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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因为他喜欢陶渊明，便改名知明。
又因与陶渊明一样喜爱菊花，而菊花在重阳节开放，便给自己起了个号叫重阳子。
王重阳出身于一个“家业丰厚”的富裕家庭。
他的一生正值北宋沦亡，金人入侵，民族灾难深重的时代。
青年时代，他“痛祖国之沦亡，悯民族之不振”，曾于金熙宗天春年间应过文、武试，得中文、武双举人，有志于拯救民族危难。
但由于南宋政权孱弱，舍弃广大北方人民不顾，苟且偏安，王重阳的抱负没有能够施展。
抗金失败后，王重阳于公元1161年掘地穴居，称之“活死人墓”，以方牌挂其上，书云：
王害疯（王自称疯子）灵位。
七年后，王重阳走出活死人墓，东出潼关，前往山东布教，创立了道教的全真教派。
同时，先后收马钰、孙不二、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郝大通、王处一七人为弟子，遂后建立全真教团。
后世称全真教七真人。
十年携弟子马钰、谭处端、刘处玄、邱处机四人返归关中，卒于开封途中。
葬于终南刘蒋村故庵（今陕西户县祖庵镇）。
同时，因民间也相传轩辕黄帝和妈祖也都是在九月九日升仙永生的，故而许多地方流行着各种重阳祭奠的主题活动，但其内容和重阳节没有太实质上的联系。
现在的问题在于：
这中华民族传统的节日——重阳节到底是如何起源的呢？
2．酒火二神试比高
其实，重阳节起源很早——至少要比我们刚才讲的“桓景学道斩瘟魔”的传说早多了。
至少，下面的这种说法，就比“桓景学道斩瘟魔”早多了。
古人认为，因为古老的《易经》把“六”定为阴数，把“九”定为阳数，又因“九”在个位数中最大，所以古人以“九”为最高；
而且夏历九月九日日月并阳，两九又相重，故而叫重阳，也叫重九。
古人认为这是个值得庆贺的吉利日子，因此把九月九日叫作重阳节。
您千万别小瞧了这种说法。
这种说法的形成居然与魏文帝曹丕的解释密切相关。
曹丕在他的《九日与钟繇书》中说：
“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
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曹丕的说法说明人们对于九九重阳的认识至少已经有着1800多年的历史了。
当然，这种说法带有明显的附会成份，是一种望文生义的解释。
这是因为，最初的“重阳节”并非一开始就确定在农历九月九日，“阳”也并非只指日月两个天体，“重”也并非仅指“九”这个数。
另外，《易经·
天之数》说：
“立天之道，曰阴曰阳。
系天故取其奇为灾岁数”，可见“重九”并不是吉利之数，有时却是大凶之数。
话说到现在，我们就应该知道，重阳节的来源应该说比这种说法还要复杂。
至少，重阳节的习俗应该和从远古到上古时期两个非常矛盾的先民习俗——九月庆和九月祭，以及先民天神互通的原始信仰与火神死亡崇拜有紧密联系。
上古九月的庆典习俗：
对于农耕社会来讲，农历九月农事基本完毕，因此从远古开始，华夏先民往往将丰年庆典和祭神祀祖等活动安排在九月。
《吕氏春秋•季秋纪》载：
“（九月）命冢宰，农事备收，举五种之要。
藏帝籍之收于神仓，祗敬必饬”；
并且说“是月也，大飨帝，尝牺牲，告备于天子”，“是月也，天子乃教于田猎，以习五戎獀（sōu）马。
”可见在季秋九月农作物丰收之时，先民普遍存在着飨（xiǎng）天帝、祭恩祖等岁时活动，而且这一习俗在战国时期还被统治者加以条令化和典章化。
由于这是一种丰年庆活动，所以九月庆典习俗明显带有酒神狂欢的色彩和特点，有着大量娱乐内容（“祭神”、“飨帝”、“田猎”、“野宴”等）。
后人普遍认为汉代以后九九重阳节的野宴、饮酒、歌舞等习俗即源于先秦的九月庆典。
所以有人把先秦的九月庆典看作是中国的酒神节。
除汉民族及其前身华夏族外，古匈奴族、高山族和壮族都有着多样的九月庆典活动，其中高山族阿美人和壮族的九月节庆活动还一直延续至今。
再来看下一个习俗。
先秦的火神死亡崇拜：
从原始社会开始，人类非常崇拜火和火神。
