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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未来面对挑战论文字Word格式.docx

第三次浪潮的到来,无疑为中国提供了与西方列强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竞争的机会。

中国紧紧抓住了这个机遇。

科技改变生活。

20年前,中国开始接入国际互联网。

20年来,互联网给人们工作、生活带来的影响显而易见,据中国互联网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报告,截至2013年年底,中国网民规模突破6亿,其中通过手机上网的网民占80%;

手机用户超过12亿,国内域名总数1844万个,网站近400万家,全球十大互联网企业中我国有3家。

2013年网络购物用户达到3亿,全国信息消费整体规模达到2.2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超过28%,电子商务交易规模突破10万亿元人民币。

更重要的是,互联网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畅所欲言的舞台,在党、政府与群众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整个社会得以进入一个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

网络在发扬民主、建言献策,尤其是在歌颂真善美、鞭挞假丑恶、反腐败等方面,起到了独特而显著的作用。

种种现象表明,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网络大国”。

然而,“大”不一定“强”,“网络大国”并不一定是“网络强国”,中国离网络强国仍有较大差距。

比如,在自主创新方面还相对落后,区域和城乡差异比较明显,特别是人均带宽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较大,国内互联网发展瓶颈仍然较为突出。

以信息化驱动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任务,仍然十分繁重。

我国不同地区间的“数字鸿沟”及其带来的社会和经济发展问题,也都需要尽快解决。

据CNNIC的数据,截至2013年12月,中国互联网普及率为45.8%,而在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这一数据通常在70%~80%以上。

更何况,我国网民中农村人口占比仅有28.6%。

同时,中国面临的网络安全方面的任务和挑战日益复杂和多元。

中国目前是网络攻击的主要受害国,仅2013年11月,境外木马或僵尸程序控制境内服务器就接近90万个主机IP。

侵犯个人隐私、损害公民合法权益等违法行为也时有发生。

此外,我国网络管理体制由于历史原因,形成“九龙治水”的管理格局,对互联网发展造成一定阻碍。

为此,总书记在对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说明中明确表示,“面对互联网技术和应用飞速发展,现行管理体制存在明显弊端,多头管理、职能交叉、权责不一、效率不高。

同时,随着互联网媒体属性越来越强,网上媒体管理和产业管理远远跟不上形势发展变化。

顶层设计破解发展桎梏。

如今,中国信息产业正以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但不可忽视的是,中国在对信息产业管理的体制机制上,还存在诸多僵化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信息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20年间,我国先后成立了不同的机构负责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

在中央网信小组成立之前,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负责信息化推进工作,后归口到工信部信息化推进司,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曾经单设国家网络和信息安全协调小组,负责网络安全管理。

然而,相比其他国家将信息化和网络安全提至国家战略层面,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汪玉凯在《中央网信小组由来及影响》一文中写道,我国信息化管理机构缺乏权威,难以统揽全局。

国家层面缺乏具有权威性、强有力的管理机构,是当前信息化管理体制存在的根本问题。

2013年以来,国家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加大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发展力度。

《国务院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强调,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信息产业优化升级,大力丰富信息消费内容,提高信息网络安全保障能力。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要坚持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方针,加大依法管理网络力度,完善互联网管理领导体制。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中央网信小组将网络安全和信息化紧紧结合在一起。

在汪玉凯看来,中央网信小组与之前的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的整体格局有着重大变化:

首先,新组建的中央网信小组是党中央层面上设置的一个高层领导和议事协调机构。

其次,出任组长的已经不是过去最高政府首脑总理,而是党的总书记,这将大大提高整体规划能力和高层协调能力。

再次,这个小组不单是信息化领导小组,而是把网络安全放在更突出的位置。

根据新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国家的网络安全上升到一个十分紧迫问题的情况下,突出网络安全并将其与国家信息化整体战略一并考虑,无疑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说,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出的“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

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已经十分明确地说明了为什么要在中央层面设立一个与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国家安全委员会并驾齐驱的机构,就是因为这三个方面都关系到国家战略全局,必须在组织架构上进行统筹协调、整体谋划,防止由于战略失误导致颠覆性错误的发生。

这种顶层设计可视为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相关要求的具体落实,也可看出中央对网络安全和信息化的重视。

