月份的情况分析，我们预计CPI涨幅仍将维持在高位，虽然翘尾因素将减弱至1.6%左右，但新涨价因素预计将继续上升。
原因在于：
一方面食品价格环比从往年同期看，受季节性因素的影响在连续5个月负增长后自8月份开始往往呈现出环比明显上升态势。
另一方面，从推动7月份食品价格环比上行的肉类和蔬菜类价格来看，商务部食用农产品价格指数肉类周环比8月份第一周仍在持续扩大，蔬菜类价格周环比虽然在7月份最后一周略有下跌，但8月份第一周在高温多雨天气的影响下止跌反弹，预计短时期内明显回落的可能性并不大。
为此，我们预计8月份食品价格环比仍将继续上行。
我们认为，未来几个月，虽然翘尾因素的影响逐渐减弱，但新涨价因素的影响将逐渐抬头，理由主要有三点：
一是观察往年新涨价因素的月度变化可以发现，新涨价因素的变化呈现出一定的季节性特征。
从食品类别看，月度环比的高点除了在年初表现的最为明显之外，还在每年的8-9月份以及12月份也较为显著。
从非食品来看，每年9-10月份的环比涨幅往往较高。
2003年以来的数据显示，下半年新涨价因素的平均水平要高出上半年0.4个百分点左右。
二是食品价格涨幅可能继续回升。
今年以来多种因素的交织增大了农产品价格上涨的波动，受气候条件极端异常的影响，今年农业灾害多发重发，虽然今年我国夏粮产量接近去年水平，但占全年粮食产量70%以上的秋粮收成如何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特别是随着国际小麦等粮食的减产，未来农产品价格走势的变化显得更加复杂。
另外，从占食品类权重9.3%、占CPI权重3%的猪肉价格走势看，从6月份开始已经触底回升，猪粮比价也从7月份开始重回6：
1的生产盈亏平衡点之上。
虽然猪肉价格出现大幅上涨的可能性并不大，但随着三季度猪肉消费旺季的到来，猪肉价格的回升对物价的正拉动力量预计将进一步增强。
三是劳动力价格稳步趋升。
观察CPI中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类价格涨幅可以看到，前期持续负增长的同比涨幅已开始进入正增长区间，7月份上涨0.2%，这与其中的家庭服务及加工维修服务类价格涨幅的不断提高有关，显示劳动力成本上升压力在逐步增大。
人口结构的变化、政策因素的推动都将使我国中长期内面对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的趋势，进而形成一定的价格上行压力。
综合来看，虽然翘尾因素在6、7月份达到高点之后，对CPI的影响将逐步趋弱，但新涨价因素的影响不容忽视，三季度物价进一步上行的压力难言减轻。
在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央行“既要满足经济发展的合理资金需求，又要为价格总水平的基本稳定创造良好的货币环境，切实管理好通胀预期”的表述引起市场的关注。
我们认为，这反映出央行对未来物价上涨的可能性仍保持较高的警惕，对通胀预期的管理不会轻易放松，预计未来货币政策调控仍将保持一定的力度。
中国经济要以质量换速度
目前，中国内部经济辩论的焦点是：
政府是否应该再次调整政策？
这次是指是否应该扭转由于政府前一时期政策所造成的增长放缓。
有些人，尤其是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担心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正开始崩盘，这会对中国银行业体系造成冲击。
在我看来，因当前的增长放缓而摇摆不定，将是错误的。
总体而言，中国短期财政状况仍远远强于其它几乎所有大型经济体。
但从长期来看，并非一切尽如人意。
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不能单纯依赖钢筋水泥。
中国的问题更大程度上在于资源配置不当，而非房地产泡沫破灭。
目前，房地产投资占据了太多的经济空间。
所有这些因素都意味着，中国经济有可能进入新的、常规状态。
当然，这个常规经济仍然可能比世界上大多数新兴市场更为强劲，但与过去30年相比，增长速度将适度放慢，通胀压力则会相对增强。
这个过渡能否平稳完成，也还存在风险。
如果政府不愿意接受比现在更低的增长速度，短期内当然可以继续通过投资支持增长。
不过这样做的后果是，结构性失衡的矛盾会越来越突出，投资低效的问题也会变得越来越严重，甚至可能导致极为严重的银行呆坏账或者政府债务负担。
政府也可以通过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支持经济增长，这样做的后果便是日益严重的资产泡沫以及泡沫破碎以后的经济困境。
中国经济的下一个转型能否顺利进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决策，但最根本的一条是，政府必须学会接受相对较低的增长速度，同时适当容忍通货膨胀，不再不惜一切代价地追求经济增长。
政策的重点应该放在调整结构、改善质量。
我们建议宏观经济政策采取“紧货币、宽财政”的组合。
紧货币是因为现在流动性太多，正在推动资产泡沫成长。
宽财政是因为目前政府仍然有能力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而政策的目标应该放在帮助经济结构转型，而不是修更多的铁路和机场。
中国经济面临着很多结构性问题，其中包括过分依赖投资和外部需求，无法令人接受的收入差距，公共产品匮乏，以及服务业发展不足等等。
此外，反腐行动和机构改革进展缓慢，也令人忧虑。
然而，从长远来看，最值得关注的依然是增长模式的转变问题。
投资和出口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
但投资增长将很快达到社会、环境及自然资源所允许的极限。
这有可能造成通缩局面和增长中断。
增加出口可以推迟——但无法阻止——这种逆转。
