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旅游的人文资源探综.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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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旅游的人文资源探综

河北省旅游的人文资源探综

河北省居渤海与太行山之间，是我国先民最早活动的地区之一。

考古发现，桑干河流域阳原盆地存在旧石器文化遗址，约在一百万年以前已有古人类在这里活动。

新石器时期，河北境内既有仰韶文化，又有龙山文化，在磁县还发现比仰韶文化早二千三百多年的磁山文化。

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这里曾是夏禹治水之地，曾属于商的王畿，西周时期这里建有蓟、燕、邢、孤竹等国，春秋战国时期燕国、赵国、中山国都建都于此，秦时这里有八个郡治，自汉至隋这里分属幽州、冀州，在元以后这里长期成为封建王朝的畿辅重地。

因此，河北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形成丰富的人文资源。

要把河北省发展为旅游强省，就必须深入挖掘这里的人文资源。

为了便于分析，可以把河北省的旅游人文资源概括为“一种气概”、“两项传统”、“八个系列”。

一种气概。

历代多有称颂河北人士英武豪侠气概的诗文。

曹植《白马篇》诗热情赞美“幽并游侠儿”武艺高强、忠勇爱国。

王昌龄《塞上曲》诗称赞“幽并客”一向勇敢地纵横沙场，“皆共黄沙老”。

韩愈《送董邵南序》说：

“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

”韦应物《送崔押衙相州》诗云：

“礼乐孺家子，英豪燕赵风。

”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太行春感》诗云：

“从来燕赵多豪杰，驱逐倭儿共一樽。

”这种气概，概括起来说，就是“英豪气概”。

此说源于司马迁《史记》，其《货殖列传》中说，赵代地方的人民“矜懻忮”，“好气任侠”，“羯羠不均”，“僄悍”；中山地方“民俗懁急”，“丈夫相聚游戏，悲歌忼慨”；燕地人民“雕捍少虑”。

赵、代、燕、中山，都属于古代的河北。

燕赵大地，曾上演过许多慷慨悲歌的活剧，如公孙杵臼、程婴救孤殉难，燕昭王兴燕破齐，荆轲冒死刺秦王，高渐离忍受矐目的痛苦伺机以铅筑扑击嬴政，为燕丹策划复仇的处士田光以死明节，鲍宣冒死谏争民有“七亡（无）”、“七死”而无“一得”、“一生”，魏征犯颜直谏而泰然自若，宋璟冒死谏请武则天处斩乱政宠臣“二张”，杨继盛以十大罪状弹劾权奸严嵩，赵南星刚直不阿对抗奸臣魏忠贤，等等，都是人们所熟知的。

河北人民的英豪之风是怎样形成的？

司马迁认为，这一带地处北部边境，“数被寇”，因而形成反抗精神。

这是有道理的。

此外，河北大地向来是多种民族文化融合之所。

这里是“中原古文化”和“北方古文化”交汇的地带。

黄帝、炎帝两个部落曾与蚩尤大战于涿鹿，后来黄、炎二帝为了争做盟主又大战于阪泉，完成了最早的民族融合。

东晋以后，匈奴、羯、鲜卑、氐、羌等所谓“五胡”相继汉化，游牧民族的剽悍性格也融入汉民族的血液之中。

两项传统。

英豪之气概，用之于事国，则表现为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精神；用之于理政，则表现为革新精神。

蔺相如“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和廉颇“负荆请罪”，触龙不避羞辱劝说赵太后让长安君质齐以保全赵国，祖逖（定兴人）闻鸡起舞、渡江击楫誓死北伐，张世杰（涿州人）坚持抵抗元军溺海殉国，孙承宗（高阳人）举家抗清死于国难，鹿善继（定兴人）守城抗清殉国，从义和团奋勇抗击八国侵略军到晋察冀人民坚持八年敌后抗日，先后涌现出张德成、曹福田、赵三多和郭企之、魏大光、魏春波、节振国、马本斋、王璞等众多民族英雄。

