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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与书写
接受与书写：
陶渊明与韩国古代山水田园文学
崔雄权
内容提要陶渊明在伴随《昭明文选》流播到韩国文坛之后，其形象及作品经历了初步接受、由“苏轼热”而带动的“陶渊明解读热”、高丽末至朝鲜王朝初期的全面解读和阐释、“慕陶”和“效陶”的深入和升华以及接受的衰弱等几个阶段。
在这一过程中，文人们的创作从最初的“拟陶”、“效陶”，到个体风格及审美化的人生态度的彰显，直至其作品内容开始关注百姓生活，呈现出世俗化、艳俗化的倾向，创作语言也走向了通俗化与民谣化。
终此，韩国文人们的内心世界开始接受武陵桃源情结、归意象、诗酒人生等诗学内涵，并最终形成了韩国的“渊明式”与“朝鲜风”相交织的富有民族特征的独特的美学风格。
论及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联及其所产生的影响，毫无疑问，中韩、中日文学关系具有相当的典型意义，它涵盖了中国文学在东亚文学及文化影响研究中的许多规律问题，其中有的论题又具有鲜明的独特性。
而陶渊明对韩国古代山水田园文学之间的影响则尤为典型。
韩国古代山水田园文学的创作源于新罗末高丽初，其作品多借助对美丽的山水田园风光的描画，来克服诗人对于现实所产生的挫折与悔意，即以暂时的安静与喜悦来试图消弭内心的焦虑与悲伤。
这一最初的创作意识逐渐形成了这些作家创作山水田园文学的集体无意识。
但真正完整的山水田园文学作品，则出自高丽时期的江湖歌道。
高丽中期兴起的武人政治可谓韩国山水田园文学产生的特殊的文化背景。
特别是到了朝鲜朝燕山君时代，为了回避激化的士祸与党争而躲避在山林与乡村的儒生们创作的江湖歌道，在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下，试图以礼赞大自然的宁静与优美来安抚自己那颗因政治斗争所产生的恐惧与不安的心灵。
作品主要表达对世俗价值的否定与自得地徜徉于山水的两种主要思想情怀。
由于写作者大多为封建官吏或士人，而且创作的时候往往也是他们在政治上失宠之际，故虽身在江湖，但心念魏阙。
身份经历上与陶渊明的相同或相似自然产生了山水田园文学创作上的这一共鸣。
一、韩国古代山水田园文学接受陶渊明的文化背景与基本轨迹
1、新罗末高丽初历史文化背景与韩国文人对陶渊明诗文的初步接受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陶渊明登陆韩国的历史文化契机源于新罗元圣四年（788）设立的读书三品科这一封建国家人才铨选制。
恰恰在这种有意栽培未来政治之花的科举考试科目中，陶渊明及其九篇诗文随着《昭明文选》这一必读书目在无意中被古代韩国文人所接受。
这恰如我们当代中国教科书中鲁迅作品对一批批学子的影响一样，不管你最初理解、喜欢与否，因为考试的缘故，你都要去读。
虽然，我们现在无法准确列出那些文人的名单，但不可否认影响已然形成。
其次是新罗留学生（包括留学僧）与晚唐诗人们的交游酬唱活动，促进了陶渊明对韩国古代文人的影响。
诸如喜爱陶渊明的晚唐诗人张乔、罗隐与杜荀鹤之于崔致远。
从现存的资料来看，新罗时期的崔致远为最早接受并解读陶渊明的古代韩国文人。
崔致远的号为“孤云”，极有可能取自陶渊明的《咏贫士》“万族皆有托，孤云独无依。
”当然，有人会反驳说这只不过是一种偶然的巧合罢了。
但是，崔致远在《和李展长官冬日游山寺》一诗中明确指出：
“曾接陶公诗与酒，仕途名利已忘机。
”，不仅提及了陶渊明，并且将其与“诗”、“酒”两种特定内涵的文化意象联系在一起。
试想如果不谙熟陶渊明作品的话，是很难如此深刻地揭示其“忘机”仕途名利于尘世的独特生命感悟。