综合考虑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国家需要顶层设计来整体统筹考虑。

成立中央网信小组使互联网管理更趋集中、更有效,特别是在推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建设方面,将更有作为,也更有意义。

目前,各国都在大力加强网络安全建设和顶层设计,推进国家网络安全战略部署。

公开资料显示,截至目前,已有40多个国家颁布了网络空间国家安全战略,仅美国就颁布了40多份与网络安全有关的文件。

美国还在白宫设立“网络办公室”,并任命首席网络官,直接对总统负责。

2014年2月,美国总统又宣布启动美国《网络安全框架》。

德国总理默克尔2月19日与法国总统奥朗德探讨建立欧洲独立互联网,拟从战略层面绕开美国以强化数据安全。

欧盟三大领导机构明确表示,计划在2014年年底通过欧洲数据保护改革方案。

作为中国邻国的日本和印度也一直在积极行动,日本2013年6月出台《网络安全战略》,明确提出“网络安全立国”;

印度2013年5月出台《国家网络安全策略》,目标是“安全可信的计算机环境”。

因此,接轨国际,建设坚固可靠的国家网络安全体系,是中国必须做出的战略选择。

信息安全刻不容缓。

如果把网络强国比作一座大厦,那么网络信息的安全就是这座大厦的基石。

今年的“微软XP停摆”事件,去年的“斯诺登事件”,都充分说明了信息安全成为我国迈向网络强国的第一道关卡。

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力,其影响力已经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推动着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

然而,任何技术都是“双刃剑”,互联网在提高经济的同时,也衍生出很多网络安全问题。

常态化的互联网治理必须建立在网络安全的基石之上。

当前,网络安全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焦点问题。

中国是网络攻击的主要受害国。

攻击、传播病毒、窃取信息、侵犯隐私等行为暗流涌动,广大网民对信息安全的呼声十分强烈。

网络是一个看不见硝烟的战场,成为各方角力的主战场。

2013年震惊世界的“斯诺登事件”再次证明,没有关键技术和自主产权的网络,没有对于网络安全的保护与防护,小到个人,大到国家,都将无秘密可言,都将无安全可言。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如果不能保证网络和信息的安全,再强大的硬件设施都可能成为“聋子瞎子”。

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允许互联网变成“自由市场”。

世界主要国家对网络空间战略的价值认识正在不断深化,并把网络空问安全提升到国家安全战略高度,注重加强战略筹划与指导,以期增强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

2011年,美国颁布《网络空间国际战略》和《网络空间行动战略》,从国家战略层面统一部署网络安全,全面提升在网络空间的行动力和控制力。

俄罗斯把维护网络空间国家主权放在首位,强调技术装备和信息系统的自主可控,坚持技术发展与安全并重;

2011年2月,德国颁布《德国网络安全战略》,提出联邦政府应重点保护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确保德国信息技术安全,加强网络安全领域机构和人才队伍建设等十大战略举措;

2013年2月,欧盟颁布《网络安全战略:

公开、安全和可靠的网络空间》,提出五项战略重点:

日本防卫厅也已组建了一支由陆海空自卫队专家组成的5000人左右的网络战部队,专门从事网络系统的攻防作战。

由此可见,加强战略部署,维护网络安全,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和惯例。

面对当前信息安全领域的严峻形势,我国需尽早调整战略方向,打造独立自主的信息安全产业生态体系,打破西方国家的钳制局面。

首先,明确我国信息安全发展战略定位。

明确我国在网络空间的核心利益,并定位到国家安全角度:

认清我国信息安全问题的根源,明确独立自主的信息安全技术产业体系在保障国家信息安全中的重要性;

充分考虑到我国的发展现状,承认在技术产业上的巨大差距,循序渐进地发展技术产业,有选择地学习和吸收西方技术,充分保持自主性。

其次,全面构建信息安全积极防御体系。

采取以防为主的积极防御策略,强化对安全风险、威胁和安全事件的预防和发现能力,构建以可信计算、访问控制等为基础的主动防御技术体系:

整合现有技术手段和信息资源,形成国家网络空间积极防御协作机制、建设国家网络空间战略预警平台;

建立跨部门、跨行业的应急处置体系,提高国家对信息安全事件的处置能力;

研究各种网络攻防对抗技术,提升网络攻防能力;