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和全球经济的普遍放缓，中国的出口努力将同贸易摩擦和保护主义发生正面冲突。
要想保持增长，中国必须降低投资增长速度，并对经常账户进行重新调整。
首要任务应该是改进增长的质量、而非数量。
后续经济政策应稳中求进
首先，以“政策维稳”作为总体经济政策的指导原则。
后续政策应积极坚持以稳定的经济政策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这是宏观经济政策取向的新选择。
从宏观经济管理目标看，经济发展是最基本的目标，因为保持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发展是实现充分就业、稳定物价、国际收支平衡的基本手段。
从保持国内外经济稳定看，目前欧美国家经济下滑严重，有的国家经济甚至已出现负增长。
这对世界经济和国际市场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
我国政府确保经济稳定较快发展，不仅对稳定国内经济而且对稳定世界经济都将起到积极作用。
因此，今年剩下时间，应将政策观察期适度延长，认真分析今年以来已出台的政策效果，尽量不要再出台过猛过急的调控政策，而是将原有政策进行梳理、细化和调整。
其次，积极鼓励民间投资健康发展。
7月底，国务院发布了《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重点工作分工的通知》，进一步明确了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在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方面的分工和任务。
《通知》明确了多达11大类、40项工作任务，每项具体任务多则有9个部门负责。
可以说，在全球经济是否二次探底仍不确定、原有刺激政策如何以及何时全面退出仍迟疑的背景下，落实“新36条”的《通知》精神，是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之举。
再次，货币信贷政策应确保货币信贷适度增长。
当前，要继续落实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继续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及稳定性。
要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加强流动性管理，保持货币信贷适度增长。
使货币增长既要满足经济发展的合理资金需求，又要为价格总水平的基本稳定创造良好的货币环境，切实管理好通胀预期；既要避免因为过度投资及热钱涌入造成流动性过剩问题，又要避免紧缩过度造成流动性缺失问题。
同时还应继续严格执行差别房贷政策，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平稳发展。
另外，积极执行节能减排政策不动摇。
接下来的时间，各地区、各部门应把节能减排作为促进科学发展的重要抓手，推动节能减排取得重要进展。
审计部门应加强对节能减排资金及冶金、电力、水泥和污水处理等行业执行节能减排政策情况的审计和调查，检查政府关于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相关政策措施落实情况，揭露和查处破坏浪费资源、造成国有资源流失和危害资源环境安全等问题，促进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促进落实节能减排目标责任制，推动完成节能减排目标和任务。
第二季度中国GDP超日本成世界第二
野村证券指出，至2010年二季度的4个季度合计，中国经济膨胀至5.4万亿美元，超过日本的5.2万亿美元。
这意味着中国从今年第二季度起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这是自1968年日本超过当时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以来，首次被别国超过。
各方热议中国经济升至全球第二摩根大通驻纽约首席经济学家卡斯曼认为，中国超越日本将是“全球经济的一座里程碑”。
新加坡《联合早报》指出，中国能有今天的成就，不仅是改写中国历史的重要事项，也是修正世界发展史的一个重要章节。
而英国《金融时报》的文章称，对经济学家来说，中国名义上的经济总量超越日本几乎没有什么意义。
用经济上更重要的购买力指标来衡量，中国几乎在10年前就已超越日本，而按名义上的美元计算的中国GDP超越日本的精确时刻，在很大程度上与汇率和技术性的统计修正有关。
但对非经济学家来说，中国上升至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是重要的，因为这代表着全球经济和政治实力的转移。
这对中国政府以及它如何处理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也是重要的，因为中国GDP榜单上名次上升所象征的成功，将带来更大程度的关注，以及对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担负更多责任的期望。
中国的收入差距相当大，相对富裕的沿海地区和贫穷的内陆地区之间也存在地理上的不平稳。
但是，这些严重问题和中国领导层面对的不少其他问题是外部世界基本看不到的。
专家提醒，中国经济虽然有较大发展，但要警惕一些国家和外媒的捧杀。
利用“中国责任论”混淆视听、愚弄民众，通过夸大中国影响，要求中国承担与自身地位极不相称的“全球责任和义务”。
《华尔街日报》评论说，某些方面，中国正在重走日本20世纪80年代繁荣时期在亚洲开拓出来的道路。
