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论方剂汇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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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论方剂汇总
伤寒论方剂汇总
计量考：
1斤=250克两=克升=200毫升合=20毫升撮=2克
1铢=克梧桐子大=黄豆大1分=4克蜀椒1升=50克葶苈子1升=60克吴茱萸1升=50克五味子1升=50克半夏1升=130克附子大者1枚=20-30克中者=15克乌头小者=3克大者6克杏仁大者10枚=4克
1.四逆汤：
甘草二两（炙），干姜一两五，附子一枚（生用去皮，破八片）：
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温再服用。
2.通脉四逆汤：
生附子一枚，干姜三两，炙甘草二两。
3.通脉四逆猪胆汤：
通脉四逆汤加猪胆一合。
4.四逆人参汤：
生附子一枚，干姜一两五钱，炙甘草二两，人参一两。
5.茯苓四逆汤：
四逆人参汤加茯苓六两。
6.吴萸四逆汤：
生附子一枚，干姜一两五钱，炙甘草二两，吴萸一两。
7.干姜附子汤：
生附子一枚，干姜一两。
8.白通汤：
生附子一枚，干姜一两，葱白四茎。
9.百通加人尿猪胆汤：
生附子一枚，干姜一两，葱白四茎，人尿（即童便）五合，猪胆汁一合。
10.甘草干姜汤：
炮干姜二两，炙甘草四两。
（附子，先煮二小时左右，到不麻口为止）如果附片未煮透服，被麻醉不安者，即以好肉桂三到五钱泡水服之，轻者立解，重者渐愈，切忌用冷水洗胃每多促亡！
附方：
潜阳封髓丹：
附子二两，西砂三钱，龟板四钱，黄柏二钱，甘草二钱。
大回阳饮：
附片二两，干姜一两，肉桂四钱，炙甘草三钱。
麻黄汤：
麻黄三两，桂枝二两，甘草一两，杏仁七十枚。
麻杏石甘汤：
麻黄四两，杏仁五十枚，石膏半斤，炙甘草二两。
大青龙汤：
麻黄六两，桂枝二两，甘草二两，杏仁四十枚，生姜三两，大枣十二枚，石膏二两（如鸡子大）。
小青龙汤：
麻黄三两，桂枝三两，芍药三两，甘草二两，五味半升，半夏三两，生姜二两，细辛三两。
麻黄附子细辛：
麻黄二两，附子一枚，细辛二两。
麻黄附子甘草汤：
麻黄二两，附子一枚，甘草二两。
桂枝汤：
桂枝三两，芍药三两，甘草二两，生姜三两，大枣十二枚。
白虎汤：
石膏一斤，知母六两，甘草二两，粳米六两。
大承气汤：
大黄四两，芒硝一两，枳实五枚，厚朴半斤。
小承气汤：
大黄四两，枳实三枚，厚朴二两。
大柴胡汤：
柴胡半斤，黄芩三两，芍药三两，半夏半斤，大黄二两，枳实四两，生姜五两，大枣十二枚
《伤寒论》的药物剂量问题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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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网上资料显示：
目前，我国对汉今度量衡计量单位换算方法说法不一，比较权威性的有:
1.高等医学院校中医教材:
《方剂学》在“古今药量考证”一节中说:
汉代“一两约合现代的9g（三钱），一尺约合六寸九分，一斗约合二升，一升水约合二合（200ml）"。
又说:
“古方一剂等于现在的三剂药，如直接的折算，可按一两约合了3g（一钱）计算”。
《伤寒论讲义》“古今剂量折算表”中有类似的记载，并云“凡云若于升者，若作容量计算，以折合60-80ml为宜”等。
2.中医研究院编《伤寒论语译》、《金医要略语译》云秦汉时一两为今之。
3.中医研究院等编《简明中医辞典》、江苏新医学院编《中药大辞典》附篇均据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记载谓东汉一两折合为今13.92g