其后高丽文人李仁老等，均是在这个基础上解读陶渊明的诗酒风流的。
这也是韩国文学史上第一首直接解读陶渊明形象的文学作品，它打破了一度的沉默，标志着陶渊明文学生命在异域的新生。
尽管韩国古代文人最初对陶渊明诗文的接受非主动与直接的，而是被动和下意识的，但其诗文的思想观念与艺术形式，却因高丽中期文人敬仰宋代大文豪苏轼的缘故开始被大量地解读与模拟。
2、高丽中期——苏轼热及对陶渊明文学作品的解读
高丽中期的李仁老、林椿、崔滋、李奎报等文人既在书信或诗话中表达了对苏轼的尊崇，又在诗歌创作上进一步表现出内心的敬慕，并通过苏轼逐步解读陶渊明。
这一时期，不仅没有因《文选》影响的远去而减弱，反而因“苏轼的力量”而形成了“学陶”、“拟陶”的文坛活动时尚。
从目前的资料来看，李仁老是陶渊明诗文影响最早最直接的高丽文人。
他创作了韩国文学史上第一首《和陶辞》。
作品除了比陶渊明多出两句外，韵律、句法则基本相同。
表达出世无知音的悲叹和归以待命的思想，辞作蕴藉含蓄，色调灰暗，感情沉重。
然而，李仁老毕竟魂牵梦绕着官场，时刻等待一线机遇的来临，故其对归隐的吟哦，多半是官场失意后的一种自我慰籍，也是对自我价值的寻找和重构的别样表达。
所谓“陶潜昔归吾亦归”不过是故作轻松罢了，而“我性淡无欲，于物不见囿”亦是缺乏生命张力的自我标榜。
应该说，“归去来”是李仁老等高丽文人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心意结。
特别在高丽后期，大批文士都处在欲仕不得，欲归不能的尴尬状态中。
于是给自己留个可仕可隐的人生路途，又何尝不是明智之举呢？
归去，并非真正的意愿，只不过是无限盼望和向往的脱俗生活而已。
所以在诗文作品中，更多地表现对归去的向往以及无法归去的遗憾与惆怅。
李仁老的“和陶辞”对韩国文坛有着深刻的影响，它掀起了和陶、效陶、崇陶的风气，追随之作达一百五十余篇。
李奎报诗文中咏陶、和拟陶之作多达三、四十篇。
多为陶渊明与莲社之雅趣，诸如“白莲邀靖节，黄孽引裴体”，“慧远不禁陶令饮，俨公卿与习之亲”，“君不见远公在匡山，亦容陶陆相追随”；次为辞官归田之意绪，如“田园归计晚，惭愧晋渊明”，“古来达士贵知微，田园将芜何时归”，等等。
散文《白云居士传》从立意命题到语言风格，完全脱胎于陶渊明《五柳先生传》，并骄傲地自称为“古陶渊明之徒”。
李奎报的诗歌，无论以陶渊明其人其行作为诗歌意象亦或直接引用其诗句或意象，都消减了陶渊明退隐田园后生活的艰辛，将其视为是一位风流儒雅的“达士”来顶礼膜拜。
这种有意的“误读”恰恰折射出社会的动荡与沉浮宦海的作者的心境。
高丽时期是韩国汉文学创作比较繁荣的一个时期，同时也是陶渊明其人其文被广泛接受与解读的重要时期。
它肇始于李仁老，开创了韩国文学史上拟陶、效陶的新时代，陶渊明其人及其诗文从此成为韩国文学中一个异常重要的文学因素和因子。
随后，李奎报、金克己、陈澕等将拟陶、效陶创作风气推向高潮。
以诗歌创作为例，高丽诗人从诗句、诗语和诗思等多方面对陶渊明诗文进行移植，可见这种效逃、拟陶风气之盛。
其中李齐贤与李谷等人的拟陶、效陶之作虽然不多，但是李齐贤突破了以往单纯的意象的借鉴与引用，而是注重学习其平淡自然的艺术风格。
李谷则以陶渊明为镜鉴，反躬自省。
这一直影响到高丽末期的文学创作。
3、高丽末朝鲜朝初期对陶渊明作品的全面解读与阐发
高丽末期政局的动荡不安，性理学的传入等特殊的社会文化机制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首先，作为韩国文学史上对于陶渊明接受的承前启后的时期，李奎报、李谷等人开启的儒家化解读的之风再度刮起，李齐贤等人学习陶渊明平淡诗风的热潮依然持续。
代表人物主要有李穑、郑梦周、李崇仁和金时习等。
高丽末至朝鲜朝初，除了上述两条路径之外，又增添了程朱理学这一新路径。