这些事例是爱国主义在列国纷争、民族冲突和敌国入侵三种不同时期的表现，其思想核心是对于自己国家的忠诚和奉献的精神。

燕赵人民反抗剥削阶级残暴统治的革命斗争，历代不衰，从秦末河北人民加入义军反抗暴秦、新莽末年铜马军起义，到明末白莲教棒槌会起义、清末义和团运动和景廷宾起义，从十九世纪末开平矿工两次罢工斗争，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河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叱咤风云的革命斗争，涌现出诸如张角、张梁、张宝、汲桑、魏刀儿、窦建德、刘黑闼、王须拔、王则、韩山童、翰林儿、刘六、刘七、景廷宾等农民革命英雄，特别是诞生了李大钊这样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及董振堂、赵博生、郭隆真、李混子、陈然、董存瑞等著名的革命英模，表现出河北人民摧毁旧的腐朽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进步的社会制度的强烈愿望和坚决行动。

在河北的历史长河中，勇于改革进取的政治家也是新人辈出，赵烈侯以“举贤”、“使能”和“察度功德”任免官吏的改革，对“世禄世卿”的奴隶制进行了冲击；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使赵国强盛起来；燕昭王实行人才制度改革筑黄金台求贤纳士使燕国重振国威；董仲舒以儒学代替黄老学说的政治思想改革，为封建国家中央集权统治的巩固奠定了思想基础；北魏冯太后首创“均田制”，改革不合理的赋税制度，以“三长制”代替宗主督护制；唐代名相李的裕反对节度使世袭，裁减州县冗官；后周皇帝柴荣实行整编禁军、平均赋税等改革，加强了国力；赵匡胤即位后，革除弊政，结束长期军阀混战的局面，巩固了中央集权制：

这些改革在我国历史上大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八个系列。

河北人民的爱国、革命、革新传统，表现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创造上，硕果累累。

可以利用为旅游资源的有科学、技术、学术、文艺、教育、建筑、民俗和历史遗迹等八个系列。

一、科学系列

1.数学

南朝时期，祖冲之（今涞水县人）推算出圆周率在3.1415926与3.1415927之间，有效数达八位，九百年后阿拉伯人阿尔卡西才超过他。

他还确立圆周率的约率为22/7和密率为355/133，其密率是分子分母在1000以内的最佳值，比16世纪德国人鄂图和荷兰人安托尼兹得出同样的结论早一千多年。

他的数学著作《缀学》，在唐朝被作为课本，国子监学生必须学习四年。

他的儿子祖恒之也是一位很有建树的数学家。

他首先得出球体面积的准确公式，提出“幂势既同则积不容异”——即二立体等高处截面积均相等则二体积相等——的定理，约一千二百年后意大利数学家卡瓦列利才得出同一定理。

唐代高僧一行（俗名张遂）首创不等间距的二次内插公式。

宋元时代，我国古代数学进入鼎盛时期，出现“数学四大家”，其中李冶（李治，栾城人）、朱世杰是河北人。

李冶所著《测圆海镜》是第一部系统论述“天元术”（一元高次方程）的著作，他的另一部著作《益古演段》，是数学史上的一项杰出成果。

朱世杰所著《四元玉鉴》，把“天元术”推广为“四元术”（四元高次联立方程）并提出消元的解法，比法国数学家别朱早提出四百多年。

他还得出高次差的内插公式，比英国人格里高利和牛顿的同样成果约早四百年。

同一时期，王恂、郭守敬在制定《授时历》时，解决了数学上的内插公式。

2.天文学

南北朝时，祖冲之在编制《大明历》时，首先把岁差计算在内，定一回归年为365.2428日（现代数据为365.2422日），一交点月为27.21223日（现代数据为27.21222日）；岁差的计算，是我国历法史上的第二次大改革。

隋代，刘焯制定《皇极历》时，首次考虑太阳视运动的不均匀性，创立三次差内插法计算日月的视运动速度，采用定朔并定岁差为75年差一度（现在为每隔76.1年差一度），当时欧洲还沿用100年差一度的数据。

唐代，高僧一行（今巨鹿人，张遂）在世界上首次发现“恒星自行”现象，和梁令瓒主持制造了“黄道游仪”，对日月和五星的运行进行观测，重新测定一百五十多颗恒星的位置，发起在全国十二地点进行天文观测；并根据南宫说等一组的测量，归算出相当于子午线纬度的长度；又根据实测结果制订了《大衍历》，计算方法大有进步，所创造的格式被后代历法家一致采用。

