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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是什么》有感
读《历史学是什么》有感
永嘉中学王恩妹
作者简介：
葛剑雄,祖籍浙江绍兴，1945年12月出生于浙江吴兴县（今湖州市），历史学博士，教授，现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并任国际历史人口委员会委员、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等，从事历史地理、中国史、人口史、移民史等方面研究。
主要着作：
《西汉人口地理》（人民出版社1986年）
《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
《统一与分裂：
中国历史的启示》（台湾锦绣出版公司1992年、三联书店1994年）
《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商务印书馆1997年）
《中国移民史》（主编、一、二卷作者、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
《未来生存空间·自然空间》（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
《历史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等。
本书目录：
阅读说明:
人格健康、心态开放、温文尔雅、博学多识
总序：
自然科学强调的是“是什么”的客观陈述，而人文学科则注重“应当是什么”价值内涵。
不学习人文学科就不懂得什么是真正意义的，就不会成为有价值、有理想的人。
我们应该重视人文学科的教育，高扬人文价值。
（许智宏）
引言：
……《中国历史学是什么》
1．历史的来历
1．1“历”和“史”
1．2从日耳相传到结绳记事
1．3图画与历史
1．4文字与历史
1．5遗迹遗物与历史
1．6神话与历史
1．7民间故事与历史
1．8历史还是新闻
1．9历史信息（总结2-8消息载体，随着科学技术发展，新载体将会更多的被发现和应用。
）
1．10未来的历史
1．11历史学是什么
2．历史的类型
2．1时间系列
2．2空间系列
2．3内容系列
2．4人物系列
2．5另类历史
3．为什么要了解历史
3．1董狐的力量
3．2《春秋》笔法
3．3太史公的地位
3．4《资治通鉴》：
历史的“资治”作甩
3．5古为今用
3．6影射史学及其遗风
3．7走出庐山
3．8历史的智慧
3．9从历史看未来
4．怎样学习和研究历史
4．1有没有真实的历史
4．2要不要真实的历史
4．3能不能获得真实的历史
4．4了解历史
4．5复原历史
4．6认识和把握历史
阅读书目
后记
读《历史学是什么》三点感悟
一、严谨规范又通俗易懂的诠释与叙述
《历史学是什么》作为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人文社会科学是什么》丛书之一，普及历史知识，提高人文素质，塑造文明、开放、民主、科学、进步的民族精神，是它的根本宗旨。
《历史学是什么》一书，以中国本土学术资源的挖掘为基础，从历史的来历、历史的类型、为什么要了解历史、怎样学习和研究历史等四个方面，用相对通俗的语言，把较为深奥的史学理论和史学史方面的知识传授给了普通受众。
例如，关于“历史”的来历。
“历史”这个名词来自日语，尽管者两个中文字在中国已经用了至少3000年。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大量引入西方的科学概念，其中包括history历史）繁体字历在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字形就是一人脚穿过一片树林，表示时空的移动；《说文解字》“历，过也，传也”。
《礼记》中将“过也”对应为日月星辰的移动，用来确定年月和季节。
有了名词“历法”。
史在甲骨文表示一种特殊身份的人或特殊的职位。
《说文解字》中说“史，记事者也，从有持中。
中，正也。
”即保持中正的态度用右手记事。
19世纪末之前“历”与“史”关系密切，但属于两个系统。
“历史”作为一个固定的词汇开始使用（1901年，梁启超主持的《清议稿》），实际上日语是借用了汉语古籍中已有的固定搭配。
这种严谨规范又易懂的解释有助中学历史教师的教学工作，尤其启迪理论性较强的内容教学。
如必修三专题六。
又如，今天，“学历史有什么用”这样的话题仍然是不少青年读者想提的问题。
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说：