加强有关信息安全漏洞、恶意代码等核心信息的共享,提升漏洞分析验证、恶意代码检测等核心技术能力。

最后,打造自主信息安全产业生态体系。

加强顶层设计,明确信息安全技术重点发展方向,扶持信息安全“国家队”:

在当前我国信息技术产品高度依赖国外的情况下,加快推进可信计算产业化,并有序推进国产化替代;

充分发挥举国体制优势,支持安全芯片、操作系统、应用软件、安全终端产品等核心技术和关键产品研发,实现关键技术和产品的技术突破:

联合产业上下游企业,整合自主信息安全产业链:

坚持以应用促发展,支持政府部门和重要领域率先采用具有自主信息安全技术产品,带动从基础产品到应用产品和服务的具有完全自主知以产权的产业发展。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

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

按照中央的要求,建设网络强国的战略部署要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同步推进,向着网络基础设施几本普及、自土创新能力显著增强、信息经济全面发展、网络安全保障有力的目标不断前进,学人智库《面对未来面对挑战论文2000字》。

伴随着中央网信小组的成立,我国的网络安全与信息化管理体制、机制必将,皮生深刻变化,这个新框架不仅预示着我国新的信息化战略和网络强国战略会被提上重要议事日程,而且也预示着中国在打场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翻身仗,未来不可限量。

面对未来面对挑战论文2000字(南海篇)

摘要:

南海问题的波谲云诡充分体现了其复杂本质。

作为中国与东南亚邻国之间长期存在的海上领土资源争端,该问题近年来频现突发性事件,严重损害了有关国家双边关系的发展。

与此同时,美国深度介入南海事务,其平衡中国影响力的战略考虑一目了然,南海问题的大国竞争实质日益凸显。

在中关竞争的背景下,南海问题不仅对东盟在地区政治安全事务中的统一性和团结性再次提出了挑战,而且势必影响到亚太安全格局的演变。

关键词:

南海问题大国竞争东盟地区安全

近年来,南海局势的发展令人瞩目。

虽然中国与东盟国家原则上一致同意共同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与航行自由,但各方在领土、主权和资源获取方面的争端并未平息。

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国在各类突发事件中的介入程度逐步加深,东南亚各声索国相应挟美以自重,南海问题的大国竞争特征日益凸显。

一旦大国竞争成为规范南海问题解决方向的主要因素,无论是东盟的团结性,还是中国多年来在与东盟各国互动中形成的温和态度,都将面临巨大考验。

一、南海问题实质的转变

南海问题是中国与东南亚一些国家之间长期存在的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

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博弈,南海海域及其岛礁形成了被六国七方(中国、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及中国台湾)分别控制或声称拥有主权的复杂局面。

由于靠近对世界贸易至关重要的海上通道以及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原本价值有限的南海岛礁就具有了象征意义和战略重要性。

虽然2002年11月《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OC)的签署为这一地区带来了和平前景,但争端各方仍时常发表关于争议岛屿的挑衅性声明,船只相撞、相互拘捕或强行搜查渔船及渔民的事件更是屡见不鲜。

随着全球化石能源价格的走高,以及地区内国家经济的增长,各国纷纷寻求新的稳定的能源供应,南海海域因此成为周边国家的新目标。

南海油气、渔业等资源一直是周边国家重要的财富来源,各国进行海洋资源开发的力度不断加大。

越南海洋油气开发正从近海大陆架向南海深海持续推进,以自主开发、联合外国石油公司开发和对外招标等方式侵入到中国南海传统海疆线内。

菲律宾强调在石油供应上的自给自足,意图在今后几年内将中菲争议海域向外国公司开放开采合同招标。

目前在南沙拥有石油承租权并从事油气勘探和开采的国际石油公司大约有200多家,南沙油气开发已呈国际化的局面。

对资源的争夺成为自DOC签署以来引发南海新冲突的主要诱因。

南海渔业资源开发同样如此,2009年,中国宣布将南海禁渔时间调整为每年的5月16日至8月1日。

禁渔期间,中国渔政船将对在西沙群岛附近非法作业的外国渔船和船员实施执法。

中国禁渔令的范围虽不包括南沙群岛,却多次遭到越南的抗议,称禁渔令影响了越南渔民的生存。

越南渔船不仅越界到中国海域捕鱼,还进入到东盟其他国家的声索区域,导致与其他声索国频频产生渔业纠纷。

为了配合南海资源开发以及应对日渐增加的资源争端,各声索国加强军备建设,努力提升海军和海岸警备队的能力。

这些举措使南海司空见惯的小规模相互袭扰有擦枪走火升级的风险,激化了国民情绪,缩小了各国政府的妥协余地。

2009年以后,在资源争夺引起的小摩擦持续升级的情况下,美国的介入为南海问题的管理与解决再添新难题。

2010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河内东盟地区论坛(ARF)上高调宣称南海争端的解决涉及美国维护海上航行自由的国家利益,暗示中国在“胁迫”南海周边国家,主张形成一个解决南海问题的“国际机制”。

