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与电视历史剧的创作局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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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文化与电视历史剧的创作局限

湖湘文化与电视历史剧的创作局限

【摘要】　湖湘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以政治为第一要义”，在传媒高速发展的今天，区域文化的界限已较模糊，但湖湘文化的因素一直沉淀在湖湘人士的观念意识中，在电视剧创作领域以一种独特的面貌表现出来，折射出湖湘文化对湖南电视的沉潜和影响。

【关键词】　湖湘文化　电视历史剧　局限

　　湖湘文化在近现代经历了近百年的辉煌，它是中国的儒家政治文化在近代的延伸和拓展，其本质特征是“以政治为第一要义”，以经世致用作为治学和立身处世的基本原则。

它的优势和长处是顺应革命政治年代的需求获得了最充分的展示和发挥。

但是在当代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时代，它的局限性就开始凸现出来。

　　纵观两千多年的湖湘文化发展史，无论是处于低潮还是高潮，“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的思想情怀始终挥之不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岳阳楼精神”一直以来被人们认为是湖湘文化精神的写照，这导致湖湘文化的最终旨归必然是“向上看”，而缺乏“向下看”的精神。

所谓“经邦济世”，前提就是需要某个政治平台，所谓“货与帝王家”，没有一个合适的平台，空谈“经邦济世”是毫无意义的。

这种政治本位思想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已明显落后于时代。

　　面对退出时代中心舞台、走向萎缩的现状，湖湘文化在当今占绝对优势的影像媒体中找到了一份自信：

在电视历史剧的天空中发挥自身的优势，展现昔日的辉煌，借风云变幻的历史政治事件抒发一种政治精英文化在当代的忧患意识及其存在价值。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幕幕电视历史剧你方唱罢，我登场，在电视领域掀起了一股历史题材的热潮。

仅以湖湘本土参与拍摄的清宫戏为例，就有若干部长篇电视连续剧《还珠格格》、《雍正王朝》、《乾隆王朝》、《非常公民》《走向共和》。

上述电视剧的摄制单位分别是湖南卫视、北京同道有限公司与长沙电视台、湖南电广传媒节目分公司、湖南电广传媒节目分公司、北京同道有限公司与长沙电视台。

其中《还珠格格》（第一部）和《雍正王朝》同时获得第十七届金鹰奖的最佳长篇连续剧奖，《还珠格格）凄表现小燕子等年轻人的进步意识，不把她们放在一个宽松的环境中施展，偏要置之于权谋深重的皇宫中，结果皇帝和平民面目全非，谓之戏说历史。

《雍正王朝》通过100多位人物、600多个景点叙述了清代从康熙到雍正年间的政权斗争，金鹰奖的获得证明它是清宫戏中权谋故事拍得最成功、最受欢迎的电视剧。

《走向共和》再现了戊戌变法、甲午战争、辛亥革命等发生在近代中国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

但电视剧有大量的篇幅集中反映慈禧、李鸿章、袁世凯、孙中山等主要政治人物之间的权谋斗争，其中对历史上公认的反面人物李鸿章、慈禧等的塑造过于人性化，从而模糊了道德标准，受到评论界的严厉指责。

　　湖湘近代名士杨度不选读“功名之学”，不选攻“诗文之学”，甘冒“油烹刀锯，甚或毁家灭族”的危险，专注于能“入凌烟阁、上封侯榜”的“帝王之学”。

以今天的术语来代替“帝王之学”，或可称之为“权谋文化”。

植根于封建帝制社会土壤，贯穿权谋与驭人封建政治主线的“权谋文化”，如今非常流行。

在以帝王戏为中心的历史题材电视剧中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们看到剧中的皇帝和大臣们，“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就是权力斗争和阴谋手段。

“种种故事围绕的主题是权力，各色人物行动的基本线索是阴谋，宫廷内外，一个圈套连着一个圈套，一个陷阱通向另一处陷阱，满途荆棘，人人自危，连皇帝老儿在内，无论男女老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同谋就是死敌，六亲不认。

”似乎历史的真实就只在于权力争斗、朝野倾轧、宫廷政变之中。

有评论认为一个国家的文艺作品，不应该向一代代人传授权谋经验，教给人们权术之道。

“一个好的社会形态，应该是绝大多数人对权谋文化不感兴趣，遗撼的是随着清代宫廷电视剧热播，不分男女老幼，许多电视观众都对权谋文化表现了喜爱和欣赏。

”

　　有作者推举二月河为书写厚黑故事的“第一人”，“非常审美地宣示着残忍的历史智慧，这种历史智慧并不来自冠冕堂皇的政治修养，而是来自杀机四伏的政治实务”。

　　要再现历史，权力的斗争是绕不开的一道坎，问题是我们当取何种态度，是藉此揭露至高无上的皇权是怎样扭曲人性，是如何逼着人们勾心斗角，怎样一步步走向阴谋走向善恶颠倒，如何制造冤狱酿造血泪悲剧，如何让人间变成角斗场和屠宰场的，最终通过权谋之争透视正义正直美的力量是怎样毁灭的，揭示出封建专制的可恶和可怕，让人们通过否定权谋进而否定专制制度和帝制本身。