特别是他和梁令瓒主持建造的“浑天铜仪”，以水力为动力，通过复杂的齿轮系统运转，可以显示天象运行情况，并且自动报时，这是古代天文仪器的杰出贡献。

元代郭守敬（今邢台人）和王恂创制《授时历》，打破古来制历的习惯，为后世建立了凭实测制历的优良传统。

这部历法比欧洲著名的《格里历》早诞生四百年，是我国古代最精确的和使用时间最长（施行了364年）的历法。

郭守敬还创制或改进了简仪、仰仪等十多种精确的实用天文仪器，其中简仪比丹麦天文学家第谷的同类仪器早三百多年。

从考古发掘出土的一些文物，也表明河北省古代人民在天文学和数学上的成就，如藁城县台西村商代遗址出土的玉璇玑、满城汉墓出土的漏壶、石家庄出土的算筹和宣化辽墓出土的天文图等。

3.地理学

《兆域图》，中国和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一份建筑设计蓝图。

是我省平山县战国中山王墓中出土的一幅铜建筑设计平面图（1974年出土）。

这份设计蓝图已有2400年历史，铜版长0。

94米，宽0。

48米，厚0。

01米，一式俩份，王府、陵墓各一份。

它比国外最早的罗马帝国时代的地图早600年，在世界地图史上占重要地位。

在考古学、历史学、语言学、社会学、建筑学等方面都有研究价值。

著名的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今诼州市人）撰写的《水经注》40卷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以记水道为主的综合性地理巨著；北魏杨衒之（今满城人）所著《洛阳伽蓝记》5卷，是不可多得的地理、经济、政治史料；唐代贾耽（今南皮人）绘制地图和撰写地理著作多种，其中《海内华夷图》“古郡国题以墨，今州县题以朱”首创沿革地图，《华夷图》和《禹迹图》以刻石的形式还保存在西安碑林中；唐代名相李吉甫（今赵县人）编著的《元和郡县图志》资料翔实，体例实用，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总地志。

河北还是全国地方志最多的省份之一，现存志书617种、志略206种，均为明、清和民国三代所修；见于著录而已经佚失的志书有481种。

4.医学

战国时期，名医扁鹊（今任邱人）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出望、闻、问、切的诊断方法；他精通各科，尤精针灸，曾周游列国，深入民间，“随俗为变”，运用针灸、按摩、汤药等各种疗法为民众解除疾苦。

晋朝的张华（今固城人），既精于经方、本草，更善于诊断。

北魏时期，李修（今馆陶人）“研习众方，，明尽其术，针灸授药，莫不有效”，被授予前军将军领太医令。

他曾集中一百多人编写方书百余卷，传行于世，促进了当时的医学。

在宋、元医学发展的高峰时期，以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为代表的“金元四大家”，分别从不同的侧面发展了以《内经》为主的医学体系。

其中刘完素（刘守贞，今河间人）提出火热致病的理论，对寒凉药物的应用有独到的见解，著有《素问立机原病式》、《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医方精要》、《宜明论方》等书；李杲（今正定人）主张以温补脾胃来培补元气的治疗方法，其理论对后世中医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著有《内外伤辨惑论》、《脾胃论》、《兰室秘藏》、《用药法象》等著作。

同时代的“易水学派”创始人张元素（今易县人），提出“古今异轨，古方新病不相能”的观点，反对泥古不化，主张应根据气候、环境和体质情况，变通治疗。

在清代，王清任（今玉田县人）不顾个人安危，经常出入刑场和传染病区的义冢，观察和解剖尸体，从而绘出《亲见诸脏腑图》，写出《医林改错》，补充和订正了前人研究的不足和错误。

此外，见于史籍的名医还有不少，例如金代肥乡县的窦杰，元代正定的罗天益，邯郸一带的王好古，明代新城的曲伸，正定的张荣、张兴福，雄县的赵律，清代成安的谢玉琼，柏乡的魏荔彤等。