自此,美国积极介入南海争端的部署在“重返亚太”或“亚太再平衡”战略下逐步展开。

二、大国竞争实质的表现

金边会议前后南海问题的最新发展表明,经过长期的酝酿和发酵,这一问题的实质正从基于领土资源的争端,逐渐且日趋明显地向大国竞争转变。

第一,中美两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分歧公开化。

自希拉里-克林顿在2010年7月ARF上发表关于美国国家利益的讲话后,美国不断明确它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事实上鼓励了东盟声索国与中国对抗。

美国参议院于2011年6月通过一项决议,宣称“强烈反对中国军舰在南海争端中使用武力”,敦促“通过多边和平程序解决南海争端”。

该决议还“赞成美国武装力量基于支持在南海的国际水域和空域的航行自由权而继续行动”。

2013年7月,美国参议院全体会议通过决议,重申亚太地区的航行自由事关美国的国家利益,再次指责中国为改变领土现状,在东海及南海威胁动用武力。

中美在南海问题上的竞争公开化、复杂化。

凭借在南海问题上日益清晰的政策立场,美国以一种与中国针锋相对的态度干涉地区事务。

具体而言,中美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相悖之处在于:

(1)美国强调应该根据国际法的规定进行主权诉求,要求只从陆地和合法的岛屿确定海域主权;

而中国则根据历史主权和权益以及首先发现的权利提出主权要求。

(2)美国支持来自所有声索国的集体外交进程,并不时要求将争端交由国际法庭仲裁;

而中国坚持谈判应该是在中国与东盟声索国双边范围内进行的,第三方不应卷入。

(3)美国名义上宣称中立,事实上采取了站在东盟声索国一边的立场,多次表达对菲律宾和越南的支持。

(4)美国明显施加了要求各方达成《南海行为准则》(COC)的压力,不断在东盟美国对话会上推动为南海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准则,并力图影响准则的内容。

这与中国渐进式的、不受任何第三方干扰的谈判立场相悖。

第二,美国调整亚太军事战略,加强与东盟国家的防务关系,为在军事上干涉南海问题做准备。

在2012年6月第11届香格里拉对话上,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明确表示,美国在2020年前要把60%的军力部署到亚太地区。

他宣称:

“面对中国不断上升的军事力量,美国将更新其在亚太地区的海上力量并且保持‘警觉性’。

……为了促进亚太地区和整个世界的和平,我们的军队要分担安全责任。

”未来中美围绕西太平洋的海权之争势必凸显。

作为调整亚太军事战略的重要步骤,美国从2012年下半年起,增加在澳大利亚北部达尔文港的驻军,并分步扩大在澳的军事活动。

在加强与东盟国家的军事合作方面,美越这对昔日宿敌在防务关系上的发展最具指向性。

自2008年10月以来,美越连年举行政治、安全和防务对话,频繁开展军事互访,不时进行联合军演,对话议题和军演内容均涵盖地区安全和南海争端。

与此同时,美国大力加强与传统盟国菲律宾的军事合作。

美国前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坎贝尔称,“在许多方面,我们正在美国与菲律宾的关系中书写一个新篇章,将家长式的关系变成平等的伙伴关系。

”美菲军事关系的发展和强化集中于海上安全方面,制度化或非制度化的联合海上军演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多年来几乎从未间断,演习地点也时常位于或靠近南海争议海域。

菲律宾借此为自己在南海争端中壮胆,而美国则为重返亚太寻找契机。

即便是一向相对独立的印度尼西亚的立场也在美国亚太军事战略调整中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伴随着华盛顿解除长达十余年的与雅加达发展军事关系的禁令,印尼拒绝了中国的观点美国不应该干涉南海争端。