此期，除了对陶渊明作品平淡自然的美学风格的阐发外，理学大家朱熹对陶渊明“但豪放得来不觉耳”的评价，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郑梦周、李穑等韩国古代理学思想家的解析。
比如，郑梦周有向往、敬仰和学习陶渊明的一面，但是又时时刻刻挂念着国家与民族。
出仕与归隐的矛盾将如何调节？
遗憾的是作者还没能用实际行动回答就遇害了。
郑梦周内心虽然有归隐的层面，而更多却是对故乡的留恋与对政局的担忧，表现了郑梦周独特的心意结，对陶渊明效仿与仰慕偏重于“豪放”。
这与古代韩国其他文人的慕陶、效陶者不同，其笔下的“陶渊明”似乎更近于李白。
同时，又深受朱熹的影响具有较严重的儒家化倾向。
高丽末期的李穑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在诗文创作上留有陶渊明“影像”最多的作家。
据统计，李穑诗作中出现“渊明”、“陶潜”和“元亮”的次数分别为三十二、十和三次，由此可见其对陶渊明的尊崇与仰慕。
两首《读归去来辞》充满了“报国恩”与“归田意”的痛苦与挣扎，带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惆怅情绪。
它虽来自于陶渊明，却又显得更加的矛盾与痛苦。
李穑前前后后长达八年之久的退守田园，使其在仕途幻灭的同时更加深切地感受并理解了陶渊明的心境与行为。
虽然没像陶渊明那样完全过着农夫式的躬耕生活，但诗中常常出现伯夷与叔齐，巢父与许由等绝仕于新王朝的中国古代隐士形象，显然受到了具有同样人格操守的陶渊明的深刻影响。
但是，二者的退隐有着明显差异。
陶渊明是出于对自身人格和人生道路的坚守而做出的主动选择，而李穑却是由于朝代更迭的被迫。
虽然他在《种菊未讫雨又作之短歌》中故作姿态地“慷慨”了一番，但更多地表现了对新兴的朝鲜朝李氏家族的强烈憎恨以及对高丽王朝的坚定维护。
所以我们说李穑的“隐”带有更多的儒家“穷则独善其身”的意味，是一种退隐。
陶渊明的“隐”是对理想人格的坚守，李穑的“退”而效陶是对政治失意的一种精神补偿。
相对于李穑对陶渊明操守的肯定与赞许，身处乱世的李崇仁心中一直挂念的是怎样匡扶国家。
在李崇仁的诗文之中，直接与陶渊明相关的不是很多，但是这并不说他没有效慕陶渊明的一面。
只不过表现得比较隐讳、含蓄罢了。
需要注意的是，李崇仁在《题金可行诗稿后》中明确指出“诗乃余事也”，是为了在诗歌中推行儒家的性理学思想。
可以说，李崇仁正是以自身独特的方式展现了韩国古代文学对陶渊明的接受，即不是单纯地直接在诗文中大量出现有关陶渊明的诗辞意象，而是开始尝试对所崇敬对象的心境进行更为深入的把握。
尽管带有鲜明的理想化色彩，但是却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韩国古代文人对陶渊明形象接受、理解并某种深化与升华。
就如同真正的爱并不需要常常挂在嘴上。
金时习首先与李穑一样，特别强调陶渊明对于传统道德操守的坚持。
世祖篡位后，他焚儒书，撕儒服，其反抗之所以如此过激，是因为这一篡逆事件与其长期以来所接受的儒家思想严重背离。
后来出家为僧，也并不意味着他完全抛弃了儒家思想，而是另一种方式的坚守。
这也是他对陶渊明接受的思想基础。
在他看来，“靖节之不臣于宋，世我乖也。
”并指出“士之去就隐显，必先量其义之适与不适，道之可行与不行而已，不必去而贤，就而诏，隐而高尚，显而苟且也。
”强调社会或时代对士人的限制或促进，强调外在的客观条件给士人带来的机遇与发展的影响。
同时，他还强调所谓的贡献就在于其行为是否符合“义”与“道”。
因此，在诗歌中或将陶渊明形象儒家化，或将其塑造成一个有操守的君子典型。
例如，在《和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二中欣赏陶渊明的放旷自适与潇洒自在。