我们还从考古资料中发现河北省医药学的成就和悠久历史，例如藁城县台西村的商代古墓中出土了药用植物种子桃仁、郁李仁等，还有医疗用的砭石，汉墓中出土了金针、银针、“医工”盆等医疗器具和药物，唐墓中出土了药碾等。

二、技术系列

1.农业技术

河北是我国最早的农业发达地区之。

在新石器时代早期，河北省人民即根据气候、土壤的特点和植物资源情况，发展了自己的农业和畜牧业。

七千多年前的磁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具有耐干旱、自生力较强的粟和储藏粟的窖穴，同时还发现了大量的农业生产工具、谷物加工工具，以及鸡、猪、狗等动物遗骸。

河北省各地出土的春秋战国和两汉时期的大量生铁制工具，说明我国使用生铁制农业生产工具的历史比欧洲早一千六七百年。

河北各地出土的汉代小型铁农具、大型铁犁、畜力牵引的石磨、陶仓和金代的用于点种的瓠种器，表明古代河北从整地、耕种、收割到储藏、加工等各种农具日趋完备。

它们的使用和不断改进，是古代河北农业生产力不断提高的重要标志。

邯郸涧沟和藁城台西遗址中发现水井，说明河北人民在新石器晚期已经掌握了凿井技术，到商代已经广泛使用。

凿井技术的使用对于生活定居和扩大经济区域都有重要意义。

此后，地上水的利用很普遍，战国时期魏国在临漳一带修建了引漳灌邺的工程，唐宋时期在河北较大的水利工程就有二十多处。

2..纺织技术

河北人民在纺织技术上的成就，也是不可忽视的。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河北人民已经掌握了原始的纺织技术，商代已经能织成比较复杂的丝麻织品，台西出土的铜器上残留着五种丝织品，反映了当时的纺织水平。

唐宋时期，定州成为北方的纺织中心，这里所生产的罗、细绫、瑞绫、独窠绫、两窠绫、二色绫等产品被指定为贡品。

明清时期，河北逐步推广棉花种植，纺织业又有新的发展；清代乾隆年间的《御题棉花图》反映了这一情形。

清末民初出现的高阳土布区，及其以后发展到敢于与洋布相抗衡，更加显示河北人民在纺织技术上的聪明才智。

3.金属工艺技术

河北人民在金属工艺方面也是成就非凡。

从省内各地商代遗址出土的大量文物可以了解到，商代的河北已经将铜广泛应用到兵器、祭器、食器和车具等方面。

从河北范围内的燕、赵、中山等国出土的青铜器上我们看到，在春秋战国时期青铜铸造技术已经从单一的陶范熔铸发展为浑铸、分铸、焊铸、捶胎、失蜡法和红铜镶嵌等多种工艺，春秋中晚期出现了雕镂、错金银、线刻等新的装饰加工技术。