“历史学不应当热衷于民族主义的编造（民族主义是常常应当受到谴责的），也不应当只沉湎于人文主义（尽管人文主义是我所偏好的），重要的问题在于，如果历史学消失，国民意识也将因此不能存续，而如果丧失了这种国民意识，法国也好，意大利也好，都不可能存在有独立的文化和真正的文明。
”我以为说到了历史学最高和终极的作用。
试想，如果没有我们先辈史学家留下的浩如烟海的史籍和史学着作，今天的中国人就不知道三皇五帝、秦皇汉祖、唐宗宋祖、唐诗宋词等等，也就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是中国人而不是美国人、新西兰人，世界上更没有所谓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
在《历史学是什么》一书中，作者引述了近代史学家梁启超《新史学》中的一段话，也表述了同样的意思：
“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
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
”作者辟出了《为什么要了解历史》一章，从“董狐的力量”“春秋笔法”“太史公的地位”“《资治通鉴》：
历史的资治作用”“古为今用”“影射史学及其遗风”“走出庐山”“历史的智慧”“从历史看未来”九个方面，娓娓道来，阐发了学习历史的意义。
从中我们了解到，早期的史家像董狐、齐太史四兄弟为了秉笔直书历史，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前赴后继；司马迁“隐忍苟活”，为的是写出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记》。
中国五千年文明的传承，有赖于这样一批史家的贡献。
历史学这些年在人们心目中地位的降低，商品经济发展大潮的冲击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与“文革”期间登峰造极的影射史学的泛滥有关。
作者在书中批评了混淆研究历史与运用历史之间的界限，脱离历史事实，一味强调古为今用，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
”作者认为，古为今用本身并没有错，“正确的古为今用，只是在历史所提供的范围里做一些主观的选择，对历史事实进行取舍，但绝不会歪曲、篡改事实”。
作为把成为“史学通人”当作努力方向的史学家，作者运用多年来研究历史积淀的智慧，旁征博引，使我们感受了“历史的来历”“历史的类型”“怎样学习和研究历史”，读完后，相信每个读者都能明白“为什么要了解历史”。
二、客观的“历史”与主观的“历史学”
有人说过去的事实都是历史。
但能不能真正成为历史，还要取决于后人如何记录。
从这个角度讲，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历史，都有其主观性，因为它都是人所记录的。
既然是人所记录的，就不可避免地受记录者本人的思想感情、方法手段的影响。
历史事实没有改变，但是记录的人变了，记录的观念变了，记录的手段变了，历史重心就会发生转移。
但是无论如何，过去一切的事实都成为历史是绝对不可能的。
人们都希望穿越时间隧道，能够回到过去，但到现在为止这还只是个科学幻想，我们真正能做到的主要还是阅读历史文献，通过这种方法了解过去。
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历史事实，都已经经过历代历史学家或者历史记载者的选择、加工。
说到底，历史究竟是什么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想，用最简单的一句话说，历史不仅是指过去的事实本身，更是指人们对过去事实的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
而对于历史的专门性研究，就是历史学，简称为史学，也可以称之为历史科学，它不仅包括历史本身，还应该包括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研究和总结历史发展的规律，以及总结研究历史的方法和理论。
（P72）
众所周知，作为戊戌变法的亲历者，康有为、梁启超等后来再面对这段历史时，都有意放大真迹，攻击政敌，拔高自己，甚至以后见之明进行讳饰作伪，修正自己在当时的思想和言行，使得历史真相扑朔迷离，难辨真假。
一般认为，戊戌变法是一场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良运动，提出开议院、兴民权的主张，动摇了传统的君主政体。
但其实不然，根据茅海建着《从甲午到戊戌：
康有为〈我史〉鉴注》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期间主张君权，反对开议院。