在他看来，陶渊明之所以归隐，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不愿意与那些不遵守儒家纲常的人同流合污而作出的一种主动的人生选择，一种人格的操守。
另外，金时习也赞颂了陶渊明“闲敲一局棋，更抚一张琴。
”的隐逸生活。
他并非不知道“靖节素居贫”，这种有意诗化陶渊明归隐后的艰辛生活，反衬出对现实的不满与批判。
此前，韩国古代文人唱和陶渊明的作品，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归去来兮辞》而作。
而金时习则创作多达五十二首《和陶诗》，深化并拓展了陶渊明在韩国古代文学史中的影响的广度与深度。
这些作品无论是韵律还是字数都与陶诗高度保持一致，甚至还包括题记诗序。
这种写作模式，尽管不乏形式的考虑，但它同时也具有标注的功能，即何时何地何种心境下创作的？
从而使得我们今天理解和把握诗歌的涵义变得相对有据可依。
诗歌创作形式上的严格承袭意在追寻一种陶渊明式的生活样态与生活方式，展现自己与陶渊明心灵与精神上的契合。
而在内容上，金时习的《和陶诗》侧重于表现出对于人情、时事的看法与见解。
比如“我岂嫌俗气，世我道相违”、“大道既沦没”，等等。
意味其在本质上依然保持着一颗济世的儒家情怀。
此外，尽管在风格上，金时习诗歌所呈现的往往是“卜筑依寒岩”般的清冷，与“林泉聊独往”式的孤寂。
比之于陶氏的平淡与自然而显露出雕琢与骀荡。
但相对而言，不论是在人格操守的把持上，还是在诗歌创作上，他是最接近于陶渊明的。
4、朝鲜朝中期——慕陶、效陶的全面深入与升华
朝鲜朝中期即指从十五世纪中叶到十七世纪中叶的二百年间，文坛慕陶、效陶全面深入并有所升华。
其主要的社会文化因素在于：
首先，思想政治上性理学深入发展，国家推行崇文政策以及科举制度更加成熟与完备。
十六世纪，性理学研究更加深化与汉文学的发展密不可分。
韩国的性理学并没有因学问研究单纯地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倡导学以致用。
因此又促进了科举，于是就进一步促进了汉文学的发展。
其次，文化科技上，1446年颁布的《训民正音》催生了时调与歌辞等韩国语文学的创作。
据统计，朝鲜朝中期在时调和歌辞中出现的陶渊明及其诗文多达六十余次。
还有，印刷技术的进步与提高更加有利于高效而广泛地引进与传播汉文典籍。
例如，陶渊明与朱熹的文集在韩国被多次刊刻。
因此，陶渊明的“影像”在朝鲜朝中期文坛出现了汉文学与韩国语文学“双峰并峙”的奇异景象。
其中代表人物为李滉与李珥。
作为韩国历史上著名的性理学大师，李滉创作的二十二首《和陶诗》自然是基于性理学的基础来接受与解析陶渊明其人其文的。
这一方面限制了他对陶渊明隐逸思想的理解，另一方面也呈现出不同的观点，即基于心性论来解读陶渊明“不迷津”与“超然”的醇真，并由此断定陶渊明的基本品性为“山野质”与“爱静”，赞赏陶渊明的“得闲方得乐，为乐当及时。
”的旷然、闲适的生命样态。
他还第一次将酒与陶渊明的人格与儒家忠义思想联系在一起，如其《和陶集饮酒二十》，希望能够用酒来唤醒世道人心，以达到救人、救社会与救国的目的。
当然，救治的主要思想武器就是儒家的性理学。
然而俗语说得好，救人先救己。
不可否认的是诗人自己有时也难免会陷入深深的忧虑之中，于是便有“逃入昏冥我不求，但师陶令为忘忧”的诗句。
诗人笔下的陶渊明具有了“忘忧之师”的特殊功能，而这又源自于诗人对于现实的深切观照及拯救国家、民族的儒家情怀。
李滉尽管也深知陶渊明归隐后躬耕的艰辛与劳苦。
但在创作上依然加以美化。
比如用菊花、松树等陶诗中的典型意象来歌赞其高蹈遗世的隐逸情怀，并借此来表明自己的高洁品格，以及曲折、隐晦地表达对于现实政治和社会状况的不满。