在汉代，河北的采矿、冶铜事业已有相当的规模，铜器已盛行鎏金工艺，满城汉墓出土的错金银、鎏金的铜器充分表现了当时的技术水平和装饰风格。

河北省出土的战国时期的嵌杜石金虎饰片、汉代玉衣上的金丝缕、北魏时期的錾花银碗、唐代的银碗、宋代的银塔，都反映了不同时期的时代特点和工艺成就。

5.冶炼技术

河北古代人民在冶铁方面也有突出的成就。

1972年藁城台西出土的商代铁刃铜钺，说明在三千多年前已经有加热锻打的技术。

战国时期河北的冶铁业相当发达，邯郸被称为“铁冶都”，郭纵、卓氏等人都以冶铁致富。

从出土的铁器看，当时河北已比较广泛的使用展性铸铁，并创造了铸铁可锻化退火的热处理工艺。

在铸造工艺方面，也达到相当的水平，兴隆出土的铁范说明了当时已经用白口铁的金属性浇注生铁铸件。

易县燕下都出土的铁兵器，经鉴定是块炼渗碳钢，其中多数经过淬火处理，证明当时将块炼铁增碳制成高碳钢和淬火技术已得到广泛使用。

铸铁、金属型和淬火技术的发明，是古代人民对世界冶金技术的重大贡献。

汉代冶铁技术有很大提高，已掌握了低温炒钢炉、反射炉和坩锅炉的制钢技术，满城汉墓出土的铁剑是最好的例证。

在满城汉墓中出土的灰口铁制成的工具，标志着冶铁工艺的新发展。

汉代冶铁的蓬勃发展是和汉代的盐铁官营制度分不开的。

汉代在河北设置的铁官占全国铁官总数的七分之一。

到了明代，河北省冶铁的规模已发展到大型化，遵化成为当时的炼铁中心，其大竖炉高3米多，一炉容矿砂一吨多。

6.陶瓷技术

河北省是较早使用瓷器的地区之一。

原始社会末期的仰韶文化有了彩陶，河北省在藁城县台西商代遗址中发现了釉陶（原始瓷器）。

考古还大量发现，河北省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了独具风格的北方青瓷。

唐代，邢台内邱所产白瓷色泽美，质量高，与越州青瓷齐名，（有南青北白之称）行销全国。

宋代，全国八大名窑中，河北拥有定窑、磁州窑两个。

定窑所产瓷器胎薄色润，白釉似粉，为北方白瓷的代表，对南方制瓷工艺有重要的影响。

磁洲窑多白釉黑花，别具一格，在我国陶瓷史上享有盛名。

7.制酒技术

《史记》载，商纣王“大聚乐于沙丘，以酒为池”。

沙丘在今平乡县东北。

足见当时这里的制酒技术已很发达。

20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者从平山县一座战国时代古墓中出土两个青铜酒壶，内盛酒十多斤，酒液清彻透明，仍有酒香。

可见酿造技术已经纯熟。

《邯郸县志》载，战国时赵王以酒务泉酿酒，列为珍品，名扬列国。

《淮南子》载，楚国的主酒吏向赵国使臣索要醇厚的赵国酒，“赵不与，吏怒，乃以赵厚酒易鲁薄酒奏之；楚王以赵酒薄故围邯郸”。

赵酒的吸引力有如此之大。

柳宗元《龙泉录》载，魏征“能治酒，有名曰‘醽渌’、‘翠涛’”；唐太宗赋诗称赞说：

“千日醉不醒，十年味不改。

”宋代，河北古代名酒见于记载的有：

金波，玉液，中和堂，宜城，莲花，延相堂，碧琳，石门，拣米，细酒，银光，碎玉，中山堂，久酝，瓜曲，错著水，沙醅，香桂，柏泉，玉瑞堂，夷白堂，玉友，玉醅，风曲，法酒，瑶波，巡边，银条，知训堂，杏仁。

金代，其统治者以青龙县之猕猴桃药酒遣使入贡，结交邻国。

清代，河北所产的涞酒、易酒、沧酒盛行于京城。

李汝珍《镜花缘》第十六回所录清朝中期名酒五十余种，产自河北的有：

真定煮酒，直隶东路酒，大名滴溜酒，冀州衡水酒，栾城羊羔酒，清河双辣酒。

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记载，乾隆帝下江南途经沧州，对当地的麻姑酒颇称赞。

当代，徐水刘伶醉、衡水特制老白干、长城干白葡萄酒、邯郸丛台大曲、燕郊燕潮酩、丰润浭阳老酒、石家庄汾州黄酒、沧州御河春、安次迎春酒等，先后在省内或全国的评酒会上获奖，长城干白葡萄酒还于1983年第十四届国际评酒会上获银牌奖。

三、学术系列

1.哲学

战国时期，先道后法的哲学家慎到（赵国人），提出“势治”（君主以权势行法）的主张，这一思想被后来的法家集大成者韩非所吸取；名家学派代表人物公孙龙，（赵国人）强调“正名实”，他的“白马论”把个别与一般加以区别，“坚白论”把事物的不同属性加以区别（他说，眼睛看不到石之坚，只能看到石之白，因此“无坚”手摸不到石之白，只能触及石之坚，因此“无白”。

所以石头的“坚”和“白”两种属性是可以分离、独自存在的。

对先秦逻辑学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哲学大师荀况（赵国人，时人尊而号为卿，汉时避宣帝讳，改称孙卿）。