4.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载汉代一两为15.6g。
5.国家计量总局编《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记载汉代一两为15.6g。
6.丘光明《中国历代度量衡考》记载西汉每斤合248g（一两合15.5g），新莽时期每斤238g（一两为14.875g），东汉每斤合220g（一两为13.7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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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万山先生在《汉代度量衡的转化》一文中，通过文物考察来准确的到结果，更为可信：
北京博物馆里有汉代司农铜权，是东汉国家最高的管理农业的行政部门，它所制定的标准的衡重器具，实际称下来汉代的1斤＝250g，汉代的1两＝，约等于1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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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万山先生的观点是：
“经方药量的折算，如麻黄汤：
麻黄三两桂枝二两甘草一两杏仁七十枚（去皮尖）_折算过来就是：
45g30g15g28g
但是从麻黄汤的煎煮方法上来看：
煮取二升半，温服八合，所以是三次的治疗量，如服药发汗后，不再服用。
那么一次量就是15g、10g、5g、9g，和我们现在一次开的麻黄汤的用量是基本上一样的。
再如桂枝汤：
桂枝三两芍药三两生姜三两甘草二两大枣十二枚，它也是三次治疗量故折算为：
15g15g15g10g4枚。
我们在换算的时候要记住两点：
一是汉代的一两相当于现在的多少克，还要记住这个方子分几次吃。
如四逆汤等救急的方子是一次服用，而吴茱萸加生姜汤是分五次服用的，这样折合才能准确。
这样记起来就有点麻烦，再告诉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你了解了当地的药物用量习惯后，按照《伤寒论》的比例套用，比如：
北京的桂枝常用量是10g，那么麻黄汤的剂量就是：
15g、10g、5g，如果它的桂枝常用量是6g，那么麻黄汤的剂量就是：
10g、6g、4g就可以了，这个方法是最简便的。
即符合的当地的用药习惯，又符合经方的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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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临床多如此用药，所以现在一天的药量仅相当于《伤寒论》原方一次服用的药量，而我们现在多数汤剂是分两次服用，尽管是将原药煎煮两次兑在一起后再分两次服用，但第二煎的有效成分实际上估计是比较少的，这从药液的汤色上就可以看出，否则《伤寒论》原方也就不会只煎煮一次了。
此外，《伤寒论》在桂枝汤服用法之后还有这样的说明：
“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后服，不必尽剂；若不汗，更服，依前法；又不汗，后服小促其间，半日许令三服尽。
若病重者，一日一夜服，周时观之，服一剂尽，病证犹在者，更作服；若汗不出，乃服至二、三剂。
”