其代表作为《陶山十二曲》。
这是一首韩国国语诗歌——联时调，创作于作者六十五岁之际。
诗歌主要表达了留恋山水，寻求忘却世俗的人间仙境和修道成仙的理想与追求。
语言清新自然，深得陶诗三昧。
诗中所描写的以白鸥为知己，与流水、桃花相伴随的景象，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陶渊明笔下的武陵桃源之静默、美丽，人与自然山水和谐共处无忧而自在。
可以看出，李滉对于陶渊明的效慕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心灵的默契，即在吟咏山水中所展现的对于生命的感悟与赞美，山水此时成了李滉与陶渊明之间的心灵桥梁。
陶渊明对于自然山水的坚决回归与享受并因此而带来的自由自在的生活永远是李滉追慕而又无法企及的。
李珥对于陶渊明形象的接受更多的是受到朱熹和李滉的影响。
他们笔下的陶渊明形象带有更多的理学意味。
此前那些易感知的陶渊明的外部信息，则明显地模糊与弱化，而较多地表现对陶渊明人格、情趣的效慕。
如《高山九曲歌》在吟山咏水之际仰慕陶氏的闲适与淡泊。
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
其一是与那时的理学思潮及李珥本人理学大师的身份有关；其二，由于历代文人的反复歌咏，韩国文人已经对陶渊明有了非常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并结合时代和自身的特点“接着讲”。
此时的山水田园文学创作所呈现出的新面貌就是，开始不再直接将陶渊明形象及其符号意义嫁接在作品中，而是努力将其内化为自我的艺术表达与思想表现。
特别是进入朝鲜朝以后，韩国语诗歌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并与汉语诗文共同进步。
其代表人物有郑澈、朴仁老与尹善道等。
他们在创作国语文学时积极汲取包括陶渊明等人在内的中国诗歌技巧、意象意境等。
比如，诗人郑澈几度宦海沉浮，使其对现实政治的残酷有着深刻体会。
在代表作前、后《思美人曲》和《关东别曲》中，“桃花源”不单单是诗人的精神栖息地，而且还要希望其成为广大渔民的生存家园，这类似于杜甫笔下的大庇天下寒士的广厦，充满伟大的人道主义的关怀。
朴仁老所创作的八首歌辞和六十首时调，都不是简单地为学陶、效陶而袭用陶渊明的诗句，而是更加注重陶诗意象与自身和现实社会的巧妙结合。
自认为“性惰”的尹善道在创作时常常是以一颗平静的心来看待周围的一切。
故其代表作《渔父词》在平缓的叙述中展现对山水草木的留恋，悠闲自得的心境，显示出诗人对于归隐生活的享受。
他极为注重学习陶渊明诗歌艺术风格，努力将其作为升华时调艺术的创生符号。
从郑澈到朴仁老和尹善道，化用陶渊明的诗句由多到少。
一方面显现出陶渊明在韩国古代国语诗歌发展影响变化的轨迹，由外在的不自觉的影响逐渐内化为内在的自由创作；另一方面体现出韩国语的不断发展与普及，以及诗人对本民族语言美的不断发掘与展现，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韩国民族意识的觉醒与韩国语文学的发展。
5、朝鲜朝末期——对陶渊明文学作品解读的衰弱
至朝鲜朝中期，士大夫们还一直把陶渊明作为性理学概念上的一个坐标来指导自己的人生。
到了朝鲜朝末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和民众意识的觉醒，中人阶层、市民、下层流浪人都参与到此前只局限于两班士大夫享有的艺术创作。
在国语诗歌方面，美学上渐渐摆脱封建社会的教条与清规戒律，开始出现反映市民现实生活和审美需求的新的文体样式——辞说时调，在其中将陶渊明刻画为平凡人物，屡称“陶渊明其人”。
