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通货紧缩的财政对策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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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何放大财政投资政策的即期乘数效应，并为中长期投资需求的增长奠定基础，就成了衡量积极财政政策功效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有利于化解通货紧缩矛盾的一个重要因素。

为此，必须适时调整扩张性财政投资政策的方向和内容。

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这方面可供考虑的举措主要有三

　　——适当缩小国家财政对公共基础设施的直接投资规模，抽出部分财政投资资金，通过财政贴息、财政参股、财政担保等多种途径，以吸纳、带动社会资金参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这样做，一则可收到放大财政政策“乘数效应”之利；

二则可把近期的基础设施建设保持在必要而合理的规模上；

三则还可为国家财政直接投资规模的逐步缩减，以及积极财政政策的择机转型创造条件。

　　——调整财政投资方向。

去年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将增发的1000亿元国债以及与之配套的1000亿元信贷资金，主要投向了基础设施建设，这对推动当年和近期的经济增长，无疑起了明显的拉动作用。

但从中长期来看，过分强调不搞加工工业，特别是不投入技术装备工业和技术改造的做法，将对后续的经济增长带来不利影响。

因此，为了把财政政策的短期和中长期效应有机结合起来，须对财政投资方向进行适时调整。

即除了继续进行国家重点基础设施建设之外，还应有选择地对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对关乎工业和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加工工业，特别是技术装备工业，以及高科技产业的投资需求，予以更大的财政支持。

其中包括通过实行结构性的税收减免、投资抵免、加速折旧等政策措施，以定向支持企业的科技进步，促进那些具有旺盛活力与关联、带动效应的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并通过基础性的技术装备工业的升级换代，为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市场竞争力，冲出由于实体经济不发达和低水平所造成的市场疲软、需求约束和通货紧缩陷阱而创造条件。

这样做，不仅符合我国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根本方向，而且是缓解乃至消除通货紧缩压力的一项治本之策。

　　——发行专项建设国债，一方面减轻国家财政的债务压力，提高投资效果，同时可收到更好更大的政策扩张效应。

所谓专项建设国债，简而言之，就是将此类国债的发行，以及项目投资、项目经营和还本付息等活动，建立在运用这些国债所形成的资产及其收益上，并最终以资产转让和经营收益，作为还本付息的财产基础和资金来源。

这种做法，能收到刺激经济、减少财政债务负担、提高投资的资本化程度、增加国有资产比重和控制力、优化经济和产业产品结构等多重功效。

事实上，除了某些所谓“纯公共产品”之外，现有的许多财政性投资对象，都可考虑和试行这种投资形式。

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日本政府就发行了大量的专项建设国债，用于满足某些公共事业、公共工程和大型项目的贷款需要，收到较好的效果。

　　二、采取积极措施，加大财政政策直接启动消费需求的力度。

　　去年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对投资需求起了明显的拉动作用，但对最终消费需求的提升作用还有待加强。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卖方市场——短缺经济条件下，我们一直习惯于把刺激经济的重点放在投资和生产上，亦即放在增加产品供给上，因为供给的“短边”约束始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然而，在买方市场已初步形成的条件下，需要刺激的重点则是消费需求，有效需求是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方面。

从一定意义上讲，刺激投资和生产固然也是在提供需求，但这只是中间需求，它究竟能对经济增长发挥多大的作用，究竟能否提高经济效率，则取决于最终需求的状况。

正是有鉴于此，近期就应适时加大直接启动我国消费需求的财政政策力度。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这方面的突出矛盾，就是广大干部职工的低收入、高支出预期，已成了扩大即期和中远期消费需求的一个严重障碍。

理论和国内外的实践都充分表明，稳定人们的收支预期，尤其是增加对低收入者的补贴，不仅是在经济紧缩期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平的客观需要，而且其直接转化为即期消费需求的比例也最高、最快；