如果以原方服用三剂计算的话，桂枝三两芍药三两生姜三两的用量就是135g，甘草90g大枣36枚，现在的一天的药量仅相当于原方一天药量的九分之一；以二剂计算的话，现在的用量就相当于原方的六分之一；以一剂计算的话，现在的用量就相当于原方的三分之一；即便是原方“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后服，不必尽剂。
”的话，现在的一服也仅相当于原方一服的二分之一多一点。
如此小的剂量，估计是不太容易出现“一服汗出病差”的。
何况现在的病人也不太会每个人都能做到“服已须臾，啜热稀粥一升余，以助药力，温服令一时许，遍身漐漐微似有汗者益佳。
”所以其疗效就会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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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柴胡汤中，柴胡半斤黄芩三两人参三两半夏半升，洗甘草炙生姜各三两，切大枣十二枚，擘。
右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
日三服。
换算成今天的g，其中柴胡125g，黄芩45g，人参45g,半夏50g，甘草45g，生姜45g，总量355g，加大枣12枚，用水2400ml，先煮取1200ml，去渣，煎至600ml，每服200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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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教科书小柴胡汤中的剂量：
柴胡24g，黄芩9g，人参9g,半夏9g，甘草9g，生姜9g，总量69g，加大枣4枚。
就算剂量搞不准，有争议，大枣的大小总不会有多大变化吧，为何减至4枚？
当年，何绍奇曾就类似问题请教过姜春华先生：
“再如石膏的用量，《伤寒》《金匮》均有“鸡子大一枚”之方，而在大清气热的白虎汤中石膏用量为一斤，照现在这样的药量折算则为一两，而且还是16两归斤的一两，实折今克，去掉尾数，则为30克。
鸡子大一块石膏，今日实秤为50多克，而作为小青龙加石膏汤的变方，方中用石膏不过是清其郁热的厚朴麻黄汤，却用鸡子大一枚，比白虎汤的的石膏还多，有是理乎？
从前，我曾就这个问题请教过姜春华先生，姜老也觉得不合适，他开玩笑说：
“可能汉代的鸡蛋比现在小，但汉代的鸡蛋是多大？
我们怎么知道？
”E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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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各位高手在临床上应用经方时，剂量如何掌握？
名医张仲景临证用药中,对药物的煎煮及服药方法非常重视,现就《伤寒论》中仲景药物煎煮及服药特点窥析如下。
药煎煮方法据情各异
1.先煎:
如麻黄汤的“上四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黄,去上沫,内诸药……”。
葛根汤的“以水一斗,先煮麻黄、葛根,减二升,去白沫,内诸药。
”栀子豉汤的“先煮栀子得二升半,内豉……”。
2.后下:
如大承气汤的“先煮二物,取五升,去滓,内大黄,更煮取二升,去滓,内芒硝,更上微火一两沸。
”一般规律是从药物质地出发,先煮质厚味难析出之厚朴、枳实,后纳味易析出之大黄,再纳易溶之芒硝。
为充分发挥药效,认为有些药不宜久煎,如气味芳香之品,有些则宜久煎,如矿物类。
3.加清酒水煎:
如炙甘草汤的“以清酒七升,水八升,先煮八味……”。
药用清酒煎煮,可增强疏通经络利血脉的作用。
4.浸渍而不煎:
如大黄黄连泻心汤的“以麻黄二升渍之,须臾绞去滓,分温再服”。