一直作为韩国古典山水文学描写重要主题的“归去来”与“田园”，此时不只是退出政治舞台的士大夫们的专利。
如中人歌客李鼎辅的时调不再表现以儒家价值为规范的自我强制性“归去”，重在摆脱危机四伏的政治现实。
与之相同，安瑞羽在时调典故引用上也是陶渊明先登场，高度赞扬其毅然辞官之举，充满感叹与彷徨。
朝鲜朝末期士大夫时调中农民形象描写，与以前诗歌中个体劳动的穷困形象不同，作品多展现的是协同劳作的场景，具体的生活物象也以实景来展现，语言也更加生活化。
如魏伯珪的时调即以可观可感的平凡生活为基本素材，给人以亲切而真实的感受，表明士大夫时调创作的新变化。
李縡则在时调中灵活地运用陶渊明的诗句，创作出了极具美学价值的勤劳农夫形象。
与此不同的是金天泽、金圣器为代表的文人时调。
所谓文人时调指的是与为官生活无关或中人出身官职卑微的文人创作的时调。
比如，金天泽的时调所表现的“归去来”带有独特的未来指向性，即以得到圣恩为前提。
它含蓄地表达了作为中人的金天泽复杂的心理意识，即为内心深处谋求仕途职位的渴望，从侧面反映了中人阶层的崛起及参与政治的强烈要求。
而金圣器的时调意象与情怀显得格外别致。
例如，“红尘”喻指对艺术世界自由相制约的等级社会；“奔赴西湖”意味着要摆脱这样的社会现实，寻找可以尽情发挥自身创造力的自由空间；“海鸥”的自由飞翔则象征对平等自由艺术生活的追求。
此外，对于“田园”意象的表达，也因人而异。
捕快出身的金天泽赋予的意义是摆脱等级制，即追求功名受挫后向往平等空间。
出身卑贱的乐师金圣器，力图寻觅那种摆脱等级制束缚让艺术家尽情自主地挥洒艺术创作的自由空间。
此外，陶渊明形象不再以整体面貌出现，而是以摘句或典故的形式展现其富有代表性的特殊要素来营造诗歌氛围。
在《崇儒歌》、《人生春梦歌》和《处士歌》等盘骚里、短歌和十二歌词中，将陶渊明的爱花行为赋予最高的儒教理念意义，并将其笔下生活环境逸乐化。
这对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安玟英等作家的辞说时调的创作影响很深。
它是性理学僵化与教条化的创作表现，所以在《广大歌》中，诗人指出陶氏的《归去来兮辞》与李白等其他文豪的篇章，皆是食之无味、哀婉叹息的虚荒辞说，表现出罕见的与《崇儒歌》相背离的价值取向，颠覆了历来被朝鲜朝儒生所推崇的陶渊明式的理想生活，对统治阶级所倡导的性理学及其文学进行尖锐的批判，肯定和赞扬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庶民及下层作家所创作的作品。
这一时期的辞说时调与歌辞作品，将山水田园世俗化、快乐化的创作倾向非常突出，逐渐出现向尽情享受现世快乐生活的方向变化，甚至出现完全丧失田园意义的具有写实风格的村落。
如《断腹人簟瓢怀曲》中陶渊明只作为“菊花酒”的象征出现，只是烘托作品的一个素材，已沦为作品主题思想的一个陪衬，即作为整体陶渊明形象已然消失。
曾几何时，陶渊明式生活一直被视为理想，成为文人们试图努力实践的理想社会坐标，而到了朝鲜朝后期却成为世俗欲望和娱乐空间的调色板，甚至成为人民大众生活中的普通一员。
进入十九世纪，韩国时调作品中陶渊明形象在作品中所占比率骤减。
即便涉及较多的诗人如安玟英的作品，在否定性理学的禁欲的同时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创作现象。
朝鲜朝后期，随着新的创作群体即中人歌客的成长与壮大，以及新文体歌辞时调的产生等，也促进了汉文创作中的陶渊明形象的平民化。
其中最典型的当属“和陶辞”的创作以及赵秀三与李尚迪等人的汉文诗歌。
朝鲜朝末期，社会政治的动荡以及李氏王朝的没落，促动士人们纤细而敏感的文人情怀，文学创作上的尊陶一派，依然以“和陶辞”为象征与想象的公共符号。