定向增加对国家工薪阶层的住房补贴，不仅可以缓解现行低工资与住房货币化的尖锐矛盾，而且是使建筑业成为支柱产业的一个重要推力；

社会保障制度的尽快建立，则是消除目前大多数人消费后顾之忧，消费心理不确定性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然而，无论是改革收入分配体制，还是加快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的步伐，都需要国家财政投入大量资金。

在国家财政长期紧张的情况下，如何筹措这些资金，就成了举国上下普遍关注的问题，也是进行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难点和焦点。

从当前我国的现实出发，满足上述需要的筹资对策有

　　——调整国家的现有预算安排。

　　改善低收入者的收入状况，提高工薪阶层的收入水平及其预期，充实社会保障资金来源等，就财政支出属性而言，均属于经常性支出的范畴，因此如何扩大经常性财政支出的来源，就是问题的关键之所在。

其中，可供考虑的一个办法就是调整现有的国家预算安排，即把近年来的经常性预算结余，不再转入建设性预算，而留作用以扩大经常性预算之需。

这可称之为“调”。

　　——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挤”出一部分财政资金用来满足上述需求。

　　例如，配合市场化进程和政府职能转换，适当缩减政府的支出与投入范围；

配合国企改革，逐步减少企业的亏损补贴；

在价格持续走低的情况下，大力压缩各种形式的价格补贴；

配合政府机构改革，以及支出制度的创新，逐步压缩行政事业费支出等等。

　　——通过对国有资产存量的有效利用，“变”出一块资金来支持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健全。

　　例如，对大中型企业的“办社会”资产部分实行“”剥离“，一方面可减轻企业的经营压力，同时又间接增加了在职职工的社会保障来源。

通过对中小企业国有资产的多种处置方式，也可变现出一部分资金来满足类似的需求。

　　三、从速推进费税体制改革，是持续扩大内需、遏制当前通货紧缩的一个重要环节。

　　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这种重要性和必要性，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其一是，通过费税体制改革，切实减轻企业和农民的非税负担，以增加其可支配收入，为提高城乡市场主体的投资——消费能力奠定基础。

　　我国人口中的2／3居住在农村，农民理应是最大的消费群体。

但农村消费品零售额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却从“七五”时期将近50％锐减至1997年的39％。

其中，农民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长缓慢，购买力水平低下，可说是一个基础性的原因。

而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则是“苛费猛于虎”，大量侵吞和蚕食了农村和农民的有限收入。

有关资料表明，1998年，尽管农民人均纯收入比上年下降％，但农民上缴的三提留、五统筹仍比上年增长了％，加上各种摊派和罚款，比交纳的税金还多出13％。

　　至于各类企业所承受的各种非税负担，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此只列举三个数字就可见一斑：

一是据初步统计，近年来企业上缴国家财政的资金，仅占各种收费摊派的1／3强；

二是近两年取消不合理收费26710项，涉及金额每年985亿元，相当于全国国有工业企业实现利润的两倍；

三是在有些技术改造项目中，除按国家规定上缴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以外，还要交纳各种费用20多种，两者合计占总投资的30％以上！

难怪不少企业扼腕长叹：

不改造等死，改造找死。

　　可见，大力、从速推进税费体制改革，切实减轻农民和企业难以承受的非税负担，不仅是完善企业制度、规范市场竞争环境、保护企业积极性的紧迫需要，而且也是依法增加农民和企业可支配收入，促进城乡投资和消费需求，缓解通货紧缩压力的必要举措。

大量事实已充分表明：

“三乱”不除，非但企无宁日、农无宁日，扩大内需，化解通货紧缩的目标也必将遭严重挫折。

正因如此，我们把它视为治理通货紧缩的一项重要对策。

　　其二是，通过清费正税，大力整顿、规范和完善政府的收入机制，认真解决多年来各种行政性收费和预算外资金恶性膨胀、愈演愈烈，大量蚕食和挤占国家财政收入的积弊，为增强国家可支配财力，振兴国家财政，并在此基础上提高财政政策的反通货紧缩力度提供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