他在进呈《日本变政考》时，以按语向光绪帝表明态度，并在《国闻报》上发表《答人论议院书》，也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虽然，康有为多次提及的制度局被认为是所谓的西方议会雏形或过渡机构，而他代别人所拟的奏折中也不乏“立议会”、“设上下议院”等建议和主张，但他此时期的议会概念，与当时欧美及日本等的代议制度有很大的差别（第707页）。
实际上就是在今天，对于议会、代议制等西方民主制度，我们还不敢说完全了解，更何况一百多年前的康有为呢。
再说康有为的西学知识也很有限。
他是1882年参加顺天府试后路过上海，才开始接触西学的。
他不懂外文，获知西学主要通过阅读美国传教士林乐知所办的《万国公报》以及上海广学会所出版的西学译作。
胡汉民就挖苦说：
“康有为未尝研究政治的学问，单就当时李提摩太、林乐知所译一二粗浅西籍，管窥蠡测，以为民族是要分别的，民主政体是这样的，实则似是而非，一知半解。
”（第136页）
通行的历史教科书都认为康有为是戊戌变法的设计师，他本人及其代人起草的变法奏折大部分为光绪帝所采纳，并以上谕的形式颁行天下。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据茅海建先生检阅军机处档案，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被直接采用的奏议只有七份，分别是“请以爵赏奖励新艺新法新书新器新学设立特许专卖折”、“请将优、拔贡朝考改试策论片”、“请改直省属员为中学堂乡邑淫祠微笑学堂折”、“请立商政以凯利源而杜漏卮折”、“为恭谢天恩条陈办报事宜折”和“请定中国报律片”、“上请帝第六书”之设立专局、“请开农学堂地质局以兴农殖民折”。
而戊戌时期的上谕共有二百零五道[根据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史料丛刊《戊戌变法》
（二）所辑录的上谕统计]，虽然不全与变法相关，但从变法所涉及的政治、经济、文教、军事等诸多方面的内容来看，有关变法的上谕一定不少，其中最具亮点的裁汰闲衙冗员方案却是采用岑春煊的奏折。
可见，康有为的变法主张并无多少真正付诸实施，成为戊戌期间的变法举措。
大多数中国人都熟悉甲午英雄邓世昌与他这只“义犬”的故
事。
以往史料大致是这样记载的：
1894年9月17日，中日海军主力
在黄海大东沟附近爆发激战，北洋舰队旗舰“定远”不幸舰首中弹，
燃起大火，烟雾笼罩整个舰首，导致主炮无法瞄准射击，日本军舰乘
机围攻旗舰“定远”号。
在万分危急之时，邓世昌指挥“致远”冲到“定远”号之前，为旗舰保驾护航。
“定远”号转危为安，“致远”号则不幸重创，舰体严重倾斜。
这时，邓世昌下令“致远”号冲向日方的舰队，决意与日舰同归于尽，然而途中中炮，不幸沉没。
邓世昌既已抱定了为国捐躯的念头，因而落水后，随从游近递去救生圈，邓世昌却用力推开，“左一”号鱼雷艇抛来救生绳，这位刚烈的管带亦不应。
就在邓世昌即将随波沉没的一刻，爱犬竟游来咬住他的手臂，“公斥之去，复衔其发”，这只通人性的动物也不忍让主人下沉。
最后，邓世昌毅然抱住爱犬，一起追随“致远”号而去。
甲午黄海战役结束不久，邓世昌和这只通人性的太阳犬的故事便在国内流传开来。
当时着名的新闻风俗画报《点石斋画报》即用画作加以渲染。
在各界悼念邓世昌的挽联中，也出现了“不济以死继之至今毅魄如生问逃溃诸军能勿頳颜惭义犬”、“臣为国死弟为兄死仆为主死大节萃一门更能义感灵獒力挽颓波留正气”等述及邓世昌爱犬的内容。
正因为如此感人故事的流传，使得这只太阳犬与邓世昌的高大形象一起为世人所缅怀，并赋予它“义犬”的美誉。
以上关于邓世昌与其“义犬”的感人故事一直令国人深信不疑，我也不例外，直到最近华东师大历史系杨彪教授在课上给了我们一份完全不同的史料记载。
该史料记载出自当时在北洋舰队做教习的美籍军官马吉芬所着的《鸭绿江外的海战》（thebattleoftheYalu）。
关于邓世昌与他的太阳犬落水的过程，该着作中是这样记述的：
“CaptainTanghadalargedogofamostvicioustemper,unrulyattimesevenwithhismaster.AftertheshipsankCaptainTang,whocouldnotswim,managedtogettoanoarorsomesmallpieceofwood—enoughtohavesupportedhimhadnothisdogswumtohim,and,climbinguponhim,forcedhimtoreleasehisgraspandthusmiserablydrown,thebrutesharinghisfate—perhapstheonlycaseonrecordofamandrownedbyhisdog.”