先民把一颗亮度很强的恒星——心宿二星（天蝎座的主星天蝎座α星，属东方苍龙七宿的心宿）看作是火神的化身，称其“大火”或“大辰”、“心”，并把它当作古代季节星宿的标志，设立了火正的官职专门负责观测这颗恒星。
通过观察“大火”出没的位置来确定季节转换。
由于“大火”在每年农历的九月隐退，《夏小正》称为“九月内火”，“内火”指“大火”隐入，意味着肃杀冬季的来临——古人称之为“阳九之厄”。
因此人们在九月举办各种仪式来祭奠火神祈求保佑。
先秦的这种火神死亡崇拜成为后来重阳节求“长生”、“消灾避邪”等习俗的主要来源，因此有人把重阳节也称作死亡节，把它和三月三（复活节）联系在一起，相互之间存在着对应的关系，构成了一组特定的节日系统。
古人将重阳与上巳或寒食、九月九与三月三作为对应的春秋大节。
所以《西京杂记》卷三云：
“三月上巳，九月重阳，仕女游戏，并祓禊（fú
xì
）登高”。
上巳、寒食与重阳的对应，是以“大火”出没为依据的。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人们认识的提高，“火历”让位于一般历法。
九月祭火的仪式衰亡，但人们对九月因阳气的衰减而引起的自然物侯变化仍然有着特殊的感受，因此登高避忌的古俗依旧传承。
重阳在民众生活中成为夏冬交接的时间界标。
如果说上巳、寒食是人们渡过漫长冬季后出室畅游的春节，那么重阳大约是在秋寒新至、人民即将隐居时的具有仪式意义的秋游，所以民俗有上巳“踏青”，重阳“辞青”的说法。
什么叫“辞青”呢？
清代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记载，“都人结伴呼徒，于西山一带看红叶，或于汤泉坐汤，谓菊花水可以却疾。
又有制肴携酌，于各门郊外痛饮终日，谓之辞青。
”而在巫术盛行的时代，人们习惯于创造一些带有象征性的习俗来达到避邪消厄的目的，其中最便于流传的是佩俗和食俗。
而这正是后世重阳节诸多食俗和佩俗的源头。
下面我们再看看第三种习俗。
上古的天神互通信仰和登高习俗：
古人爱好登高，但它显然不同于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的个人情怀，也不同于现代人理解的娱乐或健身活动。
远古人们爱好登高，这和他们的天神观念有着紧密的联系。
古人普遍认为天地一开始是相通的，人与神可以互相来往。
此观念直到近代还广为流传。
龚自珍的《定庵续集·
卷二·
壬癸之际胎观第一》中说：
“人之初，天下通，人上通，旦上天，夕上天；
天与人，旦有语，夕有语。
”古人认为天地相通是有一定途径的，而这个途径只能是自然物：
一是高山，一是大树。
以高山为天梯，见于《山海经》记载的就有昆仑山、肇山、登葆山、灵山等，其中最著名者自然是昆仑山，因此昆仑山在上古神话中具有重要地位。
以树为天梯则不多，只有《山海经·
海内南经》及《淮南子·
地形训》所记之建木。
《山海经•海内南经》谓“有木，其状如牛，引之有皮，若缨、黄蛇。
其叶如罗，其实如栾，其木若蓲（qiū，初生的芦苇）”；
晋郭璞为《山海经•海外南经》郭璞注云：
“有员丘山，上有不死树，食之乃寿。
亦有赤泉，饮之不老”。
由此可见，为通天升仙而登高应是先民的重要习俗或原始信仰。
虽然形成后世重阳节的诸多习俗在上古就已存在，但这不等同于重阳节很早就成形。
正如下雨一样，即使云中水汽达到超饱和状态，如果缺乏凝结核的话，也是不会下雨的。
因此，这些习俗因子要成为重阳节的习俗，就需要一个凝结核——“重阳”概念的形成和具体日期的确立。
在这一点上，先秦楚人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们不仅首先创立了“重阳”这一概念，而且大体上确定了“重阳”的日期。
而这一切又是和楚人追求登天拜谒先祖祝融的习俗紧密相关。
3．楚人登天拜祝融
《国语•楚语下》说，天地一开始是互通的，但后来由于南方部落“九黎”人不敬天神，帝颛顼“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