中国巨大的国民财富总量正在开始演变为政治影响力。
中国的经济实力可能会带给它权力和影响，但并不总是赢得朋友。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传媒学教授鲍威尔表示，世界上有“GDP孤独”的国家，一个是总量第一的美国，另一个就是速度第一的中国，美国的压倒性富有使它交朋友相对容易，中国交朋友的难度无疑更大，因为可能后面的国家觉得你远了，身边的国家觉得你快了，前面的国家又觉得你有威胁了，所以GDP的增长时期，可能成为中国在国际上交朋友的“困难时期”。
要避免这种情况，唯一的办法就是自然，对中国来说，GDP数字无论是增是减，自己先不能太当回事。
中国人民大学学者金灿荣则认为，GDP增长绝不意味着“国家孤独”，很多国家是真的在希望看到中国崛起，如非洲、中东、拉美等地区的许多国家以及东欧地区的一些边缘国家。
原日本野村中国投资株式会社高级顾问佐佐木芳邦也认为，GDP是一个国家实力的反映，GDP总值越大，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会越大，这必然让其他国家更想和中国做生意，所以不会因此造成中国的孤立。
《德国之声》评论认为，二次大战后唯一一个占据世界经济总量第二位却有可能再进一步走到第一的国家无疑是中国。
中国如果能够做到这件德国、日本都没有做到的事情，主要的原因恐怕是在人口和与之相关的发展潜力方面。
“人气”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因素。
两大超级引擎重装上阵中国经济还将继续强劲增长
超级消费人口群体涌现首先是众多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
预计今后5―10年内，随着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大量农村人口进城，中国城镇化将进入加速度发展时期。
随着城市人口急剧增多，收入水平提高，中国的终端消费品购买能力亦会迅速提高，构成最大消费国的最坚实基础。
其次是80后、90后新人口成为消费主力。
80后、90后的消费理念与消费行为与先前几代人完全不同。
这一代人消费特点新潮、更新换代速度很快，从饮食、保健到家政等各种商业化服务依赖性较大，消费欲望极强。
普遍的消费按揭行为，已经使得这一代人没有储蓄余额，整体上处于收支负数局面。
与前辈人不同，80、90后还雄踞以前数代人积聚的巨额购买资金，拥有雄厚货币购买能力。
最后是中产阶级人口的迅速壮大。
受到人口基数庞大，以及增长迅猛影响，今后10年内中国中产阶级人口亦将进入世界前列。
据有关资料，到2020年中国中产阶级数量将达到7亿，约占当时全国人口的一半。
各国经验表明，中产阶级历来是消费主力军。
超大规模基础建设，超大规模基础建设的形成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的力量：
一是城市化。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大量农民进城定居以后，势必产生城市扩容方面的巨大投资。
二是大规模的旧房拆迁与旧城改造。
由于种种原因，国内很多城市已经建成房屋不符合要求，今后一段时期内，需要进行大规模的拆迁改造。
前不久，有专家表示，未来20年中国一半以上城市住宅需要拆掉重建。
三是大规模的沿海产业向中、西部省市梯次转移。
受到今后中国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影响，今后将会出现沿海地区产业升级，原有企业、设备和部分人员，向内陆地区大规模梯次转移，实现全国均衡发展战略目标。
目前这个潮流正在涌来。
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和企业搬迁，所产生的建设投资无疑也是巨大的。
监管层力挺楼市调控政策不动摇
李克强副总理在北京考察时强调，当前要继续贯彻国务院关于房地产市场调控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坚决抑制投机炒作等不合理需求，切实增加住房有效供给，巩固调控的初步成果。
此番表态，说明决策层近期仍将坚持调控的大方向。
不过，这也意味着，当前决策层认为楼市调控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价同比上涨10.3%，涨幅比6月份缩小1.1个百分点；当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6466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5.4%。
而国家发改委公布7月份36个大中城市的房价监测情况显示，7月份新建商品房成交均价，环比上涨了1.61%。
随着房地产调控持续，多数城市房价出现回落，房地产市场平稳，但是少数城市房价上涨幅度仍然较大，尤其是二三线城市房价出现了较快的上涨。
纳入监测的36个大中城市样本，多为本轮楼市调控中提出的“房价上涨过快”的重点城市。
国家发改委建言，各地城市需继续做好房地产调控和稳定房价的工作。
另据了解，7月份开始，中央各部委都加大了从严执行“国十条”的力度。
国土资源部下属中国矿产土地法律中心顾问杨重光表示，国土管理部门除了继续加大对囤地企业进行打击外，还将考核各地落实房地产供地监管政策的情况。
目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几名副部长，分别带领由九部委组成的保障性安居工程督察组，前往不同的省份进行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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