或不煎煮,而以麻沸汤（滚开的沸水）浸泡,少顷绞汁即饮,是取其气,薄其味,使之利于清上部无形邪热,而不在泻下里实之法。
5.去滓再煎,如和解剂中小柴胡汤:
“上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
方用去滓再煎之法,是取其气味醇和,且有和解少阳枢机之功,它如大柴胡汤、柴胡桂枝干姜汤等和剂的煎煮法亦如此。
药物的不同服法
仲景从病势、病性、患者体质强弱等不同情况出发提出许多服药之法,如:
1.桂枝五法:
其一啜热粥,益汗源,助药力；其二温覆加被以助发汗；其三中病即止,不必尽剂；其四小促其间,缩短服药时间,以维持药物体内浓度；其五禁生冷、粘、滑、肉面五辛、酒酪、臭恶等,可谓集服药法之大全。
2.得吐者,止后服。
如栀子豉汤类的“得吐者,止后服”,即服药后正气得伸张,驱邪外出故作吐。
3.得快利止后服。
如大陷胸汤的“温服一升,得快利止后服”；体现出仲景治病时时顾护胃气,护养正气,祛邪而不伤正的预防思想。
4.以白饮和服。
如五苓散的“上五味,捣为散,以白饮和服方寸匕……”,即药后多饮水,以使出汗,共奏化气利水、通里达表之功。
5.顿服。
如干姜附子汤的“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顿服。
”方中附子生用,取其破阴回阳之力更强,一次顿服,使药力集中,回阳效果迅速。
”
6.服药次数随证变化。
如黄连汤的“昼三夜二服”；桂枝汤的“半日许,令三服尽。
若病重一日一夜服,周时观之”等等。
作者体会以上为仲景在《伤寒论》中对药物煎法、服法方面的特点,值得我们深入体会,以便更好地在临证中应用。
古今方剂用药剂量求真
古今名医方剂中，用药剂量颇具特色，其间蕴义深刻，疗效卓着。
分析其处方用药，各药量该大则大，该小则小，君药大可至数两，数倍于常规剂量，佐使药却可小至几分。
通常是药味少而用量精当，力专效宏。
一定之病有一定不移之剂量，量变则方变法亦变，治病亦变。
用药以胜病为主，不拘分量之多少。
煎服药法乃为因人之强弱、因病之轻重而调节用药量的重要途径，故而有仲景与东垣等不厌其详的煎服药法。
中医处方用药不应乱填剂量，使治病失去法度而疗效不佳。
中医两千年历史，形成了一套以阴阳五为基础的辩证施治、理法方药较为完态的科学理论体系。
业医者以之为准绳用于病，而实际效果较之理论是相差甚远，今医尤甚。
纵览古今，各大医家及名间名医治病效果则远在芸芸众医之上。
究其因，其超人之处多在处方用药上，尤以用药剂量之妙不可言。
余就读中医大学时，老师们来以授方剂中用药剂量之机括，多次询问也含糊其词不得而知，所学的常规剂量屋安全保守量，以后用此常规剂量于临床，多难获得显着疗效。
故而查览古今医名方，深思穷究，明解从医十余年之疑惑，乃有所心得，验之临床，确有其效。
深知，为医者当精思熟虑，追根究底，方为不致误人之真医。
在此，对古今部份名医方剂中的用药剂量作较粗浅的分析综合研究，以希能从中可以达到较高疗效的真实用药剂量。
同是，抛砖引玉，也希望同道中有专人研究中药用量这个问题使同代中医水平上一个层次。
中药剂量是临证最根本的问题的之一，它是一个貌似的简单，实则相当精深的问题。
不知者忽略之，稍有心思者则认为它与治疗果关系重大。
古今名医，没有不在用量上细加揣摸的。
针对这个问题，好好总结一下前人用药经验，应当很有启发。
先看看“方书之祖”张仲景的用药。
以桂枝炀为例：
桂枝（去皮）三两、芍药三两、甘草（炙）二两、大枣（擘）十二枚、上五味，咀三味，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适寒温，服一升。
服已须臾，热稀粥一升余，以助药力。
温覆令一时许，遍向絷絷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离，病必不除。
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后服，不必尽剂。
若不汗，更服依前法。
又不汗，后服小促其间，半日许令之服尽。
若病重者，一日一夜服，周时观之。