“绝”是断绝的意思，“地天通”是天地的通道，“绝地天通”指断绝了地民和天神往来的通道。
而“绝地天通”的“南正”重、“火正”黎二人本是颛顼的后代，但历史上对其身世、官职的说法比较混乱，有时甚至相互矛盾，而且很多时候又被合称为一人。
其中有种说法是，主管天的“重”也曾担任过“火正”的官职并被人们尊为火神，后被帝喾称为“祝融”。
而祝融恰恰就是楚人公认的先祖。
先祖“绝地天通”的做法无疑让楚人无法接受，这就引发了著名的“昭王之问”。
据《国语·
楚语下》记载，至迟在公元前489年前，“（楚）昭王问于观射父，曰：
‘周书所谓重、黎实使天地不通者，何也？
若无然，民将能登天乎？
’”对此观射父做了一通玄而又玄的解释，并说主要是因为“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所以只要做好祭祀就行。
至于什么时候是祭祀的最好时间，观射父认为是“日月会于龙狵（dò
u）”之时，他解释说这个时候“土气含收，天明昌作，百嘉备舍，群神频行”。
很显然，观射父指的是秋季祭祀。
通过“昭王之问”，我们可以发现两点：
一是楚昭王非常关心“民将能登天乎”这个问题，可见，对于楚人来讲黎民“通天”是个现实的要求。
第二个问题是观射父所说的“日月会于龙狵”之时具体又是哪一天呢？
和大多数古人一样，观射父用的是一种天象来指具体时间。
“龙狵”是古星名，居东方苍龙七宿之末，又叫龙尾星。
“尾九星苍龙尾也，一曰析木”，“析木”为十二星次之一，“日月会于龙狵”指的是“龙尾伏辰”，也就是日月会于析木之时。
晋傅玄《大寒赋》曰“日月会於析木兮，重阴凄而增肃”。
佐以《左传》鲁僖公五年“晋国灭虢”对天象的描述和时间记载，今人认为“日月会于龙狵”即“龙尾伏辰”的时间应该是夏历九月初十日亦即九月“丙子日”。
毫无疑问，楚人必然会选择在这个时候举行祭祀活动。
而相传祝融还是一位音乐家，他经常在高山上奏起悠扬动听、感人肺腑的乐曲，以此使黎民百姓精神振奋、情绪高昂。
祝融死后葬在南岳衡山之阳，后人为了纪念他，就把南岳最高峰称为祝融峰，在山上建有祝融殿。
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在楚昭王之后一段时间内，楚人在每年九月初十日前后登高隆重祭祀火神先祖祝融应该是非常普遍的。
关于这一点可以在“昭王之问”二百年后屈原的作品中得到佐证。
在《远游》中，屈原感叹“悲时俗之近阨（è
）兮，愿轻举而远游。
质菲薄而无因兮，焉托乘而上浮？
”由于“美往世之登仙”，屈原选择了在天空驰骋远游的方式，托配仙人、周历天地、无所不到。
在诗中屈原描述了自己游天的时间、行程是“集重阳入帝宫兮，造旬始而观清都。
朝发轫于太仪兮，夕始临乎于微闾”。
“集重阳入帝宫”的诗句，是“重阳”二字首次见诸于文字。
“旬始”指的“太白星”，因此“重阳”无疑指的是一种天象或是指这个天象出现的时间。
由于“思旧故以想象兮，长太息而掩涕”，屈原来到了火德“炎神”的地方，“指炎神而直驰兮，吾将往乎南疑”。
“南疑”就是“九嶷山”。
由于受到祖先告诫，“祝融戒而跸（bì
）御兮”，屈原再去往北方“腾告鸾鸟迎宓（fú
）妃”。
从接受学的角度看，我们认为，在屈原时代，在重阳这样一个重大的祭祀期间，登高拜谒先祖祝融应该是当时楚人能够普遍认知的活动。
《远游》一诗只是将其形象化了而已。
此外，屈原《离骚》中还前无古人地提到了后世重阳节两种重要习俗。
一是茱萸用于配饰。
《离骚》说“椒专佞以慢慆（tāo）兮，榝（shā）又欲充夫佩帏（wé
i）”，“榝”就是指茱萸，因其气味强烈而用来装饰。
二是以菊入馔（zhuà
n）。
《离骚》说“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而这无疑是中国最早“以菊入馔”的说法。
这两点无疑是后来重阳节饮菊花酒、吃菊花饼、佩带茱萸习俗的最早文字记载。
楚人重阳日在九月的习俗，在今天古楚地的一些地方仍有保留。
比如江苏丹徒以九月一日、常熟以九月十三日为小重阳，湖北来凤、宣恩以九月十九日为大重阳、九月九日为小重阳。
唐代李白《九月十日即事》也记录了当时九月九日、十日有两过重阳的习俗。