可无论我们的作者还是编剧似乎都以欣赏的态度津津乐道，不仅把这种权谋之争，写得跌荡起伏让人“心惊胆颤”，很有故事性，且把权谋的斗智斗勇大奸大恶弄得很审美颇具观赏性。

在权谋文化的浸淫下。

我们并不担心人人自此“很权谋”，但它对人的价值观道德观的损害决不可低估。

　　从观众方看，在这样一个社会转型期，人们的价值观道德观往往处于重新建构的时期，而且官本位权本位还在日益散发着霉臭，官场的腐败及争权夺利白炽化，权谋文化委实有着丰腴的土壤。

“权谋文化”对世袭皇权的虔诚尊崇必然导致君主至尊和清官情结，使民众把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信念寄托在开明君主和清官身上，缺少了起码的权利本位观念和权利维护观念。

因而权谋文化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精神劲敌，是我们必须清除的封建专制的文化糟粕和垃圾。

　　湖湘文化有在历史剧的天空中发挥自身优势的自信，但在现实题材挖掘中却少有建树，后劲和实力都显然不足。

当然，并非只有湖南电视钟情于历史题材，历史题材电视剧如今已成为一股热潮。

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大量出现，应该说是电视文化冲突的一种必然结果。

无论是国家立场，或是市场立场。

以及知识分子立场。

几乎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历史题材”作为自己的生存和扩展策略。

“历史”远离了当代中国各种敏感的现实冲突和权力矛盾，具有更丰富的“选择”资源和更自由的叙事空间，因而，各种力量都可以通过对历史的改写来为自己提供一种“当代史”从而回避当代本身的质疑。

历史成为了获得当代利益的一种策略，各种意识形态力量都可以借助历史的包装粉墨登场。

可以认为，退出时代中心舞台、走向萎缩的湖湘文化在历史题材电视剧中找到了一个尽情绽放的自由空间，构造了一个强者创造历史的盛世梦幻王国，这与湖湘文化中“经邦济世”的政治情结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但“经邦济世”的情结在繁荣的经济社会中消弱了它的锋芒，有意或无意地回避了当代湖南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忽视现实政治，转而遁入历史掌故，成为宣泄强烈的剩余政治情结的一条渠道，当然也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

它的政治功能显而易见：

借古喻今、托古讽今，即借助虚构的历史掌故而曲折地达到讽刺时政、宣泄民怨的目的。

然而，有意回避现实症结而满足于遁入虚幻的历史胜利，公众的现实政治关怀又何时才能获得真正的满足呢?

遁入历史（野史）诚然可以产生一种替代性满足，但这种替代性满足毕竟不能代替对现实政治问题的真正关注和解决。

公众在饱餐这种政治关怀替代品之余，有理由呼唤针砭现实的作品，只有这样的作品直接触及公众的政治神经，才能产生触动现实车轮的强大力量。

　　令人振奋的是近几年湖湘本土拍摄的电视剧开始走出了政权争斗的题材局限，有以弘扬革命理想主义为主旨的《恰同学少年》，一个初出茅庐的学生毛泽东带领着他的同学探索着改造旧中国的道路，有反权谋的清官戏《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一个地方知县海瑞以坚定的意志影响着封建王朝及腐败官场，还有抗日题材的红色经典剧《血色湘西》，一个普通的女共产党员童莲在土匪聚集的蛮夷之地开辟了一条抗战物质运输线……权谋斗争的色彩逐渐淡化，开始出现展现正义和光明的亮色。

剧中的人物体现了经世致用与理想主义的高度结合，在“理想”与“现实”交织中形成的文化精神具有伟大人格、宏伟抱负和炽热激情的内涵，张扬着“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豪气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潇洒无忌。

　　这种精神可追溯到先秦时期，楚文化凭浪漫主义风格达到十分辉煌灿烂的境地，它与以理性主义为其特征的北方中原文化，成为华夏文化的南北两支。

而近世的湖湘文化以王夫之、魏源、曾国藩、谭嗣同等为代表，实质上是以“经世致用”、“经邦济世”为其精神内核。

它与产生于楚地原始宗教与巫术的以浪漫主义为表征的“楚文化”大为相异。

它排除了先秦楚文化、楚文学中老庄清静无为、厌世避世的思想，而继承和光大了屈原经邦济世的入世精神、以理想改造现实的顽强斗争精神和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

因而，湖湘文化的精神内核是以楚文化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和近世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的结合体。

德国诗人席勒曾把浪漫主义叫做“理想主义”文艺史中，浪漫主义有积极和消极之分，笔者以为，席勒所说的“理想主义”应是针对积极浪漫主义而言。

那么湖湘文化中的浪漫主义一直就是一种积极的浪漫主义，湖南人一直在按照自己的理想来改造社会生活。

　　虽然湖湘文化发展到今天，已逐渐和其他区域文化融合贯通，区域文化在传媒高速发展的当代社会已界限模糊。

但湖湘文化的因素一直沉淀在湖湘人士的观念意识中，在一些特定的领域和特定的时机会以特定的方式表现出来。

愿湖湘文化继续张扬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走出历史的局限，以一种全新的历史观、世界观、价值观适应和改造新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