这段英文史料大致的意思是说邓世昌落水后，抱住一小块碎裂的甲板求生。
这时他的那只狗向主人游来，并爬到他的身上，迫使他松开了所抓住的东西，结果人和狗就一起沉下去了。
相信这段史料公布于众，肯定会令世人哗然。
虽不能说完全颠覆邓世昌英勇无畏的光辉形象，至少也使我们意识到邓世昌可能并不像此前所传言的那样伟大。
这段史料是否真实呢？
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但可以推测一下其可信度。
马吉芬（PhiloNortonMcGiffin）（1860－1897），美国人，毕业于安纳波利斯海军学校。
中法战争期间来华，之后进入北洋海军任教习。
其先后在天津水师学堂，威海水师任职。
甲午海战期间，被任命为“镇远”号大副。
他与当年北洋舰队的将士一起参加了惨烈的“大东沟海战”，并身负重伤。
北洋舰队全军覆灭后，他回到美国，着书《鸭绿江外的海战》。
他为“中国舰队”在西方遭受的不公正的舆论待遇所愤慨，到处演讲，述说中国舰队英勇作战的事迹。
1897年2月11日，也就是丁汝昌在刘公岛自杀的2周年纪念日，马吉芬在美国一家医院愤恨自杀。
从他个人的这段经历来看，马吉芬应该不会，也没有故意编造这段史料的动机。
因此，史料可信度还是很高的。
相反，我们一直所熟知的邓世昌和“义犬”的故事倒很有可能是不真实的。
试想一下，当时战斗很激烈，战情那么危急，船沉了，肯定都乱成一团。
将士落水了，救人要紧，有谁会有闲工夫仔细观察“义犬”救主的细节，而且还会用“公斥之去，复衔其发”这样字句描述得如此形象生动，感人至深呢？
显然这极有可能是后来人们追忆邓世昌的事迹，为了突出他的光辉形象而杜撰的。
当然，这也只是我们就现有的史料所作的推测而已，并不能说是言之确凿。
既然是推测，难免也带上了个人的主观臆断。
由此，我不禁思考起了“历史”和“历史学”这两个不同的概念。
胡适先生几十年前在他的演讲稿《实验主义》中说过“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样一句话，听起来似乎有点“唯心”。
无独有偶，西方史学家克罗齐则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他的理由是历史不可重现，今天的人们去追溯和了解历史都不可避免地带上当世之人的主观色彩。
胡适和克罗齐在这里所说的“历史”其实是“历史学”，而不是“历史”本身。
历史是一门过去了的“时间学”，一切都已经既成事实，且早已时过境迁，它本身是客观的。
但历史被人记载成为“历史学”后，就成了主观的了。
不同的人基于不同的动机和目的，或者仅仅是因为对历史遗留下的各种“痕迹”主观认识的不同，就会对历史的感知大相径庭，甚至作出完全不同的解释，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人们认为历史总是充满悬念和不确定性的，理由可能就在于此吧。
至此，我又想到了史学工作者的使命。
着名历史学家何兹全先生所说：
“历史实际，是客观的，是客观存在的。
历史学家对历史客观的认识，即历史学，是主观的。
历史学家要不断改进自己的‘照相机’即认识能力，使历史学逐步接近、更接近客观历史实际。
不要满足于路途中所认识的假相，更不要说历史像个少女，任我打扮，打扮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要追求好的照相机，更好的照相机，照出相来，能更好地反映客观历史真实，更接近客观历史实际。
”作为一名历史学领域的工作者，我们虽然不能将“历史”本身原原本本地重现，但也要朝着无限接近“历史”本身的目标去努力，要让“历史学”尽可能地相对客观。
4·1有没有真实的历史
……尽管唐太宗要求史官修改实录，但并未否定其杀死兄弟的事实，否则，他尽可以宣称建成、元吉是暴病而亡，修改一切记录，所以让千余年后的我们还能从有限的史料中窥出当时的些许真相。
尽管在很多情况下，要复原历史的真实确实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障碍，但我还是深信，这都没有改变这样一个前提：
历史本身是真实的，是客观存在过的事实。
无论我们今天是否还能了解，或者我们了解了以后是否愿意承认。
4·2要不要真实的历史
既然历史本身是客观存在过的事实，那为什么总有一些研究者要故意隐瞒或曲解这些事实呢？