在美国或明或暗的支持下,东盟一些声索国在南海争端中采取了咄咄逼人的行动,大大增加了南海的紧张和不稳定。

第三,中美战略互疑加剧。

“战略互疑”指的是一种观念,即认为对方国家实现其主要长期目标是以本国的核心发展前景和利益为综合代价的。

截止到2012年,战略互疑似乎在中美两国中均有增长。

这种观念一旦发酵,就会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导致中美关系呈现全面敌对状态。

中美战略互疑必将对南海问题产生负面影响,争议解决愈加困难。

中国海军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实施“走向海洋”战略。

在过去20年间,中国的海军力量与海洋利益同步得到扩展,与西太平洋上主导性海洋强权美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同时增加。

美国相信,随着中国力量的上升,中国人民解放军希望控制邻近海域(近海)的强烈愿望,可能对美国自由进入公海并在其中自由行动提出挑战,而这种自由对美国履行对其地区内盟友的承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美国一些战略家认为,中国越来越依赖于原材料进口的事实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它挑战美国在亚洲的作用,其结果就是安全竞争。

为了避免地区影响力遭到削弱,政府清楚地表明其在南海的利益以及加强与盟友的关系,以对抗在西太平洋来自中国的压力。

中国对美国的战略疑虑深深扎根于历史。

中国领导人倾向于将美国在亚太的同盟体系看作是冷战的残余。

在南海问题上,美国的官方观点始终是保持“中立”;

但在中国看来,美国采取的一系列显然意指中国的外交动作表明,它希望破坏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使争端长期存在。

中国基本上相信,正是美国对于其盟友的保证才使得一些东南亚声索国在南海主权和资源问题上更加鲁莽地与中国对抗,这无异于共谋反对中国。

因此,中国不得不继续暗示它的硬力量,申明坚决保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其他利益。

三、南海问题的未来发展

在大国竞争实质日益凸显的情况下,南海问题的未来走向将在以下三种背景下展开。

第一种是中美竞争加剧,南海问题演变成一场严重的地区主导权之争。

在此过程中,中美竞争分裂了东盟,弱化了东盟的中心性;

南海争端则持续发酵,紧张升级,各国在“行动一反应一行动”的恶性循环策日趋强硬,安全困境变为现实。

第二种是强大的、有约束力的《南海行为准则》得到东盟与中国的同意和共同实施。

东盟的政治竞争力和中心性得到加强,美国和其他大国在地区内的活动受到规范,南海实现和平稳定。

第三种是一种多方努力管理南海问题的局面出现。

争端会得到管理但不会很快解决,东盟与中国之间的对话、外交口角和紧张状态此起彼伏,同时美国在军事上并不明显地站在任何一方。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意识到自己正面对一个战略难题,其捍卫海洋主权和利益的政策与其发展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地区战略相冲突。

正在努力缓解南海的紧张局势。

2010年1月22日,在东盟秘书处的一次讲话中,国务委员戴秉国宣布中国不会谋求“霸权”,南海问题会留到下一代加以解决。

戴同时告诉美国,“中国从来没有想过在世界上争夺领导地位”,相反,中国与美国合作应对各种难题,是一个“美国可以信赖的伙伴”。

事实上,中美关于海上安全问题的讨论已经存在,并形成了“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目前需要对这种机制进行补充和加强。

中国还同意于2014年夏首次参加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并参加救灾等项目的演练。

中国也致力于缓解与越南的紧张关系。

2011年10月,越共总书记阮富仲访华,中越签署《关于指导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海上问题基本原则协议》,承诺妥善处理海上问题并保持沟通和对话,“不使其影响两党两国关系和南海的和平稳定”。

更重要地是,中国和越南同意在防务部门之间建立热线联系,加强军事交流合作,增加海军舰只的互访,并在陆地边界和金兰湾进行联合巡逻。

此外,中国还发挥软力量优势,宣布设立30亿元人民币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推动与东盟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海上合作格局,重申为最终达成COC而努力。

结语

南海争端曾被认为是中国与其邻国合作解决问题的机会,也是对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在安全事务上的工作能力的考验。

但随着美国加强在该地区的政治军事介入,东盟声索国加大能源开发,以及中国国家利益的日益拓展和军事力量的持续上升,这一机会似乎正在失去,考验却越来越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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