而“九”又是楚人最爱的数字，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楚辞》中“九”的使用频率非常之高，如“九天”、“九重”、“九则”、“九阳”等等，也有许多文章本身就是以“九”命名的，如《九思》、《九章》、《九歌》、《九叹》、《九怀》、《九辩》等等。
虽然没有确切文字表明楚人何时将重阳节定在九月九日，但后来人多认为，由楚人将重阳节确立在九月九日的可能性最大。
当然，在这个确立过程中，先秦人们的阴阳象数逻辑观念也可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所以说，至少在秦灭楚国之前二、三百年（公元前4世纪前），重阳节就已经基本定形了。
4．秦汉重阳世俗化
虽然重阳节起源较早，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先秦九月重阳节的登高祭祀活动主要是一种宗庙祭祀的国家行为，是一种贵族的权利，它和我们今天理解的，世俗化的、节日化的“重阳节”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
“秦承楚制，汉承秦制”。
重阳节的节日化、世俗化是在西汉初期完成的。
在这个过程中，重阳节融合了多种民俗因素及神秘观念，逐渐确定了避邪求寿和秋季狂欢的复调内涵。
一般认为西汉之前重阳节的一些习俗可能只在宫中流传。
这从重阳节传到日本后，直到明治维新之前，饮菊花酒等习俗只在宫廷和将军府中流传等情形也可以看出一二。
古代典籍《三辅黄图》卷四说，刘邦和宠妾戚夫人在长安宫边饮菊花酒边下棋，“胜者终年有福，负者终年疾病，取丝缕就北斗星辰求长命乃免”。
后来戚夫人被吕后害死，其贴身侍女贾佩兰被驱逐出宫后将重阳节习俗流传到民间，重阳节遂逐渐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节日。
《西京杂记》中贾佩兰云：
“九月九日佩茱萸，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
相传自古，莫知其由。
”后来晋周处《风土记》曰：
“九月九日……俗于此日以茱萸气烈成熟，当此日折茱萸房以插头，言避恶气而御初寒。
”又云，“汉俗（九月）九日饮菊花酒以祓（fú
）除不祥”。
这种风俗遂延续千年不变。
晋代以后重阳节有了大发展，到了唐宋时期达到鼎盛。
至唐代中叶，重阳节甚至进入制度层面，成为法定的“三令节”之一，“宜任文武百僚择地追赏为乐”，朝廷还加以赏赐，成为名副其实的带薪“官休”之日，足见其地位之重要。
元明清三代重阳节基本上是延续宋代的做法，可称是重阳节的延续期。
到了近代，由于中国社会的激荡变革，重阳节在现实中的影响才逐渐弱化。
如果说驱邪祈寿的风俗代表着一种“迷性”的话，那么重阳节重视娱乐则代表着一种“俗性”。
东汉以后一直流传着重阳群聚宴饮的习惯。
曹丕说九月九日“享宴高会”，这个朝廷习俗一直延续至明清；
而民间此风也是千年不衰，南北朝梁朝宗懔《荆楚岁时记》云：
“九月九日，四民并籍野饮宴。
”并注称：
“今世人九日登高饮酒”；
清《粤西丛载》记：
“九月重阳，携酒登高”；
民国《中华全国风俗志》记江西萍乡人九月九日“膳后至南门外宝塔岭登高”，“萍俗是日阖境人家，咸备办酒肴，恣意饮嚼”，并说湖北监利人于重阳日“士子登高啸咏”，“聚众赛会，籍野乡宴”等。
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记载：
“京师……每届九月九日，则都人士提壶携榼（kē），出郭登高……赋诗饮酒，烤肉分糕，洵一时之快事也。
”除了野外或高地宴饮之外，在现在许多地区还流传着重阳登高放风筝、唤黄雀、养蝈蝈、斗鹌鹑等娱乐或趣味比赛等习俗。
而无论是驱邪祈寿还是宴饮狂欢，古人过重阳节一般都将其和登高这一习俗紧密结合在一起。
我们知道，无论古今中外，任何良辰美景都离不开酒，重阳节更是因为九月九日是“酒神”之日而与酒有着不解之缘。
由于九酒不分，酒水又是阳水，古人认为用重阳节的水酿造的酒最好，因此把以重阳日造的酒称为“重阳酒”。