代表作家有前期以郑来侨、黄胤锡和朴永锡等为代表，中期以崔慎之、南景羲、李晚秀以及洪仁模和令寿阁徐氏等为突出人物，后期代表作家为洪奭周与洪直弼等。
文本结构上,都是次、和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原作。
韵脚均为微、删、尤、支字。
还有大量引用《诗经》典故。
比如，倒数第三句几乎都以《诗经》语句、语义入诗。
唯一的例外是后期的洪奭周辞作引用了宋代苏轼的诗文典故。
主题意蕴上，延续并升华了原来的悲苦与思索。
具体表现为：
其一，失仕之悲与仕宦之思，如申应显的《不为居士服次归去来辞韵》；其二，世乱之悲与家国之思，如金寿民的《敬步靖节先生归去来》；其三，违性之悲与操守之思，如南景羲的《和陶辞》。
南景羲对于陶渊明的敬仰，则更大程度上是对其拳拳爱国之情的礼赞。
正所谓“疾风知劲草，世乱识忠臣。
”当国家衰败和社会动荡之际，忠贞的文人对于乱世的悲慨及对国家的忧虑就愈发强烈起来。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金寿民突破以往单纯的家国境遇的描写，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东亚社会状况都充满了担忧，创作的视野较为开阔。
几百年的儒教浸染，韩国文人对于“仁”、“慎独”、“修身”等儒家所推崇的基本价值的追求可以说等同于人格操守的把持。
但同时，深受朱子理学影响的他们则又将儒家的群体价值推向了极致，结果必然导致对于个体利益的忽视和削弱。
正如韩国学者所言，“近代韩国视高丽灭亡的主要原因为佛教的堕落，所以新时代的新国家（即朝鲜朝）采取了儒教主义。
在朝鲜朝初期就已出版了开国功臣郑道传的斥佛论《佛氏杂辩》，又出版了权近的儒教入门书《入学图说》，因而在高丽末就形成了传统的程朱性理学的思想基调”。
与高丽末期不同的是，朝鲜朝的性理学作为一种统治理念，有国教一样的地位，带有“官学化”和“道学化”的特征。
此时韩国朱子学已远离现实生活，无用于民生实际。
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下，个体的尊严与独立价值几乎被淹没了。
与上述“和陶辞”所不同，洪仁模夫妇及其子洪奭周一家三口的《和陶辞》呈现出一种审美化的诗意追求。
具体表现为通过描写生存环境的优雅来展现自然美，通过描述生活样态的诗性来表达人生美。
把生存的意义定位于一种审美化的生存方式。
纵观朝鲜朝末期的“和陶辞”创作，在承袭陶渊明原作文本模式的基础上，在主题意蕴上则呈现出鲜明的个体风格，以审美化的人生态度进行“和陶辞”创作业已成为他们个体精神安宁和超脱现实的重要途径。
朝鲜朝末期的诗人们以自身的经历真切地感受到国家末路的态势，赵秀三、李尚迪等人的平民化诗歌就是在这一历史语境下创作出来的。
平民意识是与诗人的边缘化生存状况紧密相连。
陶渊明的不得志致使其选择了主动退守，放低自己的身价，和普通百姓亲密接触并打成一片。
这也促成了陶渊明向平民化的迈进。
赵秀三与李尚迪的出身限制了他们的仕途生涯，政治上的失意促使他们转而寻求文学创作上的补偿，这一点与陶渊明产生了共鸣。
赵秀三的代表作四十六首《次耕织韵图》，比较充分地展现了朝鲜朝时期耕织业，表现了诗人心灵深处诚挚的平民意识。
诗人不仅站在劳动农民身边，关注着他们，也参与劳动体味其艰辛。
与赵秀三相比，李尚迪的平民意识中表现出更多的书生气，但也更加宏阔，这在其诗歌《晦淫潦大作用东坡聚星堂雪诗韵寄呈斗室相国》中体现的非常明显。
“天将何处济苍生，平陆成江江万折”的情感完全地超越了自我，热心地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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