服一剂尽，病证犹在者，更作服，若不汗出，乃服至二、三剂．．．．．．以上摘自《伤寒论》原文，据多方考证，东汉一两相当于现。
大枣十二枚至少大于３０g。
据此，柱枝三两大约为40g，药量之重令人生畏。
观以后众医用仲景方，莫不减量用之，有的有效，有的效微，但均难达到原方的一服病愈，停后服之效果。
正所谓“遵古则骇俗，减轻则失其本意，而必不灵。
”余用桂枝汤数年，初用时乱填剂量，桂枝用量３－９g，余药剂量随决填写，未遵仲景用药之比例，辩证准确，用药却无效。
于是也叹古方不能治今病。
俟后细想，仲景被公认为医圣，方药用法写得清楚明白不厌其详，其药味少而能起沉疗效重病，后世用之却不效，一定另有其妙。
首先，应当是剂量。
桂枝汤、麻黄汤后均有禁例，犯之则吐、吐脓血、便血、汗出亡阳等，若非是大剂量，定不会出现此等情况。
固然，古今气候变迁，人有强弱，地有南北，遵古而不泥古，用方当知常达变，不应斤斤拘于古之剂量。
但古之名方，其药味选择，剂量搭配，宜丸宜散，或一剂分服、顿服、停后服之类，无微不至，各寓心法，一季度动则大相迳庭，失去本方奥义，故用难取效。
老生常谈的解肌和营卫的桂枝汤，倍芍药加饴糖为治虚劳里急的小建中汤；桂枝汤加重桂枝剂量而变为治奔气的桂枝加桂汤。
桂枝汤的煎服药法充分说明了用药有效剂量可以通过服药方式调节，而不是任意改变方中药物剂量。
以后再用《伤寒》、《金匮》方时，一两折合为6g或9g，儿童可折为３g，麻黄桂枝常用18g－30g不等，病愈停后服，剂量搭配悉遵原方，其效立显，深知药物剂量的确十分重要。
仲景用药，汤剂均以两计，丸散剂才以“分”、“铢”等计。
可以说，张仲景是用药少而精，力专效宏的典范。
清．张锡纯亦独具妙法，方中主药多以两计，余药多数二、三钱而已。
其最有特色的几种药：
生石膏、代赭石、熟地、山药等，恒用至三、四两（约合120－160，清一两为现37．30g）甚者生石膏用至一斤。
这些都是他几十年医疗实践的用药经验，在他所着的《医学衷中参西录》中，不厌其详反复阐述，申明其如此用药的原因和结果，其病案也证明了这种用药法确有奇效，能起沉疗，救生死。
其调态用药量的方法，总以通过服药方式的改变而达到最佳有效剂量。
如，治阳明经热症，常以生石膏六两煎汤一大碗，徐徐温服。
若一次多服，则恒有寒凉浸下焦反生变症之弊病。
又如用赭石降逆，汤剂效果不显时则汤未并用，常用赭石四两，又重罗出细末两许，将余三两煎汤，调细末服下，其效立显．．．．．．种种煎服药法甚多，其大略基于一个原则：
一定之病有一定不移之剂量；用药以胜病为主，不拘分量之多少。
其重用石膏，骇人惊俗，这并非他故弄玄虚，逞匹夫之勇，确因有的病须用重剂才能显效和根除。
张锡纯深感药不胜病往往服之不效，或药轻而激动其病愈加重。
凡服药，有病则当之，非人当之，唯用不对病则人当之而有害。
清．陈士铎用药颇为精当，有胆有识，匠心独运。
其处方用药，亦同张锡纯一般，在精通药性及辩证准确的基础上，极尽药量之变化，君医佐使、轻重缓急、升降浮沉，随病而施。
如其言人参气味阳多于阴，少用则泛上，多用则沉下。
治气脱。
用人参一至五两始能回阳固脱于须臾。
邪之初入，宜少用参为佐，及邪之深入，宜多用参以为君，及邪之将去也，宜专用参以为主。
甘草多用至两以解毒，少用以钱而和药。
五味子多用反无功。
少用最有效。
茨仁必用一、二两，始易有功。
银花除风热数钱足矣，治痛须大用至数两效乃神。
补阳之药，可少用以奏功，补阴之药而气易上腾；阴降，少用阴药而味难不达。
诸如此类，这都是不同药物的特性在临床用量上的独特性。
若有遵循它们自身的特点用之，是辩证无误，也难起效。
清．傅专主用药与陈士铎和张锡纯类同，君臣佐使轻重有别。
余初用易黄汤治黄带，山药、芡实仅用15g而已，结果总不见效，后读《傅青主女科》，见山药、芡实为一两，约37．30g，照实用之，效果立见，深叹“中医不传这秘在剂量，”确为真言。
以上诸例看似贵“重剂”而轻“轻剂”，其实非也。
余意叹今医多处“隔靴搔痒”之方，常常是病重药轻，难以见效，故得点论文。
实际上，张锡纯又何尝不用轻剂。