明清以后直至民国，民间造重阳酒之风日盛。
也正因为如此，民间将和酒有关的一些习俗都合并到重阳节来，如在重阳节祭祀酒神和造酒先师、将重阳日定为酿酒之日等。
近世湖南宁远、贵州茅台等地还流传着在重阳日酿酒并祭祀酒神杜康的习俗。
著名导演张艺谋导的著名电影《红高粱》就融入了九月九烧锅、酿酒、祭祀酒神的传统。
电影里祭祀酒神的歌曲其歌词包括了医术、数术、易术、五行学说的内容，巧妙自然的将中国民族文化与影片融合在一起。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此外，重阳节还是一个收获的时节。
历史上，不少地区的农民将重阳登高与秋季作物采集等经济活动联系起来，一边登高一边上山采集药物以及其他经济作物，谓之为“小秋收”。
一些地方（尤其是唐宋时期四川一带）甚至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了以药材交易为主的“药市”。
一些行业也在重阳日祭祀行业祖神或在此日安排重要的仪式，如印染行业在九月九日祭祀行业神“梅福”“葛洪”二仙。
5．登高宴饮插茱萸
作为一个传统节日，重阳节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代表性节日习俗，如“佩插茱萸”、“食蓬饵”（ěr，菊花糕以及后来的重阳糕）、“饮菊花酒”和“登高啸咏”、“群聚宴饮”等习俗。
（与观众互动）
佩插茱萸：
古时有“无菊无酒不重阳，不插茱萸不成节”的说法。
佩插茱萸是重阳节的一个标志性习俗。
茱萸属于双子叶植物纲蔷薇亚纲，有多个种类，与重阳节有关的茱萸主要指的是吴茱萸，古名越椒。
吴茱萸的特点一是花房艳丽，给人以很强的视觉上的美感；
二是香味浓烈，是很好的提神植物；
三是吴茱萸的药用价值，中国传统医药认为它有治寒驱毒的功效。
吴茱萸原名萸，因为原产在先秦吴国，所以叫吴萸。
后来为什么又称为“茱萸”呢？
据说这里有一个传说。
相传春秋时期，弱小的吴国每年须向强邻楚国进贡，其中有一年派出使者将本国特产“吴萸”作为药材献给楚王，无知的楚王不识吴萸为何物，反认为是吴国在戏弄他，于是大发雷霆，不容辩解便将吴国使者赶出宫去。
楚王身边有位朱姓大夫，因与吴国使者素为相好，忙将其接回家中并问其缘故。
吴国使者说，吴萸乃吴国上等药材，有温中止痛、降逆止吐之功，善治胃寒腹痛、吐泻不止等症，因素闻楚王有胃寒腹痛的痼疾，故而献之。
朱大夫听罢遂将吴萸精心保管起来。
次年，楚王受寒旧病复发，腹痛如刀绞，群医束手无策。
朱大夫见时机已到，急忙将吴萸煎熬，献给楚王服下，片刻止痛，楚王大喜，重赏朱大夫并询问这是什么药？
朱大夫便将去年吴国使者献药之事叙述。
楚王听后，非常懊悔，一面派人携带礼品向吴王道歉，一面命人广植吴萸。
几年后，楚国瘟疫流行，腹痛的病人遍布各地，全靠吴萸挽救了成千上万百姓的性命。
楚国百姓为感谢朱大夫的救命之恩，便把吴萸改称吴朱萸。
后世医学家又将之正名为吴茱萸并一直沿用至今。
这虽然是个传说，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如果结合《离骚》诗句“椒专佞以慢慆（tāo）兮，榝（shā）又欲充夫佩帏”来看，我们可以认为早在先秦楚国，人们就已经对茱萸的药用价值和装饰价值很是了解了，只不过囿于认识能力有限，人们将其药用功能神秘化，把茱萸看作是避邪除魔的神物而用作装饰物或随身佩戴。
茱萸和重阳节发生联系的过程已不可考，但可以肯定的是，插茱萸、佩茱萸囊、食茱萸作为重阳节的重要风俗到西汉时即已出现，如《西京杂记》曾记载贾佩兰“佩茱萸”，唐代沈佺期《九日临渭亭侍宴应制得长字》诗云：
“魏文颂菊蕊，汉武赐萸房。
……年年重九庆，月月奉天长”，说明唐代之前佩插茱萸的习俗已然之风。
到了唐代，佩插茱萸的习俗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盛行情况在唐代诗歌中有着充分体现。
由于茱萸在重阳节中具有重要地位，重阳节遂也称为茱萸节、登高会称为茱萸会等。
宋元以后，人们更为祈求长生与延寿，因此“延寿客”（菊花酒）在重阳节习俗中的地位逐渐超过“辟邪翁”（茱萸），佩插茱萸的习俗遂逐渐稀见，至民国时则基本衰退。