批评和总结了各派学说，发展了古代唯物主义。

汉代，哲学家董仲舒（枣强人），把孔子的学说改造为“天人感应”的儒家系统，确立了儒学在中国封建社会作为统治思想的地位。

西晋时期，哲学家欧阳建（今南皮人）提出“言尽意”论，驳斥玄学家“言不尽意”的观点。

著有《言尽意论》；北魏时，邢邵（今任丘人）反对佛教“神不灭论”，认为“神之在人，犹光之在烛，烛尽则光穷，人死则神灭”。

唐代，傅奕（临漳人）指出“生死寿夭”、“刑德威福”与信不信佛无关，以反对日益泛滥的崇佛潮流。

河北还涌现出一批高僧。

东晋、前秦时，高僧道安（（今冀县人），创立般若学“本无派”，翻译了大量佛经；东晋佛教学者竺道生（河北平乡人），本姓魏，幼年跟从竺法汰出家，改姓竺。

创立顿悟成佛的学说；唐代高僧义玄从南方来河北正定临济寺作主持，创立中国佛教禅宗五家之一的临济宗，并以“棒喝”禅风闻名于世；唐代高僧慧能（世居范阳今涿州市）创立禅学南宗，并成为禅宗正系的第六祖，被称为是佛教禅宗的正式建立者。

这些哲学家、思想家和佛学家不同程度地丰富了社会文化或推动社会进步。

2.经学方面

汉代董仲舒创立今文经学派，毛亨（河间人）与毛苌（邯郸人）先后开创与发展“毛诗”学派，燕人韩婴创“韩诗”学派，唐代孔颖达（今衡水人）主编的《五经正义》180卷为经学注疏的定本。

金元之际的刘因（容城人）深研程朱理学，株有《静修集》、《四书集义精要》。

明清之际大儒孙奇逢为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的调和大师，对清初理学影响很大。

3.历史学

仅在二十四史中就有四部为河北人主修或署名主修：

北齐魏收（今晋县人）主修《魏书》130卷，唐李百药（今安平人）主修《北齐书》50卷，唐魏征主修《隋书》85卷，五代后晋刘昫（今雄县人）监修并署名主修《旧唐书》200卷。

此外，清代谷应泰（丰润人）株有《明史记事本末》，在保存史料方面有一定价值。

4.音韵学

隋代陆法言（今临漳县人）执笔编成《切韵》5卷，该书为研究隋唐以前语音的主要依据；清代王照（宁河人）创制“官话合音字母”，对推动近现代汉语注音拼音运动有很大贡献。

5.类书丛书编辑

三国刘劭主编了我国第一部类书——《皇览》，凡千余篇800余万字；北宋人李昉（今饶阳人）主编《太平御览》1000卷、《太平广记》500卷和《文苑英华》1000卷这三大类书，刘筠（今大名县人）参加《册府元龟》的编辑，这四部书被称为“宋代四大书”；清代纪昀（今献县人）任总篡官，先后辑录《四库全书》79327卷，总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200卷，编撰《四库全书简明目录》20卷。

四、文艺

燕赵原野是一块孕育优秀文学艺术作品的沃土，诗歌、散文、小说、剧本和书法、绘画、音乐作品灿若星河，文学家、艺术家数不胜数。

先秦时代，河北南部诞生了《诗经·卫风》中的一部分民歌，荀子的《荀子》一书将议论文发展到了先秦的最高阶段，其《赋篇》是汉赋的源头；高渐离（燕国人），擅长击筑（乐器名），与荆柯为至交。

易水送别时两句悲壮的吟唱成了千古绝唱。

西汉音乐家李延年（定州市人）为《汉郊祀歌》十九章配曲，又仿西域音乐作“新声”二十八解。

东汉文学家崔骃（安平人）博学多才，与班固、傅毅齐名，有《崔伯亭集》传世其子。

崔瑗除擅长文学外，还擅长书法，后人评其章草“点画之间莫不调畅”，著有《草书势》。

崔瑗之子崔寔是位政论家，对当时恶劣的社会风气进行了大胆的抨击，其代表作《政论》为时人所称颂。

东汉末年以邺城（临漳县）为中心形成的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建安文学”作家群，谱写了许多名篇，以内容积极、情词慷慨、格调刚健而被称为“汉魏风骨”，形成中国文学史上的一