其治大气下陷之“升陷汤”中，柴胡，升麻为君，仅一钱余而已，效力非凡，能力挽重病，此又体现了轻清上升之意。
当代名医岳美中用药以轻清宣灵见长，其言轻量方剂治病适用于上焦病、皮表病、慢性病，引经药用量宜轻。
李东垣治脾胃内伤杂病亦常用轻剂，其意为脾胃虚弱不受重药，量小多调理脾胃。
总之，用药止问当与不当，不必问多与不多，以胜病为主，不可一尘不变地拘泥地常规用量。
《疹疫一得》的“清瘟败毒饮”中，黄连（大剂四钱至六钱，中制二钱至四钱，小剂一至半钱）．．．．．．余认为，此等用药法最为恰当，值得推宗。
当代天津名医于东川用药也同此，分为通用、重用、甚用，如：
大黄通用9g，重用12－15g，甚用18－30g。
这应当是一种科学的且极有效的用药方法，是中医临床用药量的发展方向之一。
古今名医在精通药性的同时，也在用量上细加摸索，以求达到最佳疗效。
现在中医教材和药典中的剂量仅可作为常用安全参考量，而不可完全囿于彼。
真正的临床最有效剂量还有待于实践中进一步探索，再加之前人已有的经验，不断发展完善，形成一个新的理论体系。
天佑中华有中医
在很多年轻人看来，中医是遥远的，神秘而不可信。
殊不知，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就是在中医中药的庇佑下，生命得以繁衍，身体得以康健。
在中国的黄土地上，中医文明之河顽强地流淌着，至今仍在滋养着华夏儿女。
其实，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医学——阿拉伯医学、古印度医学、古埃及医学……，然而它们又都先后枯竭、相继消亡了，惟独中华民族的传统医学——中医学还在流动、还在生长。
在科学技术高速发达的当今世界，人类在享受到现代医学带来的福祉的同时，也深切感受到医源性、药源性疾病带来的新的痛苦。
在高科技的“双刃剑”面前，人们不由得将目光转向了东方，转向了中医中药。
那些对东方、对中国的古老文明还比较陌生的西方人惊异于中医的神秘理论和神奇疗效，在无奈中看到了些许希望，产生了浓厚兴趣，从而走进中国、走进中医。
中医的力量是无形而实在的。
当今的中华大地上，还有2900多所县级以上中医医院，每天接诊着成千上万的患者；还有近30所中医高等学府，十几万莘莘学子每天都在朗朗诵读着中医的古老经典。
从大洋彼岸到欧亚大地，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一定有中药的芳香、针灸的神妙……
为什么中医中药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
有如此强大的魅力？
让我们从中医奇特的文化中寻找答案。
小小银针的震撼
1972年初夏的一天，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第三人民医院（也就是现在的仁济医院）手术室无影灯下，医生们正在为一名儿童施行体外循环心脏内直视手术，奇怪的是这次手术没有按惯例先注射麻醉药物，而是在患儿身上扎了几根银针。
这名儿童也没有处于全身麻醉的昏迷状态，而是非常清醒地看着医生在自己身上动刀。
主刀医生问他：
“痛吗？
”他回答：
“不痛。
”……是什么力量使这名儿童不知疼痛？
原来就是这小小的银针！
原来是针灸麻醉的神奇！
1982年以后，卫生部开始对各种针刺麻醉进行鉴定，首先通过了针刺麻醉甲状腺手术，这是我国针麻史上第一个经部级鉴定的针刺麻醉成果。
其后，针刺麻醉下的胃大部切除术、肺切除术、颅脑手术、子宫切除术、颈椎前路骨科手术等，都通过了鉴定。
一根小小的银针引起了世界的震惊。
针灸的效果是令人惊叹的。
针灸不仅可以用于麻醉，还可以用来治疗多种难治疾病。
早在2400多年以前，一个不起眼的小国发生了一个震惊全国的大事：
虢国太子死了！
举国上下正在隆重地准备安葬仪式，这时名医扁鹊恰好路过，看到了这一场景，他在问了发病死亡的情况后，立即说：
“太子并没有死，我可以救活他。
”旁边的大臣根本不相信扁鹊的话，说：