赏菊：
菊花，又叫黄花，属菊科，品种繁多。
我国是菊花的故乡，自古培种菊花就很普遍。
菊是长寿之花，又为文人们赞美作凌赏菊霜不屈的象征，所以人们爱它、赞它，故常举办大型的菊展。
菊展自然多在重阳举行，因为菊与重阳关系太深了；
因此，民间又称九月为“菊月”，重阳又称菊花节，而菊花又称九花。
赏菊也就成了重阳节习俗的组成部分。
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八：
“九月重阳。
都下赏菊有数种。
其黄白色蕊若莲房曰万龄菊。
粉红色曰桃花菊。
白而檀心曰木香菊。
黄色而圆者金铃菊。
纯白而大者曰喜容菊。
无处无之”。
明代《陶庵梦忆》中记载有：
“兖州缙绅家风气袭王府，赏菊之日，其桌、其炕、其灯、其炉、其盘、其盒、其盆盎、其肴器、其杯盘大觥、其壶、其帏、其褥、其酒、其面食、其衣服花样，无不菊者。
夜烧烛照之，蒸蒸烘染，较日色更浮出数层。
席散，撤苇帘以受繁露。
”清代赏菊，如《燕京岁时记》：
“九花者，菊花也。
每届重阳，富贵之家以九花数百盆，架庋广厦中，前轩后轾（轩轾，xuānzhì
，车前高后低叫轩，前低后高叫轾，比喻高低优劣），望之若山，曰九花山子。
四面堆积者曰九花塔。
”在《清嘉录》中记苏州赏菊活动说：
“畦（qí
）菊乍放，虎阜花侬已千盎（古代腹大口小的器皿）百盂（yú
），担入城市。
居人买为瓶洗供赏者，或五器、七器为一台，梗中置熟铁线，偃仰能如人意。
或于广庭大厦堆叠千百盆为玩者，绉纸为山，号为菊花山。
而茶肆尤盛。
”另如《金瓶梅》、《浮生六记》等书中也有赏菊之记载。
比如，这其中，最为经典的当属《红楼梦》第三十八回登高设螃蟹宴、赏桂花、咏菊花的一段。
至今，重阳节期间，各大公园也仍组织大型菊展，并将菊缚扎成各类动植物，人物等造型，十分美观。
饮重阳酒、菊花酒、茱萸酒：
先说菊花酒。
重阳节很早就有喝菊花酒的习俗，但其起源则有多种说法，一说是起于上古，由杜康创造；
另一说是起于汉初，源自宫廷。
但不论何种说法，将菊花和酒紧密联系，并赋予文化内涵、影响深远的是晋代陶渊明。
陶渊明一生酷爱菊花和酒，他在《九日闲居》诗序中写到：
“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lá
o）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
唐代也盛行饮菊花酒。
中唐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权德舆的《嘉兴九日寄丹阳亲故》诗云：
“草露荷衣冷，山风菊酒香”。
历代文人雅士喜好菊花酒，这一方面和菊花酒的健身功益有关，另一方面也和士大夫对菊花人文风格的大力推崇有着紧密联系。
再说这茱萸酒。
自唐代开始饮用茱萸酒兴起，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与插茱萸、佩茱萸的衰落形成鲜明对比。
明代饮茱萸酒南方盛于北方。
唐代大医药家孙思邈在《千金月令》里记载当年饮茱萸酒风俗：
“重阳日，必以肴酒登高远眺，为时宴之游赏。
以畅秋志。
酒必采茱萸、甘菊以泛之，即醉而归”。
唐末五代《提要录》载：
“北人九月九日以茱萸研酒，洒门户间避恶。
亦有入盐少许而饮之者。
”南宋周密的《武林旧事》写道，“重阳节都（今浙江杭州市）人饮新酒。
泛茱（酒）簪菊（花）”的风俗。
《光绪华亭县志》则记载：
“然后对菊花泛茱萸尝新酒”。
当然茱萸和菊花并不是完全分开的，茱萸也可吃，菊花也可插。
簪菊之俗从唐代延续至清代。
如宋代吴自牧《梦梁录》云：
“今世之以菊花、茱萸，浮于酒饮之，盖茱萸名‘辟邪翁’，菊花为‘延寿客’，故假此两物服之，以消阳九之厄。
”而杜牧在《九日齐山登高》诗：
“尘世难逢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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