就我所知道的原因，无非有以下这样几种：
一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
……二是为了符合某种理论或主义。
……三是强调为政治服务，或为了维护所谓的“国家利益”。
至于要说这种种原因是不是值得考虑，或者说是不是应该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求真求实的前提，我想只能从历史研究的目的来认识。
我认为，历史研究的基本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在复原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探索以往的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就像任何一门科学都是为了探索该学科的内在规律一样。
……无论出于何种动机，用伪造的所谓“历史事实”作附会迎合，只能是助纣为虐、为虎作伥。
4·3能不能获得真实的历史
必须承认，绝对的真实历史是永远无法获得的，就像绝对真理一样。
而且历史科学有其自身的局限，它的研究对象只能是过去，而不是现在或将来。
历史既是全人类的活动，又是一个个具体人的活动，而人的生命与历史相比是极其短暂的。
一个人，无论多么伟大，只要没有留下记载，他的行为和思想就会随着他生命的结束而永远消失，而即使留下了记载，也会随着时间不断消失。
……但是，真实的历史依然是历史学家永恒的追求，因为离开了真实，史学就没有任何价值，就不成其为科学。
如果我们把真实理解为相对的、可以逐步接近的，对真实的追求就是可行的，并且会不断取得进步，使我们越来越靠近它。
……这样的追求还是一个不断修正错误的过程。
史学家在探索的过程中很可能作出了错误的判断，或者误信了虚假的史料，或者受到相关学科的制约，因而会背离真实，甚至可能倒退。
但一旦发现了，就应该毫不犹豫地回到正确的方向，而且对致力于求真的史学家来说，这样的过程只能更坚定自己的信念。
4·4了解历史
了解历史是学习和研究历史最基本的要求，但要全面了解历史就并非那么容易了。
……了解历史，第一步是阅读史料。
对于史料，读通文字当然非常重要，以前由于史料的字词、句读等曾引起句意的分歧。
……对原始文献的解释不同，结论无疑也会不同。
但是我们同时也要注意，今天见到的历史文献，绝大多数都已经过后人的传抄、翻印、甚至改窜、增补，通行的本子就未必是原貌。
……还有一些史料因残缺过多，或错得十分离奇，至今还解读不出来。
但是，即便读通了文字，仍然存在很多问题。
……即使是原始资料，如古人的日记，也需要鉴别。
前人的日记，一部分是记给自己看的，另外相当一部分是记给别人看的，生前就准备公开发表，这是明清以来文人的习气，其真实性就要大打折扣。
……中国的史料往往过于注重伦理道德，精神生活，现实生活实际的记录很少。
很多史料中连篇累牍都是政治套话或空泛议论，而真正实质性的内容很少。
即便一个忠实的记录者，由于受到观察的限制，受到自身素质的限制，也可能走样，更何况连这样的忠实记录者也很少。
……了解历史并不是简单地拿本史书来看就行了，大部分历史的真相是不可能直接从史书上看到的，而需要我们透过这些文字看到历史的真相。
对于离我们不太远的阶段，还可以通过实际调查加以印证，纠正记载中的错误。
……但对更早的历史就无法通过调查来验证或纠正，也未必能找到新的史料，那就要深刻地理解史料背后蕴含的内容，透过史料的表象逐步接近于历史真实。
至少也可以发现其中的矛盾，去伪存真，作出可能的推测。
……
4·5复原历史
绝对的复原历史当然不可能，但是相对的复原还是可以做到的。
尽管复原历史的过程，其实已经加入了复原者主观的判断、主观的意识，这是不能避免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后人撰写的历史，都是这样一种主观的过程。
所以对复原的历史就应该有一种谨慎的态度，要作认真的分析。
……任何复原都不可能超越主观意图，因为百分之百真实的过去既不可能恢复，也完全没有必要。
……我们现在所说的复原历史，一般还只是大致的、粗略的、局部的、阶段性的、无论在时间、空间、人物、现象、过程、程度等方面都有很大局限性。
如果连起码的复原也做不到，那只能证伪，即指出现有叙述中的错误或疑点，却无法说明正确的应该如何。