“你这种荒唐的话连小孩也骗不过。
”扁鹊对虢国君主说：
“太子得的是一种叫‘尸厥’的病，其实并不是真死。
”虢君央求扁鹊救他的儿子，扁鹊让弟子先把石针磨锋利，然后他把锋利的石针刺进了太子的头顶，不一会，太子就苏醒过来了。
这个“起死回生”的故事被收入了《史记》。
扁鹊也就成为第一位被载入正史的名医。
另一位被载入正史的名医华佗，也有一个神奇的故事。
1800年前，魏国丞相曹操患了头风病，每次发作，头部剧烈疼痛难以忍受，遍求名医都没有办法，后来找到了华佗，华佗只用银针一刺他就不痛了，每次都是这么神验。
以至于曹丞相决心要华佗做他的专职侍医，华佗没有同意。
于是一幕悲剧发生了，这位出生于安徽亳州的丞相，一怒之下，杀了这位名医同乡。
虽然事后曹丞相后悔不已，但一切都晚了。
几千年的医疗实践证明，针灸可以治疗300多种疾病，对100多种疾病疗效较好。
世界卫生组织1979年首批公布针灸疗效较好的病症有43种。
在当今社会，针灸仍广泛运用于治疗中风、瘫痪、关节炎、风湿病、各类疼痛，治疗神经、运动、消化、循环、呼吸、泌尿、生殖等系统的疾病。
除了治病，国内外还盛行用针灸减肥、美容、戒烟、戒毒。
针灸的发明是伟大的。
在我国的历史传说中，华夏文明的始祖伏羲是中医针灸的发明人。
伏羲氏不仅画八卦，结绳为网，教民田猎，而且“尝百药而制九针”（《帝王世纪》）、“尝草制砭”（《路史》）。
砭就是砭石，是华夏民族最早的医疗器具，最早的针是用石头做的，写作“（石＋咸）”，又称“（石＋咸）石”，后来才改用金属针写作“鍼”。
石针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产生，可用来刺破臃肿、排放脓血。
后来又发明了“九针”——九种针具，现在针灸科大夫所用的针是其中的一种。
针灸的神奇与经络理论是分不开的。
因为针灸要按照经络来操作。
有专家说：
“经络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按中医古籍的说法，经络是气血的通道，是连接人体内脏和肢节、上下内外的网络系统。
经络遍布全身，循环运行。
人体的生命活动和生命功能就是靠经络来保证和调节的。
没有经络就没有生命。
可是经络究竟是什么？
经络是一棵生命树！
树有树干、树枝、树叶。
树干、树枝、树叶是靠什么传递着生命的信息以维持自己绿色的生命？
靠的是一种无时不有、无处不在但又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这种东西，中国人把它叫着“气”。
“气”是物质、功能、信息的三位一体，有了生命才有生命，没有生命就没有生命。
生命是需要传递的，传递“气”的通道就是“经络”。
“经络”同样是无形的，但又是确确实实存在的，有稳定的方向和路线，就如同飞机飞行的航道。
“气”因为有了“经络”而流动，人的生命之树因为有了“气”的流动而长绿。
经络是一个迷人的科学问题。
不少科学家认为经络问题的最终解决完全可以拿诺贝尔奖。
20世纪60年代，朝鲜的一个科学家宣布揭开了经络的秘密，引起了全世界的震动。
然而各国科学家们终于发现这是一个骗局，结果这位金先生无地自容，跳楼自尽。
中国的科学家们当然不甘示弱，1991年我国政府开始实施一项国家基础性研究重大项目——攀登计划，经络的研究被列为首批12个项目之一。
对经络研究的成果是大不相同的，有人说：
经络是神经。
有人说：
经络是血管。
有人说：
经络是结缔组织。
有人说：
经络是特殊的细胞膜。
还有人说：
经络是表皮传导的缝隙连接通道。
还有很多说法，然而至今还没有一种得到科学界普遍承认的结果。
或许经络是中国古人运用当时的人文、科技知识所做出的一个永远无法证明的伟大假说？
或许经络蕴含的丰富的智慧是不能用纯粹的现代科技解释的？
或许随着后现代复杂性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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