个繁荣时期。

西晋文学家有张华（固安人），他的《博物志》是我国早期笔记体小说的代表作；同时代的张载（安平人）、张协、张亢三兄弟，是西晋“太康体”诗歌流派的重要代表作家，张协的骈体文《七命》为一代名篇，张载的《剑阁铭》被晋武帝派人镌刻在川北险隘剑阁山上；诗风雄健的将军诗人刘琨（安国人）传世的诗作虽然不多，但是后人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东晋文学家卢谌（涿州市人），诗文与清河的崔悦齐名。

北朝时期的河北民歌反映了战争灾难、社会不平等和游牧民族的生活，一首《木兰诗》更是千古传颂；邯郸南北响堂壁画残存、磁县高润墓壁画、曲阳北岳庙碑刻、定兴县义慈惠石柱、北响堂石窟刻经洞，至今保存着这一时代的绘画、书法的珍贵作品。

隋代，展子虔（沧州一带人）绘画题材多样，现存故宫博物院的《游春图》是我国最古的传世名画；诗人卢思道（涿州市人）善于七言诗，其《从军行》开初唐七言歌行之先声。

有唐一代，燕赵诗人辈出。

魏征虽以政治家闻名，但是他的《出关》诗和《咏西汉》是被后世文学家称为“值得珍视”的佳作。

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邻（涿州人）善忧苦愤激之作，他的长诗《长安古意》刻画并讽刺了贵族的骄奢淫逸，对当时的诗歌创作有一定影响。

李峤为官四朝，诗多咏物之作，与同乡苏味道合称“苏李”。

文学家张鷟（深县人）在当时颇负盛名，他的文章很受新罗、日本使者所珍爱，他的失传于中国而在日本流传至今的传奇小说《游仙窟》，开始从志怪转向描写现实生活，在文学史上有一定的意义。

高适（景县人）是著名的边塞诗人，与岑参齐名，《燕歌行》是其代表作。

刘长卿（今河间人）善于五绝、七律，自称“五言长城”。

崔护（定县人）以《题都城南庄》一诗名传后世。

贾岛（涿州人）以苦吟著称，“推敲”一词的典故就出在他身上。

诗人卢仝（涿州市人）的诗作对当时腐败的朝政和民生疾苦均有反映，《月蚀诗》曾受韩愈称赞。

此外，还有散文家李华（元氏县人）和号称“笔虎”的书法家李阳冰（赵县人）。

五代，有善写北地牧猎生活的画家胡瓌（涿州市人）。

北宋有以提倡古文而反对浮靡文风为己任的文学家柳开（大名县人），有“西昆体”代表作家之一的刘筠（大名县人）有多才多艺的书画皇帝赵佶（即徽宗，祖籍今涿州市）。

南宋时，有山水画家赵伯驹、赵伯骕兄弟，有擅长水墨白描水仙、梅、竹、兰的赵孟坚（三人均祖籍今涿州市）。

金元两代有成就者众多，尤以画家赵孟頫（祖籍今涿州市），戏剧家关汉卿（安国人）、王实甫（定兴人）为最著名。

赵孟頫工书善画，其正楷行书、小楷，圆转遒丽，被称为“赵体”；其绘画变革南宋院体格调，开创元代画风。

关汉卿系元代戏曲的奠基人，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世界文化名人。

有杂剧六十余种，今存《窦娥冤》、《救风尘》、《拜月亭》、《望江亭》等十三种。

王实甫有杂剧十四种，今存《西厢记》、《破窑记》、《丽春堂》三种。

〈西厢记〉以细致描写古代青年男女的恋爱经过与他们在恋时的心理活动而著称，郑振铎认为“中国无第二部”；它所表现的反抗精神，郭沫若认为“最完美，最绝世”。

此外，文艺批评家王若虚（藁城人）论诗主张写“哀乐之真”，可谓真知灼见；书法家鲜于枢（蓟县人）工正、行、草书，以草书最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