我们能做的，无非是通过以下几种方法：
第一重要的是阅读史料。
分析主要史料的来源，弄清我们目前所依据的史料是怎样产生的，出于何人之手，站在何种立场，与所叙述的对象关系如何？
由此发现矛盾，判断史料的可信程度。
……
其次就是所谓“外证”，即在史料本身以外寻找证据。
……如果找不到外证，就只能找“内证”，即在现有史料本身寻找矛盾，发现问题。
……当然，找内证时也要防止穿凿过分，随意附会，异想天开，把注意力集中到一些毫无意义又根本无法证实的问题上。
……必要的计量分析也是复原历史的有效途径。
中国古代的史料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缺乏必要的数量，或者虽有数量却不可靠。
……最后一种途径其实就是考察历史的遗存，不过未必是直接的、等同的，所以一般只能作为一种参照物或参照系。
人类学家想了解原始社会的情况，虽然无法回到那个时代和环境中去，但可以设法到世界上残存的原始社会或保留原始残余较多的地方去。
……但是，尽管通过实地考察来复原历史是一种有效的方法，但也是有局限的。
一般来说，现在能够看到的只是今天的状况和过去的不完整的遗存，不能无止境地向上回溯，终究不能代替文献研究。
……
让主观的“历史学”尽可能无限地接近客观的“历史”，这是史学工作者最重要的一项历史使命！
三、精彩分析历史学三方面，独到深刻
笔者以为，书中对于历史研究、历史应用和历史哲学方面的分析精彩独到，对于广大中学历史教师和一般的专业历史学工作者来说，则有着更为深刻的启迪意义，本文将就此做以解读。
对于广大中学生来说，他们学习历史只是为了增加知识、满足兴趣、陶冶情操，既没有必要也不应该让他们把时间花费在非常琐碎的历史细节和有重大争议问题的讨论上，只要告诉他们一些基本史实或学术界公认的观点就可以了。
在此，葛剑雄教授认为，对于广大中学历史教师来说，历史教育采用“古为今用”的方式是必须的。
在他看来，一位中学历史教师，作为一个历史运用者，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历史研究的全部内容传授给学生，尤其是目前尚有很大争议的问题，对缺乏分析判断力的中学生而言，反而容易引起思想的混乱，当然就应该选择最适合、最重要的内容传授给学生。
这个时候，历史运用者通过其主观意识选择、剪裁史料就不可避免了。
对于专业历史学工作者来说，一味片面强调“古为今用”，将是否符合现实需要作为评判历史研究价值的惟一标准，历史研究就会变成为某些利益集团或观念服务的工具。
为此，葛剑雄教授主张，应该把历史研究和历史应用区分开来。
他认为，现在很多人往往习惯于用历史运用者的目的来要求历史研究者，这是完全错误的。
在他看来，其实历史研究不存在有用与否的问题，即便有一些研究在可预见的将来确实找不到实际用处，但这种研究的过程可能会形成或验证一种历史研究的方法，或者是一种逻辑思维懂得训练。
例如，某个历史细节和某人生卒年月的考证，本身可能并无多大意义，但是考证的过程却训练了研究者挖掘史料、分析史料的能力。
在此基础上，葛剑雄教授进一步指出：
第一，历史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在复原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以获得历史的真实。
离开了历史的真实，史学就没有任何价值，也就不成其为科学了。
而且我们必须把历史的真实理解为相对的、可以逐步接近的，这样我们对于历史的真实的探索就是可行的，并且会不断取得进步，越来越靠近它。
更为重要的是，对历史的真实的探索还是一个不断修正错误的过程。
史学家在探索的过程中，或误信了虚假的史料、或受到相关学科的制约，很可能会背离历史的真实。
但是，一旦发现了这样的背离，就应该毫不犹豫地回到正确的方向上来。
第二，无论哪一方面具体的历史应用，坚持历史的真实性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有益的。
在宣传教育方面，根据受众的不同，可以对历史的真实做出不同的选择和不同的侧重，但是这一切均应以不违背历史的真实为前提。
如果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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